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缘起
19 世纪 90 年代末被认为是中国新闻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其重要的表现是被称为伴随着维新运动而出现的“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围绕维新运动，当时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开明官员等创办了很多报纸，对于启发民智、介绍西方知识起到很大作用。此后，中国的民营报纸虽然经过短暂的萧条，如维新运动失败和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期，但是这个时期开创的报纸的繁荣，为以后民报的继续发展提供了基础。民报的发展呈现出多元特征，改良、革命、复古等等，都在以后的历史中纷繁呈现。
值得一提的是，19 世纪 90 年代末、20 世纪初不仅是民报的办报高潮，也是近代官报办报的开端。学术界通常认为，近代意义上的新式官报是从 1896 年由官书局创办的《官书局报》和《官书局汇报》开始的。戊戌维新的失败导致新式官报暂时停办，不过几年之后的清末新政，又出现了更大规模的官报办报高潮。据李斯颐统计，当时清末十年办理的报纸不下 111 种。这样，新式官报和民报便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这个急速变革的时代相遇了。
其实，“官报”和“民报”早已有之。戈公振所言“官报”是从邸报开始，他认为“邸报始于汉唐”，甚至日本学者认为，作为官报的京报从周朝就开始有了。至于民报，学者则多认为从宋朝开始，如朱传誉认为，“宋代的小报，是中国报业史上最早的民营报纸。”但是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交集，官报是官方在政府官员系统内传递政务信息的工具，民报作为一种非法的存在而屡遭查禁。两者之间无论从办报者、报纸内容、读者等等，都不存在交集。只是到了近代，民报才逐步显示出媒体的力量，在启发民智、宣传新学等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
因为“官报”和“民报”有着明显区分，这种分野成为是很多新闻史著作的基本脉络。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以官报、民报和外报来划分民国以前中国报纸的大致类别。方汉奇在论述古代的报纸时，也认为中国古代报纸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官方的邸报，一种是民办的小报和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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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献综述
1.2.1 晚清报刊史研究
官报是报刊史上一种重要的报刊形态，晚清结束了古代的官报传统，创办了新式官报，是官报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对于晚清报刊史的梳理，有利于把握晚清官报研究的历史坐标和研究脉络。
一、从研究整体看，对晚清报刊存在不同归类体系，尤其是对于京报、官报等报纸应纳入古代报纸体系还是近代报纸体系有不同见解。
晚清报刊研究，在新闻通史中，处于古代新闻史的末期和近代新闻史的开端。因此在古代和近代新闻史中，都有所涉及。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把新闻史分为官报独占、外报创始、民报勃兴、民国以后四个时期。其中前三个时期均涉及晚清的新闻史，这种分类方法非常突出官报的地位，认为“自汉唐以迄清末，以邸报为中心。”“清末虽有外报、民报，但是为时极短，故称为独占时期。”
这种官报、民报、外报的分类方式和逻辑架构，为很多新闻史家所沿用，如汪英宾的《中国本土报纸的兴起》、蒋国珍的《中国新闻发达史》。后来的台湾学者曾虚白、赖光临，对于近代新闻史的划分，和戈公振有相似之处。如曾虚白将近代新闻史划分为“汉唐邸报至清末官报”、“外人在华创办的报纸”、“政论报纸的兴起及其发展”.这种分类方式的共性是，把邸报、京报、塘报、清末官报都看做是古代报纸发展的延续，认为官报“无民意可言”，而把《大公报》等偏重商业的报纸和政论性的报纸，都纳入民报的范围，并认为政论性的报纸虽然受到了清政府的摧残和压制，但是“是清末真正民意反映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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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献综述
