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世报》健康传播观念呈现与变迁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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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35633 论文编号:sb2022051215051247462 日期:2022-06-01 来源:硕博论文网

本文是一篇新闻媒体论文,笔者认为从办刊水平来看,《益世报》采取与专业医学社团、医生合作办报的模式。内容专业质量具有一定保证,但与同期《大公报》相比仍有一定差距。这种差距首先源于办刊合作者本身。《益世报》医学刊物主要基于天津当地医家,以发行期数最多的“新医常识”为例,主要与天津海军医学院合作。作为津门西医教育的摇篮,海军医学院经费始终捉襟见肘,以至被迫关闭。而《大公报》的合作方——北平协和医学院,则有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合作者水平的差异,最终反映在两份报纸医学副刊的发展水平上。
第一章  西学逼仄:《益世报》健康传播图景
1.1  《益世报》健康传播的历史背景
1.1.1   医疗卫生建设起步
我国自先秦时代即出现了医政管理的萌芽。但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医政管理模式,封建社会的国家医疗服务以贵族为核心。个人的医疗与卫生状况,并未被纳入其中。近代,以公共卫生为核心的医疗体制建设起步。
1905 年、1906 年,清政府先后建立了巡警部卫生科、民政部卫生司,管理全国卫生事务。北洋政府于 1912 年、1913 年先后建立了内政部卫生司、内务部警政司卫生科,统筹传染病预防及疫苗接种、药物管理等工作。1928 年 11 月,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卫生部,作为全国性的卫生行政机关。1930 年卫生部裁撤,次年 4 月又改组为卫生署,由内政部统属。在立法层面,清末颁布了《预防时疫清洁规则》,有关食品卫生的《管理饮食物营业规则》、《管理牛乳营业规则》等相关的专门法规。北洋政府时期出台《卫生陈列所章程》、《管理医师暂行规定》等十余条法令。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期间,更是发布百余条卫生法规,涉及了食品安全、行政组织架构、传染病预防、医务人员管理等众多方面。
对于天津来说,作为近代较早开埠的城市,其公共卫生建设起步较早。1860 年《北京条约》签订后,天津被迫开放,列强先后划定租界范围。租界内推行的禁止排放污水、随地大小便等卫生条令,促进了天津的公共卫生建设。1900 年 6 月多国联军在天津成立临时政府(也称都统衙门),设置卫生局作为专门机构,管理城市卫生及传染病防治等相关事宜。依靠强大的军事与行政力量,临时政府初步实现了对生活垃圾、粪溺物排泄、丧葬事宜的集中管理。1902 年,清朝收回对天津的统治权,继承了卫生局相关的机构及其规章制度。天津卫生局远早于清政府设置的第一个中央卫生行政机关——巡警部卫生科。标志着近代天津的公共卫生建设,走在了全国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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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益世报》健康传播图景勾勒
1.2.1  零散分布:专栏与专页传播
作为近代重要的公共性报纸,《益世报》记录了 1919 至 1949 年间的社会风貌,涵盖了政局变动、社会运动、文艺体育、经济资讯、卫生健康等众多方面。就健康传播而言,《益世报》以专栏、专页、副刊等多种形式记录了近代健康传播观念的变迁。《益世报》健康传播内容既包括不定期对医疗相关新闻的报道,也开设了专门栏目收录健康、卫生相关的内容。经过笔者整理,《益世报》中开设时间较长,内容风格较为稳定的医药类专栏共三种。还有不定期刊出的专页。医学副刊共 5 种。
1921 年至 1928 年间,《益世报》开设了  “卫生”一栏,稿源主要为各界来稿,同时长期向上海中华卫生教育会约稿。①“卫生是却病无上妙药”②,该专栏直接以“卫生”命名,可见卫生观念宣传已经成为近代报纸健康传播的重要任务。涉及传染病防治、卫生行政建设等多个方面。
1933 年 11 月 15 日,社会服务版创刊,在创刊启事中明确提出设立“经济、科学、医药、商业……等栏”,1933 年 11 月 16 日正式开设医学类专栏,以问答形式解答读者疾病困惑、传播医药常识。
除健康常识普及外,《益世报》也积极参与公共卫生建设。通过不定期刊出读者投稿,实现对公共卫生建设的舆论监督。这一专栏或以“注意卫生”为标题,或直接以“妨害卫生”作标题。内容短小精悍,字数多在 200 至 300 字之间。但由于篇幅所限,对医学知识的系统性介绍不足。《益世报》还曾多次刊出临时专页,针对重点医药问题进行分析与解答。例如 1930 年 6 月 8 日、6 月 9 日,分别发行《捕蝇特刊》《夏季卫生特刊》。

新闻媒体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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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沟通互鉴:中西医思想交流
