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1.1.1 选题背景
如今,随着世界的不断发展,各国之间的交流、交往日益密切,世界已经成为了一个联系紧密的共同体。人类在享受发展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面临着各种风险。自然界的一个微小变化,比如海啸、地震,就有可能危及数十万人的生命。除此之外,恐怖主义的袭击、新型传染病肆虐等灾难,都威胁着普通人的生活。21 世纪的人类并没有因为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和管理体系,而有效阻止天灾人祸的发生,反而更容易使得原本一场小范围的灾难,由于各种原因蔓延开来,成为世界性的灾难。
2013 年底,西非地区爆发严重的埃博拉疫情。这种疾病具有极强的传染性,且感染之后死亡率高达 50%—90%[1]。科学家们关于埃博拉病毒的研究一直在进行,但目前还没有研制出针对它的特效药,面对感染患者,目前只能利用已有的药物缓解其症状。在疫情最为严重的西非三国,利比里亚近 1.1 万人染病,4800 人死亡;塞拉利昂 8697 人染病,3586 人死亡;几内亚已有 3500 余人染病,死亡率超过 60%。除了以上三个国家,美国等国家也出现了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患者[2]。为防止病毒进一步扩散从而夺走更多人的生命,世界多个国家和组织主动联合起来,共同抗击埃博拉病毒,并最终取得了胜利,保卫了人类的生命和世界秩序的稳定。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媒体报道观念的转变以及媒体实力的增强,我国开始出现一系列关于境外灾难的报道。针对西非埃博拉疫情,《人民日报》在疫情发展的潜伏期、爆发期、平缓期和“后埃博拉”重建四个时期均做了客观的报道。同报道国内的灾难事件相比,由于境外灾难一般同国内利益相关性低、不太可能对国内造成较大的安全威胁等原因,国内媒体在构建报道框架时除了客观陈述事实之外,会重点突出中国相关的元素,充分发挥好宣传作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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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现状
1.2.1 国内灾难报道研究现状
建国之后,关于灾难报道的研究开始逐渐兴起。从 1951 年起,就可以查阅到关于灾难报道的研究论文。在 2003 年非典之后,人们对于灾难报道的关注开始增多,逐渐开始探讨在进行灾难报道时,是不是要做到舆论一律、完全不报道负面消息。2008 年汶川地震之后,灾难报道方面的研究呈现规模化、系统化[6,7]。目前,我国灾难报道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2.1.1 灾难报道的发展演变研究
我国的灾难报道经历了比较长时期的发展。在进行发展演变研究时,学者们一般以20 世纪 50 年代的灾难报道作为研究的起点,使用重大历史事件进行分期,从而总结不同时期我国灾难报道所呈现的特点。总体来看,尤其是在 2003 年和 2008 年之后,报道方向产生过明显的转向,整体上形成一种客观、引导、赞扬、反思的新闻报道框架[6]。
对于国内灾难报道演变的历史分期问题,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黎薇在《灾难新闻报道的历史和现状研究》中,将建国后的灾难报道主要分为:解放后的灾难报道和八九十年代:新机制下的灾难报道两个阶段。八十年代末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灾难新闻发布机制和报道机制开始初步形成[8]。
2003 年非典相关报道所引发的热议,成为推动中国灾难新闻改革的标志性事件,众多学者将这个事件作为一个关键节点加入分期里面。吴廷俊、夏长勇在《我国公共危机传播的历史回顾与现状分析》中将公共危机传播历史主要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建国初期。政府要求媒体对灾难报道要秉承慎重的态度。第二个时期是 1957 年至改革开放之前。政府在主观上不承认国家有“危机”,多采取隐瞒不报、或选取符合正面报道要求的角度进行报道等方式进行报道。第三个时期是改革开放至 2003 年非典爆发之前。此时期为有限开放时期,报纸上逐渐开始出现重大灾难的相关报道。第四个时期是2003 年非典之后。伴随着新闻改革的发展,我国灾难报道开始向制度化、规范化之路迈进[9]。董天策、蔡慧、于小雪在《当代中国灾难新闻报道模式的演变》中,将当代中国灾难新闻报道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即:1949 年—1980 年:“党本位”的单向度闭合报道模式。灾难报道呈现为单一闭合、低度再现的状态,无法起到传递有效信息和警示社会的作用。1980 年—2003 年:“事本位”的多向度客观报道模式。公民的知情权逐渐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新闻内容打破单向度闭合向多向度呈现。2003 年至今:“人本位”的全息开放报道模式。非典疫情早期“禁报迟报”的严重后果,使得党和政府认识到:必须进一步推进信息公开、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利[10]。两篇文章均说理清楚,论证充足。前者考虑更为细致,将建国初期,即 1957 年之前的一段时期单独列举出来进行分析;但后者明显表达考究,学术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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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民日报》埃博拉疫情报道框架的研究方案
2.1 研究问题的确立
文章的绪论部分已经梳理了我国灾难报道的发展历程以及每个时期灾难报道所具有的特点,分析了灾难报道框架的形成受政治、事实本身、媒体实力、记者素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文将 2014—2016 年《人民日报》对西非埃博拉疫情的相关报道作为案例,目的是研究《人民日报》此次报道框架所具有的特点,并分析形成原因。另外,从文章的简洁性方面考虑,本文标题及正文中所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均指代“2014—2016年西非埃博拉疫情”,在此特作说明。
结合之前学者们的研究和笔者对文本的观察,引出以下几个问题:
问题一:《人民日报》在报道 2014—2016 年西非埃博拉疫情时,是否将维护和宣传国家形象作为报道重点?