1.2.1 晚清报刊史研究
官报是报刊史上一种重要的报刊形态，晚清结束了古代的官报传统，创办了新式官报，是官报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对于晚清报刊史的梳理，有利于把握晚清官报研究的历史坐标和研究脉络。
一、从研究整体看，对晚清报刊存在不同归类体系，尤其是对于京报、官报等报纸应纳入古代报纸体系还是近代报纸体系有不同见解。
晚清报刊研究，在新闻通史中，处于古代新闻史的末期和近代新闻史的开端。因此在古代和近代新闻史中，都有所涉及。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把新闻史分为官报独占、外报创始、民报勃兴、民国以后四个时期。其中前三个时期均涉及晚清的新闻史，这种分类方法非常突出官报的地位，认为“自汉唐以迄清末，以邸报为中心。”“清末虽有外报、民报，但是为时极短，故称为独占时期。”
这种官报、民报、外报的分类方式和逻辑架构，为很多新闻史家所沿用，如汪英宾的《中国本土报纸的兴起》、蒋国珍的《中国新闻发达史》。后来的台湾学者曾虚白、赖光临，对于近代新闻史的划分，和戈公振有相似之处。如曾虚白将近代新闻史划分为“汉唐邸报至清末官报”、“外人在华创办的报纸”、“政论报纸的兴起及其发展”.这种分类方式的共性是，把邸报、京报、塘报、清末官报都看做是古代报纸发展的延续，认为官报“无民意可言”，而把《大公报》等偏重商业的报纸和政论性的报纸，都纳入民报的范围，并认为政论性的报纸虽然受到了清政府的摧残和压制，但是“是清末真正民意反映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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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式官报的溯源与早期实践
2.1 “官—民”人际传播体系溯源及其危机
上下相通，是古代的政治理想，也是古代传播实践的核心诉求。追求君民上下相通，在中国古代哲学有其渊源。《易经·泰》中说，“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1因为上下相交和“泰卦”联系在了一起，后世在劝谏帝王中，就经常引用《易经》中的这段话，来解释君民相通的重要性。
例如，北宋张九成写到，“在易天地交属泰。及考其象，乾君也，乃居下，坤民也，乃居上。颠倒如此，何以属泰乎？”南宋司马光记载，宋真宗曾经召一个叫做冯元的人讲泰卦。冯元解释，“泰者，天气下降，地气上腾，然后天地交泰。亦犹君意接于下，下情达于上，无有壅蔽，则君臣道通。”到了清代，广东巡抚马丕瑶在1895 年上清帝的《敬陈管见及时奋兴折》中，依旧用泰卦来论证上下通情的重要：“周易乾下坤上为泰，彖日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自古上下之情不通，未有能久安长治者也。”
中国历史上流传着上古时期帝王征求民意的一些做法，在史籍中被经常提到，其中《管子》中提到，“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建鼓于朝，而备讯唉。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复，而贤者进也。”1这些传说中的帝王或设立一处场所，如明台、衢室、总街之庭，或者设立一个标志性的物件，如用于纳谏的鼓，用于奖励的旌等等。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不是通过“远巡”，而是在某地等待老百姓来提出意见。在一个没有文字，或者文字刚刚出现的年代，设立这样的场所，即意味着开放了上下之通的渠道。
2 新式官报的溯源与早期实践
2.1 “官—民”人际传播体系溯源及其危机
上下相通，是古代的政治理想，也是古代传播实践的核心诉求。追求君民上下相通，在中国古代哲学有其渊源。《易经·泰》中说，“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1因为上下相交和“泰卦”联系在了一起，后世在劝谏帝王中，就经常引用《易经》中的这段话，来解释君民相通的重要性。
例如，北宋张九成写到，“在易天地交属泰。及考其象，乾君也，乃居下，坤民也，乃居上。颠倒如此，何以属泰乎？”南宋司马光记载，宋真宗曾经召一个叫做冯元的人讲泰卦。冯元解释，“泰者，天气下降，地气上腾，然后天地交泰。亦犹君意接于下，下情达于上，无有壅蔽，则君臣道通。”到了清代，广东巡抚马丕瑶在1895 年上清帝的《敬陈管见及时奋兴折》中，依旧用泰卦来论证上下通情的重要：“周易乾下坤上为泰，彖日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自古上下之情不通，未有能久安长治者也。”
