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童年体验与情感创伤
第一节 母爱的缺席
艺术“是人类内部意象、渴望与恐惧的外部反映,是人类的美梦和梦魇”。无可替代的母亲身份,本该为幼时的曹禺装饰艺术的美梦,却恰恰留给了他一生的想象与渴望。
一九一零年九月二十四日,曹禺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里,他的降临欢喜了整个家庭,然而这欢喜背后隐藏的苦痛却是意想不到的残忍。曹禺的母亲在他出世后的第三天,因患产褥热,高烧不退,饮食不进,最终不治而亡。曹禺的母亲薛氏是父亲万德尊的第二任夫人,万德尊的原配夫人燕氏曾生下一男一女,他们便是与曹禺同父异母的长姐万家瑛和兄长万家修。万德尊与薛氏成婚不久,夫妻间恩爱和睦,而薛氏的突然亡故,对万德尊来说必然是个不小的打击,全家极度喜庆的气氛骤然间跌入冰谷。而此时的曹禺对现实的残酷全然不知,他还没有能力感触世界的温度,但家人对他的爱是显而易见的,父亲为了曹禺的成长,便把薛氏的孪生姐妹薛咏南从湖北武昌接到天津万公馆来。薛咏南后来成为了万德尊的第三任夫人,成为了曹禺的继母,她对曹禺一直以来都视如己出,百般疼爱。薛咏南不是一个顽固保守的女子,她对戏剧尤其感兴趣。曹禺三岁时,便被继母抱着去戏院看戏,在继母的熏陶下,他觉得戏是一个美妙迷人的东西,于是从小也成为了一个小戏迷。继母带他看戏的童年生活,为他幼小的心灵播下了戏剧的种子。
从心理学角度讲,儿童最容易受到身边的或者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的影响,他们会在很大程度上模仿自己所接触到的人的言行。一般来说,封建大家庭出身的子弟就其个人成长来说,具有明显的优势。他们可以凭借得天独厚的优越性接受良好的教育,可以享受到自身成长环境潜移默化的熏陶。在封建官僚家庭中成长起来的曹禺却并没有因为衣食无忧的生活而感到快乐,反而从童年时期便饱尝了苦闷、孤独和忧郁。按照一般的逻辑,曹禺小时候可谓是集万般宠爱于一身的,父亲万德尊当时在天津任直隶卫队的标统,生活优裕,家人又尤其对他呵护有加,但终究世事难料,造化弄人。在曹禺五六岁那年,公馆的刘奶妈与继母薛咏南之间有些不愉快,刘奶妈为了报复薛咏南,便偷偷地把曹禺生母离世的事实告诉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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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归属的困惑
曹禺的父亲,名为万德尊,字宗石,祖籍在湖北省潜江县,他一辈子都梦想着光宗耀祖,实现万家祖辈代代相传的愿望。然而,他奔波一生,闯荡一世,却始终没有实现兴旺家族的理想。万德尊出生时家境贫寒,他的父亲是位地位寒微的私塾先生,他们家庭生活贫困自不待言,而且为宦官财主人家所不齿,时时饱尝着世态炎凉的苦涩辛酸。祖辈们的发迹之望渐被泯灭,万德尊从小便承受着贫困带给他的羞愧和耻辱,也是因为此,他才下定决心志坚行苦,又恰凭借其聪颖的资质,十五岁时便考中秀才,离家苦读。清朝末年,洋务运动的兴起掀起了一股到国外留学的热潮。万德尊历经科举道路的艰辛和经商无门的困苦后,便把出国学洋务当做实现夙愿的一次机会,鼓足勇气去国外闯荡一番,争得一个好前程。1904 年,万德尊以当时官费留学生的身份先后在日本的两所军事学校就读。1909年初学成回国后,万德尊终于跻身于官僚行列之中,先是受到当时直隶总督端方的器重,成为了直隶卫队的标统,后来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袁世凯觊觎民国大总统的职位而窃取了革命的胜利果实,万德尊随之成为中华民国的一名武将。而后不久,他被授予陆军中将的军衔,曾被派到宣化任镇守使,相当于师长的职位。
在外人眼里,万德尊光宗耀祖的愿望即将实现,最起码较之于私塾先生不知光鲜亮丽了多少倍。曹禺从小家庭生活优裕,家中养活着不少的佣人,这种养尊处优的生活本是万德尊发迹的有力证据,但他并不以为然,他总不满意于自己的武官身份,却恰恰改不掉那舞文弄墨的文人习性。所以光鲜表面的背后反而是万德尊未能如愿以偿的怀才不遇之感,以及在他内心深处随之而产生的苦恼和忧郁的心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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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激情写作与心灵展现
第一节 《雷雨》:宣泄与挣扎
