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与国内大多数作家相比，严歌苓并没有对女性的悲惨遭遇作过多的控诉，反而更加注重从女性自身的力量出发来寻求救赎的办法。这种弱者不弱的女性意识，源于她对童年创伤的恐惧、对身边女性生存智慧的目睹、对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基督教精神以及人本主义思想的借鉴，更源于粗犷的军旅成长与双重边缘的移民生涯所造就的乐观、坚韧、独立、自强的品性。
第一章 女人：你的名字叫弱者
第一节 在生理层面备受摧残
严歌苓曾这样表达过对性的看法：“我是认真写‘性’的，从‘雌性’的立场去反映‘性’这个现象，我认为能写好性的作家是最懂爱情、人性，最坦诚，最哲思的。 仔细想想，难道性爱不是宇宙间一切关系的根本要素之一？性当中包括理想、美学、哲学、政治、一切。”①这种对性的严肃态度，使她注重从最基本的生理层面来审视女性的处境。在她的笔下，女性由于天然的生理弱点而备受男性摧残的例子比比皆是。总的来说，她们所受到的摧残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作为性欲的对象被蹂躏与凌辱，二是作为生育的工具被摧残与漠视，三是表面上被重视，但这种重视是以女性特质的被抹杀为代价。
一、性欲的对象
早在两千多年前，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就将“性”与“吃”一同作为人的两项基本需求，并对其进行大加肯定。然而，由于男女生理机制的不同以及体力的悬殊，女性在性关系中大多处于承受的地位。这种被动的角色，无形之间埋下了她们被男性蹂躏的祸根。
《金陵十三钗》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深刻地展现了女性在战争中是如何被男性当作性欲的工具而遭受凌辱的。在国际上，“南京大屠杀”也被叫做“南京大强奸”，在这场灭绝人性的侵略战争中，八万左右的中国女性惨遭蹂躏。透过书中人物豆蔻的遭遇，我们便可以一窥当时场面的惊心动魄：“事发在早上六点多，一大群日本兵自己维持秩序，在一个劫空的杂货铺里排队享用豆蔻。 十五岁的豆蔻被绑在椅子上，只有一个念头：快死吧，快死吧，死了变最恶的鬼，回来掐死、咬死这一个个拿她做便盂的野兽、畜生。”①然而，相比豆蔻的惨死，更令人感到恐怖的是，“对于强暴者，知羞耻者和不知道羞耻者全是一样；那最圣洁和最肮脏的女性私处，都被一视同仁，同样受刑。”②这也就意味着，在战争中女学生与妓女是不分贵贱、一律平等的，而这种平等则进一步说明了女性被当作性欲工具的普遍化。类似的事情在严歌苓的其它作品中俯拾皆是，例如，《雌性的草地》中指导员叔叔对牧马女兵的诱奸、《白蛇》中三教九流之人对女演员孙丽坤的意淫、《第九个寡妇》中史春喜、史五合对王葡萄的强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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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在社会层面处处被动
自人类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男性便成为话语的主导者。为强化自己的统治地位，他们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准则来约束女性的思想与行动。“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曾是无数古代中国女性一生的写照。这一状况直至 19、20世纪之交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变迁才真正开始被打破、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从法律上确定了女性与男性一样享有平等权才真正在全社会范围内得到大幅度改善。然而，新旧因素的交织也带来了女性在社会层面的另一番被动处境。这种被动处境，在严歌苓的笔下主要表现为社会认可的难以实现、家庭地位的难以扭转以及双重重负的艰难承担三个方面。
一、社会认可的难以实现
