1绪论
1. 1研究背景
并购重组作为上市公司应对市场竞争和实现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在近几十年来我国市场上屡见不鲜，并且愈演愈烈。根据CVSource投中数据终端显示，2013年中国并购市场宣布交易案例数量已达到5233起，披露交易规模3328. 51亿美元，与2012年同比分别增长17. 15%、5.72%。而2014年10月24日，证监会正式发布的修订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还将从七个方面推进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这无疑将加速我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热潮。在这些大宗并购案发生的同时，我国于2006年发布的《新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在非同一控制下的合并，并购方的合并成本大于被并购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部分应该确认为商誉，并在合并报表上予以披露。自此，并购商誉开始作为企业的一项资产在会计上得以确认。据我国财政部会计司课题组的分析报告显示：自2007年我国实施上述关于并购商誉确认的会计准则以来，我国上市公司因并购重组产生了巨额商誉并呈现出逐年上升的态势。截至2013年末，共有31家A股上市公司的商誉占净资产比重超过25%。并且随着我国并购重组热潮的推进，并购商誉占企业资产的比重将越来越大。对于企业来说，商誉的成本及可能的价值内涵对企业的绩效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其对于利益相关者来说，商誉是一个能传递相关信息的指标。因此，并购商誉对于公司以及利益相关者来说，都需要予以重点关注。商誉原本的概念，是指能在未来期间为企业经营带来超额利润的潜在经济价值，即商誉与企业的经营绩效存在着一定的关系。然而，新会计准则下确认的并购商誉只是合并成本与被收购方的净资产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其是否保持了原本商誉的内涵，代表着能为企业带来超额收益的经济价值，与企业的经营绩效存在着相关关系？其次，前人通过研究发现国有与非国有企业在经营效率及投资效率方面均有显著差异，那么不同性质的企业所确认的并购商誉在大小及其与绩效的关系又有何差异？如果并购商誉确实与绩效存在显著关系，那么并购商誉具体又是如何对绩效产生影响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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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问题及意义
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并购下企业确认的商誉与其绩效之间的关系，具体包括：
1、近年来，企业并购活动日益频繁，并购活动下确认的商誉资产占公司总资产的比例也越来越大。对于商誉的本质，学者们提出了商誉的超额收益论，认为商誉代表着能为企业带来超额收益的经济价值。但是，并购活动下所确认的商誉与传统意义上学者们研究的商誉有所不同，它的内容不仅包括被并购方的自创商誉，还包括协同效应、高估以及过高支付等。其中，协同效应的产生以及反映到企业绩效上还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因此，并购商誉与企业的财务绩效是否存在正相关关系，以及其关系是否存在时滞性还尚待检验。
2、在以往的研究中发现，国有与非国有企业由于治理结构及资源权限方面不同，其经营效率与投资效率也具有差异。在一般情况下，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与投资效率都不及非国有企业。并购作为一项投资活动，一方面其绩效代表着投资方的投资效率；另一方面，并购后的整合经营情况也取决于投资方的经营治理能力。在这种背景下，国有与非国有企业在并购活动中所确认的并购商誉内涵是否有差异，以至于其与绩效之间的关系也存在不同。
3、在对企业进行财务分析时，首先要看代表企业整体财务绩效的指标，然后需要将企业的绩效进行拆分以更加深入地分析企业整体财务绩效的形成。因此，当研究得出并购商誉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相关关系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研究并购商誉与细分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以揭示并购商誉影响企业整体财务绩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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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献研究述评
2.1商誉的相关研究
“商誉”这个概念最早是在十六世纪中后期被提出来的，但当时并未给出明确的定义也并未引起学者的关注。1859年，在英国的一个法庭中首次将商誉定义为“是企业从事经营活动的过程中所取得的一切有利条件，以及其他与企业经营相关并能使企业受益的所有有利因素”。到了十九世纪末，商誉已经被引入会计学界，并广泛地引起了世界各国学者们的关注。当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在英国一篇学术论文所述，即“商誉是一个企业因顾客对其抱有好感并因此可能继续支持并光顾而获得的利益和好处”。此时，Moore和Dichsee也第一次提出了商誉是“超额盈利现值”的观点，并由Leake在二十世纪初对超额盈利观进行了详细论述。我国早期会计学家杨汝梅（1926)提出“商誉是能给企业带来高于正常收益的所有因素，是企业中特殊亲善之结果”"]，并提出商誉的持久性、可转让性以及可用货币予以计量等性质。此后，学术界内有关商誉的观点和研究结果不断涌现。其中，国外学者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当代著名会计理论学家Hendricksen于1965年，在其专著《会计理论》中总结并提及的商誉“三元论”，即好感价值论、超额收益论以及总计价账户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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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并购绩效的相关研究
