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
1.1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文化是规范、角色、信仰系统、法律条文和价值观等所构成的意义整合体”（Triandis，1972），是导致人们模式化思考、感知以及行动的“共同心理程序”（Hofstede，2008）。文化为大脑“编码和解释”外界信息提供了一个基于语言的概念框架，并通过影响人对外部世界的感知来影响他们的决策和行为（North，1990）。具体来讲，一方面，文化在人们早期的社会化过程中就逐渐被植入人们的思维，并通过刺激和调整人们的行动、选择等来促使其符合某种社会的既定价值观；另一方面，文化通过影响人们处理信息的方式进而形成人们解释问题的主观心理结构（North，1990），这也意味着相同的信息给个体的感知会因个体所处文化类型而异。因此，具体就公司董事长而言，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约束机制能够通过影响董事长的行为决策来对整个公司战略战术的制定施加影响，而且相对于法律、经济制度等正式约束机制，文化对公司决策制定的影响甚至更为广泛和基础(North，1990；Williamson，2000)。例如 Becker et al.（2016）的研究表明，欧洲历史上统治领域最广的王室哈布斯堡帝国（Habsburg Empire），其统治时期的人们因帝国较好的管理由此产生对正式制度的信任和依赖一直持续到现在，即使目前这些人分布在 17 个不同的国家。
1.1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文化是规范、角色、信仰系统、法律条文和价值观等所构成的意义整合体”（Triandis，1972），是导致人们模式化思考、感知以及行动的“共同心理程序”（Hofstede，2008）。文化为大脑“编码和解释”外界信息提供了一个基于语言的概念框架，并通过影响人对外部世界的感知来影响他们的决策和行为（North，1990）。具体来讲，一方面，文化在人们早期的社会化过程中就逐渐被植入人们的思维，并通过刺激和调整人们的行动、选择等来促使其符合某种社会的既定价值观；另一方面，文化通过影响人们处理信息的方式进而形成人们解释问题的主观心理结构（North，1990），这也意味着相同的信息给个体的感知会因个体所处文化类型而异。因此，具体就公司董事长而言，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约束机制能够通过影响董事长的行为决策来对整个公司战略战术的制定施加影响，而且相对于法律、经济制度等正式约束机制，文化对公司决策制定的影响甚至更为广泛和基础(North，1990；Williamson，2000)。例如 Becker et al.（2016）的研究表明，欧洲历史上统治领域最广的王室哈布斯堡帝国（Habsburg Empire），其统治时期的人们因帝国较好的管理由此产生对正式制度的信任和依赖一直持续到现在，即使目前这些人分布在 17 个不同的国家。
为了对不同文化进行区分，Hofstede（2008）将文化定义为四个维度，即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集体主义/个体主义（collectivism vs individualism）和阳刚气质/阴柔气质（masculinity vs femininity），文化间四个维度不同的表现程度表现为文化之间的差异。就集体主义/个体主义而言，Hofstede（2008）认为集体主义指人们“从出生起就融入到强大而紧密的‘内群体’（in-group）中，这个群体给人们提供终身的保护以换取人们对该群体的绝对忠诚”；个体主义强调“人与人之间松散联系，人们只关心自己及其核心家庭”。继 Hofstede（2008）之后，大量经验研究对不同文化维度和企业决策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例如 Chui et al.（2010）通过对 22 个国家的跨国数据研究发现，保守主义倾向和权力倾向会导致更低的企业债务比率，Han et al.（2010）研究了总经理盈余管理程度和其所属价值观系统之间的关系，发现个体主义文化和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Bae et al.（2012）也发现文化可以影响企业股利政策。但既有研究几乎都是从东西方文化差异或者在国家层面进行比较（Zheng et al.，2012；Fan et al.，2012），虽然将国家
法律、政府干预等诸多宏观因素进行了控制，但是仍然很难考虑诸如法律执行差异、会计税收政策等其他存在且重要的国家层面因素，Aggarwal 和 Goodell（2009）提到诸多国家层面的因素能够影响到企业行为，至少包括政治稳定性、社会开放度、经济失调、股权市场集中度、政府监管、风险厌恶程度等等，因此既有研究不免存在遗漏变量的问题，从而影响结果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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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方法和内容