问题二:对于受灾国家情况,《人民日报》是否做到了比较客观全面的报道?
问题三:针对疫情本身,《人民日报》的灾难应对报道是否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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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设计
2.2.1 事件的选择
埃博拉病毒引发的疾病其病死率可高达 90%,是世界上最致命的病毒之一,自 1976年首次被发现以来,已经存在 40 多年的历史。在这期间,埃博拉病毒从没有真正被消灭,而是不断地进行传播和变异,仅西非地区就发生过多轮复发,人类一次次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目前,针对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患者,市面上并没有可以完全治疗的药物。患者只能用大量的药品来缓解症状并依靠自身的抵抗力来恢复身体健康,人与人之间也只能通过物理隔离来防止被感染。
本文所选取的事件是指 2014—2016 年西非地区所爆发的埃博拉疫情。2014 年 2 月,几内亚地区首次发现埃博拉病毒感染的患者。但是真正开始重视这次疫情从当年 8 月份开始。由于对疫情判断出现失误,导致疫情感染人数和感染范围不断扩大。截止 8 月份,已有 1069 人死亡,1975 人感染。中国政府了解到西非地区埃博拉疫情相关情况之后,积极主动参与到援助埃博拉的行动之中。整个援助过程中,中国政府此次先后向疫区及其周边 13 个国家提供 4 轮总价值超过 1.2 亿美元的援助,派遣医疗队员 1200 多名,累计检测病毒标本约 5000 份,完成公共卫生培训 12471 人次,收治患者 800 多名[2]。2016年 3 月,夺走 1.13 万条生命的埃博拉疫情终于宣布结束。多国救援力量相继撤回,但中国政府依然同西非人民一道,投身到灾后重建工作之中。中国政府派遣了大量专业人员,协助西非人民进行灾后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恢复工作。中国的援助行动,不仅巩固了中非两国的友谊,而且还获得了世界各国多家媒体的报道,中国的国际形象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2.2.2 媒体的选择
《人民日报》成立于 1948 年 6 月,目前已有 60 余年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人民日报》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下的主流媒体代表,无论是在新闻专业性与公众影响力等方面都有着极高的代表性。目前,《人民日报》已经发行到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多个地区拥有分社,各地的驻地记者或者外派记者总能为报社提供第一线的、权威的信息,社会资源极其丰富。本次有关埃博拉疫情的报道中,《人民日报》从 2014 年疫情爆发就进行跟踪报道,期间还多次引用新华社报道,直到 2016 年疫情结束,与疫情密切相关的报道就有 245 篇。研究样本跨越时间长且充足,为研究灾难新闻报道框架提供了可能性。在报道文本方面,《人民日报》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报道框架。通过对《人民日报》关于西非埃博拉疫情相关报道的内容进行分析,不仅可以发现《人民日报》境外灾难报道框架的特点,同时也能对今后灾难报道的框架构建提供一些借鉴。

表 3.1-1 各报道主题数量及占比统计表
3 《人民日报》埃博拉疫情报道框架的研究发现................................22
3.1 报道主题分析:中国元素突出.......................................22
3.2 报道基调分析:负面报道较少...............................23
4 《人民日报》埃博拉疫情报道框架特点及其形成原因分析..............................31
4.1 《人民日报》埃博拉疫情报道框架特点....................31
4.1.1 突出中国元素,宣传国家形象.....................................31
4.1.2 权威信息为主,注重真实客观...........................................33
5 《人民日报》埃博拉疫情报道框架的思考..........................................39
5.1 平衡报道主题,弱化宣传报道....................................39
5.2 关注受灾群体,鼓励一线采访...............................40
5 《人民日报》埃博拉疫情报道框架的思考
5.1 平衡报道主题,弱化宣传报道
从《人民日报》创刊发展到如今,灾难报道观念发生过几次大的转变。在建国初期,我们国家发展刚刚起步,外国势力多次试图干扰中国的社会秩序,中国政府从稳定的角度出发,对负面新闻的报道加以限制,报道内容严重失衡。在如今的社会背景下,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力日益强盛,关心人类共同命运,提出惠及多国的共同发展政策,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样,我国的灾难新闻报道也应适当进行改革,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在报道主题方面注意平衡性,适当减少宣传内容[47]。