对并购绩效的相关研究，学者们主要从并购绩效的好坏，以及并购性质、公司治理结构、支付方式、地域差异等方面对并购绩效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学者们大多采用了两种实证研究方法来验证并购绩效的好坏，其一是采用股票超额收益或企业价值来衡量绩效的事件研究法，其二是采用会计上的财务绩效指标来衡量绩效的会计研究法，两种研究法下都分别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结论。事件研究法：Mandelke (1972)分别研究了 69家发生收购及没有发生收购的公司，经过对比发现收购企业的市场价值比没有发生收购的企业价值要高5.6%;Agrawalljaffe (1992)研究了 1955至1987年间一千多项并购事件，发现大多数公司的股东收益在并购后5年内损失了 李善民、朱滔（2005)研究了 1999至2002年间的56项并购事件，发现并购方股东的财富发生了明显的损失，但被并购方股东的财富没有发生显著的异动宋希亮、张秋生（2008)研究了沪深两市1998至2007年间发生换股并购的上市公司，发现并购方股东在短期内能获得正的累积超常收益，但在长期内大多会出现显著的收益损失会计研究法：Uttona974)以1961至1965年间经常发生并购的英国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其绩效与并购前相比出现了下降，并且在并购后5年内都低于同行业的平均水平[24];Kaplan(1989)研究了 1980至1986年间48家发生并购的公司，发现其并购绩效在三年内增长了 42%，并且资产收益率及销售净利率均得到了大幅增长[25]。Ruback(1992)以美国1979至1983年间50家并购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并购公司的经营业绩在并购之后有显著的提高[26]。冯根福、吴林江（2001)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1994至1998年间的并购绩效，发现上市公司的并购绩效从整体上来看是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邢天才、贺铟玻(2011)以我国证券市场2004至2007年间发生的319起并购事件为研究对象，检验了并购方的长期并购绩效及其影响因素，发现并购活动并未有助于并购方的长期绩效从以上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基于哪种研究方法，其研究结论都没有达成一致，但从总体上来看，结论还是更倾向于并购未使得绩效得到改善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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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关理论概述.......... 15
3.1并购动因理论 .........15
3.2委托代理理论 .........17
3.3自由现金流量假设......... 18
4研究设计 .........19
4.1研究假设......... 19
4.2样本数据的选取与来源 .........20
4.3变量的选择与衡量......... 21
4.4模型设计......... 23
5实证过程结果......... 25
5.1描述性统计分析......... 25
5.2相关性检验 .........29
5.3多元回们分析 .........30
5.4稳健性检验......... 37
5实证过程与结果
5.1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对我国2007-2013年主板A股上市公司的并购商誉数据进行蹄选及处理后，得到2098个并购商誉确认事件，并将其作为初始总体样本。首先，为更好地理解并体现并购商誉值的大小，本文拟采用并购商誉除以当年企业总资产来对商誉进行标准化，并以此标准化值来对商誉进行描述性统计。此外，为了更直观及全面地对并购商誉确认情况进行了解，本文分别按年度及行业来对并购商誉确认的总体分布情况进行统计与描述，见下表所示：由表5-1可知，并购商誉的确认样本量及标准化值的大小在新会计准则刚实施的前三年里并不稳定，且无明显规律可循，这可能是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企业对并购商誉的确认还处于试探阶段，并未形成对并购商誉确认的肯定态度所致。随着经济的回暖以及企业对并购商誉的确认和认知的逐渐成熟，从2010年起，并购商誉确认的样本量从2010年的240上升到2013年的383，而标准化值的平均值也从2010年的0.012—路上升到2013年的0.027，翻了 2.25倍，说明并购商誉占企业总资产的比重越来越大，其地位也越来越重要。此外，并购商誉的标准化值最小值是在新准则刚颁布的2007年，而最大值是在2012年，达到0.499，即并购商誉的值占到其企业总资产的一半，2013年仅次之，但也占到企业总资产的4成多，这也显示出企业对于并购商誉确认的上升热潮及其对于企业日益显著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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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基于商誉的超额收益理论，分别研究了有关我国上市公司并购商誉的以下三方面内容：（1)并购商誉对当期、滞后一期及滞后两期的财务绩效之间存在的相关关系；（2)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并购商誉与财务绩效之间关系的差异；(3)通过分别研究并购商誉与销售净利率及总资产周转率之间的关系，探究并购商誉对企业总体绩效产生影响的具体途径。本文通过理论及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研究结论：并购商誉中包含被并购方的自创商誉、协同效应、评估误差及过高支付四个部分，其中自创商誉与协同效应属于并购商誉中的“核心商誉”，而评估误差及过高支付属于“非核心商誉”。由于只有“核心商誉”能为企业带来超额收益，因此如果并购商誉中的“核心商誉”占主要部分，那么并购商誉越大，企业的绩效也会越好。其次，协同效应的实现取决于并购后的企业整合，而并购整合涉及到组织机构整合、人力资源整合、业务整合等一系列经济活动，很难在并购的当期就完成，而是在并购后才能得以实现，因此并购商誉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正向影响也应该具有一定时滞性，即并购商誉对滞后几期的绩效也具有正向的影响。通过实证本文发现：并购商誉与当期的财务绩效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并购商誉对当期的财务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购商誉与滞后一期的财务绩效也存在的较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但显著性没有与当期绩效的高，即并购商誉对企业滞后一期的财务绩效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改善作用；并购商誉与滞后两期的财务绩效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即并购商誉对滞后两期的财务绩效已不存在着显著的影响作用了。因此，我国上市公司所确认及披露的并购商誉能有助于财务绩效的提高，并且这种正向影响具有一定的延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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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