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笔者细究新世纪湖南乡土小说家们书写的主题，会发现他们有着各自的侧重点。陶少鸿更加倾向于表现自己对人民苦难生活的悲悯、对失落的湖南乡土文化传统的缅怀、对乡村政治生态的焦虑，尤其在对失落的湖南乡土文化的缅怀中，陶少鸿重点表达了对远去的乡土田园牧歌情调的怀念。
第一章 新世纪湖南乡土小说的主题
一、 对人民苦难生活的悲悯
新世纪湖南乡土小说对人民苦难生活的描写占据文本的极大比例，三位作家对于人民在每个历史时期的苦难生活都有所表现，寄寓着他们对于人民苦难的悲悯情感和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关怀。
文学论文参考
陶少鸿的《大地芬芳》中陶秉坤几乎耗尽一生都在与无法拥有土地这件历史所决定的事件作斗争。陶秉坤有着买田置地、过自己传统农民生活的乡土人生价值观念，但总被人为因素或者时代变革所阻难，最后陶秉坤在悲愤交加中为守卫自己的土地而逝。构成文本另一条线索的陈秀英，用一生追随革命信念，但是屡次被怀疑、诬陷和打压，最后在对革命的疯癫中死去。作家在写到他们的死亡时，语气沉重、用词意味深长，满怀对他们苦难人生的感慨和悲悯。《百年不孤》中岑氏后人一辈子谨遵祖先“尚德崇善”的教诲，行善事做好人，几经磨难，而岑国仁微笑着去世的结局也是作家哀悯其苦难而让他死前放心的表现。《天火》（2013）中李娟除了要担负种养庄稼和照顾病弱老母的繁重劳动之外，还要面临其丈夫在外另寻新欢的心理痛苦和乡村流痞的人身财产胁迫，作家以李娟逃脱杀人嫌疑并获得好媳妇称号的结局，显露了自己对留守妇女的怜悯。《打皮箩》（2013）中的郭伯儿子早已去世，但郭伯一直对外宣称自己儿子在外过得很好，私底下偷偷祭奠儿子，最后患病的郭伯为了不拖累徒弟自己藏了起来，作家对晚景凄凉的郭伯的同情通过学徒的描述呈现出来。《寒露》（2015）中秋生与徐樱作为留守儿童，既要承受父母背离、家不成家的痛苦，又要因为父辈婚姻重组而遭受心理创伤，秋生将内心痛苦通过大喊发泄出来，作家对此进行了心酸的展示。《无帆之河》（2016）中作者对于孟大庸过去的生活表示极大的同情，他做排佬的生父因吃水上这碗饭而不慎淹死，随后右派分子的养父也被带走不知生死，孟大庸作为右派分子的遗孤而承受不应该有的批斗，最后逃走与心爱之人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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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乡民暴力行径和混乱性爱关系的忧思
新世纪湖南乡土小说的三位代表作家都是从湖南乡土社会底层走过来的或者在湖南乡村待过相当长的时间，比较熟悉身边的湖南乡民们，因此除了对乡民的普遍劣根性如具有小农思想的狭隘性和严重拜金倾向进行表现之外，更多是对湖南乡民特有的丑态丑行如乡民暴力行径和混乱性爱关系的忧思。
（一） 对乡民暴力行径的反思
湖南人勇武要强、刚烈，甚至有一股暴力倾向，新世纪湖南乡土小说的三位代表作家也或多或少地关注到了湖南乡民的暴力心态和行为。其中，陶少鸿对这一点书写得较少，于怀岸对此着墨最多，而王青伟对此描写得则比较深刻。
陶少鸿在《百年不孤》中，写到无赖流民廖光忠一言不合便挑刺闹事，他带领灾民们哄抢岑家并失手害死岑国仁的母亲，但事隔多年后他主动认错并在文革中主动照顾岑家父子。这实际上是作家借助廖光忠的改变，对乡民暴力行径进行反思。《大雪》中马志军企图毒死一家的暴力心理，最后通过下乡干部的挽救，传达了对乡民暴力心态的感叹与反思。
于怀岸在《你该不该杀》（2005）中展现了乡村民众观赏陈二杀死陆少华场景的暴力心态，作家以低能儿用暴力反抗现状而最终犯罪的结局，显露自己对乡民暴力的思考。《猫庄的秘密》（2007）中秋生因父亲长期乱搞男女关系和对家人极其不好，用劈柴劈杀了父亲，赵成贵死前类似于“儿呀”的喊声，则流露出作家试图探索父子亲情为何会衍生出弑父暴力的思考；《反光镜》（2007）中乡村无赖试图以暴力手段进行敲诈勒索，最后演变成械斗群殴、围殴警察抢夺其手枪的犯罪；《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中的村民同样试图以暴力行为敲诈过路司机；《龙凤胎》（2007）中曹红旗对妻子的家庭暴力；《证据》（2019）中大武为掩盖偷猪事件，起杀心的暴戾心理等，在这五篇小说中作家通过书写乡村日常生活中的暴力造成的后果，反思了乡民暴力的无底线和随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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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新世纪湖南乡土小说主题的建构方式
