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笔者认为葛亮的都市民间书写，发觉民间价值，树立了城市书写的人性化立场，以平等的姿态参与到都市文化书写中，在他的笔下，城市中那些不起眼的小人物的声音组成了时代的合声。
一、民间立场下的城市观照：葛亮小说中的“都市民间”
（一）见微知著：城市历史的民间书写
历史是城市的根基，城市的历史画卷缓缓展开之时，城市获得了它的厚重感，历史可以告诉人们这座城市的缘起，记录了一代又一代人与城市遇见的轨迹。我们看见如今的城市，未必能想起它曾经的样子，但城市的历史经历造就的一座城市独有的气质，它所塑造的城市中人的生活方式、生存逻辑依旧或隐或显地存在于如今城市中人的生活中。探寻一座城市的历史更能展现一座城市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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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文学和历史的关系一直相当密切，甚至部分研究者认为，文学就是历史，福柯将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等同，作家亨利·詹姆斯也认为小说就是历史，从前现代“文从于史”的观念到后现代的“史从于文”，关于文与史的边界始终是暧昧不清的，在文学创作中，历史记忆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文学如何书写历史，有几分虚构又有几分纪实，与作家的历史记忆和叙事角度密不可分。
出生于50、60年代的作家，他们经历过中国大变动的年代，所以书写中国20世纪社会历史的变革成为常见的主题，他们的历史书写是基于自身的经验出发，有着浓厚的个人历史情感。而作为一个“70后”作家，对于城市的历史，葛亮并不是亲历者，所以在对历史的“还原”上，年轻一代的作家虽然不能做到再现，但同时他们也少了沉重的包袱，能有更广阔的历史想象空间。在回溯城市历史的过程中，葛亮选择了书写城市的近代历史，《朱雀》书写南京的百年历史，《北鸢》是一部家族的民国历史。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葛亮将大开大合的历史隐藏在芸芸众生的故事之间，将残忍动乱的历史虚化成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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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价值的追寻：都市民间文化的精神诉求
民间是知识分子除去庙堂、广场外另一个找寻自身生命与精神滋养的所在，葛亮也认为“传统中国有所谓三分天下的文化建构，‘庙堂’代表国家，‘广场’指示知识阶层，而后是‘民间’。民间一如小说之源，犹似田稗，不涉大雅，却生命力旺盛。”②在葛亮的城市小说中，民间文化不再是被精英文化遮蔽的对象，它被有意地展现在人物的生活中，表达着其特有的精神内核，这些民间文化体现着丰富的民间审美，使得葛亮笔下的城市更具生命力和活力，展现出不同时代下城市的独特性和魅力。民间文化并不仅仅指民间物质形态的生活，同时也包含了民间生命的精神活动。葛亮在作品中书写“都市民间”，将民间文化自然地融入作品，其目的，不仅仅是对于民间文化的传承，更是想挖掘其背后的人的精神。
1.消解现代社会的隔膜和孤立：民间信仰的群体化和仪式化审美
我国的民间信仰种类颇多，并且相互杂糅，相互渗透，大体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原始崇拜，如图腾崇拜、自然崇拜、生殖崇拜等；二是民间习俗信仰，如生产习俗、节令习俗、生活习俗等；三是民间迷信，如巫术、占卜术、禁忌等；四是宗教信仰，如佛教、道教、地方神、行业祖师爷等崇拜。旧时代的人们的生存要依托于自然资源，他们无法摆脱自然力的控制，加之对自然现象的不了解，便产生了一些超自然的想象。进入现代社会，随着城市化发展，人们对于自然现象的了解加深，同时对于土地的依赖减弱，但民间信仰依旧是市民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葛亮的城市小说里有许多关于民间信仰的描写。在小说《街童》里，葛亮仔细地描写了主人公布德的家族祠堂，祠堂的建造是极为讲究的，祠堂两边的仪门镌着“入孝”和“出悌”四个大字，门口建了一座聚星池，是为了风水，祈求人丁兴旺，多出孝子贤孙，这个家族的后辈归家后都要到祠堂进行祭拜。在古代的儒家伦理中，十分推崇家族观念，以亲缘联系的同姓家族，大多建有自己的祠堂，来祭祀祖先。对血缘、亲缘、地缘的重视来源于乡土社会的群居生活，进入现代社会，城市的扩张、城乡的结合导致血缘、亲缘、地缘的联系渐弱，但这种宗亲观念，家庙传统依旧延续在某些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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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淡笔写浓情”：葛亮“都市民间”书写的艺术特征
