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媒体硕士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一：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宣传渠道与方法研究
1 乡建运动兴起的社会舆论环境与概况
知识分子在寻求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把乡村建设运动作为一次重要尝试和建设实验。这场由城市知识精英倡导并推进的以乡村教育起点，以复兴农村经济、重建乡村社会为宗旨的社会改良运动，它的兴起与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时代背景。它的演进和发展，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文明卫生的现代化进程产具有重大意义。
1.1 乡村建设运动的舆论环境
与其他社会运动一样，这场规模浩大而又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农村体制混乱、治安不好，农业破产，农民生活处于挣扎的境地等，这些突出的农村经济社会矛盾是乡建运动兴起的直接动因；同时，它的发生又与知识界对中国社会的思考和认识有密切的关联。
1.1.1 知识分子对现状的思考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侵略给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以社会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中国人开始探索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并引发一系列论战。到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论战由宏观转向微观，演变成“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以及如何挽救破败的乡村社会。
1.1.1.1 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讨论
近代以来，如何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中国应该往哪儿去是无数仁人志士一直探索的问题，究竟是“以中为主还是以西为主”，是“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围绕着这些问题，社会各阶层掀起了多次大的论战。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随着农村经济的日趋衰落，农村危机进一步加深，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讨论焦点逐渐向农村偏移，一些知识分子开始为挽救乡村积极奔走并付诸实践。
农业对于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是国民经济的根基所系。农村的破产，很快引起了知识界、政界、社会团体以及普通民众的广泛关注，复兴农村经济、建设乡村社会成为当时的舆论主题。认为“农村破产即国家破产，农村复兴即民族复兴”，是当时社会各界的普遍看法。
这一看法有其现实的基础。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虽然社会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工业化和城市化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此时的中国在根本上还是一个农村社会。就经济而言，30 年代初，全国 8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高达 61％的国民生产总值都是由农业生产带来的，这其中还不包括农村手工业。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农村所占比重高达 90%。①因此普遍认为，农村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在文化上，认为乡村是中国文化之本，乡村建设就是要以乡村为根，以“中国的老道理”为根，把西方的“团体组织”、“科学技术”等可取之处嫁接在乡村这棵老树上，创造一个新文化。在政治上，要以乡村民众的自觉为基础，引导社会养成新的政治习惯、建立新的国家制度。例如，梁漱溟先生认为，民国以来的“政治改革之所以不成功，完全在新政治习惯的缺乏；换言之，要想政治改革成功，新政治制度建立，那就非靠多数人具有新政治习惯不可”。而要培养新的政治习惯，“天然须从乡村小范围去作”。如果说，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梁漱溟强调乡村的重要性属于顺理成章的话，那么，具有浓厚西方文化背景的晏阳初等人最终选择以农村为工作对象，就更能说明农村在当时人心目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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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乡村建设运动的概况
1.2.1 乡建运动的兴起
由于重重压迫和层层剥削，加上天灾人祸，生产萎缩，经济调敝，中国农村经济近于崩溃的边缘，广大农民处于难以存活下去的境况。农村不稳加剧了中国社会的动荡，此种潜在的危机，引起了当时包括国民政府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关注。一批从海外学成归国的学者和国内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为拯救破败的乡村社会积极奔走并进行实践，以图通过建设乡村实现民族复兴。
国民政府起初只是作为旁观者，甚至还一度阻碍乡村建设的开展。后来，在民间的带动下，1933 年左右，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复兴乡村”的口号，组建所谓的“农村复兴委员会”，以官方的姿态支持或直接从事类似活动。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以及南京大学、齐鲁大学等一些教育团体和机构成为乡村建设运动的先驱，许多大学教授、地方官员甚至是有一定声望的商人也都参与了这场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使这一运动成为二三十年代最活跃的社会思潮和实践运动。
1.2.2 乡村建设的实验和推广
1920 年中期以后，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金陵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等社会教育机构团体、大中专院校，不断加入乡村改进、乡村建设的洪流。30 年代，600 余个社会团体机构在全国范围内从事乡村建设事业，先后设立 1000 多个实验区。这些团体和机构可谓是：“各有各的来历，各有各的背景。有的是社会团体，有的的政府机关，有的是教育机构；其思想有的左倾，有的右倾，其主张有的如此，有的如彼”。但关心农村，力图建设农村以改变社会，是这些机构和团体的共同点。这些团体深入农村社会，搞调查，做实验，试图通过感性和理性相结合，寻找建设乡村的有效办法。
为了达到通过“改进乡村”来实现“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的目标，从事乡村建设实验的团体和个人，基于对农村问题的认知，从不同的切入点出发，探索自己的乡村建设途径，在具体的乡村建设实践中，多元化的乡村建设模式逐渐形成。其中梁漱溟领导的山东邹平实验区注重文化建设，发扬传统儒教精华，唤醒农民内力，欲从“创造新文化上救活旧农村”；晏阳初领导的定县实验偏重于识字教育，“除文盲，做新民”，致力于科学文化知识普及；无锡模式和徐公桥模式将农业与教育并重，从发展职业教育开始，推广农业技术；晓庄学校把教育与农村改造融为一体同时进行，重点在普及识字教育；山西省侧重村治改革，建立基层政权。江宁自治实验县则借助政府力量，将县政自治作为实验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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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乡建运动中的宣传主体与宣传对象
宣传是一种有目的社会信息传播活动。宣传者运用各种媒介符号，传递一定的信息给目标受众，以引起宣传对象态度、观念和行为转变。在宣传的过程中，一些必要的环节是决定宣传成功与否的要素，首先要有明确的宣传目标，其次是确定宣传者或建立宣传机构，然后确定宣传对象的范围，选择宣传渠道和媒介，测定宣传效果等。城市知识分子欲真正开展乡村建设，仅依靠有限的下乡知识分子和乡村外部力量，不可能完成农村、农民的改造任务，必须对乡村居民展开宣传动员，启发农民共同参与。而欲宣传效果最大化，必须对整个宣传环节做好设计。在乡村建设这一特殊的传播“场域”之中，乡村建设者和农民构成的信息传播的两个重要部分。
2.1 乡建运动中宣传主体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中，都市知识分子走向乡村社会，走进农民生活，实地开展乡村社会调查、从事改造乡村和建设乡村的工作，希望通过改良乡村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推进乡村社会变革，架构乡村建设工作者与农民之间的沟通渠道。
致力于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至少包括留学归国的学者、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大中专院校的教授和学生，以及各乡建团体培养训练的乡村建设服务人员。他们不仅是乡村建设的理论思考和实践规划者，更是乡村建设的组织领导与面向民众的主体建设者。知识分子不仅要谋划一切乡村建设事宜，还担负民众宣传动员之责。
2.1.1 城市知识分子
乡村建设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乡村教育思潮的延续和发展，在上世纪 30年代达到高潮，逐渐演变为一场改进乡村、建设乡村的社会运动。
很多城市知识分子（其中很多是在国内外拿到博士、硕士的优秀分子，还有大学校长、教授和著名的专家学者）离开了原本舒适的生活环境，放弃了优厚的工作待遇，深入民间，与农民打成一片。通过亲身体验农村的生活，了解农民的疾苦，寻找能够真正将广大的农民动员起来的方法。在河北，先后有四十多位国内外著名学者来到定县，1935 年，加入平教会从事乡村建设的人员高达 50 人。山东乡村建设实验区工作的人员，近千人都是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研究部和训练部接受培训后，自愿留下从事乡建事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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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宣传对象—乡村农民
宣传对象是宣传活动所要直接影响的客体。宣传对象涵盖哪些个体和群体，这些个体和群体的内部构成与群体规范如何，对宣传效果具有重要的影响。城市知识精英走进乡村，积极投身到乡村建设的各项事业。但是，想要改变农村社会的现状，仅仅依靠知识分子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意图实现乡村重建，促进乡村社会变迁，知识分子还必须动员民众的力量。在乡村建设这一信息传播场域中，乡村居民无疑是接受有关乡建信息的主要群体。
在梁漱溟看来，“乡村建设顶要紧的主要有两点：一是农民自觉，二是乡村组织。”二者是乡村问题解决的基本条件。所谓“农民自觉”就是说“乡下人自己要明白现在乡村的事情要自己干，不要和从前一样，老是糊糊涂涂地过日子，迷迷糊糊地往下混，这样子是不成了。”如果农民不明白乡村的事情要自己去做，不能起来自救，单靠乡村以外的人，那是救不了乡村的。因为乡村以外的人，不仅资金人力有限，而且他们对乡村的情况也没有充分的了解，不知道乡村需要的是什么，所使用的方法不切合实际，结果往往不能把乡村救好，甚至会害了乡村。退一步说，即使乡村以外的人把乡村救好了，但这种好也不能持久，一旦乡村以外的人走了，好也就完了。故此，梁漱溟一再强调:“农民自觉，乡村自救，乡村的事情才有办法；所以我们说乡村建设顶要紧的第一点就是农民自觉。”
晏阳初也认为“乡村问题的解决，一定要靠乡村里的人；如果乡村里的人自己不动，等待人家来替他解决问题，是没有这回事情的。”要农民自觉，乡村自救，首先就必须对农民进行教育，使他们认识到“天下事无论什么都要靠他本身有生机，有活气，本身有生机，有活气，才能吸收外边的养料。” 乡村人自己才是解决问题的主力。
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制约，古老的中国社会是依靠礼俗维系的长老统治，经济上表现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阡陌交通，老死不相往来”的“差序格局”。中国人以家庭为基本的生产生活单位，在信息流动呈现出一个同心圆的结构。在这种信息交流模式造成了对外的文化封闭，对外部信息保持警惕。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农民思想趋于保守。
清末民初，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生产技术冲击着传统的中国社会，城市居民的生活习惯、思想观念发生重大转变。社会大变迁的影响波及农村地区，但这种变化对农村、农民的影响并不明显，农业反而在内外力量的综合作用下挣扎在破产的边缘。在寻求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历次改革和革命都把目光转向农村。然而，“在近百年中，帝国主义的侵略，固然直接间接都在破坏乡村，即中国人所作所为，一切维新革命民族自救，也无非是破坏乡村。所以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是说一部乡村破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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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乡建运动中的宣传渠道............... 19
3.1 乡村组织 ................. 19
3.1.1 乡农学校 ........... 20
4 乡建运动中的宣传方法.............. 30
4.1 亲情感化法 .............. 30
4.2 劝导法 ...................... 31
4 乡建运动中的宣传方法
宣传方法是指宣传者为了增强宣传效果，在宣传过程中采用的形式方法。宣传者应该通过最有效的宣传方式影响目标受众，尽可能的使某个观点、理念、思想对受众产生更大的说服力，使受众对其更加容易领会和接受，并在脑海中留下鲜明深刻的印象。在实际工作中，任何的形式和方法都不是固有的，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总结、创造而来的。在宣传过程中应充分挖掘宣传形式的新颖性与技巧性，可以通过主题活动、会议、文艺活动等形式，以及各种宣传渠道的组合方式来提高宣传的效果。只要能够提高宣传效果，皆可拿来为我所用。
4.1 亲情感化法
亲情感化法立足于情感，把对目标受众的宣传教育，建立在尊重宣传对象心理情感的基础之上。乡建运动中，工作人员拥有“与农民打成一片”的平等意识，把农民思想观念问题的解决与实际生产、生活中的困难相结合。对宣传对象体贴关怀，使其产生信任和亲近之感，才能达到感化人、教育人的目的。
民国时期，在复兴农村的社会舆论下，大量城市知识分子来到农村。在引领乡村社会改进的过程中，仅靠少量的知识分子并不能完成乡村建设重任，还必须动员民众的力量。晏阳初、陶行知等乡村建设领袖深信，要使农村民众改善他们的生活，必须拿人格感化他们。一切提倡的工作，如卫生、娱乐等，都要以身作则，做他们的榜样。同时再与他们进行亲密的联络，等到他们疑虑尽释，态度转变，自然容易采纳关于生活改善的意见了。
因此，知识分子走进乡村、走与农民相结合的道路的过程中，晏阳初、陶行知二人提出：要“化农民”，知识分子要首先做到“农民化”。也只有先“农民化”，与农民打成一片，才能接近农民，亲近农民，影响农民，从而达到“化农民”的目的。他们要求从事乡村建设的工作人员衣食住行、语言思想都尽可能的与农民保持一致。他们还率先垂范、身体力行，为其他乡建工作者的“农民化”起表率作用。为了实现“农民化”，不少乡建工作者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与农民一起生活，一起劳作。有的甚至在农村安家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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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乡村工作者尤其是领袖人物认识到，乡村建设运动要想取得成功，其关键是要使广大农民起来投身乡村建设运动并成为其主力。为实现这一目标，乡村建设者采用多样化的宣传手段，对乡村居民开展宣传教育，启发农民内蕴的力量，参与到乡村建设事业中来。通过系统的宣传教育，乡村建设事业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在农业技术改良方面，从农技知识的宣传讲解，动植物良种的引进试验，到表证农家的选择和良种的推广，都有严密的设计。而正是这种典型示范的层层推广，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农民的心理和利益需要，使农民更加容易接受新的技术和动植物良种，从而促进了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
从文化教育和业余生活而言，各实验区农民不仅有很大比例扫除了文盲，有其廉价的通俗书报可读，有多样化的文艺体育活动（戏剧、运动会等）可以参与，思想观念和生活习俗相对于传统生活而言发生了重大改变，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宣传教育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在乡村建设者的倡导和推动下，大量农村合作组织建立，农民自发成立许多互助组，引进新的生产技术和优良品种。农村自卫组织和基层自治组织开始建立，农村治安环境、社会环境进一步改善。基本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逐步在农村建立，农民的卫生意识和生活习惯发生转变，改善了农村落后的卫生状况，提高农民的健康水平。
参考文献（略）
新闻媒体硕士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二：新媒体环境下我国邻避型群体性事件的信息传播机制研究
1 绪论
1.1 问题的提出