一、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呈现主题
主题通常是由特定的人物形象来表现的，新世纪湖南乡土小说也不例外地采用了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来呈现主题。
陶少鸿在《大地芬芳》中塑造了热爱土地但因各种原因始终无法拥有土地的农民陶秉坤，作家对他为土地苦苦挣扎的一生深感同情。同时他又是一个有着深厚神巫文化信仰的形象，作家通过他这一形象的塑造对失落的湖南乡土文化传统进行了缅怀。作家也通过对陶秉坤因乡村自然生态遭到破坏而痛心疾首和对乡村政治运动中非理性因素表示不满的描写，表达了作家对恶化的乡村自然生态的感伤和对乡村政治生态的焦虑。《百年不孤》中塑造了努力实践家族美德却被时潮侵扰的地方乡绅岑氏父子，作家一方面同情他们父子在时代冲击下的苦难遭遇，一方面通过表现他们的时代遭际和对神巫文化传统的重视，表达了他对远去的乡土田园牧歌情调的怀念和对流失的湘楚神巫文化的眷恋以及对乡村政治运动中非理性因素的反思。同时，作家通过塑造暴力哄抢岑家却在多年后忏悔认错的乡村流民廖光忠，对乡民的暴力行径进行了形象化的反思。《无帆之河》中塑造了多年前是排佬而现在以富豪身份归来的孟大庸，作家通过表现他童年生活的悲惨、看到河流整改后的失望、在莲水上努力寻找帆船的痴心和最后千万百计驾帆船归来的怀旧，表达了对人民苦难生活的同情、对远去的乡土田园牧歌情调的怀念、对消逝的传统手艺的惋惜之情和对恶化的乡村自然生态的感伤。《大雪》中塑造了在身残和遭到媳妇背叛的双重痛苦中努力生活的乡民马志军，在对马志军坚毅形象的塑造中寄托了作家对他苦难人生的悲悯，但也在探究造成他的苦难人生的过程中揭露了村长以救济金侵占其堂客的恶行，表达了作家对乡村管理者权力滥用现象的批判和对乡民混乱性爱关系的担忧。同时作家通过对马志军因无路可走险些毒死全家最后悬崖勒马的描写，折射出作家对乡民暴力心态行为的反思。《寒露》和《鬼柳湾》中塑造了承受多重痛苦的留守儿童，作家在对他们身心苦难表示同情的同时，也流露着对乡民混乱性爱关系的忧思。另外，作家在《鬼柳湾》中还塑造了说话阴阳怪气、依靠官员亲戚作奸犯科而不被法律惩罚的看门老头，作家在同情受侵害女童的苦难的同时，批判了乡村管理者对看门老头的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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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过乡土物象的设置彰显主题
“在文学语篇中，隐喻认知功能最重要的表现是其主题建构功能。”[1] 新世纪湖南乡土小说通常会在文本中设置相应的乡土物象，从而隐喻地表达了对人民苦难生活的悲悯、对乡民暴力行径和混乱性爱关系的忧思、对失落的湖南乡土文化传统的缅怀、对恶化的乡村自然生态的感伤、对乡村政治生态的焦虑等主题。
陶少鸿的小说中，写了不少如水田、水牛、小镇、帆船、柳树、油茶果等乡土物象。在即使被学者马为华评价为反文化象征体的《大地芬芳》中，“土地”这个物象由小说的起始贯穿到小说的结尾。“土地”这一物象被作家倾注主观情感后升华成为了意象，因而作为土地的物象也是一种意象。小说中反复描写的就是陶秉坤的土地和陶秉坤围绕土地走过的一生，土地代表了陶秉坤拥有土地的梦想，土地的失去也就意味着陶秉坤“土地梦”的无法实现，表现了作家对陶秉坤一生追梦却不得的苦难人生的同情。土地也是一种乡土农耕文化和乡土家园性的象征，而土地最后被机器夷为平地建旅游区的安排则是乡土家园性丧失的象征，表现了作家对湖南乡土文化传统失落的惆怅。陶秉坤为土地遭受的磨难，包括遭批斗、被弄瞎、为土而死等，表达了作家对乡村政治运动中非理性因素的反思。《百年不孤》里贯穿镇子的双龙河、河边的水车、石板路、泥香四溢的水田、陪伴岑国仁大半人生的水牛、刻有“敬惜字纸”四字的纸塔、蜿蜒起伏的卧龙岭、方便路人歇脚的风雨桥等具有典型性的物象，营造出具有南方诗意和文化根性的乡土世界，是对故乡的诗意呈现与直观构图，作家笔下这些优美、宛如诗的景色，是对昔日乡土田园牧歌意境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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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世纪湖南乡土小说主题的成因 .......................... 54
一、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和湖南乡土文化的双重浸染 ............................ 54
二、新时期以来时代环境对湖南乡土社会的冲击 .............................. 55