从 1929 年开始,曹禺花费了五年的时间与精力创作《雷雨》,期间,他将自己青年时候耳闻目睹的人物和故事付诸笔端,表达着内心的焦躁与不安。1934年 7 月,《雷雨》剧本的问世使得寂寞的文坛一时间风起云涌,曹禺的处女作成为了评论界研究的焦点。巴金曾这样描述他第一次读过《雷雨》后的心情:“我流过泪,但是落泪之后我感到一阵舒畅……”;郭沫若曾赞赏《雷雨》是“一篇难得的优秀的力作”,认为曹禺“在中国作家中应该是杰出的一个”;沈从文也表示过对《雷雨》的赞许,觉得它是“值得读后再读的书”,并且高度肯定了戏剧作家曹禺。但《雷雨》自诞生后不久,便被赋予了反对封建制度的主题,历经几十年的考验与沉淀,它仍旧没有完全摆脱当时评论家们对它的政治主题思想的诠释。曹禺建国后的创作也曾一度受到社会现实的干扰,他曾对《雷雨》的原版进行多次修改,只不过是为了迎合当时评论界对它的政治诉求。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本就复杂难辨,我们无法断定作家在进行《雷雨》创作时有没有考虑到政治方面的问题,但笔者以为,从作家的创作情感与创作心态出发,将曹禺的人生体验与文本书写联系起来对《雷雨》进行解读,或许能回归作家当时的创作意图,并会对《雷雨》这部话剧有新的认识。
一、郁热的性情
《雷雨》是一部属于夏天的戏剧,剧本中对自然背景的描述都在强调夏天“苦热”的戏剧氛围:戏剧开幕时,空气低沉地喘息着,屋内“郁热逼人”,屋外天空昏暗,没有阳光,像是暴雨将至的模样;午饭过后,“天气很阴沉,更郁热”,人们被闷热的氛围团团裹住,变得更为烦躁了起来;故事发展到第三幕,一阵暴雨过后,天气仍旧“郁热难堪”,黑魆魆的天空中布满了恶相的云朵,人们犹如半夜里粘了露水的小草,现如今被晒在阳光下,他们怀揣着一颗燥热的心企盼着雷雨的再次降临。同时,剧中的每一个人物几乎都在喊“热”:开幕时,四凤“鼻尖微微有点汗,她时时用手绢揩着”,鲁贵“额上冒着汗珠”,作家笔下的鲁大海是“满蓄着精力的白热的人物”,周蘩漪是个“果敢阴鸷的女人”,她“为心中的郁积的火燃烧着”,甚至是“美丽的空形”周萍,“当着一个新的冲动来时,他的热情,他的欲望,整个如潮水似地冲上来,淹没了他”。剧中的人物不仅忍受着外在天气的闷热,更重要的是忍受着内心狂热的煎熬。苦热的空气中混杂着人们对爱的渴求,以及欲望实现之前烦躁不安的情绪,这便构成了《雷雨》氛围的基调——郁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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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日出》:逃离与愤懑
一、光怪陆离的俗尘
作家在完成《雷雨》这部话剧后,对它的结构和技巧似乎有些不满意,觉得它“太像戏”了,欠缺了真实性的呈现。所以继《雷雨》以后,曹禺想平铺直叙地进行一番创作,他预设着敲碎之前创作《雷雨》时的技巧,打破它的“郁热”,而力求一种秋天般的忧郁感。所以曹禺在《日出》中采取了所谓“横断面的描写”,使得剧作中的每一个角色都占有同等重要的分量,他尝试着逃离《雷雨》创作时急躁不安的心绪,而欲保持一种平静的创作心态,让笔下的人物从极端的情感中逃脱出来,而以“平板呆滞”的面貌重新出现在新的话剧创作中。
首先,曹禺的《日出》营造了一种昏暗、压抑的戏剧氛围。剧中人物活动在高级大旅馆和宝和下处两个地方,大旅馆中一间华丽的休息室内有着宽阔的窗,但除了早上斜射的朝阳,屋内整日都是阴暗无光的,话剧第一幕中,阴暗的天空中现出稀微寂静的光明,“屋内光影暧昧”,一切陈设都如此“生硬而肤浅”。第二幕中,华丽休息室的窗外是夕阳一片,屋内却依旧黯淡,作家在渲染大旅馆的暗淡色调之外,加入了对声音的描写。那是小工们打地基的桩歌,他们正沉重地叫喊着,而且这种叫喊声贯彻了整幕戏的始终,它们“如一群喊着愤怒的冤魂,抑郁暗塞地哼着,充满了警戒和恐吓”,曹禺以声音的可怖暗示了发声者内心的“忧郁,痛苦,悲哀和奋斗的严肃”,而与小工们相像,作家个人也不自觉地站在了发声者的行列。第三幕戏剧发生在宝和下处,与大旅馆华丽的休息室相比,地狱般的宝和下处更是破蔽不堪,充斥着各种嘈杂的声响,不免令人心烦意乱。到了第四幕,故事又回转到不见天日的大旅馆的休息室内,满屋缭绕着浓郁的烟氲和香气,空气中不时地回荡着旅客们的笑骂声,但似乎一切都该归于沉寂,包括剧中人物的命运,也该在故事的结尾有所了结,陈白露“屋内没有一丝动静”,心如死灰的人们,只配得上不见天日的未来。作家以冷峻的态度书写着笔下的世界,而试图将这世上难以抵御的寒冷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似乎只有这样,他才能唤醒更多的人,与他一同愤懑,一同苦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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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自我确证与精神释放.........................44