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我国工业水平持续提升，各地在不同程度上兴建工业企业（如化工厂、核电厂、发射塔、发电厂等）以拉动经济增长，或扩建垃圾处理厂、火葬场、磁悬浮等公共设施来满足日益增加的生活需求。以生活垃圾处理为例，2006 年到 2011 年，我国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1逐年攀升，到 2011 年达到 1.6 亿余吨（见图 1），在全国建造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厂2也逐年增多，到 2011年已有 677 座（见图 2）。这些设施的兴建在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对人们的身体健康、生存环境等存在着巨大的污染威胁（此类设施被称为邻避设施），因而常常招来毗邻民众的反对，引发民众通过集体行为进行抗争（即为邻避型群体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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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现状
1.2.1 国外关于“邻避型群体性事件”的研究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国外学者开始了邻避型群体性事件的研究。1977 年，O’Hare以“Not?on?My?Block”一词首次引入“邻避”的概念，并探讨了输电系统、核电设施、石油精炼厂、监狱、机场等公共设施选址中公众反对的问题。1980 年，英国的记者EmilieTravel?Livezey 在《Hazardous?waste》一文中，首次提出 NIMB（YNot?In?My?Backyard）的说法。此后，一些学者也使用其他术语，如 Nimbys、LULUs（Locally?Unwanted?Land?Uses）等，来表达相同的含义，但逐渐呈现出统一使用“NIMBY”的趋势。
发展至今，国外学者对邻避型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对相关的概念给出了较为明确的定义，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Michael?Dear（1992）认为想保护他们生活环境的居民即为“邻避者”，而他们在不欢迎拟建在他们生活社区附近的设施的时候，所采取的行动就是“邻避运动”；Lake（1993）从设施的属性角度将“邻避设施”界定为：一种能够产生有益的公共利益供全社会的人们所享，但却让生活在其周边的居民承担其负面的影响和后果的设施；Vittes（1993）则从社会效果的角度，认为邻避型群体性事件就是民众消极抵制或反对那些危害他们的生活和环境权利的公共服务设施、工业设施等建设的行为和现象。这些概念的清晰定义为“邻避型群体性事件”的研究构建了较好的基础。
在相关概念不断发展、完善的同时，研究者的范围不断扩大，由美国推向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研究的视角也不断拓展，学者们综合运用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加深对邻避型群体性事件成因的解释和具体解决策略的分析；另一方面，研究对象更加广泛，不再局限于对存在污染威胁的工厂和设施的研究，逐渐延伸到医疗、可再生能源（如风能、核能等）等设施；研究方法更加多元化，个案分析、实证分析、实地调研、文献回顾、国别对比分析等方法的应用，不仅分析了某一件邻避型群体性事件的事件或者某一地区的邻避型群体性事件，更将邻避型群体性事件的研究扩大到国与国之间，探讨各国对这一问题的解决策略和原则。通过对国外研究成果的梳理，现总结如下：
Dear 和 Taylor（1982）作为先驱者，通过对城市特殊用地冲突的研究拉开了国外学术界对邻避型群体性事件讨论、分析的序幕。
Lawrence 和 James（1982）从经济学角度认为邻避设施的建设会损害民众的直接利益，导致房价回落、交通不便、投资减少或撤离等经济问题，进而引发冲突。
Morell（1984）认为之所以会产生邻避型群体性事件，是因为民居对邻避设施的恐惧和因公平性问题导致的“剥夺感”激起了他们的不满和抵触情绪，给出了邻避型群体性事件成因的心理学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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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邻避型群体性事件概述
2.1 邻避型群体性事件的内涵
“NIMBY”是 Not?In?My?Backyard（即“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英文缩写。国内学者对其内涵的界定，所用术语不一，“邻避现象”“邻避效应”“邻避运动”“邻避冲突”“邻避型群体性事件”等常见于他们的文章之中。譬如，陈澄（2010）使用“邻避现象”一词，将其定义为人们抗拒在地方上建设的、虽为社会所需但会带来消极影响的基础设施与服务或工厂的一种现象，或是不满地方特定土地被使用而发起的反抗行为；汤汇浩（2011）采用“邻避效应”，认为它是指项目建设地周边的居民或单位因为害怕他们身体健康、生存环境或经济资产等会遭受项目的建设带来不良后果，而引发的集体反抗行为，他们的态度往往比较强烈与坚决，同时还带有高度的情绪化；管在高（2010）认为邻避型群体性事件是指居民自发地、采取聚众等非法渠道，向党政机关请愿或者向项目的建设单位提出要求，反对邻避设施，以达到项目最终被迫迁址或停建的目的，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的活动或行为；孟卫东、佟林杰（2013）使用“邻避冲突”这一术语，将其界定为在由政府主导的城市或社区公共设施或项目的建设与维护过程中，因公民个体或群体利益被这些设施的风险成本所损害，公民与政府之间爆发的矛盾、对抗和冲突；等等。
综合上述观点，本文认为“NIMBY”的内涵包含了以下四个方面：
（1）一种集体的抗争。无论是在线上，通过微博、论坛、即时通讯工具等组织起来的，还是在线下，通过人们口耳相传组织起来的，邻避型群体性事件都是民众集体抗议、反对或表达意愿的结果。为了阐释的清晰明确、避免理解混乱，并突出其“集体抗争”这一特点本文统一使用“邻避型群体性事件”这一术语。
（2）抗争对象为有危害性的设施，称之为“邻避设施”。这种危害性主要体现在环境污染、威胁周围居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等方面。从设施的效益来看，邻避设施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以赢利为目的，会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如能源再生工程等；另一类是非营利的，以满足人们需求为目标建立的公共性设施，如交通、废物处理设施、医疗机构等。从设施的利益共享程度来看，邻避设施是一种在一定区域内整体享有公共效益的设施，按照区域大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公共设施，其利益由全社会所共享，如垃圾处理厂、火力发电厂、磁悬浮等；一种是针对某一特殊人群的，如精神病院等。从设施的建设时间来看，邻避设施并不仅仅局限于欲建或在建的设施，还包括已经建设完成的、甚至运作多年的设施，这些已建设施的危害先前未被认识，但随着公众环境意识的觉醒和提升，它们也成为了人们抗争的对象。
（3）抗争主体为设施附近的民众，他们通常持反对、抵制的消极态度。邻避设施的利益一般为大多人乃至全社会人所共享，但其负面效益却由设施周围的居民来承担，这种利益分配的不公平性易使周边居民产生抵抗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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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新媒体环境下我国邻避型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原因
2.2.1 直接原因
2.2.1.1邻避设施对环境、人身的威胁引发民众恐慌
马斯诺的需求层次理论表明，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便是生理和安全的需求。当这两种需求无法满足时，他们便会产生恐慌不安的情绪。邻避设施本身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严重威胁着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水、空气、土地等遭受着不同程度的破坏，易导致民众产生恐惧心理。以垃圾填埋为例，如果遇到暴雨天气，垃圾中的有害物质可能会被冲到湖泊之中或渗入地下水，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饮水和农作，甚至会导致人们在不知情下饮用而患病。再如化工厂排放的有害气体被附近居民吸入，短期内可能没有明显症状，或只是轻微的咳嗽等，但长期下去，会导致人们呼吸道感染、体内重金属超标等问题。而且，如果他们曾经经历过类似的事情，遭受过某（些）设施带来的危害，恐惧会进一步加深。当他们感知的风险越大时，不安情绪就会越强烈，反抗也就会更激烈。
另一方面，公众对于邻避设施的错误认识会将其危害夸大化，唯恐避而不及。例如关于 PX（对二甲苯）的认知，它本是低毒的，但 2011 年 11 月，《南方周末》在南方周末官方网站、腾讯、新浪、搜狐等网站上针对“公众 PX 认知度”的调查结果（数据截止时间为 2011 年 11 月 9 日 12 时）显示，认为 PX 是剧毒、高致癌物的公众占总受访人数的比例高达 43.7%。由于公众对 PX 的错误认知，PX 设施成为“过街老鼠”，遭到强烈的反对。
2.2.1.2民众的诉求得不到满足
“群体事件发生的背后必然有明确的利益诉求”45。在群体事件发生前，人们往往会先通过政府信箱、论坛等渠道理性地向有关部门投诉或提出意见，当他们诉求无门或得不到回应时，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他们只能采取集会、游行、示威的方式，表达不满，希望通过群体反抗的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使相关部门妥协。譬如，2012年四川什邡反对钼铜项目群体事件爆发前期，当地市民就借助微博、论坛等平台对钼铜项目的建设提出了反对和质疑，要求停建此项目，但什邡政府却没有切实回应，随后两天（6 月 30 日、7 月 1 日）市民小规模上访，当地政府也未积极与他们协商沟通；7 月 2 日上午官方首次发布信息，也只说“即日起停止施工”，并不能满足民众要求停建的诉求，未能缓解他们的情绪，致使当天下午群体性事件大爆发。同年 10月发生在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的反对PX项目的事件也是由于政府无视民众的理性上访，即使以分批次的形式接见了村民，但仍宣称此项目环保达标，对他们的诉求视而不见所造成的。再如，《南方周末》2011 年 11 月的调查结果显示，33.9%的网民认为“反 PX”、“反化工”事件频发的原因是由于公民缺乏知情权，对环评参公参与度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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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国邻避型群体性事件的信息传播机制..........18
3.1 我国邻避型群体性事件的传播要素...............18
3.1.1 传播主体：从意见领袖到普通大众............19
4 我国邻避型群体性事件的舆情应对..................36
4.1 提升媒体素养和新媒体意识，加强对信息传播机制的认识.......................36
5 研究结论及展望.................40
5.1 研究结论..........40
4 我国邻避型群体性事件的舆情应对
我国邻避型群体性事件的处理，往往最终是以政府妥协、顺应民意、将项目停建或迁址而收场，形成了“不闹就上，一闹就撤”的处理模式，这既不利于政府公信力的维持与提升，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因为项目的停工，前期的投入都将付之东流，损失巨大，同时，也更加不利于培养公众理性表达、负责任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精神。在我国邻避型群体性事件的应对上，需要更多的思考与智慧，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提高媒介素养，充分利用多种渠道进行信息传播，正视民众的诉求，做到信息公开和与公众有效地沟通，并在适当的时候引入第三方，缓和政府、企业与公众之间的矛盾或者冲突，增强公信力。
4.1 提升媒体素养和新媒体意识，加强对信息传播机制的认识
传统媒体时代，政府或企业控制着媒体，就控制了信息源。但在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不再是单一路径，而是呈现开放性、渠道多元化、内容丰富化和效率高速化的特点。这种情形下，政府或企业企图通过控制媒体来封锁信息传播的方式是行不通的，相反，还会激起公众的逆反心理，认为他们试图在隐瞒信息，甚至会出现在权威信息失声的情况下，谣言通过网络肆意传播，对政府或企业的形象造成严重的损害。
新媒体的使用并不是民众的特权，政府和企业也可以利用新媒体传播信息，同时联合传统媒体，实现官方网站、微博、微信、电视、报纸、广播等多种渠道议程设置，引导公众客观、理性地看待问题，乃至掌握舆论的引导权，成为事件中的意见领袖。
在我国的邻避型群体性事件中，涉事主体（政府或企业）在事件爆发的前期和初期，大多数都丧失了话语权，但在事件发展阶段，也有涉事主体利用微博、官方网站等手段积极地回应公众，稳定了事态的发展，防止事件恶化。譬如，2012 年的四川什邡群体事件中，面对网络上“游行中有人员死亡发生”“什邡市进行封城”等传言，什邡官方第一时间辟谣，化解了民众的猜疑，稳定了民心。同年 10 月发生的宁波镇海 PX 项目事件发生后，认证为宁波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宁波发布”连发数条信息，劝导民众通过合法渠道理性表达诉求，还开展了关于“对镇海炼化一体化项目”的讨论，积极正面地与网友互动，10 月 28 日，“@宁波发布”和镇海区政府网站发布的“坚决不上 PX 项目”的决定引发各大媒体和网友们的广泛关注，极为有效地的传递了官方的最终处理结果，至此舆论趋于平缓。如果在民众质疑之初就给予积极、正面的回应，而非敷衍或无视，让解释紧跟质疑、甚至跑在质疑之前，缓和民众的情绪，赢得他们的信任，进而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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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结论及展望
5.1 研究结论
邻避设施的兴建对政府环保监管、环评制度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所要面对的现实压力和舆论压力越来越大。如何在实现经济发展和满足公众对基础公共设施的需求的同时，减少甚至避免因邻避设施建设带来的矛盾与冲突，是政府亟需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新媒体时代，我国邻避型群体性事件多发，究其原因，主要包括：邻避设施对环境、人身的威胁引发民众恐慌，民众的诉求得不到满足等直接原因。也有：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提升，表达渠道更加多样化；公民对政府和企业缺乏信任，易反感情绪滋生和持怀疑态度；群体内暗示与感染等深层次的原因。
随着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我国邻避型群体性事件的过程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从传播要素来看，信息传播的主体由最初的意见领袖转变为普通大众，涉及范围更加广泛；传播客体由被动地接收信息转变为主动地传播信息，成为传播主体；传播渠道多样化，形成了“新媒体多渠道并用，传统媒体深度报道”传播趋势；传播内容集中在事件调查与进展、情感与观点的表达、呼吁与维权三个方面。
从传播过程来看，互联网的发展打破了传统媒体时代单线性的传播模式，特别是论坛、SNS、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应用，传统媒体对信息传播的强势地位遭到威胁。在我国邻避型群体事件的传播过程中，意见领袖所处的位置逐步前移，介入到传播初期的信息挖掘和发布阶段，成为较为主要的信息源，社会大众依赖于传统媒体获得信息的程度大大下降；事件的信息传播形成了多阶段、多条路径的网状结构传播路径：首先，信息主要通过意见领袖、大众媒体、政府或企业传递给社会大众，意见领袖的位置不再居于大众媒体之后；其次，意见领袖、大众媒体、政府或企业、社会大众四者中，两两都有信息的互动；再者，意见领袖、大众媒体、政府或企业、社会大众四者分别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其群体内部也有信息的双向流动；此外，意见领袖、社会大众、政府或企业受到大众媒体议程设置的影响，同时，他们也通过信息的反馈，反作用于大众媒体，影响大众媒体的报道，发挥着间接议程设置的作用。
参考文献（略）
新闻媒体硕士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三：微公益传播研究——主体.模式.影响
1绪论
1.1研究的缘起
1.1.1问题的提出
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科技发明之一,互联网诞生至今不过四十余年,1969年美国人最早创建的阿帕网仅仅连接了四台主机,而如今电脑与互联网已经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的普及与应用,成为继报纸、广播和电视等三大传统媒体之后的“第四媒体”,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就中国而言,2006年6月中国的网民规模就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网民人数最多的国家,截至2013年12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6.19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5.8%,海量的信息、交互的沟通、跨时空的传播等特点使网络己经成为四成多中国民众的数字化生活方式。无论是在人流如梭的门户网站,还是在人以群分的网络论坛,亦或每人一个麦克风的博客、微博等自媒体,无论是学习工作、娱乐休闲,还是分享信息、表达自我,互联网构筑起的电子空间成为“各色人等的地下活动场所——一个虚拟的网络空间”,它既为个体狂欢提供了尽情宣泄的舞台,也为电子公民参与公共生活构建起互动的新平台。
