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绪论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在给新闻行业提供巨大便利和发展潜力的同时，也给一众媒体带来不小的冲击与挑战。特别是论坛、博客、微博等网络平台深入到我们的生活以后，“人人都是通讯社、人人都有麦克风”，使新闻的传播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无所不在的“公民记者”随时、随地、随手就能让他们认为的新闻事件得以快速又广泛地传播，而广大网民既是记者、编辑又是读者、观众的多重身份使新闻的传播变得更加复杂。这种影响贯穿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其中对公共医疗领域的震荡尤其引起我们的关注与思考。媒体报道中的医生形象被极端化、妖魔化，医生从以前受人尊重的高技术、高素质、高收入的社会“三高”阶层到面对民众信任的丧失，甚至连基本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而深受舆论影响的大多数病患在面对医生群体时，充满怀疑、抵触、敌对情绪，导致过激行为发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媒体如何在坚守新闻专业主义和履行人民喉舌责任之间找到平衡，成为亟待攻破的一大难题。
1.1 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近年来，网络上与“医生”这一职业相关的新闻报道呈数量大幅上涨、视角多元化的趋势发展，但医生的整体形象不佳，与患者关系极度紧张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现实。因为不知何时起，媒体或者公众眼中的医患关系不再是简单的“救治”与“被救治”，许多报道中的医生也不再是“手持柳叶刀，汗如雨下，救死扶伤，医行天下”的高大形象，甚至一系列暴力伤医事件之后，新闻评论里也不见对残暴施虐者的谴责和抨击，反而充斥着大量令人费解的拍手称快。在这种近乎变态的“医患对立”中，除了错综复杂的社会大环境和某些医生的失职、失德外，我们的媒体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最早从 2007 年开始，一篇带有恶作剧色彩的“茶水发炎”报道引起大范围对医生的“讨伐热”。报道该事件的媒体记者将茶水代替尿液送进 10 家杭州医院的化验中心，竟然有 6 家医院的化验结果都是“有炎症”。2009 年，南京一名 5 个月大的徐姓婴儿因高烧入院终不治身亡，事故调查组前后 2 次给出两种完全相反的调查结果，虽还原事实，但加深民众对医疗制度的不信任。2010 年，深圳一孕妇产下男婴后，被报道疑因术前红包给的不够而“肛门被缝”，后经核实报道与事实不符。2011 年发生了著名的“八毛门”事件，一个出生仅 6 天的婴儿无法正常排便，医院建议 10 万元左右的手术治疗；而学医的父亲到另一所医院仅开了 0.8 元的石蜡油就缓解了孩子症状，此事又一次引起公众对“医德沦丧”的谴责，后来证实医院诊断无误，当事人也公开道歉，至此人们开始反思医患关系。2012 年，央视播出“走基层，寻找最美乡村医生”的栏目，节目中某一人物一经曝光立刻被质疑造假炒作，后来大批网友自发进行调查举证，最终消除各方疑虑。2013 年是沉重的一年，浙江省台州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三名医师被一男子报复，1 死 2 重伤。这一事件发生后，全国范围内的医生开始“抱团取暖”，抵制暴力伤医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最近的 2014 年，湖南省湘潭市一名产妇因“羊水栓塞”死亡，媒体以“湖南一产妇死在手术台，主治医生护士全体失踪”为题进行报道，引起大批民众的强烈愤怒。后经医疗鉴定，证明事件中不存在医疗事故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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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对于“医生”社会形象的解读与国内有明显的差别，他们大多认为医务工作者总以正面的、值得期待的、主动的，学识渊博的、成功的以及和蔼的形象出现在大众的生活中(Moragan，＆Signorielli，1981；McLaughlin，1975；Pfau，Mullen，＆Garmw)。卢普顿与麦克林以澳大利亚的报刊为样本来源分析报道时发现，在公共卫生领域，医患关系的绝对主导力量是医生，，而且在与病患的沟通交流过程中，他们往往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爱德华则对医生与病患的关系进行了本源性研究：第一，他阐述了“医生们”是如何从社会较低层、较渺小的情况下逐步上升为高水平、高素质的社会中、高阶层的。第二，他对于医患关系的结论是：医生与患者互不信任，关系逐渐疏远。而他也从反面指出，健康而又良性的医患关系应该是——医生同情并帮助患者，患者相信并配合医生。
从上述国外研究的结论中，可以发现国外的整体医疗制度较国内更为先进、科学且完善；国外的医生也拥有更为显赫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这些都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首先，我国医生形象的偏差是否体现了社会体制的缺陷；其次，医患关系的变质已经不分国界，原因何在；最后，国外的改善措施是否有借鉴意义。
此外，罗伯特关于“新闻流程”的分析给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他认为，披露和展示新闻事件的全部信息是媒体的责任，但是媒体工作者单一的知识体系又增加了新闻报道重要信息缺失的风险。还有，不合理地新闻叙事容易造成无意识的倾向偏差，这就极有可能对公众产生不良的引导。