中国历史上流传着上古时期帝王征求民意的一些做法，在史籍中被经常提到，其中《管子》中提到，“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建鼓于朝，而备讯唉。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复，而贤者进也。”1这些传说中的帝王或设立一处场所，如明台、衢室、总街之庭，或者设立一个标志性的物件，如用于纳谏的鼓，用于奖励的旌等等。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不是通过“远巡”，而是在某地等待老百姓来提出意见。在一个没有文字，或者文字刚刚出现的年代，设立这样的场所，即意味着开放了上下之通的渠道。
上古和三代的帝王除了建立固定的场所来听取百姓意见外，在官制上设立相应的职位，由专门的官员从廷堂走向民间，向百姓征求意见，反映民意。夏朝时设立了“遒人”一职：《尚书·夏书·胤征》中记载，“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司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或其不恭，邦有常刑！’”“遒人”在当时是一种“宣令之官”，同时也收集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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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邸报传播体系的构建及其不足
除了采诗制度、巡视制度外，古代官报是官方帝国传播体系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采诗制度和巡视制度主要是为了实现“下情上达”，古代官报则是为了实现“上情下达”。考察官报的演进过程，也能看出帝国传播体系在清末所遇到的问题。
官报即官方所办的报纸。作为报纸的一种，官报在中国有着悠长的历史。对于官报的起源，学术界说法不一。戈公振所言“官报”是从邸报开始，起初，他并不确定官报到底是起于汉代还是唐代，只是笼统地说，他认为“邸报始于汉唐”。后来他在一次学术演讲中提出，“汉因幅员广大之故，不得不刊行一种传布朝廷大事要政之官报。同时驻京各地诸侯，亦设邸府京师，沟通朝廷信息，遂生邸报。”
方汉奇认为，“依据现有材料，比较可靠的说法是，中国的报纸开始出现于唐朝。” 他通过对唐代进奏官报的实物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唐代的报纸确实是官报，不过并非中央宫廷的官报，而是藩镇派驻朝廷的进奏官，以进奏院的名义采集到的朝廷消息，传发给该藩镇主官的官报。黄卓明也持“唐朝起源说”，认为中国古代报纸应始于唐朝廷发布的“报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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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邸报传播体系的构建及其不足
除了采诗制度、巡视制度外，古代官报是官方帝国传播体系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采诗制度和巡视制度主要是为了实现“下情上达”，古代官报则是为了实现“上情下达”。考察官报的演进过程，也能看出帝国传播体系在清末所遇到的问题。
官报即官方所办的报纸。作为报纸的一种，官报在中国有着悠长的历史。对于官报的起源，学术界说法不一。戈公振所言“官报”是从邸报开始，起初，他并不确定官报到底是起于汉代还是唐代，只是笼统地说，他认为“邸报始于汉唐”。后来他在一次学术演讲中提出，“汉因幅员广大之故，不得不刊行一种传布朝廷大事要政之官报。同时驻京各地诸侯，亦设邸府京师，沟通朝廷信息，遂生邸报。”
方汉奇认为，“依据现有材料，比较可靠的说法是，中国的报纸开始出现于唐朝。” 他通过对唐代进奏官报的实物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唐代的报纸确实是官报，不过并非中央宫廷的官报，而是藩镇派驻朝廷的进奏官，以进奏院的名义采集到的朝廷消息，传发给该藩镇主官的官报。黄卓明也持“唐朝起源说”，认为中国古代报纸应始于唐朝廷发布的“报状”。
不过，也有不少学者不认为唐朝有了真正的官报。朱传誉认为，唐代的邸报属于“半官方”性质，“到宋代才发展成为纯粹的官报。”2李瞻也持此观点，认为到了宋代，“政府设立了都进奏院，主管长官由中央任命，新闻统一发布，所谓邸报，才成为纯粹的官报。”虽然中国古代官报的起源，学术界有汉代说、唐朝说、宋朝说等多种看法，不过宋朝已经有了正式的官报，这一点基本为人们所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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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庚子事变后官报思想的复活 .............................. 53