在微博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表征中,“微公益”这个曾经让人感到陌生的名词伴随着传统慈善事业的信任危机渐渐成为网络社会的常态。“公益”为新起词,意为“公共利益”,缩写为“公益”。汉语里该词在五四运动后才出现,较早的使用可见于鲁迅的文章。鲁迅在《准风月谈外国也有》如是说:“只有外国人说我们不问公益,只知自利,爱金钱,却还是没法辩解。”洪深《少奶奶的扇子》的第一幕也使用了“公益”一词:“王太太有两位姓张的内侄女,很热心公益,在霞飞路一个什么妇女改良会尽义务。”而在西方,公益与慈善混用,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活动与观念,也是不论贫富、不论年龄、不论性别、不论种族的人们都会实践的社会共识。然而,我国的传统文化中,虽有倡导日行一善的价值观念,但实质上并没有形成人人做公益或曰慈善的传统,长期以来公益事业往往依靠官方组织与推进个体参与度并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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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由于微公益传播主体、模式、影响的研究涉及网络社会、微公益等多个领域,这给本研究的相关文献综述带来了较大的难度。本研宄将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状况做较为全面、深入的检视。从理论层面上看,网络社会的理论体系本身就是在西方的学术语境中产生并建构的;从现实层面上看,互联网技术发端于西方,以及公益事业在西方的发展相对于中国较为成熟和完善。对国外微公益传播主体、模式、影响相关研究进行一定的梳理,既可以了解本研究的国际背景和相关的学术资源,也能够为转型期中国的微公益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参照体系和借鉴意义。同时,与国外相比,国内的目前公益这一领域的研究大多停留在传统媒体语境下的理论质化研究,新媒体语境下的微公益传播主体、模式、影响的研宄甚少,相关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对国内微公益研究做必要的检视,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提供必要的参照系和初步的基础。
1.2.1微公益相关文献述评
1.2.1.1国内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2013年6月,笔者在中国知网的期刊数据库中,以“微公益”为关键字进行搜索,搜索结果期刊为31条,其中真正与微公益相关的记录仅有18条;以“微公益”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的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进行查找,搜索结果为5条,其中真正与微公益相关的记录仅有4条。其出版的专著和发表的论文如下:
《微行大益: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公益变革与实践》是中国第一本专注于社会化媒体助推公益发展的著作,作者王秀丽研宄了中国社会化媒体的发展现状、公益理念与实践的沿革、社会化媒体公益平台分析以及案例呈现。通过十余个精选的本土及国外案例展示,阐述了民间NGO及其他公益主体如何通过社会化媒体成功点燃了公众关注,以星星之火迸发出强大的能量,改善并造福社会。
《微博线上的``微公益”活动的研究》一文中陈雪从“微公益”活动的类型、特点和社会效应等方面进行论述。②
《微博时代的微公益理念社会化现状分析》一文中赵敏通过“微公益”理念发展的研究,提出了与时俱进的“微公益”理念:倡导自我约束、人人参与,建立公益的思维和生活方式,日积月累以组织的力量践行既定的公益理想。并详细介绍了“微公益”理念的多元主体社会化现状,再运用利他主义理论和基本需求层次理论分析了现状,以探求“微公益”理念产生的巨大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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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微公益传播中的利益相关者
在微公益传播图景中,多元的力量以不同的方式改写着微公益的话语与传播,如同马克思所说:“历史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每个意志都包含在一种合力中,并对合力有所贡献”。可以说,正是各种类型的公益组织、意见领袖、草根网民、传媒及其政府这些多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商、妥协、合谋甚至冲突产生的合力最终书写了当下微公益的传播现状。
2.1微公益传播中的利益相关者结构
由于网络具有公开性、互动性等特点,互联网中传者和受众的界限不再径渭分明,传播者可能是受众,受众也可以成为传播者。这就使得微公益的传播主体较之传统公益有了无限的可能,即人人都能成为公益动员的主体。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出发的研究,有助于厘清处于信息社会中的微公益传播主体的多元特质及其“多边”关系。
2.1.1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解释力
根据现代契约观,现代社会实质上是一个契约网络,每一个社会组织的平衡和稳定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之上的,其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总是和特定的人群密切的联系在一起,他们与组织达成各种有形与无形的契约,结成或远或近的利益关系,利益主体相互“结成契约网的目的是为了应付环境和人际关系本身所带的不确定性,通过文本合同和非正式的默示合同,当事人获得了一种有利于理性决策的确定性环境'',具有不同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利益相关者通过契约来分配各自的利益、责任和权利。卡罗尔等人认为,群体之间若要实现共同目标,必须首先达成满足共同期望的协议契约产,并提出组织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模式见图（1-1）
正是各种正式或非正式、有形或无形的契约关系将各种利益相关者联系在一起。契约关系建立的前提是利益关系和信任关系。慈善契约、道德契约、经济契约、法律契约等都是建立在利益和信任基础上,如果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任与共同利益遭到破坏,意味着要共同实现的目标便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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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微公益的发起者——公益组织
目前,新浪网的“微公益”平台已获得国家资质承认,并且得到公募基金会合法授权,它可以帮助基金会通过微博平台公 募款,募得的款项必须全部上缴基金会,并由基金会负责项目的执行和反馈气汇集了超过3.68亿网友的爱心,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而处于微公益传播中心地位正是作为主要发起者的——公益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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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公益组织的“微”化
由于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长期以来,我国的官办公益具有比较强烈的行政色彩,它们的使命就是承担相关政府委托的相关工作,尤其是在紧急状况下,官办公益组织将运用政府资源和行使动员社会资源的职能;根据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的首份中国慈善会发展报告称:全国大部分的慈善会会长和理事长均为现任或曾任公务员。超8成享受省部级待遇。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慈善的本质属性始终为民间性。社会的嬗变让慈善脱离了政府行为,成为一种社会行为,民办公益组织悄然而生,民办公益组织也被称为草根公益组织,它们天生具有平民性为普通人尤其是网民投身公益慈善所优选。随着微博时代的到来,不管是官方的慈善机构还是民间的慈善机构都走上了“微”化之路,纷纷利用微博这一平台发起各种公益活动,甚至还有不少民间慈善机构直接在微博中孕育、成长。微博虽“微”,这些或官方或民间、或传统或网络的公益组织却散发出巨大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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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微公益传播的多元框架及其竞合........40
3.1作为研究领域的框架理论及其适用性.......40
3.1.1理论回顾........40
4微公益传播的动机制研究........69
4.1微公益动员的议程设置环节.....71
4.1.1议程设置理论及其适用性........72
5公益传播的社钱晌、发展困境及其对策.......92
5.1微公益传播的社会影响.........92
5微公益传播的社会影响、发展困境及其对策
从免费午餐到微博打拐,从大爱清尘到从传统的日常互助可以说,微公益的触角己经涉及到了所有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进入2013年,微公益的火热程度有所下降,众声喧哗的时代似乎正在离我们远去,微公益走入了一个逼厌的胡同,其面临的发展困境令人担忧,对其进行合理的规范与引导迫在眉睫。
5.1微公益传播的社会影响
2011年以来,在官办公益组织深陷“公德”危机的趋势下,一类微公益靠着领军人物的私德,振臂一呼,响应者众,从线上到线下,从公益组织到政府、企业,从精英到普通老百姓,微公益之花似乎一夜之间开遍了社会的每个角落。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康晓光教授的观点,微公益不仅能影响和改变政府的行为方式以及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同时能影响和改变人们参与公益以及参与政治的理念、态度和行为,对观察和思考中国的社会变迁具有历史意义。换句话说,微公益作为民间公益力量的体现,不但影响、改变着人们的公益观念,也悄然改变着中国的公益格局,乃至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微公益的勃兴不但促进了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也对公共决策层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微公益对公益格局的影响不仅仅源于民间公益的崛起,更重要的是网友的慈善调查。19世纪下半叶,美国“只要我能发财,社会公众利益见鬼去吧”的经营理念引起了社会公众舆论的强烈不满,美国报业出现了两千多篇揭露业界丑闻的文章,这就是美国报业史上赫赫有名的“扒粪运动”。美国历史学家认为正是这些诸如食品掺假、环境问题、政府腐败、剥削童工等社会黑暗面的无情揭露才引发了社会的进步。与多年前的美国不同的是,随着网络的普及与发展,中国媒体的“扒粪运动”从传统媒体的专业记者发展到了网民。“web2.0时代,博客、微博、论坛等新兴社交媒体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舆论监督角色,一时间人人都成了慈善扒粪者。”曾经被视为净土的慈善领域因为“郭美美事件”、“上海红十字会天价发票”一系列的负面消息造成了公众对慈善组织的信任危机,并改变了我国的公益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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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语
“围观改变中国”,是对微公益传播图景最生动的洽释。这种围观的现实意义如同著名媒体评论员笑蜀所指出的那样:“亿万人的围观,亿万人的目光聚焦,就能聚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探照灯,就能一点点穿透特殊利益的高墙,一点点照亮我们的现实,一点点照出我们的未来。”我们看到,这场“人人皆可公益”的社会运动已经开始牵动越来越多普通人的神经,微公益撬动了整个社会的公益之心,唤醒着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前仆后继的力量,让微公益在爱和暖中发芽成长。
这是一场没有明确主体的公益运动。社交媒体的勃兴微公益的崛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在这里,人人都可能是公益的主角。无论是“免费午餐”,还是`微博打拐”抑或是“大爱清尘”,都无一例外发端于微博这样的社交媒体平台。社交媒体让民众乐于投身于公益,让众多被忽视的草根力量梓成一股绳,让全民皆公益成为可能。因为有了公共交流平台,每个人都可以就某一件事物通过评论、转发来发表自己的意见。在这种不经意的转发评论中,“传者”与“受者”的界限不再经渭分明,“受众”不再是被动接受,甚至经常与传者”实现角色互换。多元的传播主体势必带来内容和形式的多元化。这种多元民间话语体系,颠覆了“舆论一律”传播格局,民间话语体系的出现,本身就是民主的一种体现。无论是从传受关系、传播效果还是传播手段,微公益传播都对我们提出了更高更远的要求,这也正是本文试图研究新媒体环境下公益传播新形态的理论意义。
微公益的蓬勃发展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存在大量的社会问题与矛盾冲突,但更为重要的是以微博为平台的微公益以它独一无二的传播模式,悄无声息地改变着中国沉病已久的公益格局,促使了政府在这场运动中的一同成长,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府的行为方式以及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民间组织化道路不畅,官办公益、组织化公益又问题重重的情况下,微公益为中国传统公益带来了生机。微公益不但是一种反抗,更是民众的一种诉求、对个体性和民间性的一种强烈呼唤。在官办公益越来越偏离民间轨道之际,代表民间诉求的微公益却轰轰烈烈进行,对传统高大全的国家公益机构形象进行新一轮的解读和颠覆,这一为弱势群体寻求救助、情系更多社会成员命运的“社会化”门户牵动着全社会的每一个公民的神经,它的影响力之大,覆盖面之广超出了预期。中国的公益格局在2011年后发生了改变,政府的行政色彩进一步弱化,慈善领域的变革也悄然拉开序幕:红十字会捐赠平台上线,后形成体制改革方案;民政部发布《公益慈善捐助信息披露指引(征求意见稿》,宣布启动建设“中国公益慈善信息报送平台”。
参考文献（略）
新闻媒体硕士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四：网络传播中的伦理探询——以“海踩踏事件为例”
第一章绪论
1.1选题意义
1.1.1选题的伦理思想价值
网络以其全球性的特点拓展了人们交往的范围,为人们开辟了一个新的活动空间,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伦理意识,同时对伦理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伦理意识是对一定社会关系尤其是伦理关系的反映,它的各种意识总是局限于一定的社会范围内,其内容只涉及单一的或不太复杂的真实的社会关系。而且,因特网能够以其优越性,通过全球性的网络交往将世界各国以信息的形式连接起来,使世界范围内的思想文化联系更加紧密,交流碰撞更加频繁,这个过程,充满了矛盾和斗争。矛盾运动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原动力。人们在这样的环境中重新思考自己应承担的伦理责任和伦理义务,思考在新的网络时代如何成为一名有德之士,这无疑是对伦理道德发展的一种推动和促进。
1.1.2选题的理论意义
网络作为一种高科技成果,它一方面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价值理念,另一方面在更深层次上使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转变。它为人们提供了更为先进的生产、生活和活动空间,使人类迈进了一个更新的社会形态一一“网络社会”。网络社会中由于网络技术的广泛使用,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伦理的进步,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些新的伦理问题。因此,网络伦理就应运而生了,它是在计算机网络空间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特殊利益关系的伦理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这样,研究网络传播伦理也成为一门学科。
网络的发展对形成新的伦理标准、制定新的伦理规范会产生积极作用。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人类社会规范有个积累的过程,这表现为伦理规范的适用对象的范围日趋扩大。网络极大地拉近了不同肤色、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人们的距离,使不同的伦理价值理念经常性地处在交叉碰撞之中。这就要求人们能够适应这种情况,重新考虑一种对不同人普遍适用的网络伦理,形成新的伦理标准,制定新的规范。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实现这一总目标要必须做到五个坚持,其中,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对于加强网络伦理建设,从理论层面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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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现状
在撰写本论文的过程中,笔者对著作、论文及互联网数据库进行了大量的查找,发现学者们对网络传播伦理问题进行了一些研宄。从目前学者们的研宄来看,虽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针对网络传播伦理这一问题的研究,较为零散。根据本选题需要,笔者就目前国内涉及网络传播伦理的相关文献进行简要综述。
网络传播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兴起的。在研究之初,学者们大多侧重于对网络伦理的研宄,对网络传播伦理的研宄并不多见。随着网络传播过程中各种问题的凸显,网络传播伦理问题开始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之一,主要表现就是网络传播伦理专著的出版以及大量网络传播研究论文的发表。关于网络传播伦理专著,目前国内研究并不多见,钟瑛在其专著《网络传播伦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中对网络传播内容的泛滥、网络传播行为的变异、网络传播效果的失衡、网络伦理规范的价值建构、网络传播中的主流文化引导等问题进行了探讨;郑洁的《网络社会的伦理问题研宄》从网络社会伦理问题研宄概述、网络生态伦理问题研究、网络文化霸权的伦理问题研宄、网络沉溺的伦理问题研宄、网恋引发的伦理问题研究、网络黑客的伦理问题研究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解读;陈汝东的《传播伦理学》从传播伦理学概论、政治传播伦理、人际传播伦理、新闻传播伦理、科学传播伦理、文艺传播伦理、广告传播伦理等方面进行了阐述;高兆明所著的《伦理学理论与方法》解读了伦理学理论结构、“道德”探幽、理性主义伦理思想方法、非理性主义伦理思想方法、义务论伦理思想方法、个人主义伦理思想方法、契约论伦理思想方法、社群主义伦理思想方法等方面。黄晓红的《迷思为何存在一一当代媒体伦理研究》(金城出版社,年版)从伦理之于新闻的意义、新闻与公正、媒体的社会责任、新闻客观性等方面进行了解读。刘海明,王欢妮著的《灾难报道伦理研究》从灾难报道伦理研宄概述、我国灾难报道伦理取向的历史演进、涉密单位灾难报道的伦理问题等方面进行了研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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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网络传播伦理现状及其主要特征