本文采取了先进行理论梳理和推导，再进行实证检验的方法。首先，本文梳理了文化如何影响微观企业行为的相关文献以及资本结构决定因素理论，为文化影响企业长期债务融资的推导打下第一步理论基础；进一步，本文具体梳理了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人风险偏好、风险承担相互关系的相关文献，特别是集体主义文化影响董事长风险偏好进而影响企业行为相关的文献，为阐述集体主义影响企业长期债务融资决策做好理论准备。根据上述理论分析和推导本文提出了第 1 个假说，也即集体主义和能够正向影响上市公司的长期债务融资。接下来，本文根据对我国企业产权性质、公司治理的分析，提出了产权性质、董事会规模会对董事长集体主义——上市公司长期债务融资二者敏感性产生影响。因此，本文要研究的问题具体如下。
1.2 研究方法和内容
本文采取了先进行理论梳理和推导，再进行实证检验的方法。首先，本文梳理了文化如何影响微观企业行为的相关文献以及资本结构决定因素理论，为文化影响企业长期债务融资的推导打下第一步理论基础；进一步，本文具体梳理了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人风险偏好、风险承担相互关系的相关文献，特别是集体主义文化影响董事长风险偏好进而影响企业行为相关的文献，为阐述集体主义影响企业长期债务融资决策做好理论准备。根据上述理论分析和推导本文提出了第 1 个假说，也即集体主义和能够正向影响上市公司的长期债务融资。接下来，本文根据对我国企业产权性质、公司治理的分析，提出了产权性质、董事会规模会对董事长集体主义——上市公司长期债务融资二者敏感性产生影响。因此，本文要研究的问题具体如下。
（1）考察集体主义对我国上市公司长期债务融资的影响。
（2）产权性质影响集体主义与我国上市公司长期债务融资二者之间的敏感性吗？
（2）产权性质影响集体主义与我国上市公司长期债务融资二者之间的敏感性吗？
（3）董事会规模影响集体主义与我国上市公司长期债务融资二者之间的敏感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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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文献综述
2.1文化与微观企业行为
文化是规范、角色、信仰系统、法律条文和价值观等所构成的意义整合体，是某一环境中具有相同教育和生活经验的人们的“共同心理程序”，（Triandis，1972；Hofsted 和 Bond，1988）。Williamson（2000）将影响企业经济活动的因素概括为四个层面。第一层面就是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包括规范、习俗、宗教信仰以及行为准则等，政治制度、国家法律等正式制度安排以及公司治理等都分别排在文化层面之后。
2.1文化与微观企业行为
文化是规范、角色、信仰系统、法律条文和价值观等所构成的意义整合体，是某一环境中具有相同教育和生活经验的人们的“共同心理程序”，（Triandis，1972；Hofsted 和 Bond，1988）。Williamson（2000）将影响企业经济活动的因素概括为四个层面。第一层面就是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包括规范、习俗、宗教信仰以及行为准则等，政治制度、国家法律等正式制度安排以及公司治理等都分别排在文化层面之后。
既有研究表明，文化影响企业经济活动通过两种机制实现，一是文化通过影响个人比如董事长进而影响企业行为。人的性格、思维方式等个人特质是其所属文化的产物，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便努力使其个人特质实现与其文化的趋同，因此人们在某种文化下的个人特质的普遍性反映着该种文化的固有特征。文化能够对个人施加影响还表现在文化影响一个人对外界的感知及其主管心理结构来影响其行为和决策制定（North，1990），如 Chui et al.（2002）提出文化能够影响管理层对成本和风险的感知。对此，Hofstede 和 Bond（1988）就曾明确提出，“文化作为一种共同心里程序能够影响一个人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并影响其行为和决策制定”，而且 Homer 和 Kahle（1988）的研究也同样表明，文化能够依次影响我们的价值观、态度和行为。文化影响企业经济活动的第二种机制就是通过影响法制等正式制度安排得以实现其对企业经济活动的潜在影响（Licht et al.，2005；Williamson，2000）。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久远的过程从而比其他层面的因素也更加稳固，其带来的影响当然也远比其他层面的因素更加深刻而久远。而且文化作为基础层面，其能够对其他层面产生广泛影响。例如不完全契约的产生，又例如同样一种正式制度安排在在不同文化下的国度会有不同的实施效果（Zheng et al.，2012）。以公司治理为例，已有研究表明法律、金融机制等对公司治理的国家差异的解释力度还不到 50%，因此必然还有比正式制度更深层次的因素在影响着诸如公司治理等公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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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资本结构决定因素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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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资本结构决定因素理论