国内关于人物形象研究的论文很多，对医患关系作社会学研究的也大有人在。孙振领、黄芳以《人民日报》为对象，选取 4 个典型年份，主要以医患报道的版面、态度、类型、篇幅、议题为线索，发现此类报道数量逐年上升，负面语气逐年上升，通讯类报道逐渐减少，评论和读者来稿等报道逐渐增多等结论。这一结论与本文研究的预设立场基本相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应该在由此及彼的基础上实现创新。
田振华则选取《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华西都市报》作为目标媒体，引入新闻话语分析理论和权力修辞理论，发现它们从政府、市民及社会精英阶层三个方面研究医生形象的建构与再现。而且文章还特别提到，政治权力及商业权力在媒介话语实践中的支配作用。该文同样在研究方法上对本文有所提示，比如从社会、公众及媒体的角度分类探寻医生媒介形象偏差的原因和引导策略。而且，引入商业因素对本文的研究也是一个很好地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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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医患报道中的医生形象分析
全球闻名的医学类权威期刊《柳叶刀》对我国的医患关系也十分重视，有一篇研究报告里甚至写着：“中国医生经常成为令人惊悚的暴力的受害者……；医院已经成为战场，因此在中国当医生便是从事一种危险的职业”。
2.1 样本报道的框架分析
框架理论认为，“框架是人们将社会真实转换为主观思想的重要凭据，也就是人们或组织对事件的主观解释与思考结构。”框架可以理解为一种工作方法、一种办事思路，在新闻业务中体现为：通过增减、突出、筛选等多重处理方式，通过对报道标题、引语、正文和重要段落的不同安排，对新闻事件做出完整报道的做法。而对一篇报道来说，新闻框架是媒体记者、新闻来源、受众、社会力量4 者博弈下的结果。因此，我们首先以“框架理论”为主导，对所选的样本报道进行框架分析，从报道体裁、新闻来源、报道内容、记者立场和倾向 3 个大方向着手，总结出现代医生的媒介形象轮廓。
本节将对 2015 年 1 月至 5 月中所抽取的的 100 篇样本报道进行内容分析，通过统计和对比分析，试图找出当前我国网络媒体对医生形象建构的影响和存在的问题。
2.1.1 报道体裁
新闻的体裁简单地说是用来表达新闻的文体样式，它往往根据新闻内容的基本性质对新闻报道进行分类。一般而言，新闻体裁有消息、通讯、新闻特写、新闻专访、深度报道、新闻分析评论等。如果报道的是突发性、动态性的即时事件，媒体往往采用消息形式快速抢占新闻先机；如果报道的是性质重大、影响深远的新闻事件，则多采用通讯体裁完整呈现事件全貌；如果报道事件需要媒体深入挖掘事实背后的东西，如揭露黑幕、舆论监督等，媒体大多会采用深度报道的形式引导受众思考；如果记者需要明确表达某方的看法、观点以达到特定目的，那么就会选择新闻评论进行报道。总而言之，报道的形式与新闻事件的性质和媒体的意图密切相关，从报道体裁入手研究医患报道，可以从宏观上把握样本报道的层次和程度。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 2015 年 1 月至 5 月的医患报道虽涵盖了多种新闻体裁，如：消息、通讯、新闻特写、深度报道、新闻评论等，但均以通讯为主。即使各类报道体裁的数量存在细微变动，但通讯数量始终占每月报道总数的 50%以上。这也就说明，媒体在面对医患类新闻的时候，更加倾向于采用通讯形式进行报道，其中又以展示个人事迹的人物通讯和概括整体事件的事件通讯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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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医生媒介形象总结
自社会产生以来,人们对于“形象”(如神话、图腾、仪式等)的要求就是直观且与众不同，最初是指那些能引起人的思想或感情活动的具体形态或姿态。而“媒介形象”则是媒介根据自身文化和经营管理的需要，刻意树立用以影响大众和表现自我的精神与物质的姿态和形象。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第一,形象本身乃是作为‘介质’存在的；第二,形象是通过‘媒介’而存在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医生的媒介形象不是医生群体的自然流露，而是经过媒介刻意塑造和追求的结果反映，也就是大部分通过新闻报道向受众传达，一旦医生的媒介形象深入到公众心中,它将成为公众看社会、看世界的标准。所以，公众对医生媒介形象的认识要从印象上升为信念，并据此做出判断、评价是一个复杂又多变的过程，受众多因素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样本报道的解读，总结医患报道中诠释出来的医生形象包括以下几种。
2.2.1 玩忽职守，逃避责任
本文选取的 100 篇样本报道中，有 15 篇都不同程度反映了职业行为失当或职业道德沦丧的医生形象。
《医生“偷菜”忙 患儿不治身亡》中，洛阳市妇幼保健院产 5 科“由于产科分娩量大，产科医生紧张，当班医生到产科时间短，经验不足，能力不强，在整个处理过程中存在不当之处。”文中提到了涉事医院亲口承认的三处错误：在剖宫产指征不很充分的情况下建议产妇剖宫产；紧急宫缩时未及时再做检查；用轮椅转移产妇。这篇报道里的产科医生显然存在较为严重的失职行为，也并不是一个“经验不足”就可以开脱的，医生自身的过失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是一个典型的负面形象。