2.1概念界定
2.1.1传播与网络传播
传播就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手段进行信息交换、交际、交流的行为和过程。传播在本质上就是人类交际。传播作为人类交流的一种方式,包括了人类所有交往行为,它是利用媒介进行交流的活动和过程。传播具有的属性如下:传播是一种人类的社会行为,是发生在社会成员中,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行为,它表现为社会的一种行为。人类通过把接收到的信息进行组合并且传输,达到共享资源,协调社会活动,拓宽信息领域的目的。因此,传播被视为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的一种基本方式,和社会活动的必要条件。这一点确立了传播学的基本研究范围,即人类的交际或交流行为和过程,而不是动物之间的交际行为和过程,也不是其他自然现象的传播过程。传播是一个人际信息交流过程,是为了达到人与人之间,或人机之间进行广泛交流而产生的社会行为,由组织进行协调人与人、人与机之间的行为。传播具有人际行为的互动性,每一个人在信息发出时,都有一定的指向,并且接受信息的另一方会及时的做出回馈。也就是说,传播的过程中,既有传播者与传播者之间的相互交流,又有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相互交流,同时还有受众之间的相互交流。传播是一个有机系统,既然把传播作为一种的社会互动行为,并且有意识、有目的。
在因特网出现之前,计算机网络己经在科学研宄领域有了广泛应用,但计算机网络真正为普通人所熟知却是因特网的功劳。今天人们所谈起的计算机网络一般就是指因特网,“上网”一词更是专指进入因特网了。因此,这里所说的网络传播就是因特网传播。网络传播的特征有如下几方面:快速交互性。快速交互性是指网络传播中传播者与接受者、接受者与接受者之间在网络传播中的互动,达到了快速化,甚至这种互动已经达到了完全是实时的。传播的一方与接受的一方的身份难以分清。网络上的传播者之间的互动由于不受时空的限制,还能弥补因为时间或空间而影响沟通的缺憾。并能让上网人员控制自己与他人的互动参与。在网络环境中,接受者之间的沟通也得以增强。在某种突发事件中,众多目击者的描述有时甚至超过专业发布机构提供的信息量,这时候,已经很难明确界定谁是传播者、谁是接受者,所有参与者既是信息提供者又是信息接受者。①可以说,即时交互信息和身份互变是网络传播的特有属性,也是网络传播不同于原有传播模式的具体体现。传播信息多媒介。网络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它提供了一个集成的传播环境,让已知的各种符号形式在这种单一的、数字化环境中实现一体化的信息传播。网络传播没有自己独特的符号系统,它传播的信息可以是文字、声音、图像等各种符号形式,即实现了信息的多媒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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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当代中国网络传播伦理现状
网络给人们的传播活动带来极大的便捷,也使人们面临着新的风险和挑战。网络传播作为人际传播中的一种方式,其传播伦理表现为网络社会的公共伦理,即我们常说的网络伦理。
网络通信技术的高度发达,让普通人也可以拥有自己的传播系统。这对于消解舆论霸权,保障人人参与社会事务,促进社会的和谐多元具有重要意义。但技术提供的可能性在现实中往往被扭曲,本来有益于个人和社会发展旳技术有时被滥用或误用,以至于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引发了新的社会问题。这就是网络传播伦理面临的困境。它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2.2.1网络自由表述与社会控制之间的矛盾
网络自由与社会控制在现实生活中就是相互矛盾的。几乎每个国家都制定了公民依法享有言论出版等表达自由的相关规定,规定了在一定条件下的自由表述,以避免个人在自由表述的同时会损害他人利益及社会利益。在传统媒体时代,没有自由表述和社会管控的矛盾,因为在传统媒体时代,普通人一般都没有自由表述的平台,有效的限制了言论的自由表述和滥用。而网络传播为公民的自由表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这使得控制表达自由权变得艰难,一些不负责任的传播者滥用表达权利,肆意传播不利于他人和社会的信息,让自由与控制的矛盾变得尖锐。虚假不实的信息及其他的不良信息泛滥于网上,各类垃圾信息铺天盖地,有如泉涌。2015年3月18日晚10点左右,一条关于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去世的消息迅速刷屏微博、微信朋友圈。这条突发新闻很快被国内外各大媒体转发,我国比较热门的媒体,如搜狐新闻、凤凰新闻、新浪新闻、网易新闻等,还有路透社、CNN这样的世界级媒体都发布了消息。但是,很快各大媒体又纷纷出来致歉,表示误发了假消息。这条假消息在未经证实的情况下,就被媒体人和非媒体人在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迅速传播出去,严重影响了网络社会秩序。
微博中的假新闻,一方面与互联网的特性有关。在互联网时代,各种信息铺天盖地,如何吸引公众的注意力成为许多网站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商业网站,他们都在提高公众的注意力上下功夫,媒介所凝聚的注意力资源是传媒经济的真正价值所在。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吸引眼球,商业网站无所不用其极,炮制假新闻是其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一方面,微博的诸多传播特性很容易导致传播话语权溫用,助长谣言的产生:微博缺少把关人,导致话语权的滥用。微博的准入门滥低、发布方式简单快捷,任何人都可以自行在网上建立一个账号,迅速将信息发出,每一个“博友”都可以成为新闻“第一发言人”。由于缺少把关人的环节,使得微博中的信息可以随意发出,不需要层层审批,这样,就给制造虚假信息提供了机会,任何人都有发布信息的渠道,任何人也都有可能发布虚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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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网络传播伦理现状分析..........18
3.1网络传播伦理存在主要问题....22
3.2网络传播伦理问题对社会的危害........25
第四章网络传播伦理存在问理的应对策略......28
全面实施中华民族文明复兴建设,强化伦理与道德教育.......28
第四章网络传播伦理存在问题的应对策略
4.1全面实施中华民族文明复兴建设,强化伦理与道德教育
网络传播面临诸多困境,通过法律的手段和技术手段都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些问题的实质,是网络传播主体如何适当开展网络传播活动的问题。所以它最终涉及网络传播的规范和准则。这些行为规范包括技术规范、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其中,道德规范发挥着主导作用,要借助于伦理的力量。当然,行政、法律等手段对网络领域中存在的不道德传播行为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网络违法行为、网络失德行为的治理,还需要广大网民的伦理约束,需要社会舆论的伦理干预。这些表明了社会对网络失德传播行为舆论监督的加强。法治和德治是网络文明建设的双翼,两者相辅相成,不可缺少。
网络传播伦理问题最有效的解决途径还是提高全民意识,不轻信网络上所发布的消息,对于自己不熟悉的、未经证实的消息不要转发传播。充分利用广播、报纸、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加强网络传播伦理的宣传,必须教授与网络传播伦理问题的相关知识,学习伦理知识,不断提高民众的识别能力和认识。
解决网络传播伦理问题的有效方法是:技术规范、法律规范和伦理规范三者内涵不同,发挥作用的机制亦不同,其中依靠伦理规范是更为有效的办法。从其适用的范围看,伦理规范无疑具有更宽的适用性,并对其他规范具有指导作用。首先,伦理规范赋予技术规范正当性,技术规范必须建立在道德框架之内。其次,在传统社会中,调节社会关系主要靠法律和伦理这两大体系进行协调,两者不可或缺;而对于网络社会来说,一些网络传播中的伦理问题,单靠法律来规范就显得难以解决,必须进一步依靠伦理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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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网络早已不只是一个技术平台,而是组成了一个虚拟的网络社会,包括电脑终端以及遍布世界的通信网络。网络世界虽然是虚拟的,但是,它是建立在现实世界基础上的。网络的主体同样是现实中的人群,既然是人群,就要遵循人类社会的基本规范。互联网对于人类社会,在很多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造成了许多不良的影响,特别是网络伦理问题,逐年上升,对于网络传播伦理中的问题,必须全面实施中华民族文明复兴建设,强化伦理与道德教育;全面推行网络法制文明建设,完善网络立法工作;建立健全社会治理机制,强化非政府组织监管功能。提高全民网络守法意识,将网络伦理问题遏制在萌芽当中,有效的减少网络伦理问题的发生。更好的促进我国互联网健康有序的发展,让互联网更好的造福于人类。
本文对当前国内外网络传播伦理问题的现状、所取得的成绩及其在发展过程中总结的经验进行梳理,对网络传播伦理及各种失范现象进行较为全面深入的概括,立足于我国实践,特别是结合年“上海踩踏事件”的各个媒体报道,进行全面的分析探询,并提出在当前的环境中进一步优化和改进网络传播伦理的应对措施,进一步丰富我国网络传播伦理研究的内容,拓展伦理学研究范围。通过跨学科的研究,在学科的交叉点中探询网络传播中的伦理,本文仅是初探,还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笔者希望尽自己的能力为网络传播伦理的发展做微薄的贡献,为网络传播伦理今后的发展做出有益铺垫。
参考文献（略）
新闻媒体硕士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五：我国报业转型新业态研究——以南都报系和浙报集团为例
1、绪论
1.1 研究背景
互联网 2.0 时代，一场新传播技术引发的传媒革命掀起，纸媒首当其冲，原本辉煌的渠道霸权时代被迅速终结，各报业集团以“全媒体”迎战新媒体，经营重点正日益从围绕内容生产的“单点式”经营，向产业链、价值链经营转型，产业格局也从原来条块分割的纵向产业模式，向跨媒体、跨行业、跨产业的大传媒模式转变，运营模式也由原来封闭的自产自销模式走向开放的竞合模式，有的更走向媒介平台的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全媒体”在中国报业市场尚处于初级阶段时，虽然解决了信息传播渠道的问题，但却没能解决运营问题，不少报业非常迷茫。目前，我国报业集团、报社办网、发展新媒体能够取得著显效益的很少，普遍反映还是在“烧钱”。不少传统媒体在新媒体运营中存在相同的软肋：缺乏清晰的市场模式、赢利模式。总之，传统媒体无论是与新媒体互动、融合，还是创办新媒体，几乎都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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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本文主张对报业转型，要一分为二来考量：从“媒体”层面看，报社需要依靠“全媒体”从各个领域、各种媒介扩大报纸的影响力，从而正面迎战新媒体；从“企业”层面来看，需要依靠“新业态”来增加报业盈利，以更好地扶持报纸产业以及整个集团的正常运行。
虽然近年来业界、学界对“全媒体”研究颇为深入，但是目前国内学界对报业转型“新业态”还没有系统研究。
本文将从产业融合和媒介转型的背景出发，研究在数字媒体时代报业如何从“全媒体”思维跨越“全业态”思维，提升到发展以新技术、以市场需求、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新业态”思维，并希望从这些研究探索中提炼出可供报业转型参考的赢利模式和相关传媒经济理论。就理论价值而言，既为报业转型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其成果也是对报业转型理论的一种有益补充；就实用意义而言，对“新业态”的探讨，有利于传媒用新的方式来思考“互联网+”时代的发展战略和竞争策略，有利于传媒用新的途径和方式来整合、应用媒介资源，提高运行效率，有利于传媒产业升级和媒介转型的顺利进行，可以为报业转型升级并实现盈利提供有价值的建议。因此，本文具有丰富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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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业转型的“全媒体”现状
在我国，“全媒体”的概念由报业率先提出——2006 年 10 月，《中国传媒科技》发表了北京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撰写的《引领报业走进“全媒体”时代》，从报纸采编技术供应商的角度，率先提出了报业走向“全媒体”的发展路径。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也相继使用这个提法。学界并不把它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来讨论，国外新闻传播界也没有提及“全媒体”这个词。彭兰教授《媒介融合方向下的四个关键变革》明确提出“全媒体”概念，强调全媒体是在多个平台进行多个角度、多种形态的传播方式，在这个大的报道体系中，无论是报纸、广播、电视、还是网络都只是一个组成部分，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全媒体”报道体系。
2.1 报业面临的挑战与困境
本小节我们从意义经济理论视域下分析报纸本身的媒体属性导致我国报业衰落这个不争的事实。暨南大学谭天教授在他的论文《传媒经济的本质是意义经济》中提出，传媒经济的本质是意义经济。意义经济是指媒介产品通过传播过程并使人们产生生产、流通和消费行为，从而实现其商业价值的活动。它包括三个组成部分：意义消费、意义影响、意义服务。这三大组成部分是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矛盾统一体，形成一种内嵌互动的经济结构。意义影响以其核心作用内嵌在意义消费和意义服务中，而意义服务则因其对意义消费和意义影响提供广泛的支持，是整个意义经济的运行基点。意义经济具有文化性、技术性、产业性等多重属性。
报纸作为印刷传播时代的产物，在传统媒体当中种类最多、普及性最广、影响力最大。从报纸诞生的雏形开始便具有强大的政治属性，从唐朝官报到宋代邸报，到当下报业。在那个时代，报纸优势众多：传播速度快、时效性强、信息量大、易保存等，历来由党政机关办报的传统更是增强了报纸的权威性。在印刷传播时代，由于传播技术原因，媒介产品单一，人们只能通过报纸进行意义消费，只有报纸可以为人们提供方便、经济的意义服务，因此，报纸在当时的意义影响力是唯我独尊的。
但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报纸备受广播、电视、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挑战，冲击越来越猛烈，报业的“入口”价值被迅速节节削弱，发行量和广告收入双双“跌跌不休”；当今，互联网已成为用户获取信息的第一入口。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2015 年 1 月发布的《第3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4 年底，中国有 6.49 亿网民，手机网民达 5.57 亿，互联网普及率为 47.9%。同时，受众的媒介接触习惯发生巨大变迁：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占比由 2013 年的 81.0%提升至 85.8%，手机上网使用率为 85.8%，人均周上网时长达 26.1 小时，较 2013 年底增加了 1.1 个小时。网民对互联网应用使用广度和深度的提升，继续推动我国网民人均周上网时长的持续增长。
在意义消费方面，以新媒体为代表的意义消费品可以说的琳琅满目，让人眼花缭乱，此时人们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报纸的意义影响必然会被稀释。同时，新媒体、新技术极其注重用户体验，非常重视其意义服务质量，也就是说意义服务作为意义经济的运行基点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这让意义服务手法单一的报业来说，无疑是重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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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国外报业转型历程
自 2004 年欧美报业进入寒冬以来，经过不少报业集团数字化转型的努力，报纸的在线收入和读者数量持续增加，报纸正在试图从它的网站中获取收益。英国的报业是当时全球报纸数字化转型的领跑者，《每日电讯报》、《卫报》则是英国报业数字化转型中的佼佼者。虽然现在它们仍要用印刷版的现金流为网络版的发展输血，要用“现在”支撑“未来”。
由于美国传媒业高度发达，为了研究方便，此节主要以美国报业为研究对象。自从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伴随着以互联网为首的新媒体的崛起以及美国经济的衰退，报纸繁荣过后逐渐衰落，不少报业减薪、裁员、休刊、合并，甚至有的破产、倒闭。虽然美国报业度过了 2007-2013 年最为艰难的时期，在 2013 年后，伴随着美国经济复苏而止跌回升，但从整体趋势看，美国报业的萎缩不可逆转，仍然危机四伏。美国报业为了全面迎接新媒体挑战，传统媒体数字化转型几乎是与新媒体同步成长。归纳这些历程，大概可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办网络版，将报纸内容直接搬到网站，设立付费墙。
美国报业的数字化转型开始于报纸网络版的创办。1987 年，《圣何赛信使报》创办电子版，可以说是最早的新老媒介融合，当时被称为“一个全新的媒体时代来临了”、“美国在报纸电子化上创造了世界第一”。1996 年 1 月，纽约时报创新出品网络报纸，建立了自己的报纸网站( www.nytimes.com)，为网民提供纽约时报在线阅读。1993 年，正式推出电子互动版，遍布全球的 1600 多名采编人员每天生产 1000 多篇稿件，令其网站新闻资源丰富、报道深入，远远抛离竞争对手。该网站还专门推出针对数千家公司的深层次背景介绍、特写，每天 24 小时更新，吸引了众多点击量。1996 年 4 月，《华尔街日报》网络版整版推出，并从一开始就要求用户在浏览其网站前进行注册登录。当年 8 月起，《华尔街日报》要求其网络版的订户每年需交纳 49 美元的订阅费，3 个月内，《华尔街日报》网络版的订户增长了 3 万人；至 2001 年 9 月，订户达 60 万户。
