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行政管理论文，笔者认为当前，城市社区微治理模式尚且处于萌芽阶段，随着治理实践的深入，在未来可能会迎来新的风险和挑战。第一，现阶段微治理机制的运转仍需要政策资源提供相应支持，随着时间的推移，自治主体能否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成熟力量，减少持续的行政依赖，甚至只需要必要性的行政支持。
第 1 章 绪论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选题背景
城市社区是国家和社会连接交汇的重要场域，其治理成效直接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将“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作为“十四五”期间的目标。②寻求现代城市社区治理的新手段，探索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新范式成为理论和实践研究的热点。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社会转型，公共事务激增，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城市社区治理迈入急剧转型的变革时代。传统社区治理模式陷入治理困境，碎片化问题日趋严重，社区管理行政化色彩浓厚、社区服务刚性化、自治载体陷入功能悖论、自治角色面临行动困境等现象层出不穷。优化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推进社区治理的现代化和精细化、建设社区共同体迫在眉睫。基于此，本论文尝试在“三治融合”视域下构建城市社区微治理模式。
以“三治融合”为视域，旨在充分认识和把握正式及非正式制度的价值意蕴，完善规章制度，夯实法治保障，坚持德治润心，以推进微型社区自治。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并举的过程中，实现城市微型社区治理理念的科学化、主体的多元化、机制的合理化和能力的现代化。
在村落、小区、街坊、楼栋等微型社区，居民之间居住空间相近，交往便利，往往拥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容易进行有效沟通并达成共识，采取集体行动。城市社区微治理模式在充分尊重和理解社会分化、群体异质化发展进程的基础上，借助“微单元”优势，更易整合各类资源，筑牢法治保障，推进德治建设，激发自治活力，构建社区良序，从而具备构建共同体的可能性。城市小微社区中的微公共事务看似琐碎，但多与特定群体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在处理微事务的过程中，由各类组织和社区居民在内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协调，优化决策流程的同时缩短反应时间，从“小生活”维度协调“大民生”问题，节约治理成本，激发多元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依托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手段，激活党委领导力、政府责任感、社会协同度和公众参与度，在微型社区内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优化整合社区资源，培育社区治理的公共精神和参与能力。微治理模式的创生为社区治理现代化拓宽了思路，本文通过分析现有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存在的短板和不足，立足“三治融合”有效性、“三治融合”长效性和三治互动性，探究城市社区微治理模式的生成逻辑和运行机理，更好回应居民差异化诉求，以期丰富城市社区治理理论和治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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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1.2.1 国内研究综述
我国对社区理论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吴文藻先生最先在国内提倡进行社区研究，是中国社区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奠基人。费孝通、林耀华、张之毅、蒋旨昂等学者发表了一系列社区研究成果，为社区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在国内外产生深远的影响。学者俞可平提出善治应具备合法性、责任性、回应等十要素。我国社区治理结构主要有以下几个分支。第一，政府主导型治理结构。该治理结构的理念是市、区级政府向街道办事处赋权和分权，将街道办事处建成一级政府，以此强化街道办事处的权力，强有力地管理地方社会。该治理模式下，街道办事处是公共事务的决策者和执行者，由于公共事务的复杂性，街道办又被动地向社会放权，吸纳社会资源。第二，社区主导、政府支持型治理结构。该治理结构主张小政府、大社会，强调政府与社会合理分权，社区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是治理的主体，政府的职能是提供博弈规则和纯粹的公共产品。第三，政府推动、社区自治的合作型治理结构。主张政府赋权社会，让渡部分社会管理职能，从而转变政府职能，同时强化社区的自治能力。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社区治理愈发注重增强国家与社会彼此间的信任关系和互动能力。