3.1.1 晚清大员办理官报的谏言 ................................ 53
3.1.2 清廷和民间的反应 ................................. 56
4 袁世凯督直时期《北洋官报》的发展 ............................... 112
4.1 《北洋官报》报人群体的变动 ................................ 112
4.2 新政的报道文体与报道偏向 ................................. 117
5 遭遇危机：直督的变动和《北洋官报》的衰落 ............................ 169
5.1 直督的变化和《北洋官报》人事的变迁 ............................. 169
5.2 “官纸归并官报”引发的风波 ............................... 175
6 由官报到公报：《北洋官报》的转变
6.1 动荡局势下《北洋官报》的舆论处置
武昌起义于 1911 年 10 月 10 日爆发，《北洋官报》对于这件事情的反映还算是比较快的，其最早报道武昌起义的是通过“电旨”栏目，来报道皇帝对这次起义的批示，其中提到了湖广总督瑞澄对武昌起义的上奏和皇帝的批示。《北洋官报》接到电旨的时间是 10 月 11 日，见报时间为 10 月 12 日，可见是接到电旨的当天，即对电旨进行了刊登。此后接连几天，对于武昌起义和武汉的动态消息，都是来自皇帝对于瑞澄电奏的批示。
到了 10 月 16 日，《北洋官报》开始报道直隶本省对于这次事件的反应，增列了“要电”栏目，几乎全部是针对此次事件以及一连串的后续而展开的。10 月 16 日当天，“要电”栏目这样报道：“天津陈制台鉴：漾电悉，京津安靖，甚慰。南省情形亦如常，讹言均不足信。人骏敬印。”1 这是直隶总督陈夔龙和两江总督张人骏通过电报互通声气，相互报告彼此管辖区域的平安。湖北湖南两省紧邻，陈夔龙也很关注湖南的形势，10 月 17 日，《北洋官报》即刊登了湖南巡抚余诚格 10 月 15 日给陈夔龙的电报，其中称“湘省亦有谣言，惟当处以镇静。岳州门户，水陆极力防堵，省城严密查察。”
武昌起义于 1911 年 10 月 10 日爆发，《北洋官报》对于这件事情的反映还算是比较快的，其最早报道武昌起义的是通过“电旨”栏目，来报道皇帝对这次起义的批示，其中提到了湖广总督瑞澄对武昌起义的上奏和皇帝的批示。《北洋官报》接到电旨的时间是 10 月 11 日，见报时间为 10 月 12 日，可见是接到电旨的当天，即对电旨进行了刊登。此后接连几天，对于武昌起义和武汉的动态消息，都是来自皇帝对于瑞澄电奏的批示。
到了 10 月 16 日，《北洋官报》开始报道直隶本省对于这次事件的反应，增列了“要电”栏目，几乎全部是针对此次事件以及一连串的后续而展开的。10 月 16 日当天，“要电”栏目这样报道：“天津陈制台鉴：漾电悉，京津安靖，甚慰。南省情形亦如常，讹言均不足信。人骏敬印。”1 这是直隶总督陈夔龙和两江总督张人骏通过电报互通声气，相互报告彼此管辖区域的平安。湖北湖南两省紧邻，陈夔龙也很关注湖南的形势，10 月 17 日，《北洋官报》即刊登了湖南巡抚余诚格 10 月 15 日给陈夔龙的电报，其中称“湘省亦有谣言，惟当处以镇静。岳州门户，水陆极力防堵，省城严密查察。”
此后，《北洋官报》对于武昌起义后各省的反应，则通过各省和清廷的电报来集中刊登。内阁每天都有收到很多省份的电报，报告本省有无“革党”，《北洋官报》虽用大量篇幅刊登每一个省份致内阁的来电，从这些来电看，多数省份似乎是并没有受到武昌起义的影响。如 1911 年 10 月 29 日，《北洋官报》在“要电”中一下刊登了 33个来电，几乎全是总督和巡抚的来电，涉及东三省、山西、苏皖、闽浙、山东、江苏、河南、安徽等省，覆盖了大半个中国。其中多数的来电是某省“安”或者“安靖”，只有陆军部尚书荫昌来电中简单介绍武昌的形势，“我军奋勇攻击，毙匪甚多，夺获枪礮多件。既得刘家庙，乘胜前进，遂占汉口大智门。”3 制造出一种全国其他省份一片安宁，而武昌的形势也正在得到控制的景象。《大公报》曾经质疑这些“安电”：“以是为镇定人心之策，固是至计，所可虑者，各省督抚从此安而忘危，而政府主公亦遂凭一纸平安，大家松劲依然，恒舞酣饮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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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语：“官”“报”关系的独特形态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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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语：“官”“报”关系的独特形态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