（一）弱者视角的选择和多元视角的流动
“视角”，属于故事人物所有,是在讨论叙述视点问题中“谁在看”这个部分的问题。①杨义的《中国叙事学》中对于叙事视角的定义是“一部作品，或是一个文本，看世界的特殊眼光和角度”②,它能体现叙述者在叙述时所站在的角度以及叙述者用什么样的方式观察人物、人物之间又通过怎样的的方式相互观察。“视角是传递主题意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工具……同一个故事，若叙述时观察角度不同，会产生大相径庭的效果。”③葛亮的都市民间书写多选择弱者的视角进行故事叙述，打破了固化的审美和看待城市的方式，城市不仅是那些用于话语权者的城市，那些被忽略的声音组成了城市的底色。同时流动的视角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使得表达更加丰富。
1.发现听不到的声音：弱者视角的独特关照
丰富的城市经验赋予了葛亮城市书写多重的声道和力量，基于民间的书写立场也带给葛亮小说独特的叙事视角，女性、儿童、外来者等不具备主流话语权的群体成为了葛亮常常使用的叙事视角。在葛亮的小说中作家是隐于幕后的，代替他发声的是小说的叙述者，他以小说中的一个角色的形象出现，最为典型的是出现在多篇小说中的叙述者毛果。在两部短篇小说集《七声》和《戏年》里，有多篇回忆性的文章，在文中，叙述者毛果是一个儿童的形象，他以儿童的视角观察、讲述周遭的人和事，展现在南京和香港两座城市平凡人的命运浮沉。
儿童视角，指借着儿童的目光对生活进行观察或者借助儿童的口吻来讲故事。“儿童由于身心未发展成熟或未完全发展成熟，他们还未被世俗的灰尘所污染，他们以自己的赤裸裸的心灵去面对世界，因此世界在他们的眼中心中是一种本真的存在”①，因为儿童有其独特的心理特征和思维方式，所以相较于成人视角而言，儿童视角在观察、描摹、理解和表达事物方面都会显露出与成人视角不同的姿态和趣味。因为儿童的懵懂与天真，对万事万物充满好奇心，所以她们更具想象力和观察力，通过儿童视角，可以有效地拉开与成人时刻经历的、浸淫其中的现实生活的距离，进行更加客观、真实的观测。通过儿童视角所观察到他人的形象往往不带有主观色彩的掺杂，所以更加客观，作者选择儿童的视角也是有意地拉开自己与他所描写的城市人、事的距离，不做世俗的评判和道德的审判，正如葛亮自己所说的一样，他认为叙述者在作品中不应展露过多的情绪与价值判断，在他的笔下，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命的基调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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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神秘和自然的意象世界
杨义在《中国叙事学》予以意象一个高度的评价：“叙事作品之有意象，犹如地脉之有矿藏。”②意与象二者之组合，其不再是原有的意义和物象的叠加，而是在此基础上得到了升华，组成了一个审美复合体，象中含意，意外显象，意象的组合融入了创作者的深思，以及历史经验的累加，因此意象多构复杂，有共时性的多层含义和历时性的累积变化。其在中国叙事文学中的重要性不可忽略，一部优秀的叙事作品离不开意象的使用，葛亮小说叙事意象的选择和使用方面独具匠心。他在小说叙事意象的选择方面可谓炉火纯青，他的作品十之八九都有一个带有鲜明特征的、契合主题的意象，营造了一个丰富的意象世界。
1.意象的选择：鲜明的特征和主题的契合
意象有别于形象，它并不能成为叙事的主体，它只能借助某个独特的表象在形象叙述的过程中表达独到的意义，庞德对意象做了如下的界定：“‘意象’不是一种图像式的重现，而是一种‘在瞬间呈现的理智与情感的复杂经验’，是一种‘各种根本不同的观念的联合’”①。因此叙事意象的选择不在繁多而在精妙。这也要求作家在叙事意象的选择上，是要颇费心思的。
首先，它的本体要有特异性，具备鲜明的特征，葛亮的一部书写南京的小说名为《朱雀》，朱雀也是小说中最为重要的意象，小说中叶毓芝在临死前将朱雀挂件放入了女儿程忆楚的襁褓中，这个朱雀挂件便传承了一代又一代，而这三代女性的命运也似乎不断地往复，她们都难逃为爱情飞蛾扑火的命运，这个朱雀挂件仿佛是无法摆脱的宿命的象征，作为中国神话传说中的四大神兽之一，朱雀五行主火，象征四象中的老阳。是凤凰的化身，象征着浴火而生，象征着这三代女性骨子里的敢爱、不屈和生命力，而作者借物的表象蕴含和表达的意绪不止如此，朱雀作为一这个他们也是天之南陆，这是一个代表南方的神兽，与小说所要书写的南京这座城市的地理方位相契合。同时在秦淮河上的二十四桥中，最大的一座名为朱雀桥，因面向六朝时期的朱雀门而得名，刘禹锡著有诗云：“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这著名的怀古诗也为“朱雀”增加了历史的沧桑之感。所以朱雀不仅象征小说中的三代女性，也象征南京这座城市，一座历经沧桑变幻之城，其外在气质隐忍颓废，但内里仍炙热暴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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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路和归乡：“都市民间”书写的外在承袭和内在动因..............53