《孕妇做流产手术 2 个月后发现胎儿已 3 个月》报道里，受害人在孩子已 4岁，且没有二胎计划的情况不慎怀孕，在西安生殖保健院做了人工流产。但手术近两个月后，在另外一家医院检查时却发现，胎儿在腹中已三个月大，不得不做了引产手术。记者援引当事人的说法提出“手术第二天进行过 B 超复查，为何没做出正确的诊断呢？”的疑问，直接质问西安生殖保健院的医生是否在诊疗过程中玩忽职守，专业能力欠佳。
《护士操作不当新生儿被火烧伤 陌生人短信告知父亲》一文说的是：深圳的张先生初为人父，宝宝由于早产在深圳市人民医院治疗。19 日，他收到一条信息，称宝宝被火烧伤生殖器及左腿。张先生一家从起初的不相信到后来发现宝宝确实被烧伤。报道最后公布该事件的专家调查结果，“当事护士采血消毒程序符合相关指引规定，但操作不当，导致患儿皮肤灼伤，而事发后科室护士长未告知患儿家长，未尽到管理责任和告知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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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医生多元媒介形象产生的原因 …………………17
3.1 社会大环境 …………………17
3.1.1 制度原因 ………………17
3.1.2 医生群体 ……………………18
3.1.3 患者群体 ………………………19
第 4 章 合理建构医生形象的引导策略 …………………23
4.1 政府“有所作为” ………………………23
4.2 医生先“自救”再救人 ………………………23
4.3 培养新型媒体“把关人” …………………………25
4.3.1 执着于追求新闻真实 …………………………25
4.3.2 坚守新闻客观性原则 …………………………26
第 4 章 合理建构医生形象的引导策略
很少有一条新闻后面的评论像《哈医大一院杀医血案：未成年患者砍死实习医生》报道那样让人觉得悲凉、残忍。新闻被报道后，腾讯网对“读者心情”进行了问卷调查，令人惊讶的是，参加调查的人中总共 4018 名投给了“高兴”，达到了 65%的超高选择率；而 879 名网友选择了“愤怒”；420 名网友投给了“难过”；仅有 258 名网友觉得应该“同情”。这种“病态式快感”背后所提示的，应该是媒体报道对医生形象的合理建构势在必行。
4.1 政府“有所作为”
改善医患关系现状，首要就是改变目前的医疗体制。包括：医生收入分配、医院就医制度、医疗卫生条件整改、医患纠纷官方处理文件等。
第一，强化政府职能，加大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建立健全的医疗保障体制。
第二，夯实基层医疗基础，强化县级以下医院建设。打破地方保护主义，给老百姓提供真正的自主选择权，既缓解大医院压力，又能保证医疗质量。第三，改变公立医院内部运行机制，变”以药养医“为技术与服务并重。正视目前医务人员待遇过低，压力偏大，环境恶劣现象，建立起合理的薪酬体系。第四，提升医院的医疗水平、服务质量，医疗机构从内部做到整体提高，同时开放医生多点执业，扩大“社区医生”、“家庭医生”覆盖面。第五，对公众多做正面引导，普及科普知识，建立合理预期值；第六，除公民基本的人权外，还要维护医生的多种合法权利。比如：治疗权；医学研究权等。严惩暴力伤医、“医闹”，杜绝此类恶性事件的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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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全媒体时代的公众了解社会、认知社会的渠道不再单一、受限,这个时期的公众想要见到的已然不是偏激化、煽情化、极端化了的医生形象,更不是一味的正面典型、光荣事迹,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真实、客观、鲜活的现实形象。本文在对医生媒介形象进行框架分析后，得出我国医生媒介形象负面化的结论，同时探讨医生媒介形象的建构的现实指导意义，最终以改善、和谐医生媒介形象为出发点，为建构健康的医生整体形象做出努力。现实中，有太多太多的因素导致医生在大多数公众心中呈现“玩忽职守、逃避责任；利字当头，冷漠无情；容易沦为暴力冲突的牺牲品”的形象，但面对当前市场化的媒介环境,媒体工作者的错位或越位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正如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所说：“大众媒介是一种既可以为善服务，也可以为恶服务的强大工具；而总的来说，如果不加适当的控制，它为恶的可能性更大”。媒体工作者必须找到新闻价值绽放与社会伦理责任实现之间的平衡,在高收视率、点击率、转载率、评论率的诱惑之下，必须坚持传播新闻事实本身和背后的意义。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本文的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比如，样本报道的选择和覆盖面还有扩大空间；造成医生媒介形象现状的原因和影响可以再深入；相关的理论依据可以准备得更加充足、更有说服力；文字描述上也可以更加优美、流畅。但我希望，在面对纠葛、混乱的医患关系和已经偏差化的医生形象时，我微薄的力量能为媒体工作者带来启示：那就是尽可能站在一个理性又中立的角色上报道医患新闻，充分考虑报道带来的连锁、扩散反应，尽可能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舆论场，为广大受众展现一个最为贴近真实的医生形象，不要让“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价值取向被抡向医生的大锤击碎！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