李小江曾对建国后女性的生存境况这样评价道：“男女平等的法律权益，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男女两性的社会差异。这种差异基于生理，源于历史，伴随着妇女向社会领域的扩展和渗透，成为当代触目的社会问题之一。”①她的这种观点，清楚地看到了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对改变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运营体系的艰难性与漫长性。因此，为了更好地寻求社会认可，女性在某些方面、某些时刻依旧不得不依附于男性。这种难以摆脱的依附处境，则大大加剧了她们的悲剧程度。例如，《雌性的草地》中的牧马姑娘们一开始对叔叔的到来不以为然，其中的沈红霞更是直接坦言道：“我们能管自己。事实证明，我们什么都行。”②然而，在与当地男牧民较量的过程中，叔叔所起到的不可忽视作用使这些女兵们渐渐接受了他的领导与管理。渐得人心的叔叔，就这样把她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诱奸了。还有，《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为了断绝旁人对自己的念想，便在丈夫铁脑死后果断接受了二哥孙少勇的示爱。后来，为了隐藏孙二大孙，她送走了自己的儿子——挺，并先后委身于史冬喜、史春喜、史五合等人。虽然她与史冬喜的感情中不乏两情相悦的成分，但是她与冬喜发生关系的初衷则是为了更好地隐藏孙二大。总之，无论是为了避免“寡妇门前是非多”的问题，还是为了顺利度过国家政治运动最为频发的时期，王葡萄对男性进行接纳的背后都难掩她一次次被蹂躏的悲惨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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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弱者不弱的女性定位
第一节 顽强地求生存
从 1970 年参军入伍到 1983 年部队裁军退伍，严歌苓人生中最重要的“三观”塑型期都在部队中度过。到了三十一岁的时候，她又出走美国。对于这两段生活，严歌苓后来是这样评价的：“军人经历是我最重要的经历之一，其次是留学经历。这两段生活奠定了我之所以为我。”②粗狂的军旅成长与双重边缘的移民生活使她摆脱了女性特有的娇弱之气，并逐渐形成了乐观、坚韧的品性。这种品性，也使她笔下的女性深深浸染着一种顽强求生存的气质。
一、在妥协中坚持
常言道：“女人本弱，为母则刚”。在严歌苓的作品中便有这样一类女性：她们因子女而嫁到异国他乡，后来又为了子女继续着这种身心分离的日子。例如，《花儿与少年》中的徐晚江为了不让孩子像自己一样过着拮据的生活，与一个比她大几十岁的美国富翁结婚。婚后的她，非常渴望重建以往的小家庭。为此，她偷偷拿出自己的私房钱来资助前夫洪敏创业。然而，洪敏的一次次投资失败将一家人重聚的日子不断推后。对此，晚江并没有绝望，而是在这种身心分离的日子中继续坚韧地活着。《红罗裙》中的海云也是为了儿子而移居美国，然而，她比晚江所遭受的情感压抑更为深重。毕竟，晚江的压抑之情还有释放之地，而海云却只能通过逛商场买衣服来缓解。事实上，它不仅没有得到缓解，还被无限放大。海云不是没有想过结束这种生活，然而，赤裸裸的生存问题使她不得不选择隐忍地活着。《约会》中的五娟与晚江、海云有着近乎相同的开始，不过，她比二人更有着更为积极的自我意识。面对再婚丈夫将儿子送往寄宿学校、限制自己行动等一系列强制性行为，五娟虽然在表面上选择顺从，但私底下依旧与儿子偷偷见面。尽管丈夫后来选择妥协，五娟还是决定离开他。然而，她的选择并没有等来约定前来的儿子。虽然严歌苓没有交代五娟将何去何从，但可以确定的是儿子不会前来赴约。那么，重新回到再婚家庭则成为五娟必然的选择。
相比这些为了子女幸福而坚韧地活着的移民女性，《小姨多鹤》中的小环则是为了所谓的救命之恩而开始了不断妥协的后半生。为了躲避日本人的暴行，小环不幸流产。然而，在保大还是保小的时候，丈夫张俭不顾父母的反对要求医生：“留大人！把小环留下！”①。从鬼门关活下来的小环，为了感谢丈夫的善心便默认了公婆买进日本女人竹内多鹤为张家传宗接代的做法，并掏心掏肺地对待多鹤及其子女。然而，丈夫张俭与多鹤接触中，不仅暗生情愫，还偷偷到外面野合。得知此事后，小环虽然很难过，但还是忍下泪水替二人收拾烂摊子。此外，在张俭入狱后，小环更是凭借着自己的生存智慧以及“凑合着也能活下去”的乐观心态，使一家人携手度过最为艰难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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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寻求独立自主
