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行政管理论文，文章首先立足于扶贫移民社区这一特殊场域，深入分析扶贫移民社区中社会资本的变化情况。通过量化分析，研究发现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及具体的六个自变量均对该社区居民参与环境治理的意愿与行为发挥着正向的影响。
1.绪论
1.1研究缘起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基层代表座谈会上强调，“十四五”时期，要在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提高基层治理能力上下更大功夫。无论是国家治理层面还是基层治理层面，社区治理始终是国家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的重要关切。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明确“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城乡社区治理事关党和国家大政方针贯彻落实，事关居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城乡基层和谐稳定。”《意见》特别指出，要推进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形成，充分发挥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与此同时，据国务院发改委数据，截止2020年8月，全国异地扶贫搬迁工作共涉及22个省份，已建成集中安置区约3.5万个，建成安置住房266万多套，“合村并居”是其中的重要方式。作为新生社区，扶贫移民社区的治理问题既与扶贫成果的巩固相关，又与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相关，如何做好扶贫移民社区的安置工作、如何在这一类社区内形成更为良善的治理，值得学界关注和研究。
在理论方面，社会资本理论自引入国内后，就被广泛地应用于公民参与领域，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能够将宏观的国家层面与微观的个人层面连接起来。而作为本文研究场域的扶贫移民社区，社区内居民来源分散、生产生活方式正在经历转变，短期内又受到过来自于外部的正式规范的影响，其区别于成熟社区的核心特征与社会资本理论的几个层面恰好耦合，社会资本理论在这样的新生社区拥有怎样的解释力、如何利用社会资本理论去更好地解决扶贫移民社区居民参与问题，对上述问题的探讨，既是对社会资本理论解释力的检验，又是推进社会资本理论本土化的一次尝试。
在实践方面，扶贫移民社区的建立，是我国脱贫攻坚工作的一项重大成果，社区治理又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民政部等多部委下发的《关于做好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社区治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到2022年，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安置社区组织体系全面建立，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基本完善，搬迁群众能够就近办理公共服务事项，有序参与社区治理，有效融入新社区生活。到2025年，安置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全面加强，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搬迁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增强。”本研究将关注扶贫移民社区居民对社区治理的参与情况，为扶贫移民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工作的推进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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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综述
1.2.1关于居民参与社区治理问题的研究
从时间维度上看，国内外学者对于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相关问题的研究从未中断。在社区不断成熟的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社区建设的重点经历了救助、发展、治理三个阶段，但发动社区内自生力量，促进公民自发投入社区建设，培育公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一直是社区建设中的重要关切。相较而言，中国的社区发展时间较短，1986年民政部首次引入“社区”概念，中国社区由此开始了实验探索、全面深化、治理建设的阶段性发展。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相关领域的发文量始终保持在较高的状态。从研究现状看，国内外的研究进程虽然有所差异，但学者聚焦的关键问题具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
行政管理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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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论准备
2.1核心概念阐释
2.1.1扶贫移民社区
扶贫移民是国家推进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举措之一，旨在通过统一搬迁、集中安置的方式，帮助困难群众摆脱恶劣生存环境，获得较好的发展机会。扶贫移民社区，即由易地扶贫搬迁居民聚集在一起形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我国扶贫移民政策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1982年甘肃河西、定西及宁夏西海固的“吊庄”政策，在此之后又逐渐推广到全国近20个省份。2015年，为进一步解决贫困问题，中央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对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部署。同年，国务院召开全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扶贫移民进入新阶段，随着扶贫移民工作的推进，大量的扶贫移民社区开始建设。据国家发改委统计，自2015年起，共有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参与扶贫移民工作，截止2020年8月，已建成集中安置区约3.5万个，建成安置住房266万多套，总建筑面积2.1亿平方米。