第四章 新世纪湖南乡土小说主题的价值与局限 ............................... 59
一、新世纪湖南乡土小说主题的价值 ........................ 59
（一） 对湖南民俗与民族文化的保存 .................................. 59
（二） 反思现代化对地域乡土文化的异化 ......................... 60
结语 ............................. 67
第四章 新世纪湖南乡土小说主题的价值与局限
一、新世纪湖南乡土小说主题的价值
新世纪湖南乡土小说主题的价值表现在对湖南民俗与民族文化的保存、反思了现代化对地域乡土文化的异化问题和从小乡村反映整个乡土中国的层面以文学隐喻的形式建设性地提出了乡土中国的优化道路等方面。
（一） 对湖南民俗与民族文化的保存
新世纪湖南乡土小说在表达对失落的湖南乡土文化传统的缅怀这一主题时，对民俗与民族文化的书写是以文字形式对湖南民俗与民族文化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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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少鸿小说中写到了很多的民俗，如建新屋不能藏污纳垢尤其是妇女行经带的禁忌习俗、祭拜土地神，开秧门祭拜谷王祈求五谷丰登和吃饭时叫魂祭祖的习俗、孩子周岁抓周喝“庆生酒”，哭闹时张贴“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的字符并请过路行人念唱收魂的民俗、遇到花面狸神志恍惚而迷路；赶山围猎野物而见者有份；待客打荷包蛋和沏擂茶招待客人等乡村日常民俗风情、端午节包粽子赛龙舟家家户户门上插艾叶和用菖蒲来避邪消灾的节俗、合长生做道场趔丧的丧俗、讨庚帖合八字“报日子”“告祖礼”开脸拜堂，出嫁时哭嫁与成亲时听壁脚的婚嫁礼俗，可以说陶少鸿小说中乡村的日常生活几乎被这些地方民俗所填满。于怀岸的小说也写了树新屋要上梁、祭祀撒鸡血与抢粑粑的仪式、合长生做道场烧香烧纸的丧俗、独具湘西民俗特色的“赶尸”、送女方“开口酒”“谢肯肉”和“过礼正酒圆房回门”的嫁娶习俗、“上香敬神祭祖净手请神打卦”的巫师交接礼俗、落洞、飘魂等民俗。王青伟在小说中写了很多瑶族在日常生活中的民俗和民族文化传统，如在盘王节上对歌堂、昼夜不歇地打鼓跳舞吹号和唱歌、新婚的女子可以在婚后几天与情人幽会、通知新生儿性别时用壶嘴的朝向来表示、坐月子期间不能允许探望和借出火种、不能穿蓑衣进屋、不能吃狗肉杀害狗、人死后实行天葬、新粮食收获时与狗一同过尝新节、瑶族女性日常书写女书等民族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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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新世纪湖南乡土小说受到湖南区域文化和时代环境等多种因素的深刻影响，呈现出一些相似的特征，在小说主题上的共性尤为明显。
首先，新世纪湖南乡土小说表达了对人民苦难生活的悲悯、对乡民暴力行径和混乱性爱关系的忧思、对失落的湖南乡土文化传统的缅怀、对恶化的乡村自然生态的感伤、对乡村政治生态的焦虑五个方面的主题。这些主题主要是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乡土物象的设置、独特的叙事艺术（家、村、国三位一体的宏大历史叙事、日常生活叙事、寓言化的叙事空间）来表现的。新世纪湖南乡土小说主题的成因在于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和湖南乡土文化的双重浸染、新时期以来时代环境对湖南乡土社会的冲击、湖南乡土小说传统的影响与滋养和作家个人生活经历的诱发。新世纪湖南乡土小说主题的价值在于对湖南民俗与民族文化的保存、对于现代化异化地域乡土文化问题的反思和对乡土中国发展道路的建议。新世纪湖南乡土小说主题的局限在于主题的乡土特色减弱、主题重复现象严重和主题偏向审丑的阴郁风格。
细究新世纪湖南乡土小说家们书写的主题，会发现他们有着各自的侧重点。陶少鸿更加倾向于表现自己对人民苦难生活的悲悯、对失落的湖南乡土文化传统的缅怀、对乡村政治生态的焦虑，尤其在对失落的湖南乡土文化的缅怀中，陶少鸿重点表达了对远去的乡土田园牧歌情调的怀念。于怀岸更倾向于表现自己对乡民暴力行径和混乱性爱关系的忧思，在反思乡民暴力行径和担忧乡民混乱性爱关系的同时，传达出对乡村管理者滥用权力现象的批判。王青伟更侧重于传达对乡民暴力行径的反思和对乡村政治生态的焦虑，其中对乡村政治生态的焦虑主要是对乡村政治运动中非理性因素的反思。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