戴锦华曾对我国女性追求独立自主的进程这样评述道：“五四新文化和新中国诞生便如同两条轴线，一条标志着妇女们浮出历史地表，走向群体意识觉醒的精神性别自我之成长道路。一条则标志着妇女从奴隶到公民、从非人附属品到自食其力者的社会地位变迁。”②不知不觉间一百多年过去了，然而，女性的境况却变得更为复杂。在严歌苓的笔下，那些柔弱的女性不仅在苦难中坚韧地活着，还努力通过肯定自我欲望、谋求经济自主、拒绝不对等的救赎的方式来寻求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立自主之路。
一、肯定自我欲望
一直以来，贞节都被视为女性生命中重中之重的东西。在古代，失贞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不仅意味着会成为被非议的对象，还可能由此丧失性命。这种传统的贞节观念既使到了现代社会，也依旧阻碍着女性的发展。然而，《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却敢于打破传统的贞节观念，坦诚地肯定自我欲望。例如，在丈夫铁脑死后，她不仅没有为铁脑守寡，还先后与四、五个男人有过情感纠葛；当她与二哥孙少勇发生关系时，她自自然然让孙少勇感受到自己的情动，而当她看透了孙少勇后，又果断地斩断二人之间的感情；当她喜欢上史冬喜后，她直白地承认：“男人在暗地里怎么这么好，给女人的都是甜头”① 可以说，无论在什么样的形势下，王葡萄都不压制自己的欲望。与王葡萄一样，《扶桑》中的妓女扶桑也从来没有把贞节当作束缚自己的东西。无论是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肉体谋生，还是当街被几十个白人当街轮奸，她都有在肉体交欢中享受到快乐。因此，她不觉得“强奸”一词很恐怖，也不觉得自己是在受难。
相比王葡萄与扶桑，《金陵十三钗》中的女学生对自我欲望的肯定则经历了一个相当艰难的过程。殷实的家庭生活条件以及基督教教义的浸染使她们形成了纯真、善良、温顺的个性，这种个性正暗合了男性心中的理想女性特质。因此，深受男权思想规约的她们，自然会对妓女们的到来充满鄙夷之情。然而，在鄙夷的同时，她们又无法抑制自己的好奇之心，争先恐后地趴在窗口去看穿得花花绿绿的妓女们。当楼上看得不过瘾时，她们又“爬下梯子，挤在《圣经》工场的门口”②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女学生虽在男权规约的环境下长大，但其原本的天性依旧无法被抹杀。可是，这种天性并不是一时的好奇心就可以激发出来的。直到后来，妓女们以自己的生命来换取她们的生存希望，她们才从根本上改变对女性的传统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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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弱者不弱的女性意识局限.................................... 36
第一节 荒谬的弱者救赎 ................................. 36
一、男性形象的矮化....................................... 36
二、没有走出男权的藩篱........................ 37
第三章 弱者不弱的女性意识局限
第一节 荒谬的弱者救赎
著名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将人的需求按优先次序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自尊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①五个层次。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强调需求的实现呈现由低级向高级递进的特征。然而，严歌苓笔下的柔弱女性在基本需求还没有满足的情况下，就走向了最高层次的需求。如此看来，她们似乎超越了这一理论。实际上，严歌苓所倡导的“弱者救赎”根本不堪一击。
一、男性形象的矮化