2.1  身份冲突:西医声援中医改革
2.1.1  独树一帜:津门中西医平和交流
近代,津门中西医群体始终在平和、宽容的氛围下进行学术交流。这在中西医激烈对垒的历史背景下颇为难得,上海、北平、天津都曾是中西医论战的核心地带。其中上海地区所发生的中西医争论最为激烈,常常超越学术讨论层面,发展到“不允许中间派”存在的极端状态。近代力主废中医的领军人物余云岫,同恽铁樵、陆渊雷等中医名家在报章杂志上频频开战。北平地区,则有视为近代北方反对中医的桥头堡——《大公报·医学周刊》。严格来说《大公报》创刊于天津,但其医学周刊却是与北平协和医院的医学社团丙寅学社合作创办。丙寅学社通过批判中医书籍与理论,频频驳斥中医支持者。高官如陈果夫、西医同侪如张蕴忠,中医如张锡纯等人都曾成为《大公报·医学周刊》的批判对象。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媒介对新闻事件的强调程度,影响着受众对该事件重要性的感知。1929 年至 1930 年间,《大公报·医学周刊》发表中西医争论相关文章60 篇①。通过对同一话题内容的密集关注,《大公报》构建了自身中西医争论战场的形象,而主角无疑是由丙寅学社领导的西医群体,中医发言空间有限。
与《大公报》相比,中、西医群体在《益世报》五大医学副刊历时性的变迁中,获得了相对平等的话语权。并且中西医报办的更迭与社会文化发展息息相关。《益世报》先后创办了五大医学专刊,中医副刊两种,西医类副刊三种。1929 年废中医案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益世报》首份中医副刊“医药周刊”于同年应用而生,而后在版面调整中被西医副刊替代。编辑部并未对这种办刊方向的调整做明确解释,但从彼时社会文化环境来看,20 世纪 30 年代科学至上已成为天津市政建设与公共服务的核心理念①。《益世报》整体办报理念也出现向西方文化的倾斜,先后创办了“科学周刊”、“民众科学”、“二十世纪”等数种副刊。在此背景下,《益世报》健康传播由中医向西医转变的战略调整,也是为了符合西化的社会思潮。中医生存空间受到压缩的困窘可见一斑。自 1929年,中医界及支持中医的政界名流、仁人志士无不为中医立法奔走号呼,1935 年 11 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时任中央委员冯玉祥连同海内外代表 81 人,要求在 1936年实施《中医条例》②,中医的合法地位终于在立法层面得到了确认。1937 年第二份中医副刊“民众医药”创办,同年跨越 8 年的办刊史,反映了近代中西医力量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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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重新表述:西医东渐下中医自我调适
2.2.1  主动引介:中医副刊沟通西学
如果说《益世报》上西医群体面对中医的包容与学习态度,在近代激烈的“废中医”论调下颇为难得。那么,《益世报》中医副刊对于西医的学习似乎多了几分理所应当。Sterling Weiser 曾不无遗憾的表示,中医学的发展面临着很多“最后通牒”似的要求:要么选择追随现代标准的脚步,以获取生存空间;要么消亡。①这一判断虽是针对现代中医的发展与国际化问题做出的,但本质上,自近代中医学所面临的困境从未发生根本改变。北洋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执政期间,政治层面中医权利的衰弱,极大的刺激并开启了中医向西方学习的过程。《益世报》健康传播实践中,中医副刊并未直接提出学习西医的目标,而是转而强调“沟通中西医学”的重要性。“医药周刊”创刊号中对于中西医思想间的互动表示“关于欧西医学方面……应如何研究讨论,使其与中医学术调和。窃意应自其已得之成绩出发,再为前进。”②“民众医药”则在征稿启事中申明自身对于中西医学的态度,“(本刊投稿)无论中医西医……期以沟通世界医药学说,而无派别私见之争执为主体”。
《益世报》中医副刊积极引介,西医的先进医疗工具与医学概念。“医药周刊”第九期刊登了马铁仙所著《温度表之用法及实验》一文④,在作者论述中彼时体温表已经成为“一般中医……辨证用药之标准”,但对于体温计的推广来说,西医翻译书籍的相关介绍多略而不详,导致“欲用此表者,未能明了其标准,而不敢轻视。或虽使用而仍未详知标准之意义”。有鉴于此,文中详述了体温表的使用方法、不同症状下的体温表现。体温计最初由伽利略基于空气热胀冷缩原理发明,后为西方医学家改造移用至医疗领域。体温表虽源自西方,但中医也可将使用在中医诊断中,综合利用各学科之长。“今墨医案”专栏曾记录了施今墨接诊的一位 19 岁吕姓患者,其中作者已经引入体温计来衡量病症,“丁卯二月,杂出痘疹……舌苔垢腻,喉头微痛,不思饮食,疹粒发痒……体温三十九度至四十度”,医案记录用词精确,浅显易懂,详细的数值记录已经超越医家以经验为衡量尺度的传统做法。症状描写细致,能够直接为阅读报纸的受众所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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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改革利器:现代卫生观念确立 ............................ 31
3.1  关注卫生事业建设 .............................................. 31
