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处于主体地位，为我国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能源，金融，交通等众多关键性的产业领域发挥着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作用。
然而，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中国农业银行的董事长杨琨到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再到神华集团的腐败窝案，国有企业管理层腐败案件的频发，正如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反腐败斗争形势依旧严峻!据中纪委网站披露,八项规定实施以来(截止 2019 年 10 月 31 日),查处的人数高达 437089 人，仅 2019 年 10 月全国查处人数就高达 6358 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显示，立案查处涉及索贿受贿犯罪 59593 人，涉及金融诈骗、内幕交易等犯罪嫌疑人14.4 万人。《2017 年度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统计表明，2017 年中国企业家共犯罪 2481 次，其中，国有企业家犯罪 375 次，并且落马的高管均为国企领导人或者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涉及制造业、建筑业、金融保险业、交通运输仓储业和邮政业、房地产业、电力等多个行业，其中石油、电力、煤炭等能源行业更是腐败的高发区。暴露的贪腐数据触目惊心，然而这仅仅是披露的数据。国有企业高管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甚至日益严峻，与此同时，国企高管腐败愈发呈现隐蔽性强、智能性高、复杂性大以及破坏性大的特点，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和浪费，势必腐蚀国民经济，带来重大灾难。
根据腐败的范围不同，国企高管腐败分为行政腐败、人事腐败、司法腐败和财务腐败，根据前三种腐败在最后都会落脚于财务腐败，且财务腐败涉及面广，影响力大，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国企高管的财务腐败行为，国企高管的财务腐败何以发生，如何对其进行治理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发展在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深刻影响的同时，为财务腐败治理提供了新的理念、系统、技术与手段，为反腐败插上了科技的翅膀，如何利用大智移云等新 IT 技术实现有效预防和精准实时预警财务腐败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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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思路、框架和方法
1.2.1 研究思路
本文通过对国企高管财务腐败行为特征以及具体表现形式的研究分析，2013年至 2019 年中纪委网站审查调查案例中所披露的 314 家中央以及地方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和其披露的 454 位国有企业高管腐败，以及 2014 年至 2019 年中纪委网站披露的中央以及各省份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通报案例作为补充形成样本，并根据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中对我国企业的业务活动为划分标准，对我国国企高管腐败案件中主要的行为特征以及表现形式进行分类，通过归纳分析发现国企高管主要会在哪些业务活动以及领域实施具体哪些腐败行为，并分析其产生原因，最后结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手段应对各个环节的腐败行为提出治理对策。
1.2.2 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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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2.1 国企高管财务腐败的概念界定
关于腐败的定义，有多种多样的表述，研究学者们分别从其各自研究的角度去定义它，通过对比主要具有权威性的机构国际透明组织（TI），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T）对腐败的定义，高管腐败是滥用职权谋取私人利益，本质是一种权力寻租，是一种典型的信息不对称行为。国内外学者通过梳理腐败的表现形式，将其分为人事腐败、行政腐败、司法腐败以及财务腐败，而财务腐败是其他三类腐败的最终目的，国内外学者通对于国企高管的财务腐败还未有一个统一的界定，Shleifer 和 Vishny（1993）运用寻租理论对企业高管财务腐败进行分析，认为财务腐败是通过干预企业财务活动，利用权力谋取钱财。马国清（2014）将国企高管的财务腐败界定为国企高管为谋取非法利益，利用职权影响正常的财务活动的行为。江涛（2008）从契约理论的角度出发，认为国企高管的财务腐败是目的是为了获得非契约收益，并采取的一系列影响财务活动的行为。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对财务腐败定义的共性就是其主要目的都是为了获得金钱收益，即是权力对于金钱的寻租行为，实现权力和金钱的互换。
本文将国企高管腐败定义为作为拥有实际控制权和内部管理权的管理人员，在行使国家委托的职权时违背受托责任，滥用委托权力谋取私利，进而招致公共利益受损。本文并结合已有的研究，将财务腐败定义为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人财产利益。
国企高管的财务腐败最终体现为国企高管拥有不合法的财产收入，根据高管腐败案件审定罪名，我国国企高管的财务腐败表现形式为受贿、行贿、贪污、挪用公款、挪用资产、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职务侵占、私分国有资产、内幕交易等。而其主要行为特征则包括收受贿赂、收回扣、索取贿赂、获得超额薪酬、开通私人账户转移资产、在职消费侵占资产、利用未公开信息进行内幕交易、侵占利润；会计信息作假、财务作假、建设个人帝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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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国企高管财务腐败的形成机理