根据 NEWS & TECH 网站的报道，截至 2012 年 9 月 10 日，美国有《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3 张全国性报纸以及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分布在47 个州的 290 家地方性报纸设立了付费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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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国报业的“新业态”探索 ·················· （18）
3.1 什么是报业“新业态”？ ················· （18）
3.2 南都报系的“新业态” ··············· (19)
4.“新业态”的形成与发展 ················ （26）
4.1“新业态”形成的内外因素 ·············· （26）
5.结语 ························· （35）
4.“新业态”的形成与发展
笔者认为，进入移动互联网称雄的“互联网+”时代，报业转型应从初期迷茫的“全媒体”战略，在产业融合战略的选择中，采取理性的高级“新业态”战略。下面让我们分析“新业态”成功形成要具备什么决定性因素?“新业态”有什么可行路径与可借鉴的模式？
4.1“新业态”形成的内外因素
与所有的新事物形成一样，“新业态”的形成必须具备许多因素、克服许多不利条件才能成长发展。这一节主要分析报业发展“新业态”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外部环境和内部机制。
4.1.1 外部环境：互联网带来深刻影响
互联网时代，有人说是最好的时代，有人说是报业最差的时代。2013 年中国进入移动互联网元年，报业又迎来新拐点，据 DCCI 数据显示，我国移动互联网用户将以超过 10%的速度增加，到 2015 年预计规模可达 8.6 亿，移动互联网将成为我国未来几年内真正实现“全面互联网化”的最大动力，也是重新整合互联网产业，并全面辐射生产、消费、金融、服务等各行业的最有利平台。也就是说，移动互联网全面嵌入并改变人们的生活与与工作。
另一方面，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4 年 1 月）》报告，信息获取、商务交易、交流沟通、网络娱乐等构成中国人互联网应用的四大类主要内容，其中“以社交为基础的综合平台类应用发展迅速”。单从传统老报业来说这的确是很不利的很差的时代，在前面，笔者已经从读者流失、广告发行双双下滑等多方面阐述了，但是对于报业的“新业态”来说为什么不能是最好的时代呢？起码，中国人的互联网的意义消费习惯依然是信息获取排在首位，这可以成为报业“新业态”的优势切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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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语
本文认为“全媒体”战略是报业在转型初期慌乱、仓促应对新媒体浪潮冲击下的权宜之计，必然多数是盲目的，失败在所难免；转型十多年间，现在报业又处于产业融合的“野蛮生长”状态，误区仍然不少，报业依然是陷入一种集体迷茫当中，本文都给予指出和提醒。笔者通过运用意义经济理论，以走在报业转型前端的报业标杆——南都报系、浙报集团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总结他们报业转型的得失与成功经验，系统分析总结他们各具特色的“新业态”战略战果。
从而，本文得出独创观点：在“互联网+”时代，报业转型应从初期的迷茫的“全媒体”战略，跨过中期的盲目扩张战略，以意义经济理论为指导，提升意义服务意识和水平，促进意义消费，扩大意义影响，发展为理性的“新业态”战略。
本文就报业“新业态”进行系统研究。提出报业转型新思路：进入“互联网+”时代，报业转型要用“新业态”战略。并下定义：报业转型“新业态”是指报业通过新媒体等技术创新或思维创新等多元创新，将其产业延伸至其他产业,,或者是跨平台、跨网络、跨终端，与其他产业融合衍生出来的复合业态。报业与此同时对自身运作模式、体制机制、理念思路等作出系列变革，最终形成有清晰商业模式、赢利模式的成熟业态。
本文通过运用意义经济理论分析，提练总结出两条报业转型“新业态”的可行路径：一条是以南方都市报为样本的有重点地延伸主业优势拓展增量“新业态”的路径，一条是以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为样本的资本运作另起互联网等新“炉灶”，以用户需求为导向提供社会多元化服务“新业态”路径。
笔者希望这些见解和创新点，可以为报业转型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同时希望拙作可以引起业界、学界的泰斗集中研究指导报业转型“新业态”的上策良方，驱除报业“寒冬论”的雾霾。
本文不足之处是在学理性方面还很不深刻,理论说服力还需要加强，今后笔者将在报业转型“新业态”方面进一步加深学术理论方面的研究。
参考文献（略）
新闻媒体硕士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六：时代、事件和人物韩国“真实事件改编电影”研究
一、文献与界定
在国内,学者们对于韩国电影一直是十分关注的,尤其是对于韩国电影上个世纪年的振兴有详细的研宄资料,而研究的焦点就是韩国电影为什么会在短时间内迅速起。几乎所有论文的研宄结论都指出,韩国政府积极的电影产业政策和韩国电影业兼容并蓄的创作态度是韩国电影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而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岳凯华在文章《年代以来韩国电影振兴策略浅析》中指出,“类型策略”是韩国电影发展策略的重要一环,对于韩国电影受众来说,类型化的韩国电影不仅仅是一种专业的评价术语,更是代表了某种特定的受众的需求,而“真实事件改编电影”也是一种类型化的电影,因此在受众中就相对容易被推广和接受;卜彦芳在《韩国电影产业新观察》中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韩国电影的振兴不仅仅是由于客观条件的完备,还得益于韩国电影产业的文化力量,电影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承载着一个国家的民族和文化形象,韩国人身上有着强烈的民族性,而就是这种“身土不二”的性格,使得韩国许多电影都带有强烈的民族特色,所以Y俊在《韩国电影启示录》中说,韩国电影的民族性使得韩国电影在电影市场全球化的今天保持了其独有的特色。
相比起对于韩国电影的特别关注,学术界对于“真实事件改编电影”的专门性研宄资料则相对较少。本研宄的开头就引用了梁立中的一段话,他在文章《电影与真实事件》中很精彩地介绍了一系列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但是可惜的是文章并没有进行进一步的分析。而直接涉及到韩国的真实事件改编电影研宄的文章只有南京艺术学院季晓宇的《论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类型一一以韩国电影〈杀人回忆〈那家伙的声音〉〈孩子们〉为例》和陕西师范大学韩梦薇的《韩国电影相关特色浅谈——以年票房前十名中的〈素媛回家的路〈辩护人〉为例》,这两篇文章都指出了电影中蕴含的情感诉求,以及电影与现实的相互作用关系,但是篇幅有限,只是点到为止。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对于新闻事件改编电影的研究,相关论文有中国艺术研宄院周笛的论文《论新闻事件的电影改编》、西南交通大学彭晶晶的论文《从新闻到电影:当前我国新闻改编电影现象研宄》以及杨春风的《从新闻到电影的叙事变迁——以〈落叶归根〉为例》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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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影史和制度变迁
韩国“真实事件改编电影”的出现与韩国的电影史和电影制度有莫大的关系。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每一部电影的诞生也总是处在某种特定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下的,它们记录和反映着那个时代的历史和记忆,而正是在韩国所特有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才孕育出了如此之多的真实事件改编电影,可以说电影史和电影制度是真实事件改编电影产生的根源。
韩国电影的发展,相比其他很多国家来说,要曲折的多,可以说,韩国的电影是伴随着韩国的曲折的近现代史一路发展过来的。韩国社会的每个发展阶段,都伴随着韩国电影制度的一次变革,进步与倒退并存,也正是这种不断受挫的成长经历,让韩国政府意识到了制度转型的重要性,让韩国民众,尤其是韩国电影人愈发地渴望民主和自由,愈发渴望自由表达的天空,这才有了后来的真实事件改编电影。
(一)电影史
帝国主义的入侵让韩国从“闭关锁国”走向开放,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和文化开始传入韩国,给韩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同时也使得韩国的封建制度走向灭亡。从表面上看,日本和西方列强的入侵似乎是推动了韩国社会的变革和进步,然而这种发展并不是韩国社会伴随历史发展规律自然出现的,而是被迫接受的,是资本主义扩张的结果,因此“压迫与反压迫”也成为了韩国近代社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这在韩国电影的发展史上也表现得尤为明显,以至于最近十几年,韩国大荧幕上常常出现的“真实事件改编电影”中就常常隐藏着人们的反抗情绪。
20世纪初,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进一步入侵,韩国出现了电影的启蒙,然而这也使得电影沦为了日本侵略韩国的一种新的手段。日本为了扩大其在朝鲜半岛的实力,己经不满足于仅仅是在经济上对韩国的控制,更需要的是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控制,而恰好出现的“电影”,它不仅是一种商品,更成为了日本鼓动 放、教化韩国大众的重要手段。而随后韩国电影的发展就伴随着韩日关系以及日本对韩国的侵略政策的变化而起起伏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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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影配额制和“光头运动”
电影配额制,又叫义务上映制度。韩国政府为了保护本土电影,规定每个电影院每年每个厅都必须上映146天的本土电影。韩国的电影配额制最早出现在1966年朴正熙执政期间,最初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韩国本土电影。然而在70年代韩国电影的黑暗时期,竟然有许多制作商为了一己之利而利用电影配额制,制作出大量劣质国产电影,作为换取进口电影配额的手段,这严重偏离了电影配额制的初衷。到了80年代中后期,美国不断要求扩大韩国电影市场开放,政府迫于压力,允许外国人和外国公司在韩国经营电影业,并且在多家影院强制上映直配电影,面对美国的压力,电影配额制成了保护韩国国产电影的最后一道防线。1998年的时候,美国加大对韩国政府施加的压力,要求韩国减少义务上映配额,迫于压力,政府再次打算妥协,得知这一情况,12月1日,1000多名电影人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宣称“银幕配额制是我们的生命线”,面对愈发强烈的示威活动,15日,政府最终决定维持韩国电影银幕配额制的现状,并于1999年1月15日在国会上通过了督促政府维持银幕配额制现状的决议案。这一伟大的运动被称为“光头运动”,这不仅是韩国电影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为韩国本土电影提供了强大的生存发展空间,还可以让我们看到韩国电影人身上所隐藏的不畏强权,敢于挑战权威的巨大力量,这是民主的胜利。
电影审查制度一直是韩国电影发展的最大阻碍,年,韩国政府开始了废除电影事前审查的相关举措,年又对电影审查制度进行了违宪判决,宪法裁判所认为《电影法》所涉及的电影上映前必须接受公演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这一规定,违反了宪法第121条第一款“所有国民都享有言论、出版的自由和集会、结社的自由”的规定。对于韩国电影人来说这着实是一件值得欢呼雀跃的喜事,阻碍韩国电影发展的洋脚石终于被清除了,从此韩国电影就有了更为广阔和自由的发展空间,这使得一些涉及到暴力、犯罪、政治等的敏感类题材也可以被搬上大荧幕,当然也为常常涉及政治问题和刑事案件的“真实事件改编电影”提供了存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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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件”.........12
(一)黑暗的历史........13
(二)邪恶的犯罪....17
四、“人物”.........27
(一)愚蠢自私的掌权者.........27
五、他们的“真实”.........33
五、他们的“真实”
这是他们的“真实”,是韩国电影所反映出的“真实”,这不仅是艺术的``真实”,更是社会的“真实”,也是韩国电影人和观众内心的“真实”。电影是现实的镜像,现实浑独,电影绝不会清亮。至少从本文所研宄的这些电影中,虽然我们看到的是曾经的黑暗历史和罪恶犯罪,却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一个公开透明的,真实的韩国社会,人们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人们敢于承认错误,面对过去,也热衷于展示自己的骄傲,而这正是制度转型的成果,是民族自强的表现,也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自信。所以说,是韩国的民主化进程推动了韩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也促使韩国可以制作出如此之多的反映现实的真实事件改编电影。
(一)所谓真实
什么叫“真实”,以本文的研究对象来说,“真实”就是指电影中的“故事”不是虚构的,是以真实的事件和人物为原型的。而更深层的含义是,这些电影的存在并不仅仅是为了讲述一个已经发生过的故事,而是希望把所有的大众记忆,无是好的、坏的都一并收集并呈现,真实地反映出某个特定时段的真实的社会状况和人们真实的生存状态。而要做到这些,首先要求电影政策的支持,因为要有呈现“真实”的可能和后盾;其次电影人要足够有能力和勇气去反映“真实”;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整个社会的态度,要看整个公众群体是否可以坦然地去接受和面对“真实”。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在韩国,这三个要素刚好具备了。
在要素齐备的情况下,我们有幸看到了这样部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每一次观影,都好像是一次身临其境的历史体验,既见证韩国的历史和社会,也品评韩国的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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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一些启蒙的火花
在商业片盛行的今天,的确是需要一些像“真实事件改编电影”这样题材的影片来提醒人们反思过去,认清现实,保持一颗透明的心,不要被日渐浮华的生活表面所迷惑。其实,真实事件改编电影并不是韩国的专利,西方电影市场,尤其是好莱坞也有很多这样类型的影片,比如同样根据真实犯罪题材改编的《公众之敌》《大毒枭》《女魔头》《黑色大丽花》《猫鼠游戏》,揭露司法黑暗的《换子疑云》,根据黑暗历史改编的《辛德勒的名单》《慕尼黑》,振奋人心的体育电影《史上最快的印第安摩托》《铁拳男人》,蕴含着满满正能量的《当幸福来敲门》《我家买了动物园》,还有中国演员刘烨出演的依据发生在美国校园的一次中国留学生枪杀教授及同学事件改编的《暗物质》,等等。而本文为什么会选择韩国的真实事件改编电影来研研究,不仅仅是因为这些电影本身,也是因为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韩国,在很多地方真的与中国很像。
同样的祖先,同样推崇儒家思想,同样经历过日本殖民统治下屈辱的日子,同样在二战后获得独立和发展,又是邻国,中国和韩国真的有很多相似点。然而二战后,朝鲜半岛被迫分裂为朝鲜和韩国两个国家,中国选择与同样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朝鲜结成同盟,而韩国则积极推行民主现代化改革,不得不承认韩国目前的社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程度是优先于我国的,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电影和韩国电影也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其实,像真实事件改编电影这样反映社会现实的电影,中国并非没有,有许多优秀的反映社会现状的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但是却因为现存审查制度的不完善而成为禁片。比如,人们提到张艺谋,第一时间往往会想到《红高粱》《秋菊打官司》,抑或是让人褒贬不一的《英雄》《十面埋伏》,然而却很少有人提到《活着》,这部影片反映了中国内战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生活的真实状况,但就是因为过于真实,涉及到文化大革命等一些敏感话题而被禁播,而同样因为涉及到“文革”话题而被禁播的中国影片还有田壮壮导演的《蓝风筝》,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陈冲导演的《天浴》。此外还有许多国产影片因为过于直白的揭露了黑暗的社会现实也无缘登上大荧幕,比如贾樟柯的《小武》、《任逍遥》,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张元的《北京杂种》,揭露黑矿井的《盲井》,反映农村妇女拐卖事实的《盲山》,等等,由于体制因素,这些影片被禁,这是中国电影制度的现状。其实,像真实事件改编电影这样反映社会现实的电影,中国并非没有,有许多优秀的反映社会现状的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但是却因为现存审查制度的不完善而成为禁片。比如,人们提到张艺谋,第一时间往往会想到《红高粱》《秋菊打官司》,抑或是让人褒贬不一的《英雄》《十面埋伏》,然而却很少有人提到《活着》,这部影片反映了中国内战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生活的真实状况,但就是因为过于真实,涉及到文化大革命等一些敏感话题而被禁播,而同样因为涉及到“文革”话题而被禁播的中国影片还有田壮壮导演的《蓝风筝》,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陈冲导演的《天浴》。此外还有许多国产影片因为过于直白的揭露了黑暗的社会现实也无缘登上大荧幕,比如贾樟柯的《小武》、《任逍遥》,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张元的《北京杂种》,揭露黑矿井的《盲井》,反映农村妇女拐卖事实的《盲山》,等等,由于体制因素,这些影片被禁,这是中国电影制度的现状。