3.1.1  关注本地医疗事业 ........................................ 31
3.1.2  强调国家卫生建设责任 ........................... 32
第四章  恐惧救赎:药品与疾病观念 ................................... 39
4.1  恐惧表达:肺结核与梅毒 ..................................... 39
4.1.1  传染力恐惧:梅毒 ................................ 39
4.1.2  不确定性沟通:肺结核 ............................. 40
第五章  《益世报》健康观念的变迁 ...................... 45
5.1  由比附西医到反思中医理论 .................................... 45
5.1.1  文化守成:比附西方科学文化 ............................... 45
5.1.2  断尾求生:否定阴阳五行 .................................... 46
第五章  《益世报》健康观念的变迁
5.1  由比附西医到反思中医理论
医学思想变迁深刻影响着一个时代的健康传播行为。中医发展可追溯至西汉《黄帝内经》的成书,这标志着中医理论初步体系化。基于“阴阳”、“五运六气”等概念,中医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近代,西方医学与科学的传播,对这套理论体系形成了强烈的冲击。本节将从《益世报》中医副刊历时性的变迁出发,分析其对于自身理论价值的调适与变迁进程。
5.1.1 文化守成:比附西方科学文化
《益世报》中医副刊发展初期,仍抱有顽固的文化守成心态。以 1929 年废中医案标志着中医在近代社会发展中遭遇了极大的危机。中医界被迫进行自我改革,《益世报》也积极参与到了这场大规模的中医自救活动中。中医副刊编者纷纷开出关于改革中医的良方,坚持在在传统中医理论的前提下,有限度地引进西学概念。此时代表性人物有“医药周刊”的编者杨达夫、杨孝臣、陈思等人。
利用西方科学知识解释中医既有理论,是《益世报》健康传播初期文化守成心态的重要表现之一。中医素来有针灸的传统,沈时霖在《针以通电说》一文中创造性将针灸治疗的原理与电学相结合,“人身有电,人皆知之。夫针之能治病者,无非导气而已,导气者何,即通电也”①  。中医素来有气血运行一说,气滞血凝将会打破机体循环,导致病症。作者认为,此时以电流进行刺激方能实现通气。“电盛也,气至疾出针。顾所以引电外出也”②。针灸通电之法是否具有疗效暂且不论,电流与气血之联系从未在物理学上得到确认,作者贸然使用电流解释传统中医针灸的原理,是对于现代科学与传统医学知识的双重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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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近代西方医学输入,极大地冲击了中医的生存空间。上海地区中西医争论一度发展到水火不容的状态。陷于学术党派之争,既无益于民众健康与国家发展,也无法促进医学本身的进步。相较之下,在津门发生的中西医争论,颇为平和。天津地区既有深厚的中医发展历史,又有较好的西医教育基础。中西医群体之间能够互相借鉴与学习。《益世报》五大医学副刊中,中西医拥有相对平等的地位。基于平和的中西医交流氛围,《益世报》在卫生观、疾病与药品观的呈现上表现出较为统一的风格。
《益世报》医学副刊历经八年风雨,健康观念的表达发生了较大变化。中医副刊敏锐捕捉到当前中医生存环境的改变,在传播策略上主动进行调整,果断放弃阴阳五行学说,迈上科学化的道路。事实上,中医此种自我调适是渐进的,不仅包含着中医自身的努力,也渗透着西医群体对中医价值的主动挖掘。从这个角度来看,近代弥漫于医学界的救国思潮,不仅仅包含引进西方先进医疗技术,提高国民身体素质这一层涵义;同时包含了对中国本土医学发展的期待。中医悠久的历史与治疗实效,成为西医确认自身民族身份的起点。由此观之,中医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不仅具有工具性价值,更具有民族文化意义。《益世报》医学副刊发展中,中西医的沟通互鉴能够为理解今日的中西医争论提供丰富的历史背景。
从办刊水平来看,《益世报》采取与专业医学社团、医生合作办报的模式。内容专业质量具有一定保证,但与同期《大公报》相比仍有一定差距。这种差距首先源于办刊合作者本身。《益世报》医学刊物主要基于天津当地医家,以发行期数最多的“新医常识”为例,主要与天津海军医学院合作。作为津门西医教育的摇篮,海军医学院经费始终捉襟见肘,以至被迫关闭。而《大公报》的合作方——北平协和医学院,则有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合作者水平的差异,最终反映在两份报纸医学副刊的发展水平上。《大公报·医学周刊》与丙寅学社合作近 10 年,形成了成熟的办刊模式。《益世报》医学刊物几经中断,发行缺乏稳定性;对健康观念的表达也出现异化倾向。面对来自异域的水果,传播者未能准确解读其医疗价值,反而通过虚构将其塑造为一代神药。而肺结核与梅毒,更被视为拥有超强传染力的绝症。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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