在强政策推动和扶贫、减贫的强目标导向下，扶贫移民社区往往呈现出区别于普通城市社区、农村社区的特点。一是扶贫移民社区承担着明确的脱贫任务，需要在短期内达到立竿见影的减贫效果。即扶贫移民社区不仅需要解决居民的生活问题，还要解决居民的生产问题，社区的各项工作都面临着更大的压力；二是社区内居民存在不同程度的异质化，主要体现为群体异质化、文化异质化等。由于部分地区单个乡村规模较小，扶贫移民社区通常为多村联建社区，各村落的原住民跳脱出原有的生活圈子和习俗圈子，社区融合度成为考验社区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三是社区内居民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同时发生巨大变化，居民间的生产与生活活动紧密相连。从安置方式上来看，上世纪的安置方式主要是农业安置，迁入移民安置区后仍主要从事农业开发工作，而2016年9月，《全国易地扶贫搬迁“十三五”规划》则调了非农安置的重要性，计划将全部安置人口的37%，安置于县城、小城镇或工业园区附近的非农安置区。这也意味着扶贫移民社区中的大量居民，面临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改变。同时由于工作地点相对集中，社区内居民在生产中的交际圈也会延续至生活中；四是扶贫移民社区需要兼顾社区综合发展任务。扶贫移民社区建成初期主要任务是解决贫困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村落共同体会逐渐转变为新型社区共同体，社区内政治、经济、文化及环境建设需要协同推进。同时，扶贫移民社区的建立有赖于政府的深度介入，在社区建设步入正规后，政府应处于何种位置，也是扶贫移民社区需要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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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理论基础：社会资本理论
2.2.1理论内涵：一个从社会学引入政治学的多元分析框架
1961年，美国学者莱达·汉尼芬使用“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用以说明复兴社区参与的重要性，同时最早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社会群体间相互获取资源、满足需求的社会关系。这一时期的社会资本理论并未引起社会学家的关注，但其进步意义在于，汉尼芬将社会资本看作是一种与物质资本同等重要的资源，同时将社会群体间的互动作为社会资本产生的源头，社会资本理论的雏形得以生成。而布迪厄和科尔曼实现了对社会资本理论的深化和发展。布迪厄在《社会资本随笔》一书中谈到：“社会资本是现实存在的或隐藏着的资源集合体，这些资源与对某种网络持久性地占有密不可分……这种网络与某个团体的会员制度相关联，它是每个会员拥有的集体性资本，这些资本会对每个会员提供支持。”②布迪厄还在《资本的形式》一文中阐述了个人占有的社会资本所具备的增值效应。他认为社会资本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个人占有的经济或文化资本，但社会资本确实与这些资本密切相关，个人通过对这些资本的交换，使得某些独属于特定群体间的共识逐渐制度化，在不断地交换中，个人占有的社会资本得以增值。布迪厄更多的是从个人的角度分析社会资本，但科尔曼更看重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对这一理论进行探讨。科尔曼认为，人们处于社会性的互相依赖之中，社会中每个行动者的利益或多或少被其他行动者所掌控，为了满足各自的利益，行动者需要进行持续地交换，在持续性的交换中，各种社会关系得以生成，这些社会关系就是一种社会资本。为了进一步阐明社会资本的内涵和外延，科尔曼还对社会资本的特性、形式和消亡因素等要素进行了阐释，将对社会资本的分析由“以个人为中心”拓展为“以社会为中心”。随后，诸多学者分属两个研究取向对社会资本理论展开分析，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社会学者帕特南就是站在“以社会为中心”的角度，将社会资本论引入政治学领域，从社会资本的视角考察民主治理的绩效。本文即主要以帕特南对社会资本理论的相关阐释作为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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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扶贫移民社区：一个居民参与环境治理的特殊场域..............................18
3.1案例概述.........................................18
3.2社区内社会资本运行现状.............................19
4.影响扶贫移民社区居民参与环境治理的因素分析.................................22
4.1研究设计.............................22
4.2量化分析....................................24
5.扶贫移民社区居民参与环境治理的经验与问题..........................38
5.1扶贫移民社区居民参与环境治理的经验..........................38
5.2扶贫移民社区居民参与环境治理的问题...........................39
6.推动扶贫移民社区居民参与环境治理的路径选择
6.1从社情民情出发，以居民需求为导向
扶贫移民社区居民“上楼”“闭门”在一定程度上对居民间交往带来了不利影响，却并没有完全阻断居民间相对熟识的关系和他们对“家长里短”的关注热情。村集体内部较高的信任程度、迅速生成的非正式规范、对“家长里短”的参与热情都是扶贫移民社区特有的社会资本基础，也是推动社区居民参与环境治理的发力方向。但由于三村联建社区村与村间管理独立、正式的环境治理规范推行效果不佳、参与网络紧密度低，居民参与环境治理过程中呈现出的被动化与形式化也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推动扶贫移民社区居民参与环境治理，不仅需要热情，还需要找到合适的技巧和切入点。扶贫移民社区情况各不相同，但激活社会资本、推动居民参与的切入点可以总结为三点。
一是用居民需求吸引居民参与。“居民的需要和对私人利益的追求可以成为公共性生长的契机。”①居民对私人利益的追求可以引导居民走出私人环境，参与到公共活动中。在扶贫移民社区中，社区是否多种了一排树、公共活动空间是否安装了新的健身器材等并不是其中居民首要关注的问题，居民们最关注的是挡住家门的楼道乱堆乱放问题、楼道门口的垃圾堆放问题和挤占农用机通道的违停问题。将“首要需求”作为居民参与环境治理的“首要内容”，以利益相关性引导居民参与到公共互动中来，提升形成互惠规范、形成紧密参与网络的可能性，在反复的博弈中提高社会信任程度，最终实现有效且可持续的居民参与。尽管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脱域”②，但客观上存在的共同需求必然会成为扶贫移民社区居民间的粘合剂。
行政管理论文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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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反思
本文以社会资本理论为分析框架，对扶贫移民社区居民参与环境治理的影响因素及优化路径进行研究。文章首先立足于扶贫移民社区这一特殊场域，深入分析扶贫移民社区中社会资本的变化情况。通过量化分析，研究发现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及具体的六个自变量均对该社区居民参与环境治理的意愿与行为发挥着正向的影响。但量化数据同时显示，该扶贫移民社区在信任范围的拓展、正式规范的宣教、环境政策制定环节的居民参与等问题上仍显薄弱。在此基础上，研究回归到社区现实环境中，对其经验与问题进行进一步分析：乡贤的管理调节作用、以促代管的手段，延续了村落的信任基础、推动着互惠规范的形成，进而对居民参与环境治理产生正向影响。但与此同时，不同村属间存在的信任壁垒、对正式规范宣教的缺失、尚不稳定的参与网络、强政策推动下被动运行的社会资本，也在制约着居民参与意愿和水平的进一步提升。若想从根源上提升居民参与意愿与水平，必须找准切入点，多措并举激活社会资本、激发社会资本的自生动力，进而促进社区居民自觉自愿地参与到包括环境治理在内的公共事务治理中，努力使扶贫移民社区达到更加成熟的治理状态。
但我们同时也要意识到，扶贫移民社区中社会资本的培育、居民参与水平的提升，并不能一蹴而就，这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政府、社会与居民本身共同努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真正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