此次《人民日报》报道主题的分布并不均衡,除定义事件主题主要围绕西非国家之外,国际合作、人道援助、人物情感等七个主题内容几乎全部与中国相关。从研究结果来看,报道具有明显的突出中国相关元素的特点,而且报道形式比较单一,具有程式化倾向。报道中大量提及中国政府通过捐款捐物、派驻医疗队等方式帮助西非地区抗击埃博拉疫情,报道基调都是正面报道,而对于西非疫情地区自身的情况极少报道。最早爆发埃博拉疫情的国家几内亚,各方面建设极其落后。在疫情爆发初期甚至缺乏有效的、认证的官方网站用于公布官方权威的信息。在世卫组织的积极组织和帮助下,几内亚政府组织相关人员改造废弃医院、救治了不少感染病人。另外,世界卫生组织还协助几内亚政府开通了 115 热线电话,及时对埃博拉病毒等信息进行科普教育,并回答公众疑问,这一举措有力的阻止了一些谣言的传播。在另一个疫情严重区域利比里亚,以美国疾病防控中为代表的美国政府在其抗击埃博拉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多次提供经济、物质和医学技术支持,展开宣传教育等[44]。除了以上所提到的组织和国家,还有日本、法国等多个国家都参与到了此次的救援行动中。为战胜疫情作出重大贡献的国家或组织,应当获得关注和宣传,但在《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对以上内容几乎没有提及过。
报道主题的不均衡,除了我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主要原因之外,还可能涉及到大国之间博弈的问题。大国参与西非埃博拉抗疫,一方面是履行大国职责,敬畏生命;另一面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维护和宣传国家形象,增强自身的国际影响力[37]。总的来讲,境外灾难报道不应成为大国之间博弈的舆论场,《人民日报》本职工作是尽可能客观、全面的报道新闻事实,了解受灾地区人民真实的状态是尊重受众知情权的表现。希望《人民日报》可以弱化宣传报道,将各方面的事实更充分的展现出来。

图 3.2-1 报道基调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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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民日报》埃博拉疫情报道框架的研究发现................................................22
3.1 报道主题分析:中国元素突出................................22
3.2 报道基调分析:负面报道较少.......................................23
3.3 消息来源分析:权威信息为主.......................................24
4 《人民日报》埃博拉疫情报道框架特点及其形成原因分析..............................31
4.1 《人民日报》埃博拉疫情报道框架特点..............................31
4.1.1 突出中国元素,宣传国家形象....................................31
4.1.2 权威信息为主,注重真实客观......................................33
5 《人民日报》埃博拉疫情报道框架的思考...................................39
5.1 平衡报道主题,弱化宣传报道....................................39
5.2 关注受灾群体,鼓励一线采访.................................40
结语
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越发的紧密,面对一场重大的灾难,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面对此次埃博拉所带来的挑战,中国率先施与援手,再次用自己的实际行力践行了“真、实、亲、诚”的对非合作理念,迅速响应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组织和非盟的呼吁,积极参与开展国际合作,展现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中国的率先行动和急人所急的援助也在国际上发挥了引领和示范作用,带动和加大了国际社会对疫情的关注与投入,得到了非洲国家政府和人民的衷心感谢和高度赞扬,以及国际社会的一致肯定与好评。
《人民日报》对于此次埃博拉疫情报道所构建的是一个突出中国元素、权威信息为主且关注灾难应对的报道框架。经过研究也发现,报道框架的形成受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从政治方面来讲,我国的新闻报道讲求意识形态,旗帜鲜明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境外灾难报道应以宣传和维护国家形象作为报道重点。从文化方面来讲,经过 2003年非典、2008 年的汶川地震,《人民日报》认识到当时灾难新闻报道所存在的弊端,逐渐开始向公开、专业化灾难新闻报道转变。从讯息方面来讲,《人民日报》此次对于受灾群体的采访与报道数量与占比均不多,信息来源分布不均衡。《人民日报》作为中国的第一大报,应当具备更广阔的视野。在进行境外灾难报道框架构建时,应当平衡报道间的主题,适当减少宣传的内容;将视角聚焦受灾群体,完善第一现场的报道内容;提升灾难应对方式,让真正有用的信息真正传播给受众。
由于种种客观原因,本研究还存在着以下不足之处:首先,案例选择的局限性。本文研究的是《人民日报》2014—2016 年西非埃博拉疫情的报道框架,虽然样本量足够大,但没有分类考虑同样的报道框架,除党报之外,都市报、新媒体等是否同样适用。其次,缺乏效果研究。本文具体研究了境外灾难报道框架及影响因素,但此框架对受众认知有何具体的影响、产生何种效果未有涉及,就研究的完整性而言也是一种缺憾。希望今后的研究者可以进一步进行完善。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