从中国社区治理实践历程来看，自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价值理念、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体制和模式不断摸索，治理主体、客体、内容、范围等不断调整，历经三个阶段的变迁：“管控型”社区管理阶段、“过渡型”社会服务阶段、社区治理现代化阶段。我国早期的社区建设带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政府主导制度安排，社区自治性偏弱。建国以后至 20 世纪 80 年代，社会管理的首要任务是维系社会稳定，以单位制为主、街居制为辅的管理模式发挥了重要作用。“单位”承担了向职工（家庭）提供基本民政服务与社会保障的一般政府职能、直接或间接解决职工子女教育和就业、提供住房等社会职能，以及政治信息传输的政府职能。居委会、街道办事处仅作为“单位”的补充力量。1949 至 1966 年，“民主建设”运动在全国建立城市居委会及居民小组，单位制不断渗入基层企事业单位，呈现“政社合一”的组织形式。1954 年，第一次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将居委会定位为群众性自治组织，规定了居委会和街道办的职能、管辖范围、组织结构和形式，初步形成基层社会管理格局。1967 至 1978年，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相继更名，单位制在基层管理中逐步占据主体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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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城市社区微治理模式构建的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界定界定
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城市社区、城市社区治理、城市社区微治理的基本概念，厘清城市社区治理与城市社区微治理之间的差别，明晰“三治融合”与城市社区微治理之间的联系，夯实文章立论的基础。
2.1.1 自治、法治、德治
《辞典》中关于自治的解释主要有两点。一是自己有权处理自身事务，能约束自身行为。《三国志.卷一二.魏书.毛玠传》中“使天下人自治”即为此意。二是指实行民主自治，由各地选举产生的权力机构管辖地区事务。本文探讨的自治是指城市社区组织和公民自我管理、教育、服务，有序治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方式。
法治相较人治而言，强调在治理公共事务的过程中，以法律为准绳，让公平公正可见可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本文中的法治指以制度性规范为依据，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城市小微社区提供合法性环境，在城市小微社区内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治理方式。
德治是儒家学说的智慧结晶之一，倡导心灵教化，使人心良善，明礼义而知廉耻，具有协调成本低的显著优势。文中的德治指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托道德教化，从“小生活”维度协调“大民生”问题，在城市微型社区内形成良好社会风尚的治理方式。
自治、法治、德治是经由本土化实践提炼出的中国智慧，融合三治，从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服务供给能力层面进行梳理，思考城市社区微治理模式的构建，以深度融合自治、法治、德治，提升城市社区治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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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相关基本理论
城市社区微治理模式的构建离不开理论的支撑。政府与社会关系理论为正确处理政府、市场、社会间的关系提供科学指导，从而释放“三治融合”的效能，治理社区公共事务。无缝隙政府理论启发思考在“微单元”范围内，提供顾客满意的非标准化的产品和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精细化管理理论强调合意性和回应性，提升微型社区治理效能，在治理末端节约成本。此外，基于社会资本理论，主张在小微社区内重构信任关系网络和社会生活共同体。
2.2.1 政府与社会关系理论
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国家主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基于不同立场，阐释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无政府主义理论将政府视作社会问题的根源，反对一切形式的政府，社会只能“自下而上”建立，主张社会自治和个人的完全自由。自由主义理论是争取民主、反对专制的产物，该理论基于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主张必要的政府，认为政府是必要的罪恶，最好没有，但不得不有。政府的作用是维护公共秩序、扶持市场竞争、确保契约的履行。政府应严格遵守权力界限，不能替代社会，同时社会应具备监督政府的权力。国家主义理论支持政府对社会的全面管控，主张政府是万能的，国家是有生命的统一整体，优于任何部分，政府有解决各类社会问题的能力，是实现“普遍利益”的有效途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看待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科学揭示了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一般原则。该理论主张政府产生、作用且受制于社会，最终会随国家消亡而消亡。主张社会管理遵循普选、议行合一、廉价政府、自治的基本原则。
本文运用政府与社会关系理论指导城市社区微治理模式的构建，在遵循科学的管理理论和原则的基础上，正确处理政府、市场、社会间的关系，释放“三治融合”的效能，治理社区公共事务。结合多中心治理理论，以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夫妇为代表的一批研究者认为个体是具备成本收益计算能力、能进行独立决策的理性人。区别于传统经济学中的完全理性人角色，多中心治理理论中的理性人是受社群内部非正式规范约束的复杂人，容易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能自主进行决策。首先，公共行动者既不可能获得全部信息，亦不可能具备完全的处理能力，受复杂动机的影响，多方行动者在持续的对话中进行利益博弈，不断调整目标。其次，“公共管理在互相依赖状态下……是在跨组织关系网络中，就特定问题协调目标和偏好各异的行动者的策略的活动”①。