在严歌苓的作品中，出现过各式各样的男性形象，如军人、知识分子、移民者、赌徒等。然而，他们不仅缺乏男性应有的阳刚之气，而且在生存与精神上遭受着双重失落。例如，《芳华》中的军人刘峰在部队中是一个“雷锋”式的存在：他不仅一次次将好处让给战友们，而且无怨无悔地干着各种杂活。就这样，凭借着日复一日的付出，刘峰赢得了“全军学雷锋标兵”的荣誉称号。然而，这一称号也在无形之中抽空了他的人性特质，进而导致了“触摸”事件发生后战友们的疯狂反扑。在这之后，刘峰的人生境况便急速下转。最终，他凄凉寂寞地死于肠癌。《少女小渔》中的江伟在出国之前过着受人尊敬的生活，然而，到了美国后，赤裸裸的生存问题不仅带走了他的游泳冠军光环，还逐渐磨去了他的志气。后来，为了在美国永久呆下去，他连哄带骗地促成女友小渔与意大利老头的假结婚。可是，当小渔与老头在一起后，他又抑制不住地怨恨自己的无能。于是，他将自己的怨气发泄在对小渔的百般刁难上。还有，《妈阁是座城》中的卢晋桐、史奇澜、段凯文等人原本都是上流社会的成功人士。可是，自从染上赌博的恶习后，他们的财富与人品便被一次次地挥霍掉。虽然史奇澜最后真的戒掉了赌瘾，但他所剩的日子也没有多少了。总的来说，身为男性的他们都将自己优越的人生毁得一塌糊涂。
当然，在严歌苓的笔下不乏一些威严、刚硬的男性形象，如《雌性的草地》中的老首长、《金陵十三钗》中的戴少校、《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的都汉等。然而，老首长虽威严，但实则是国家意志的传声筒；戴少校的存在，则是为了反衬妓女们的救赎壮举；都汉虽身居高位，却总是在田苏菲困难之际伸出援助之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严歌苓在塑造男性形象的时候，故意将其威严、刚硬的一面进行虚化或转移，进而极力凸显其萎靡、失落的一面。这种策略性的塑造手段有效地颠覆了传统的男强女弱局面，从而为女性的救赎提供了良好的机会。然而，真正的男性从来都是委顿与强硬俱存的，真正的两性相处环境从来都是女性处于劣势的。因此，刻意将男性形象进行矮化，不仅是对女性真实生存处境的漠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大大增加了她们的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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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中国妇女的解放运动从一开始便是作为社会革命的一部分而存在，这在无形之中造就了女性与政治的难分难解关系。五四时期，娜拉的那声“我是自己的”的宣言，使无数深受压迫的女性开始走上了寻求个性解放与独立自主的道路。然而，随之而来的革命运动则再次将女性推入长时间的湮没与无言之中。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保障妇女的权利，女性的生存境况才得以空前地改善。然而，女性在政治、经济、婚姻等方面获得了平等权，并不意味着她们就此摆脱了备受压迫的状态。“十七年”时期，男女平等的社会观念所带来的两性差异的全方位抹杀，给女性造成了更为严重的伤害。直到八十年代人道主义思想的回潮，女性才重新找回自己的话语权。不过，女性的独立与自主之路仍在艰难的摸索中。作为八十年代正式亮相于文坛的女作家，严歌苓从一开始便对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生存境况倍加关注。然而，与国内大多数作家相比，严歌苓并没有对女性的悲惨遭遇作过多的控诉，反而更加注重从女性自身的力量出发来寻求救赎的办法。这种弱者不弱的女性意识，源于她对童年创伤的恐惧、对身边女性生存智慧的目睹、对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基督教精神以及人本主义思想的借鉴，更源于粗犷的军旅成长与双重边缘的移民生涯所造就的乐观、坚韧、独立、自强的品性。可是，她所建构的理想女性出路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悲惨处境，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将女性推向更为悲剧的深渊。其实，很早以前就有人当面质疑过严歌苓的这种女性生存策略。对此，她的回答是：“这只是我的一种假设，文学不一定要证实”①。由此，可以看出严歌苓并非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存在，但她依旧反其道而行之，这其中内蕴着其对女性生存境况的深切焦虑以及理想主义的自我特性。然而，理想终究要照进现实、要接受实践的检验。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