（一）沿革与承袭：时代环境的影响和民间意识的启蒙................53
1.缘起上海：“都市民间”的百年沿革...................................53
2.葛亮的承袭：民间包容性的发掘和人性立场的书写.......................59
四、知识分子的民间立场表达：葛亮“都市民间”书写的价值............65
（一）葛亮“都市民间”书写的独特性..............................65
1.“都市民间”的距离感书写...........................................65
2.对于都市民间流动性的关注...........................................67
结语......................75
四、知识分子的民间立场表达：葛亮“都市民间”书写的价值
（一）葛亮“都市民间”书写的独特性从05年发表第一篇作品开始，葛亮进行文学创作的时间并不长，但从《朱雀》《北鸢》到《瓦猫》，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创作特色，在谈及这几部中长篇作品的创作时，“民间”一词被他反复提及，从最初以民间为立足点对史料进行扩充时为了避免进入勾勒精英知识分子群体单一、单向的误区，而后，随着创作理念的进一步的完善，葛亮意识到“民间是看待世界非常重要的立场，甚至是人文传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民间不仅仅是我们看待世界，也是叙述世界的一种方式”③。都市民间书写成为葛亮城市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节将从葛亮都市民间的距离感书写和对于民间流动性的关注两方面分析葛亮都市民间书写的独特之处。
文学论文参考
1.“都市民间”的距离感书写
香港和南京为葛亮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土壤和养分，而他的生长环境和人生经历为他奠定了看待民间的角度和想象城市的方法。葛亮在认可民间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叙述城市的方法的同时，他的作品却展现出一种距离感。这种距离似乎是作者刻意营造出的。这种“距离”首先体现在葛亮的作品中的人物之间。《德律风》中的两个主人公是依靠电话建立起联系，两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通过电话线流产生了微妙的情感链接，通过空间的隔离强化了语言的交流，两个熟悉的陌生人，加深了小说的悲剧性。《无岸之河》中的李重庆是个适可而止的人，他与其他人和生活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姿态，他不认同妻子叶添添在儿子教育方面的行为，但他也不曾出言制止；在工作上晋升失败他仿佛也坦然接受，和茶社女老板余果的暧昧也没有越过红线，他似乎没有是那么在意的事情，带着适可而止的距离感生活，这种距离感展现的是主人公对于生活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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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城镇化发展，城市这个具有极大包容性的区域，容纳了越来越多的人口，乡镇转型和城市建设成为了我国社会建设重要议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城市文学也极具发展前景，从十九世纪末到新世纪，城市文学在发展嬗变中逐渐占据重要地位，成为当下和未来文学的创作和研究热点，城市文学的核心是人与城市的关系，通过对于城市的考察和书写，深入揭露出人的生存境遇与精神诉求，在此基础上，葛亮的都市民间书写，发觉民间价值，树立了城市书写的人性化立场，以平等的姿态参与到都市文化书写中，在他的笔下，城市中那些不起眼的小人物的声音组成了时代的合声。
在独特的双城经验下，葛亮的城市小说能够融合古典与现代，运用多元和流动的叙述视角，增加叙事的丰富性，他选取儿童、女性、外来者在社会中较为弱势的群体作为视角，相对于主流意识话语而言，展现处于权力边缘化的弱势群一端，将这些在城市中容易被遮蔽的声音表达出来。在语言方面他使用凝练的古典诗词、戏曲增加作品的审美意蕴的同时，在作品里加入了大量的民间俗语、口头语、方言来展现民间话语。葛亮另一个极具代表的艺术特色是他所建立的神秘的意象世界，运用典型且意蕴丰富的意象使作品诗化程度增强，审美意味得以保存，并加强了它的耐读性。
在他的城市历史的书写上，他放弃了宏大的历史叙事，从“都市民间”进入历史，书写大时代下的民间日常生活。对传统的历史进行解构，瓦解了传统的一元化历史观，在书写城市历史的同时融入了超越历史的人文关怀。同时因为将历史日常化，成功的弥合了历史和现实的断裂，走出来70后作家历史感缺乏的困境。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