行政管理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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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必要性......................21
3.1 治理结构转型的需要..................................... 21
3.2 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 22
第 4 章 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25
4.1 社区治理理念亟待重塑....................................... 25
4.1.1 治理理念滞后治理实践...................... 25
4.1.2 社会和居民参与意识薄弱..................................... 26
第 5 章 国内外城市社区治理经验借鉴与启示...............................35
5.1 国内实践............................................. 35
5.1.1 “三微治理”上海模式.............................. 35
5.1.2 “1+N”厦门模式....................................36
第 7 章 “三治融合”优化城市社区微治理模式路径
7.1 “三治融合”重塑社区“微治理”理念
“三治融合”视域下，构建城市社区微治理模式，必须树立正确的“微治理”理念，对自治、法治、德治科学认知，营造民主自治的氛围，探索城市社区治理的长效机制。
7.1.1 树立精细化服务理念
传统“包办”式社区管理模式中，面对差异化的居民需求，服务供给的专业化、组织化程度较低，难以使社区全体居民乃至大部分居民满意。在社区事务的对话体系中，人际互动关系相对单一①，两委会和物业公司居于强势地位，居民和特殊群体的力量相对弱势。即便对公共服务的供给有所质疑，其发声也难以受到重视，最终不了了之。
新时代新阶段，城市社区治理理念创新要着力于让社区回归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本质，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以治理理念推进治理模式的更迭，构建“三治融合”的基层治理体系。一是要树立自治理念。要以党建为引领，统一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不断创新动力机制，借力科技支撑，完善基层社会服务管理平台，增强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使基层行政体制改革向扁平化方向持续推进，多元化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不断完善，民主参与逐步常态化。要强调党委领导，多元协同治理，积极发挥一核多元的协同效应，整合治理资源，依托权力和资源的共享机制实现增权增能，使社区治理高效化、精准化。二是要树立法治思维。要贯彻落实精细化和差异化治理理念，尊重个性化需求，健全相关制度，推进权利价值合意化，以人为本，供需匹配，真正倾听人民群众的心声。要稳步提升社区治理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夯实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基石。三是要树立德治思维，通过志愿服务、评比活动、榜样宣传等形式提升多元治理“微主体”的道德素质，在小微社区内形成良好道德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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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展望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深化改革持续推进，我国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新时代新阶段，城市基层治理面临新问题、新挑战，实现城市社区治理的现代化，意义深远。
城市社区微治理模式的构建旨在借助制度赋权，下移治理重心，在小微社区内整合治理资源，填补国家和个体之间治理的真空地带。坚持党建引领，一核多元、协商共治。通过制度赋权，以“中国之制”推进“中国之治”，畅通利益表达渠道，打通社区治理“最后一公里”，疏通基层治理的毛细血管。同时，注重精神文明建设，借助德治规范打造礼治社区和睦邻友好型社区，在微型社区内部化解矛盾纠纷，提高治理效率，节约社区公共事务的协同成本。此外，微治理模式通过联结生活利益凝聚社会资本，激活自治主体的动力机制和集体行动的运作机制，将“微共同体”塑造成为社会生活共同体，在基层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秩序。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并举，推进城市社区治理理念的科学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机制的合理化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优化城市社区微治理模式路径。
当前，城市社区微治理模式尚且处于萌芽阶段，随着治理实践的深入，在未来可能会迎来新的风险和挑战。第一，现阶段微治理机制的运转仍需要政策资源提供相应支持，随着时间的推移，自治主体能否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成熟力量，减少持续的行政依赖，甚至只需要必要性的行政支持。第二，微治理模式虽然能激活社区居民参与治理的积极性，然而小范围的治理是否会因空间封闭性再度面临碎片化的风险？又是否会因差异化的利益诉求，使同质性群体抱团抵制异质性群体？在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中，是否会陷入新一轮的治理困境？仍有待在实践中寻求答案，进行创新性的思考。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