第一节 自我性格的确认与超越......................44
第二节 矛盾情感的体验与表达...................47
第三节 生存困境的探寻与追问........................48
第三章 自我确证与精神释放
第一节 自我性格的确认与超越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指出:文学作品像是体现着作家的“梦”,它“可以算是隐藏着作家真实面目的‘面具’或‘反自我’”;或者说它是一幅表现生活的图画,而“画中的生活正是作家所要逃避开的”。按照现代心理学知识,从出生到五六岁是儿童性格形成的最主要的阶段。幼时的曹禺历来都从养母、长姐、段妈等女性身上取得成长的安全感,他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对女性的过分依赖使得他内心不自觉地形成了对女性的崇拜意识。1925 年,曹禺加入了南开新剧团,当时他扮演的大多是女性角色,他对女性的了解比对男性更为细腻。久而久之,沉浸于女性世界的曹禺对自身的性别认同难免产生错位,他愈加明显的女性性格倾向使得他对自我产生了否定的情绪。加之万公馆向来压抑的家庭气氛和封建旧式的家庭关系,使得曹禺在具有内向性格的同时,又形成了他犹疑、胆小的处事方式和态度。正如张瑞芳对他的评价:“曹禺是个天真的人,像个大孩子,但同时因为出身于一种老式大家庭里,他又有一种老式传统教育的拘谨。”
曹禺将自己性格中保守、怯弱的因素融汇进了对笔下男性形象的塑造中。无论是《雷雨》中的周萍,抑或是《原野》中的焦大星,甚至是周冲、方达生,他们都似乎是作家精神苦闷的寄托。与曹禺的经历相仿,剧中的男性大都成长于封建家庭的温室下,在封建文化的熏陶中,他们逐渐丧失了男人的刚性和与现实斗争的勇气,取而代之的反而是胆小怕事的性格与唯唯诺诺的处世态度。他们也曾试图反抗铁屋子的黑暗,但旧式思想的束缚造就了他们行为上的延宕,除了精神上倍感压抑、情感中徘徊不定之外,他们找不到指向光明未来的出口。剧中的男性形象寄寓了剧作家曹禺的影子,他用其一生尝尽了其敏感、犹疑性格带来的精神上的苦闷与压抑,只不过青年时代的曹禺保留着他执笔抒愤懑的胆量和决绝,他坚决地否定了笔下男性们畏怯的性格,同时反观着自我性格的不足。而可惜的是,建国后的他却将自己浸没在社会话语的巨大洪流中,他的创作最终成为了宏大合唱的一部分,而作为一名善于透视人物心灵的作家,曹禺不得不承受着精神上的巨大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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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戏剧大师曹禺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在当今五彩斑斓的时代,《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经典话剧仍然一次次地被艺术家们搬上戏剧的舞台,它们被如今的网络时代变换着各类艺术表现形式,但它们始终都在演绎着作家的内心世界,传达着作家的精神真谛,它们会永久地承载着作家独特的艺术生命而经久不衰。与此同时,曹禺对“生命三部曲”的创作也在告诫当今的我们:真正的文学创作是艺术个性自由宣泄的过程,而且真正的文学作品融汇了自己的生命体验和情感积累。纵观曹禺戏剧的整个创作历程,建国后《胆剑篇》、《明朗的天》、《王昭君》等话剧的艺术性与前期作品相比明显有些逊色,甚至连作家自己都觉得它们难以登入大雅之堂。究其原因,文学总离不开政治,文学家们的创作活动总是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曹禺在建国后背负了过多的政治压力,他精神世界中自由、无羁无绊的创作状态已然被时代话语侵染,所以他先前的个人写作不得不在建国后改变为迎合政治的写作。除却政治因素,曹禺的性格气质、创作源泉的匮乏等个人因素也是造成其前后期作品悬殊的重要原因。
本文从曹禺的童年体验与情感创伤出发,从心理上分析了曹禺走向戏剧创作的成因,探讨了其进行“生命三部曲”创作时的心理状态,认为作家创作的历程正是他内心郁热、苦闷情绪宣泄的过程,最后纵向地论述了作家通过“生命三部曲”的创作得到了怎样的自我确证,阐发了三部话剧所要传达的精神内蕴。由于笔者才疏学浅,只得在有限的能力范围内对曹禺“生命三部曲”的创作进行自我理解的阐述,因此文中难免有些主观臆断的看法,而且文中对曹禺创作时受到的社会环境因素少有涉及,所以笔者认为本文仍有些许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思考。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