Modigliani 和 Miller（1958）提出在完全有效市场假设下，企业的市场价值和资本结构无关。但事实上，由于代理成本（Jensen 和 Meckling，1976）、信息不对称（Flannery，1986）等因素的影响，要选择最佳资本结构，必然要考虑企业的治理结构和财务特征。大量的研究表明，除了企业内部特征会对资本结构产生重要影响，管理层和治理层的个人背景特征如任期、年龄、性别等（赖黎等，2016；饶育蕾，2016）对资本结构的形成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上个世纪 90 年代，La Porta et al.（1998）开创了法与金融研究的先河，学者们于是研究国家法制、政府干预等正式制度对企业融资策略的影响。但根据 Williamson（2000）的理论，制定企业的融资策略除了应该考虑国家法制、政府干预等正式制度，还应该考虑规范、习俗、宗教信仰等非正式制度安排。Aggarwal 和 Goodell（2009）也明确指出，合约履行的有效性和交易成本的克服不仅仅会受到正式制度的约束，还会受到文化的影响。North（1990）也曾表示非正式制度与文化一脉相承，其影响力可能远远超出正式制度。
通过上述可以发现，虽然资本结构决定因素包罗万象，但大概可以分为 4 个大类。从企业内部来看包括企业自身特征和企业管理层或者治理层特质和特征，从企业外部来讲包括投资者法律保护等正式制度和文化等非正式制度。而对于非正式制度目前研究较多的是从文化角度进行切入。因此本文以下将从影响资本结构的企业特征、管理层或者治理层的个人特质和特征、正式制度以及文化这 4 种因素对已有重要文献进行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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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20
3.1董事长集体主义和公司长期债务融资 ............ 20
3.2产权性质和公司治理的调节效应 ............ 21
第4章研究设计和实证检验 ................. 24
4.1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 24
4.2变量选取和定义 ..................... 24
第5章结论和启示 ........ 40
5.1研究结论 ..................... 40
5.2启示 ................. 40
第4章研究设计和实证检验
4.1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3.1董事长集体主义和公司长期债务融资 ............ 20
3.2产权性质和公司治理的调节效应 ............ 21
第4章研究设计和实证检验 ................. 24
4.1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 24
4.2变量选取和定义 ..................... 24
第5章结论和启示 ........ 40
5.1研究结论 ..................... 40
5.2启示 ................. 40
第4章研究设计和实证检验
4.1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 1999 年到 2014 年沪深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在样本选取的过程中，本文尽可能从各个渠道搜集样本以增强数据的代表性。但是本文基于样本的代表性仍然剔除了以下企业：（1）金融类企业；（2）*ST、ST 等的企业；（3）数据明显异常如资产负债率小于 0 的企业。最后得到共计 7118 个关于董事长样本的观测值并对这些观测值进行了 0.5%的缩尾处理（winsorize），以进一步降低异方差，排除其他噪音对结果的干扰。本论文所用财务数据以及中国上市公司董事长籍贯省级层面的数据来源于 CCER 数据库、CSMAR 数据库、Wind 数据库、RSSET 数据库和新浪财经等财经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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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结论和启示
5.1 研究结论
参考文献（略）
5.1 研究结论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