国内外学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高管财务腐败的根源进行探究：一是公司内部控制不完善，公司治理水平低下。国企高管财务腐败与企业治理结构与水平有很大的关系，治理水平越低，财务腐败发生的概率越高。（Athanasouli，2015；Zhang，2016）。杨德明和赵璨（2015）通过对国企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得出内部控制制度的缺失给予了国企高管实施财务腐败很大的可乘之机。其次，内部控制的执行力以及操作性在实际工作中往往缺乏，落地困难，导致对于国企高管的约束力低下。（王汝梅等，2015）。二是管理者权力过大，在权力过大的情况下，管理层可以将权力凌驾于制度之上，实施腐败行为。（周美华等，2016；胡明霞与干胜道，2015）。王菁（2016）指出我国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导致的“内部人控制”问题是导致国企高管财务腐败的重要原因。三是监管不到位，外部法律环境，社会审计，内部监管部门以及纪委监管受到客观环境，局部制约，缺乏独立性等因素的影响，未能发挥对国企高管财务腐败的良好作用。李炜光(2011)指出腐败的发生是由于监督的不到位和管理的不周全。监督机制不健全是国有企业高管滋生隐性腐败的主要成因之一。（Yalamov 和 Belev，2011；杨德明，2014）。四是高管对腐败认知不足。Dilyan 和 Gergely（2014）通过研究表明，国企高管由于认知不足，视野局限，经验限制，道德素养低下等影响，更易发生腐败行为，追求个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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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企高管财务腐败的理论研究..........................9
3.1 委托代理理论............................9
3.2 内部人控制理论........................9
4 我国国企高管财务腐败现状与特征...................................12
4.1 我国国企高管财务腐败现状..............................12
4.1.1 行业分布..............................12
4.1.2 职务分布..........................13
5 我国国企高管财务腐败具体环节及主要行为特征......................17
5.1 销售业务......................18
5.2 采购业务..............................20
7 我国国企高管财务腐败的新技术防控对策
7.1 搭建国企智能费用管控云平台
7.1.1 基于国有企业智能费用管控云平台总体框架设计
通过调查分析，由于国有企业在我国特殊的地位，众多国企的都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内控制度，但一股独大的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存在严重内部人控制问题，国企管理层凌驾于制度之上，导致制度执行成为浮云，因此国企高管反腐成败的关键是如何让好制度能落地生效。经过统计分析中纪委网站的发布的国企高管腐败案例，尤其是通过中纪委披露的违反八项规定的披露中可以看出违规报销时国企高管最常用的财务腐败手段，报销腐败是企业内控制度失效，内部控制执行不力的重大表现！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技术、云会计等新技术的发展和成熟，企业采用技术手段对于财务管理模式的应用和变革成为了现实，在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的方方面面都贯穿着费用报销，对于缺乏约束的国企高管来说，利用报销侵占国有资金是其最常用的手段，基于此搭建基于国有企业生态链的SaaS 智能费用管控云平台不仅可以简化流程，控制预算，捉步实现一站式报账服务，打通从申请、审批、报账、支付、核算、报告所有环节，实现数据不落地，全线上应用，还可以对每笔费用开支进行追踪，知道在何时何地发生，发现违规开支，特别是对于拥有审批控制权的国企高管来说，从源头遏制腐败，实施精准防控。结合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特征，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国有企业智能费用管控云平台总体框架设计，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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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论与展望
十八大以来，一系列国企高管腐败案件频发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新技术的发展与完善为国企高管的财务腐败提供了新思路，本文以新技术治理我国国企高管财务腐败为目的，首先通过文献梳理了国企高管财务腐败的概念界定、形成机理、行为特征、识别方法以及治理策略，并结合委托代理理论、内部人控制理论、寻租理论以及舞弊风险因子理论分析了我国国企高管财务舞弊的动机。其次，本文总结分析了我国国企高管财务腐败的现状以及特征。随后，本文通过统计分析出我国国企高管在具体业务环节的腐败行为特征并进行原因分析。最后，本文结合新技术对各个腐败高风险业务领域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根据本文的研究内容，本文的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一是我国现有的国企高管财务腐败的主要治理对策不能全面彻底的解决高管的财务腐败行为，本文通过文献综述以及相关的规范研究分析了现有的治理对策中内部控制执行不力，审计监督效率低下，事后查处力度弱等方面的不足使得国企高管财务腐败屡禁不止，腐败案件依旧频发。
二是本文针对国企高管腐败在销售业务、采购业务、工程项目、关联交易以及资金管理的内控薄弱环节，利用新技术的手段，分别针对性的提出搭建国企智能费用管控云平台、数字化集中采购电商平台、销售 CRM 系统实现国企销售流程智能化、区块链+BIM 推动工程项目的准确性变革、构建关联关系信息系统等手段，将内控嵌入系统，探索技术反腐新模式，以期实现源头治腐，提高反腐质量与效率，健全企业内部控制系统，提高审计机构与相关监管部门的审计效率。
由于作者本身能力及其他客观条件的限制，本文对我国国企高管腐败行为的研究侧重于归纳与总结，但未针对每一种手法提出具体的策略，而只是对每一类的业务活动结合相关新技术提出了相关的建议，要想更加有效的预防和治理国企高管行为的发生，需要审计人员、政府机构和国企高管等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