参考文献（略）
新闻媒体硕士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七：美国媒体对中国运动员形象的构建——以《纽约时报》、《休斯敦纪事报》对姚明的报道为例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研究缘起与背景脉络
良好的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来，我国经历了经济的快速腾飞并一跃成为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伴随着综合实力的提高，我国也不断加强国家形象的塑造和推广。2011 年 1 月 17 日，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筹办的《中国国家形象片——人物篇》在纽约时报广场播出。在这里，笔者对这种形象宣传的效果就不做评价；但从中我们看出，国家形象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
智力国家形象基金会媒体中心主任珍妮弗·萨尔沃就说过，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硬件”和政治思想、文化传统、公民素质等“软件”构成了国家形象的基本框架。而体育运动员，这一特殊的公民群体，凭借着其在媒体中较高的曝光率，无疑成为一个国家形象的天然“明镜”。他的一言一行肯定会成为外国人们了解该国最直接也最有效的途径。
姚明自登陆 NBA 以来一直是我国优秀运动员的代表，也是西方媒体（特别是美国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自从成为 NBA 火箭队的球员后，姚明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美国。他的行为举动直接成为美国媒体和群众了解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窗口”。而姚明作为中国运动员，自然更加引起国内媒体的青睐。
那么，通过研究美国媒体对姚明形象的构建，可以为我国进行国家形象的宣传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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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问题意识与研究目的
就如同上文提到的，形象建设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和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一环。相应的，形象研究也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可是，从美国媒体角度来审视运动员这一群体的论文还是凤毛麟角。运动员的媒介形象不仅仅是某个记者和媒体的独立性个体化行为，而是受整个社会文化影响下的群体性组织化行为。那么通过对美国媒体对姚明的报道，是否可以分析得出姚明美国媒体塑造姚明形象的一般策略呢？再了解美国媒体构建中国运动员形象的方法，我们的媒体也就可以借鉴他们的构造方法，这样就能更好的宣传我们的运动员形象，甚至是国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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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回顾
第一节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媒介形象的研究现状
在讨论“媒介形象”前，我们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形象”。《现代汉语词典》对形象的定义是——能引起人的思想或者感情活动的具体形态和姿态。
（一）国内研究现状
第一类是把媒介形象当做媒体品牌形象的研究。在媒介形象研究过程中，中国的学界出现了一些涵义上的分叉。有些学者认为媒介形象等同于媒体形象，因而开始了关乎媒体形象的研究。胡智锋和史雪云在《湖北卫视媒介形象塑造的战略与战略思考》一文中就探讨了塑造品牌形象的策略问题。另外像《从凤凰卫视看电视媒介形象的构建》、韩霞硕士论文《电视媒介形象建构》、张强的《电视媒介形象构成要素的实证研究》，以及秦小辉的《从央视<新闻联播>“换脸”看媒介形象的塑造》等文章都是将媒介形象等同于媒体品牌形象的研究。
第二类是把媒介形象定义为被传播者形象的研究。这类论文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关于国家和政府形象的研究。例如郑晓岩的《国际传播语境下在我国国家形象塑造中的媒介议程设置研究》，廖志谋《论我国对外地方形象树立的媒介传播策略》，相德宝的论文《英语媒介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对<泰晤士报>的实证研究》，林丽君的《从<纽约时报>涉华报道看中国国家形象的媒介塑造——以 2008 年三三大事件报道为例》等。（2）关于某个群体和个人的研究。这里的群体包括 80 后、城管、富二代、女研究生以及伊斯兰世界等等。相关的研究有，张有平和张广平的《“80 后”媒介形象研究初探——由大批判到盛赞的逆转》，兰州大学硕士生王泳惠的《“城管”的媒介形象研究》，田媛的《国内报纸“富二代”媒介形象分析》，宋庚一的《美国媒体对伊斯兰世界的形象建构——以<时代>个案为例》。
（二） 国外的研究现状
在西方学界，学者们对媒介形象的关注一般会涉及这些领域，少数民族，黑人和女性等弱势或特殊群体。他们通过文本分析和内容分析等方法揭示出弱势群体的媒介形象，从而审视媒体是否客观而公正地反映这些群体的真是画面。美国学者格林伯格的相关研究指出，在美国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汇总，黑人被视为下等、无知可笑的、没有固定工资的阶层。北美传播学经验学派的研究更多的地关注媒介形象对受众行为和认知的影响。英国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研究广泛论述了新闻报道中战争、妇女、精神病和发展中国家的形象的生产及影响。自 20世纪 60,70 年代女权运动的兴起，女性便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从而女性的媒介形象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1977 年公开发表的关于媒介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综合研究书目超过千种。相反，引起中国学者关注的传播着形象则很少引起西方学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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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核心概念的界定
一、形象
作为集体想象物的形象
在比较文学形象学中，形象是指一个名族对于其他民族的想象，或者是关于异国的总体印象，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说：“异国形象应被作为一个广泛且复杂的总体——想象物的一部分来研究。更确切的说，他是社会集体想象物的一种表现形态；对他者的描述”。
通过巴柔的话，可以总结出形象的三个特征：一，形象是一种心理现象，是存在于一个民族心理世界中的主管印象；二，形象是一种总体印象，这意味着并不是任何关于一个国家的想象都可以称为形象；三，形象是集体想象，在此“形象”具有普遍性，它是一个民族群体关于他者的共同想象。
作为表意实践的形象
形象除了是一种心理现象之外，还是一种表意实践，是想象主体表达某种意图/意愿的实践行为。巴柔指出：“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并非现实的复制品（或相似物）；它是按照注视者文化中的模式、程序而重组、重写的，这些模式和程序均先存在于形象。”
表意实践也称为“表征的实践”，“是指把各种概念、观念和情感在一个可被转达和阐释的符号形式中具体化”。这就说明表意实践是意义的生产和交换、给予与获得的活动。
媒介形象作为一个词组的使用中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涵义。一，是指媒介本身的形象；即作为大众传播者的传播机构或传播者的形象；二，是指人或事物在媒介上的形象，也就是人或者在大众传播媒介上被再现的想象。这种被传播者的媒介形象在《莱斯媒介形象战略浅析》、《新时代中国典型人物“媒介形象”的变迁和突破》等等文章中都有出现。
本文涉及的媒介形象问题为第二种情况：被传播者（体育运动员）的媒介形象。被传播者媒介想象其实就是大众传播媒介组织通过特定的大众传播媒介手段再现的人或者事物的形象，也可以说是人们获得了对于人或者事物的认知信息后经由一定的大众传播组织所表达出来、并被人们认知的人或事物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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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 15
第一节 研究问题 ................ 15
第二节 研究对象及范围 .............. 16
第四章内容分析结果 .......... 24
第一节分析结果 ................ 24
第五章 新闻论述分析结果 ............. 38
第五章 新闻论述分析结果
根据上章内容分析的初步结果，《纽约时报》和《休斯敦纪事报》运用了一定的报道方式和报道主题来构建姚明以及背后中国的形象。为了跟了解这些报道策略是如何影响美国报纸是如何影响姚明形象的构建的，本章将以 van Dijk 的新闻论述分析方式，进一步分析这一形象构建过程。
新闻论述分析用以解剖报道中所隐含的意义和意识心态，分析的对象包括新闻的架构、风格和修辞、文本语义、社会脉络等层次。依照这个理论，笔者通过分析一篇报道的结构：标题、导语来分析一篇报道的主旨，然后通过对报道中的用语和修辞来的分析来剖析一篇报道的具体态度，最后得出各个报道的论述是如何构建姚明和中国形象的。
第一节 选秀主题
根据 Van Dijk 的新闻分析，新闻内容具有一定的等级架构：包括标题、导语、主要事件和发展脉络等，在报道范畴中，越重要的咨询会以越高层的结构被呈现出来。而标题是属于新闻上层结构的体现，因为标题可以说是文本重要资讯的骨架，能够强化报道文本的主旨。经过筛选，除去那些对分析没有帮助的报道，本研究分析之选秀主题共有：《纽约时报》9 篇；《休斯敦纪事报》4 篇，如表 5-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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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
第一节 研究结果与讨论
本研究运用了媒介形象的概念来探讨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运动员形象的构建，研究分析美国两大媒体《纽约时报》和《休斯敦纪事报》关于姚明的报道，时间跨度从 2000 年到 2012 年。研究方法使用了内容分析法以及新闻论述分析，先通过内容分析得到两大媒体报道姚明的整体轮廓，在针对报道的相关主题——选秀主题、比赛主题、公益和商业主题、文化桥梁主题以及伤病主题，以新闻论述深入分析姚明形象的构建。本节将先重点回归内容分析及论述分析的结果，记者在讨论部分将结果相互联系，并提出重要的研究发现。
一、内容分析结果
内容分析的部分主要是探讨两家报纸在报道姚明时，所使用的报道策略是怎样的，研究项目包括报道来源、消息来源、报道主题以及报道偏向。
在新闻来源上，两报主要是靠本地记者的报道作为主要新闻来源。另外，特派记者和驻外记者的稿量也不少。《纽约时报》还经常使用美联社的稿件作为补充。因此在报道来源上，美国这两家媒体还是以本地的报道为主，另外也会前往中国进行现场报道。
在消息来源上，两报都是引用了球员和教练的消息来源最多。而《休斯敦纪事报》更是频繁使用火箭队内部的消息源，这一方面塑造了一个专业的人物形象，另一方面队友的消息源也使姚明的形象更加正面。
若从报道主题来看，两报的报道涉及的主题都较为全面。比赛主题成为了报道的主流是无可厚非的。伤病主题也体现了伤病确实一直困扰着姚明。另外公益主题和文化桥梁等主题也对塑造多元化和正面的姚明形象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最后在报道偏向上，两报都以中立为重点。《休斯敦纪事报》作为火箭队当地的报纸，更是表达了一定量对姚明的赞赏，即正面的偏向。
参考文献（略）
新闻媒体硕士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八：跨境民族的文化交流及身份认同——以蒙古国与内蒙古蒙古族的文化交流及身份认同为例
第一章 跨境民族概念及类型
第一节 跨境民族概念
学界对分居在不同国家内的同一民族的表述主要集中三个概念上：跨境民族、跨界民族以及跨国民族。例如世界著名的犹太民族，犹太人是非常典型的跨境（跨国）民族之一。犹太人，其祖先为希伯来人，是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游牧民族，属于闪米特人的一个支派，原始血缘上与阿拉伯人相近，主要信仰犹太教。犹太人是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国的一个族群。根据有关犹太人组织的统计，2007年全球犹太人总数约在 1320 万人左右，其中 540 万人定居在以色列，530 万人居住在美国，其余则散居在世界各地犹太人口虽仅有 1320 万，占比全球人口不到 0.2%，但是却获得了全球 27%的诺贝尔奖，诺贝尔奖获得概率远高于其他各个民族，概率是全球平均水平的 108 倍。爱因斯坦，马克思，冯诺依曼等闪耀历史的天才都出自这人数不多的民族。再介绍一个我国国内的一个跨境（跨界）民族-乌孜别克族。乌孜别克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属于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的混合型，是过渡人种。现在乌孜别克人主要生活在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阿富汗等国家和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我国的乌孜别克族主要居住在北疆的伊宁、塔城和乌鲁木齐以及南疆的喀什、莎车和叶城。我国的乌孜别克族一般通用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
而跨境民族、跨界民族以及跨国民族这三个概念是我国民族学及人类学领域的学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来的。对于跨境民族以及跨界民族的概念，民族学家胡起望先生认为：“跨境民族就是分别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国家长期居住，但又保留了原来共同的某些民族特色，彼此有着统一民族认同感的民族。”并且认为：“跨境民族与跨界民族是两个稍有不同的概念。跨界民族是指同一民族在相邻的两国间跨国界而居，他们的地理分布，基本上是连成一片，民族居住地区因国界而划分为两部分，他们是具有不同国籍的同一民族。跨界民族是跨境民族的一部分。跨境民族是跨国而居住的同一民族，他们的地理分布可能不连成一片，有的从居住的第二国、迁入第三国、第四国，他们不仅可以跨国居住，有的还远渡重洋，成为跨海洋而居住的民族。跨境民族是一个比跨界民族更宽的概念。跨境民族的一部分是跨界民族，但有的民族因各种原因有了世界性的迁居，他们就不仅是跨界民族，而成为了跨境民族。”但胡起望先生强调，“跨境民族可以有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狭义的跨境民族，就是同一民族分居在不同国家，他们的民族名称、生活习俗、语言文字等基本保持密切的联系。如汉族的海外华侨……广义的跨境民族，则是在迁出数百年或更长的时期以后，迁出的部分在当地有了一定的发展变化，他们或者受当地主体民族影响，或者在发展中与原来的部分在某些方面产生了差异，在语言的词汇、语音、语法、以至于习俗、服饰、直至民族名称等方面，只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跨境民族的含义而作的一种解释，实际上，有时也很难区分哪个是广义的跨境民族，哪个是狭义的跨境民族。正如有的跨境民族，他们又是跨界民族一样；有的广义的跨境民族，他们又是狭义的跨境民族，在这方面过分追求他们的差异，在事实上也许并无很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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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跨境民族的类型
跨境民族根据这一民族在其所在国的政治地位来分类的话，分为双边主体型、单边主体型、以及双边均为少数民族型。
双边主体型即此跨境民族在相邻或不相邻两国中的政治地位均为主体民族地位。例如朝鲜族为非常典型的双边主体型。朝鲜和韩国之内的朝鲜族均为本国的主体民族；德国在统一之前分为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而当时德意志民族也是均为这两个国家的主体民族；
单边主体型即此跨境民族中，有一方是其所在国的主体民族，其他部分在其所在国为少数民族。例如本文中研究的蒙古族，蒙古国境内的蒙古族为其主体民族，而生活在中国、俄罗斯、阿富汗及欧美等国的蒙古族在该国均为少数民族；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哈萨克族为其主体民族，而生活在中国新疆以及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土耳其、蒙古国等国的哈萨克族在该国均为少数民族；
双边均为少数民族型即此跨境民族在其所在国中均为少数民族。例如生活在中国青藏高原以及尼泊尔、巴基斯坦、印度、不丹等国境内的藏族，在其所在国均属于少数民族；生活在中国新疆以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沙特阿拉伯、阿富汗、土耳其、蒙古国、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家的维吾尔族，在其所在国均属于少数民族。
本文中研究的蒙古族为单边主体型，单边主体特征较为明显。而政治以及地理上的这种单边主体的类型也对不同地区蒙古人的身份认同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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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内蒙古蒙古族跨境民族问题及其演变
第一节 蒙古族跨境民族问题的政治原因及历史原因
由于种种政治及历史原因，一片蒙古草原被分割成了两部分，被属性不同的两种政权领导或控制，势必两方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生产方式甚至语言文字都将产生巨大的差异。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蒙古国建国、内蒙古自治区成立至今的几十年时间里，他们分别走向西化和汉化的道路。例如，内蒙古蒙古人的观点、思想、价值观等意识形态更接近于内敛含蓄的东方文化，蒙古国人接近于更加开放的欧美文化；内蒙古一定程度上放弃传统的游牧方式，走向定居化、农耕化的道路，而蒙古国的牧民还是保持传统的游牧生活；内蒙古还在使用传统蒙古文的同时，蒙古国的文字已由传统的蒙古文变为俄文字母代替的基里尔文；内蒙古的蒙古方言中更多的加入汉语词汇作为外来语，喀尔喀方言中则加入俄语、英语等；生活方式、思维模式等方面产生了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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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蒙古族跨境民族问题的演变
本文在绪论中曾提到，上世纪 50 年代末，内蒙古和蒙古国 30 多年没有来往，边境开放后人们对对方极度热情，但这种情绪是短暂的，激情过后是一种冷静和对彼此的打量，对彼此的看法开始跟之前脑海中想象的差别较大。可见 30 年的彻底分离造成同一民族的两个部众之间文化的差异何其之大。这种文化差异最主要的一点是蒙古国的俄化和内蒙古的汉化。
曾就读于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蒙古国留学生苏达在其相关论文中提到：“蒙方统计表明，2010 年蒙古国贫困人口数量并没有减少，失业率还是 11%左右。不过，在蒙古国数量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以及中国工人好像就等于“火上加油”。据统计，在蒙古注册的中资企业数量已经达到了 5303 家。从蒙古国移民局发布的数据来看，截至 2010 年底，来自 90 个国家的 1 万多名外国公民在蒙古境内从事劳动。其中 61.4%是来自中国的技术工人，同比增加 87%。来蒙古的中国工人数量猛增现象对于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蒙古总人口三分之一来讲的话是一件很不受欢迎的事情。再说，来蒙古的中国技术工人的 90%以上都是男性，文化素质不高，对蒙古语言文化和蒙古社会背景的了解很少，而且和蒙古女性未通婚而生孩子的现象等成为中国工人遭到蒙古民众强烈反抗的因素。由于上述原因，近年来，在蒙古国纷纷发生两国普通公民之间的民事纠纷和冲突事件。”
而这其中不少纠纷也存在于蒙古国蒙古人和内蒙古蒙古人之间。由于贸易、就业、通婚等等诸多问题引起的误会和矛盾日益增加。就此蒙古国相关人士呼吁民众不要排斥内蒙古同胞，其主导思想是蒙古民族分布在世界各地，其中位于蒙古国以南的内蒙古的蒙古族遭到了不公平待遇，这种排斥的行为是错误的。
中国国家形象的建立同样深深影响着内蒙古人在蒙古国人眼中的形象。因此，双方的国家形象也与跨境民族之间的关系存在着联系。国际关系的稳定与否也直接影响到边境地区是否和谐。正如刘艺在其博士论文中指出：“国际关系对跨境民族问题的影响同样也体现在两个层面上：当相关国家国际关系比较和睦时，对跨境民族问题的影响是积极的；当相关国家国际关系不好或恶化时，跨境民族问题便成为两国互相牵制的由头，跨境民族问题因而变得错综复杂和难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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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内蒙古蒙古族及蒙古国人的身份认同 ......... 11
第一节 身份认同概念 ............... 11
第二节 内蒙古蒙古族及蒙古国人身份认同的差异 ............... 12
第四章 内蒙古蒙古族跨境民族的文化交流与中蒙关系 .......... 14
第一节 中蒙民间文化交流 ......... 14
第二节 中蒙关系 ............ 16
第五章 蒙古国《今日报》对内蒙古报道的分析 ................. 18
第一节 对《今日报》中关于内蒙古报道的分析方法 ............... 18
第五章 蒙古国《今日报》对内蒙古报道的分析
第一节 对《今日报》中关于内蒙古报道的分析方法 本研究在蒙古国《今日报》网站上搜索近两年来蒙古国对内蒙古的报道，使用基里尔文输入内蒙古一词，共获得 2010 年至 2012 年的 38 篇文章。由于客观原因数量较少，本文中将对其进行定性研究。对个别典型的报道展开深入研究。
本文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关于定性研究的定义，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国外学术界一般认为定性研究是指：“在自然环境中，使用实地体验、开放型访谈、参与性与非参与性观察、文献分析、个案调查等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细致和长期的研究；分析方式以归纳为主，在当时当地收集第一手资料，从当事人的视角理解他们行为的意义和他们对事物的看法，然后在这一基础上建立假设和理论，通过证伪法和相关检验等方法对研究结果进行检验；研究者本人是主要的研究工具，其个人背景以及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对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影响必须加以考虑；研究过程是研究结果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必须详细记载和报道”。近年来盛行的所谓质的研究方法，实际上也是属于定性研究的范畴。
定性研究发端于 19 世纪，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因社会调查运动而开始得到发展。早期的定性研究是从调查社会中的实际问题开始的。在社会调查运动中，定性研究仍是一种附带性工作,没有人意识到它的价值。但这一种局面由于人类学的兴起而改变，人类学的兴起标志着定性研究开始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实践而存在。人类学研究因强调现场调查、人种志研究而使定性研究逐渐得到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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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论文通过对蒙古国与内蒙古的跨境民族蒙古族的文化交流以及身份认同的深入分析，基本回答了绪论中提到的蒙古族在复杂的历史变迁下产生的不同的心理特征及身份认同。
第一，蒙古族跨境民族中存在分歧及矛盾产生的根源。首先，无法预料的政治变革带来的冲击是最大的，蒙古由一个整体在不同的时期分别成立或归入不同的政治实体当中，社会制度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其次，蒙古民族是亚洲北方草原上历史悠久的民族，自古以来以部落而居，在本文中还没有深入研究的“部落主义”导致蒙古人在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加入“部落”的因素，因而某些方面对对方产生不认同，从而导致矛盾。再次，中国与蒙古交好以来，内蒙古人与蒙古民众之间来往逐渐频繁，接踵而至的是一系列就业、经济、贸易及通婚方面的摩擦问题。民间矛盾经口口相传，造成了对彼此的误解。最后，蒙古国今年大力开发矿业、能源等作为其支柱产业，中国企业（包括内蒙古很多矿业公司）在蒙古开采过程中对其环境造成破坏，不注重环保，对蒙古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导致蒙古国社会人士在国内宣扬一些不友好的言论。
第二，跨境民族之间的和平交流。通过对蒙古族这一跨境民族的研究不难发现，跨境民族的问题处理得到，既可以促进两国友好关系，又可以增进族内的相互信任，稳定、和平、共同发展。通过对蒙古国媒体《今日报》对内蒙古的报道，其中有很多中蒙之间的文化交流活动，加强文化交流，可以使跨境民族族群和睦，朝着更加积极、友好的方向前进。
第三，对于执政者的希望。蒙古民族和其他的跨境民族一样，跨境居住于多个国家境内。而所在国的执政者将如果处理跨境民族出现的各种问题，能够提供何种条件和环境至关重要。跨境民族问题比一般的民族问题要复杂，更容易引起国际关系的变化，因此应该得到国际社会以及各国政府的重视。
本文做的是个案研究，由于本人学识尚浅很多问题不能深入研究，但这将是我以后继续努力的方向，希望跨境民族的研究可以得到更多人的重视。
参考文献（略）
新闻媒体硕士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九：版权博弈与媒体转型
第 1 章 绪论
技术与媒介的发展史同时是一部版权扩张史。科技发明所带来的媒介形态变化，催生了版权，也不断挑战既有的版权规则。版权始于伦敦书商对印刷出版权的垄断。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广播、电影、电视等电子媒介的文本也不断被纳入版权客体范围。而每一种媒介诞生之初，都会造成既有媒介版权格局的失衡，不同媒介、利益集团关于版权的博弈从未停止。
1.1 研究意义
“今日头条”、人人影视、乐视诉风行、“芒果 TV”独播风波……2014 年版权纠纷频发，引发笔者对媒体版权问题的思考。版权究竟怎么了？频繁的媒体版权侵权纠纷背后是什么？与以往相比，目前媒体版权之争有什么新的特点？“版权去哪儿”？
本研究通过对媒体版权纠纷案例的梳理，分析背后不同媒体、平台和其他利益主体的博弈。通过对媒体版权博弈中各自的力量对比，策略选择和结果的分析，深刻剖析媒介融合背景下，媒体转型中的版权问题。探讨版权经济视角下媒体商业模式的重构，将落脚点放到未来传统媒体发展、转型的时代课题上。
研究意义：将对媒体版权的研究与媒体转型发展问题相结合，为版权和媒体转型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对当下媒体版权的研究具有问题导向性，媒体转型又是业界必须解决的时代主题，研究具有较强的实践价值；以“博弈”视角对媒体进行比较研究，力求清晰展现版权主体的利益冲突，角度新颖；对大量侵权案例进行历时性梳理和共时性比较研究，揭示媒体版权内在发展逻辑和版权之争背后的媒体转型困境，具有史料价值和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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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思路
第一，对媒体版权博弈分纵向维度和横向维度两条主线进行，分别探究媒体博弈历史中的版权演化规律，和当下不同媒体间版权博弈的表现形式：一方面，将博弈历史划分为印刷媒介时代、电子媒介时代和网络媒介时代，呈现每个时期版权人、传播者、使用者的地位变迁和主要矛盾，揭示版权与媒介演进的深刻关系，从历时角度阐释传统媒体在版权博弈中弱势地位的成因；另一方面，通过梳理大量媒体版权纠纷案例，运用博弈视角，通过对媒体版权博弈中的力量对比，策略选择和结果的分析，呈现传统媒体之间、传统媒体与自身新媒体平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新媒体之间的版权博弈情况，揭示博弈背后的媒体转型困境和媒体的应对策略。
第二，以电视和报纸为例，研究传统媒体的版权问题。对芒果 TV 版权风波进行个案分析，结合湖南卫视的版权经营管理经验，阐释电视媒体的版权管理与媒体转型；对今日头条事件进行个案分析，结合《华尔街日报》和财新传媒的版权运营经验，阐释报纸的版权保护与媒体转型。
第三，通过剖析网络媒介环境中，媒体版权博弈与媒体转型之间的互动，展示版权视角下的媒体转型路径和传统媒体的盈利模式建构，以期对未来媒体版权管理和媒体转型提供借鉴。
论文的主要框架如下：
第 1 章绪论，包括选题的研究意义、研究思路、文献综述、概念界定和社会语境。从媒介融合、法律完善、公权约束和媒体版权意识等方面交代本研究的社会、时代语境。
第 2 章从历时维度，对媒体版权博弈进行梳理，分析了版权人、传播者和公众在版权博弈中的地位变化，版权与媒体形态演化的关系，传统媒体版权控制力的弱化。
第 3 章从共时维度，对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版权博弈、新媒体间的版权博弈和传统媒体间的版权博弈进行研究，指出博弈的主要矛盾和媒体各自的博弈策略，将版权问题与媒体转型问题相结合。
第 4 章以电视和报纸媒体为例，细致分析了传统媒体转型中的版权问题。并结合湖南广电和《华尔街日报》、财新传媒的转型经验，提出版权视角下的传统媒体转型路径。
第 5 章结合全文研究思路，从媒体进化、法律环境和媒体转型三个角度，对未来媒体版权博弈的“均衡”作出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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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版权博弈的纵向维度
马克思说过，人类所努力争取的一切，都跟自身的利益相关。每一种社会关系首先以利益形式表现出来。利益意味着对资源的占有，资源的稀缺性导致主体间利益争夺。而在利益达成过程中，主体间既存在合作，也存在冲突。博弈，就是在一定规则下，个体或组织通过掌握的信息，对行为或策略加以选择实施，并获得相应的利益或结果的过程。利益的分配与实现，也是博弈最后达成的平衡状态。
2.1 版权博弈历史
2.1.1 印刷媒介时代
版权制度的前身是欧洲封建时代的“特许出版权”，是国家赋予出版商出版特定书籍的垄断权。随着造纸术和印刷机的普及，出版商通过大量印刷书籍获得丰厚利润，印刷商的力量壮大，可以影响到政府决策；而印刷成本的降低也使一些小书商开始大量盗印书籍，影响到大出版商的利益。大出版商开始对政府施压，要求政府给予印书出版方面的保护。而封建政府为了控制言论，实施报刊审查，也需要对书籍印刷进行控制，“印刷出版特权”由此诞生。
可以看出，版权制度创立之初，主要是大出版商和小书商，政府和普通民众的利益之争。在这场博弈中，大出版商和封建政府占了上风，并维持了一段时期内的利益均衡格局。这种均衡很快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打破。封建政府失去政权，报刊审查等言论控制手段也遭到唾弃，大出版商的特许出版权失去根基。同时，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知识分子也成为统治阶级，作者的地位不断提高；政府也开始重视作者在促进文化艺术繁荣中的地位。1709 年英国出台《安娜女王法》，是第一部以保护作者利益为核心的真正意义上的版权法。自此，作者成为版权保护的主体，形成作者、出版商和读者三方的利益博弈格局。
印刷媒介时代，作品印刷需要较高成本，使用者必须支付一定费用才能获得使用权。版权人与使用者之间的利益格局较稳定。报纸版权问题在印刷媒介时代并没有引起重视。一方面是廉价报纸的普及，报纸本身的定价很低，报纸并不通过销售内容（版权）盈利，而是将聚集起来的读者“注意力”二次售卖给广告商，通过出售广告版面盈利；另一方面，由于新闻的时效性要求，报纸首次发行后新闻的价值就基本用尽，报纸盗印不会给报业造成太大损失。因此版权制度对报纸新闻作品的保护一直都较模糊。
2.2 媒介进化中的版权
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信息”，“任何媒介对个人或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都要在我们的事物中引入一种新的尺度。”纵观版权博弈历史，版权利益格局的每一次重构，都由一种新媒介引发。
版权概念产生于印刷术的普及。印刷媒介的实体特征，使版权作为“私权”的观念深入人心。知识是共有的，但是知识的载体是个人财产，获得书籍等作品需要支付报酬。
大众媒介时代，廉价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作品免费向公众开放，作品的创作本身依然要付出较高的智力、时间、人工和原料成本。但由于大众媒介本身的盈利模式，并不通过传播的作品直接获益。因此，大众媒介的免费特征消解了版权“私有”概念。
到互联网时代，社会经历“内向爆炸”，“时间差异和空间差异已不复存在”。信息获取的即时、便捷，使人们对一切限制信息传播行为感到厌恶。版权的意义在互联网时代进一步被消解：作品许可授权与传播效率之间的矛盾，使版权在网络时代的存废都成为问题。“技术赋权”之下，使用者也同时成为创作者和传播者，角色界限的模糊也使版权保护的主体进一步消解：如果人人都免费创作和传播作品，那使用任何作品也应该是免费的。网络媒介的免费属性，使人们对版权存在的意义产生怀疑。
技术发展催生了媒介，任何一种媒介的产生都会引起社会观念的改变。印刷媒介催生了版权，大众媒介消解了版权，网络媒介正在摧毁版权。版权的目的是促进社会科学、文化和艺术的创新，其存在具有重要意义的。“意义的丧失直接关联于信息、传媒、大众媒介的分解和劝阻作用……信息吞噬了它自己的内容”。3鲍德里亚认为，后现代社会的“内爆”消解了真实与意义。网络媒介塑造了社会对版权的新认知，“新新人类”倾向于取消版权，实现信息绝对自由流动。解决网络时代的版权问题，维护版权利益的平衡，需要从媒介入手，遵循媒介的性质与规律：
以许可效率换取传播效率。针对网络媒介的特点，可以顺应其即时、免费的特点，取消版权许可，降低传播成本，换取传播效率的提高。以信息的广泛传播所产生的影响力，建立新的盈利模式。根据不同媒介的特征，采取差别化的版权保护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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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媒体间的版权博弈 .......... 21
3.1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间的版权博弈 ....... 21
3.1.1 渠道与内容的失衡 ........... 21
第 4 章 版权视角下的传统媒体转型 ........... 29
4.1 电视节目版权与电视转型 ............ 29
第 5 章 未来媒体版权利益的均衡 ................ 47
5.1 媒介进化角度的版权博弈均衡 ......... 47
第 5 章 未来媒体版权利益的均衡
在媒体的版权博弈中，版权人、传播者和公众，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之间，最后会达到一种“均衡”状态。均衡状态是所有参与人最优战略的组合，“在这一状态下，所有参与人都不愿意单方面改变自己的战略”。当下，新媒体形态不断涌现，版权博弈格局不断重新划分；而具体到单个媒体的转型，尚未有明朗的结果。媒体之间的版权博弈还难有定论。综合本文的研究结果，笔者从媒介进化、法律环境和媒体转型等方面分析一下未来媒体版权格局可能出现的“均衡”状态。
5.1 媒介进化角度的版权博弈均衡
印刷媒介时代，报刊的实物特征使版权“私权”属性深入人心：人们获得印刷品实物，就要支付相应报酬，这与购买其他商品没有太大区别。印刷媒介的实物特征也限制了作品传播，使媒体对版权具有很强的控制力。因此，印刷媒体时代，版权的存在兼具合理性和操作性；电子媒体时代，电视、广播等媒体作品的虚拟特征，使媒体版权失去实体根基，人们打开各类电子媒介就可以免费接收信息。同时，信息的传播速度加快，信息传播开始跨越时间和空间限制，媒体对自身作品的控制力下降；互联网时代，新媒体层出不穷，信息传播更加快捷和方便，媒体对信息的垄断传播权被彻底打破。同时，像控制复制权一类控制传播的手段，在复制成本接近于零的网络世界也失效。
版权从诞生之初就具有信息控制的特征：作为一种垄断专有权利，权利主体所占有的对象是信息。而从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再到互联网新新媒介，媒介进化的方向是快速、便捷和超时空，是信息传播的绝对自由。从媒介进化角度看，对信息的控制将越来越难。版权保护也越来越失去合理性和操作性。
未来，当互联网成为信息的主要传播载体，基于互联网的媒体将成为主流，也就不存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之分。媒体版权博弈主体变为网络媒体中的版权方和传播方。比如“爱奇艺工作室”，就是从网络传播平台分化出的创作平台，属于网络媒体中的版权人。因此，随着网络媒体渐成主流，媒体版权也将更加开放，公众利益空间进一步扩大；网络媒体中的版权人和传播者会由于渠道、内容的稀缺程度，在博弈中形成新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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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本文对媒体版权博弈历史进行梳理时，划分了印刷媒介、电子媒介和网络媒介三个阶段，总结了版权人、传播者和公众在历时博弈中的地位变迁，基于版权与媒介演进的关系结论，推导出未来媒体版权发展趋势：以许可效率换取传播效率，以权利让渡打造新平衡，以媒体转型拓展版权产业链。在对媒体版权博弈的历时分析中，发现了媒体作为版权人和传播者，其角色从合一到分离现象，并将其解读为传统媒体版权控制力的下降。
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博弈，主要源于内容与渠道的失衡。在此过程中，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同时都在转型：传统媒体开始建设自身新媒体平台，新媒体迫于高价版权尝试自制内容；新媒体间的版权博弈是非合作的，在优质版权资源稀缺情况下，新媒体展开了激烈的版权争夺；传统媒体内部的版权博弈，是一种内容同质化的竞争，媒体之间互相抄袭致使作品失去区分度，加重了自身的危机，而传统媒体与自身新媒体平台也缺乏内容生产、经营上的合作和合理的收益分成机制。
未来的版权均衡，是版权人、传播者和公众整体利益提高的前提下，各方利益更为平均的状态。版权人的版权理念将更加开放，为公共空间让渡更多权利，而公众也会相应减少对版权人其他合法权利的侵犯，版权人与公众利益达到平衡；法律的完善将进一步保障版权人地位，扭转内容生产者的弱势地位；当下媒体之间的竞争，越发凸显内容的价值，拥有内容资源的媒体开始在媒体竞争中占据主动，而作为传播者的媒体其强势地位开始削弱。
在中国，媒体版权价值还有巨大的挖掘空间，随着媒体版权生态的改善，版权博弈趋于均衡，以版权为中心的内容运营模式将更具有现实的操作性，版权也将成为媒体新的盈利增长点。
参考文献（略）
新闻媒体硕士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十：《卫报》2012伦敦奥运会报道的英式幽默研究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依据
文化研究的是社会生活中的意义与活动。大众传媒日益呈现出传播讯息、沟通、文化传递的强大功能，在当下的社会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大众传媒尤其是传统媒体无疑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
英国伦敦这个举办过三届奥运的城市，它拥有着古老文化和悠久历史，且在2012 年奥运会期间，再一次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
伦敦奥运的报道，英国本国媒体的报道则比外媒具有更强的代表性，他们扎根在雾都伦敦，跟这座古老的城市一起经历时光的洗礼，在报道中也随处可见英国文化的烙印。
《卫报》（The Guardian）是英国的全国性综合内容日报，创刊于 1959 年，是一张自由民主派报纸，自创刊以来《卫报》的传统就被无数卫报人很好的沿袭下来，始终坚持自由民主的政治立场和特立独行的新闻观。这样独特的《卫报》引发了全世界学者对这份报纸的关注。《卫报：报纸的传记》一书作者曾经这样评价这家报纸：“《卫报》是唯一的，就像我们的警察、我们的政治组织、我们的英格兰的气候一样，是英国风景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2012 伦敦奥运是《卫报》的主场，《卫报》对本国伦敦奥运会的报道表现出极具代表性的自嘲、讽刺、调侃、滑稽的英式幽默特色，这也是英国文化不可缺失的一部分。
在英国人的民族性格中，保守和内敛是突出的特征。他们沉默寡言、感情轻易不外露，看上去既不开放、也毫不浪漫。绅士、古板一直是外界对英国人最贴切的评价。然而，在英国人的自我描述中，幽默却是其性格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说一个人不懂幽默、没有幽默感，在他们看来是最恶毒的评价之一。英式幽默有其显著的特点，其中以自嘲、讽刺、含蓄内敛、懂得节制等最为鲜明。有人认为憨豆就是英国式幽默的典型人物，他内敛、沉默、怪异，憨态可掬，创造了英国式的无厘头，令人直观的感受到英式幽默中的那种自我贬抑。在《卫报》伦敦奥运会报道中，英式幽默在多处报道中得到了体现，成为了研究英国文化的一个饶有趣味的切入点，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本选题拟从英国《卫报》在伦敦奥运期间的报道出发，在文化研究的范畴下，运用运用美学研究中喜剧和幽默研究的一般方法，对《卫报》报道文本进行解读，探究其报道中的英式幽默以及呈现方式，尝试分析在报道背后的文化背景和意义，为奥运会报道研究提供新的文化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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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意义和目的
1 研究目的
对英国《卫报》（The Guardian）在 2012 年伦敦奥运会期间的报道，运用美学研究中喜剧和幽默研究的一般方法，对报道文本进行解读，探究在《卫报》伦敦奥运报道中英式幽默的表现形式，揭示英式幽默的美学意义，分析报道背后的美学价值和文化因素。
2 研究意义
美学研究中存在着多种划分方法，如以美的表现形态将美学划分为优美美学、崇高美学、悲剧美学和喜剧美学，或是从美学应用的角度将美学划分为电影美学、音乐美学、舞蹈美学、戏剧美学等等。其中，幽默研究属于喜剧美学范畴。本论文研究的逻辑起点，站在了文化研究的范畴，选择英国《卫报》2012 伦敦奥运会期间报道的文本，运用美学研究的一般范式对报道文本进行解读，分析英式幽默在报道中的表现形式、以及其背后的文化因素。本研究从英式幽默这一独特视角对英国文化进行解读，并努力探索和挖掘奥运报道的美学价值和文化内涵。
3 研究创新性
英式幽默作为一种美学追求乃至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萌发于英伦特有的文化土壤之中，根植在英国人的血液里，流传在包括体育赛事报道在内的英国文学、英国影视作品等种种文化形态之中，成为英国文化一个独有的文化品格。我国对幽默的研究尚不完善且不成体系，对英式幽默的研究更是极少，而对体育赛事报道中的英式幽默的相关研究，目前尚属空白。
本论文在文化研究的范畴下，以文本分析的方法，对《卫报》伦敦奥运会报道的相关文本展开分析，尝试对报道体现的英式幽默进行“二次解说”，用语意分析、文本解读等不同的方式来剖析报道中的英式幽默，对英式幽默这一文化现象在美学和文化范畴内进行科学而深入的解读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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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幽默与英式幽默
第一节 幽默
幽默的艺术，历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并普遍被人们接受。幽默能够借由文化艺术形式、社会生活意识、思想意识潮流等载体得以体现、发展和变化。也因此，幽默可以在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对人们的生活和思想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学界有关幽默有种种的理论阐释，但由于幽默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过于广阔，相关研究的文化背景和对幽默的理解各不相同，使得幽默的概念仿佛一个永远也无法清扫的“奥基亚斯牛圈”。幽默是喜剧美学在社会生活和文学艺术中的一种表现形式，然而，时至今日，在幽默的理论领域中，仍然呈现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
不仅如此，即使在幽默所归属的喜剧美学领域，至今也没有统一的定义。如陈孝英认为喜剧不仅仅是与悲剧相对应的题材，喜剧美学广义上的美学范畴，即为一种与优美、崇高、悲剧等范畴相对别的美的表现形态。它包括一系列具体的样式，如幽默、讽刺、滑稽、机智、揶揄、怪诞、荒诞等。佴荣本认为美学史上有关喜剧美学的研究，大体侧重于对笑与喜剧作为审美主体的心理研究与笑与喜剧作审美课题的社会的界定。幽默是一种复杂的审美形态。
西方国家习惯上常把一切逗人发笑的均称为“幽默”，想要认识幽默，知道什么是幽默，就得先认识幽默的根源，即了解对幽默这一概念诞生、发展和演进的的历史。
1 幽默的来源
幽默原是一种常见的语言艺术，也是一个重要的美学概念。幽默一词的英译是"humour"。据说最早，在 1702 年，英国戏剧家乔治·法奎尔（George Farquhar 1678-1707）就对幽默的运用赋予了近似现代的含义。“幽默”原文是拉丁语的Humor，本是古代医学名称，指人体中四种体液(血、痰、黄胆汁和黑胆汁)。据说这四种体液的比例不同，就决定人们的气质和性情不同，又据说有些人的脾气所以古怪奇特，就是由这四种体液的比例失调引起的。幽默在英语中的单词是humour，林语堂将他音译为中文的“幽默”。如今幽默一词已经在世界各国通用，法语是 humour，德语和西班牙语是 humor，在俄语、日语、葡萄牙语中也大体一致。
英国在 17 世纪已经逐渐摆脱封建专制的约束，人民开始有言论自由，这正是幽默语言发展的重要条件。由此出现善于运用幽默艺术方法的作家、艺术家，如莎士比亚、亨利·菲尔丁、威廉·霍加斯等。威廉·坦普尔在他的重要论文《诗论》中特别强调了幽默，把他追溯到莎士比亚。他更指出了这个词及其风格本质上的英国性，从而将这一喜闻乐见的副产品归功于家乡的土壤，多变的气候，以及最重要的——一个容许存在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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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英式幽默
1 什么是英式幽默
虽然幽默的词源是拉丁文的 Humor，但是，在西方的幽默研究中乃至寻常生活之中，人们普遍倾向于认为：幽默最早来自英国。甚至，在某些特定的领域，英式幽默更是成为对幽默的一种最具代表性的解读和表现方式。
目前并没有统一对英式幽默的定义。英式幽默即英国式的幽默，是对某种产生于英国和它的前殖民地的的某些有喜剧效果的语言或行动的总称。有时候，这种幽默对非英联邦国家的人来说可能显得很奇怪和难以理解。例如，人们不熟悉一些英国俚语或者一些在英国知名但在世界上不知名的人。对英国人来说，当权者和比较重要的人和事才是他们取乐的对象。不仅仅是政客，凡是那些以告诉人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为工作的人，还有那些让他们感到严肃紧张的人，都是人们取乐的对象。报纸和社交网站经常拿政客开涮，伦敦市长在奥运期间专程赶赴奥运公园做宣传，拿着两面国旗玩滑索。不过很惨的是他被“卡”在空中长达 5分钟。这一事件图片被网友恶搞，市长立刻成为社交红人，连媒体也没放过他，《卫报》对这一事件的评论是：Just another day at the office for Boris（对市长来说就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日）。仿佛市长每天的任务就是出丑供人嘲笑。
憨豆先生被认为是较为熟知的英式幽默的代表。他只是一个平凡人，一个言行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这让他四处碰壁，到处吃亏，但这丝毫不影响他自娱自乐，他只会以自己充满童心的愤怒向欺负他的人实施恶作剧式的报复，然后躲在一边偷笑。这正是英式幽默的一贯风格，自嘲、朴实、荒诞，又含蓄低调。英式幽默往往是以自我贬抑为出发点，以幽默语言为手段，最终目的是实现自嘲，嘲笑自我的缺点、失败、窘境乃至理想。英式幽默不似美式幽默夸夸其谈开口大笑，英国人认为，他们的幽默含蓄内敛，其中大量的双关词、荒诞的情节、机智的反讽和自嘲拥有极其深刻的文化积淀，不熟悉英国文化的人，很难真正理解英式幽默。
讽刺和自嘲是较为突出的英式幽默表现形式，对时事、社会现象或公众人物的讽刺，对自我的贬抑和嘲笑，往往不动声色却又含义深刻。其次调侃通常运用文字戏弄人或事，时常达到意想不到幽默效果；再次滑稽言语逗人发笑，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在说幽默产生时所提到的“不协调事物”，即不合谐、违背常理的事物，最让人觉得滑稽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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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卫报》伦敦奥运会报道中的英式幽默 ............. 23
第一节 英式幽默在卫报中的几大表现形式 ................ 23
1 讽刺 ............. 23
第四章 英式幽默的文化大背景 ............. 66
第一节 经济原因 ..... 66
第四章 英式幽默的文化大背景
第一节 经济原因
人类历史上的生产关系划分、社会生产能力高低的表现都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虽然社会生产力这一经济原因并不能直接影响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发展结果，但是却是种种社会文化呈现形式的经济基础。而英国在经历封建统治、资本主义变革的两大历史沿革期中，经济状态的不断变化，无疑是英式幽默这一典型社会文化形态逐步形成的内在推动力。
16-17 世纪的英国正处于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度时期，这个时期的英国新兴资产阶级为了积累更多的原始积累财富而采取了“重金主义”政策，这样既极大的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从萌芽到发展，又刺激了人们对社会更高层次的文化追求。而 17 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更是通过推翻英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使得英国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确立资产阶级政权统治的国家。君主立宪制的确立不仅有利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发展，而且，兼顾了英国各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和心理承受能力，从而保证了英国的社会变革在把破坏因素降低到最低限度下进行，进而维护住了社会稳定, 促进了社会政治经济的持续发展。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加速推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措施，为工业革命的成功准备了各种前提条件。此后, 英国社会的长期稳定 1765 年哈格里斯夫发明珍妮机是英国第—次工业革命的开始，“蒸汽时代”从此到来。1840 年前后，英国的大机器工业取代工场手工业，标志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而由此带来的工业总产值已经将其他国家各自创造的社会财富远远甩在身后。英国国内各个社会阶层的自我认知程度和优越感都在默默地发生着不断的变化。但是，从 19 世纪 70 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直到 1890 年美国工业生产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时，英国保持了一百多年的世界经济霸主地位终于让位。工业革命为英国所带来的机遇与发展，令人们不断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得到了物质财富的满足，但同时所遭受的经济负作用影响也不容小觑。世界范围内经济地位的起落，以及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一系列环境问题日益加剧，城市空气污染、人民健康水平下降、伦敦“雾都”等现实因素直接导致更加复杂多样的社会矛盾出现，面对如此多的问题，人们的心态、生活方式等等也慢慢随之发生变化，与之相生的，社会文化与意识也在不断变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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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幽默是喜剧美学在社会生活和文学艺术中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能在引人发笑的同时体现美学价值的文化行为。英式幽默是英国式幽默的总称，既具有含蓄、内敛、令人愉悦的快感，又有讽刺、自嘲等能一定程度缓解消极情绪的特征。英式幽默与美式幽默有着明显的区别，英式幽默讲究克制、隐晦，具有英国的绅士品格；美式幽默更加豪放、直白，体现美国的开放性格。英式幽默更多利用隐晦的讽刺和机智的双关来体现，与美式幽默产生鲜明对比。
《卫报》2012 伦敦奥运会报道中的英式幽默，以讽刺、自嘲、调侃和滑稽四种表现形式最为典型。其中，讽刺最为直接且具有一定的攻击性，自嘲机敏而富有技巧，调侃随性又不过激，滑稽大多更加善意、令人愉悦但轻于内涵。《卫报》将奥运报道这类平实的新闻元素和信息整合成独具英式幽默特色的新闻作品，以此呈现出更能激发人们审美享受的美学价值。《卫报》2012 伦敦奥运会报道中的英式幽默在修辞手法和标点符号的使用上亦有所体现。比喻、夸张、双关和排比这四种修辞手法，在《卫报》伦敦奥运报道中使用最多，修辞手法的灵活运用使得幽默语言的表现力更为强烈，生动的体现出英式幽默的美学价值，更加丰满的展示出英国文化底蕴。标点符号在报道中的使用延伸了标点符号的作用，增加报道的可读性和趣味性，提升了读者的审美体验，体现出独具特色的英式幽默特征。除此以外，《卫报》2012 伦敦奥运报道特色栏目和主要记者的风格对《卫报》英式幽默风格的形成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卫报》2012 伦敦奥运会报道中体现出极具代表性的英式幽默特色，展示出独具克制、优雅、委婉、含蓄等美学特征，给读者带来含蓄又不失尖锐、诙谐又不缺调侃、戏谑又不乏趣味，让人意犹未尽、回味隽永的审美感受。《卫报》在报道中体现出英式幽默的背后，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内涵。究其原因，大致可从工业革命后带来的环境污染思潮运动等与英国人对物质文化需求未能平衡的经济层面、一二战后失去霸主地位的英国经历着多重危机内忧外患的政治层面、英国贵族精神的传承和经历跌宕起伏的英国历史地理文化的文化层面这三个层面进行解读。英式幽默中的讽刺、自嘲、调侃等特色，在《卫报》2012 伦敦奥运报道中呈现出含蓄、克制、使人愉悦、松弛的美感，侧面展示出英国人达观、松弛的人生观、世界观。英国人的气质、社会生活心态决定了他们以幽默的态度来面对生活，面对奥运也不例外，这才有了《卫报》2012 伦敦奥运报道中大量存在的英式幽默。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