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在意象的互文现象章节，主要摘取了沈从文小说中最具代表性与特色性的两大类意象，在作者的反复书写中，使这些在乡土文学中频频出现的普通意象带上了“沈从文式意象”的标签。研究情节的互文现象，我们主要从湘西与都市的爱情悲剧故事情节、佛教故事情节、神巫故事情节这三个角度对沈从文所有小说的内容进行了概括和归纳。彼此阐释的互文性情节不仅丰富了沈从文创作中对湘西世界的构建，更表达了沈从文独特的精神世界。
第一章 人物的再现
第一节 湘西少女形象的互现
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少女形象出现的比较早，《诗经》中就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诗句，表现美丽少女的魅力。唐代传奇中出现了比较多的少女形象，《莺莺传》《西厢记》这类作品中的少女大都是温柔内敛的大家闺秀形象。《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薛宝钗等形象，因其人物角色各具特色而受到高度关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坛的人物形象逐渐丰富，叙述方式摆脱了“才子佳人”的传统模式，新的具有时代特点的女性形象开始成为小说叙事的主角。鲁迅笔下的子君、冯沅君笔下的敢于冲破家庭束缚的新女性，都是值得关注的不同于传统女性形象的新式女性形象。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下，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少女形象，因其天真活泼的情态以及成长的自然环境，成为现当代文坛中一类典型的人物形象。
互文性理论认为，互文性是形象的共性特征，不同文本中的艺术形象相互参照，相互印证，相互说明，共同生成。例如沈从文笔下的少女形象，在《三三》《边城》《阿黑小史》等作品中相互呈现，共同生成“湘西少女”的独特形象。《边城》中的少女翠翠一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们喜闻乐道的典型形象，但这一少女形象早在 1931 年创作的《三三》中就已经出现，甚至有学者认为三三这一人物就是翠翠形象的雏形，在三三身上的自然特征以及对人生世事的朦胧认知，对城镇生活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向往与害怕，对爱情的混沌感受，都与后来的翠翠具有较多的相似性。也可以说，三三与翠翠是在不同文本中的互现，是不同文本中不同形象的相互说明，相互依存。也可以说，沈从文在短篇小说《三三》中对三三这一形象还未能充满表现出来的艺术特征，在其后来的《边城》中获得了比较充分的表现，让生活在磨坊的三三成为茶峒的更为生动的人物。我们可以注意到，《三三》与《边城》的互文性，使两个不同的文本形成了艺术上的映衬，为不同的文本世界带来了崭新的审美感受。三三生活在一个不完整的家庭，她的爸爸在她还不懂事的时候就已经去世，只有她母亲陪伴她长大；翠翠更是生活在一个残破的家庭中，她的父母早亡，她的外公把她养大。正是这种不完整的家庭结构，使得的三三与翠翠从小对自然与人生张大了神奇的惊恐的眼睛，在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中，感受到了人生的不尽人意甚至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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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都市男性形象的互现
沈从文都市小说中那些忧郁、懦弱、病态的男性角色是其另一个具有明显互文特征的人物形象群。这些角色不仅彼此之间构成互文关系，更受到 20 年代现代文坛中男性描写的大环境影响。随着人性书写的深入，对于男性知识分子的内心挖掘成为现代男性书写的主要内容。沈从文敏锐地抓住这一趋势，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塑造了很多道貌岸然的男性角色。将自己对于人性、社会的感想投射到角色身上，随着创作经验的丰富，人物形象逐渐丰满，这些形象之间的沟通关系正是互文性研究的重点。
《晨》中的岚生是一个已婚的财政部书记，虽然在文章当中，他没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但已经初露沉迷女色、背叛家庭的端倪。《长夏》中的“我”、《篁君日记》中的“我”以及《旧梦》中的“我”继承了岚生沉迷女色的恶习，并付诸于行动，做出实际破坏家庭的行为。因此在早期的小说中，沈从文都是一味地讽刺和指责男性人物角色，而到了 1928 年《有学问的人》中的天福先生可以看出沈从文塑造人物方面的进步，小说中的人物越来越理智、丰满，不再是遇到女人就无法自控的形象。天福先生与妻子的朋友共处一室，却超乎读者预期没有发生任何越轨之事。《元宵》中的雷士先生、《绅士的太太》中的绅士，两个人沉迷感情但又理智尚存。《八骏图》中的达士先生，已经订过婚，在家乡有未婚妻，却在身边人的影响之后另有了新的爱情，这一情形与《篁君日记》中极为相似。但是《篁君日记》中的“我”选择忘记妻儿，成全自己的爱与欲望，而达士先生是左右摇摆的，可见作者在达士先生的塑造中加入了更多理性的思考。从早期的岚生先生到后期的达士先生，人物形象的复杂化，正体现着与之前男性形象形成的互文观照。沈从文在描写男性时会直接切入主题，极少进行前因后果的叙述，这对于读者理解人物形象造成一定困难，但互文性能够解决这种人物变化给读者带来的突兀感。通过春心萌动的岚生，我们就能了解《篁君日记》、《长夏》和《旧梦》中的“我”为何突然大胆，天福先生、雷士先生、绅士为何又理智克制，这是人物形象萌动——放纵——克制的自我救赎过程。通过互文性理论，有助于我们从单篇残章中找到作者创作的规律。人物塑造的日渐复杂背后是一个思考更加深刻的作者形象，沈从文实现了由早期的为糊口写作向表达自己文学理想的巨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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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意象的重复
第一节 死亡意象的互文性
“死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消极的意象，作者通常借用“死亡”表达绝望意识。五四运动以来，西方的死亡意识被引入中国，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文学家赋予“死亡”多重寓意，使其摆脱单纯叙述肉体消亡的局限，获得更多意义的表达。沈从文是个崇尚生命的作家“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1]，对于生命、生机的赞美也蕴含在他的所有湘西小说中。然而，他在塑造人物时大量使用“死亡”这一意象，通过意象的设置，在表达对小说中人物形象深切关爱的同时，传达出他独特的生命意识。
沈从文多次经历死亡的场面，在《从文自传》中曾经描写过小时候逃学看到的尸首遍野的场景，沈从文经常在放学后去围观处决犯人的场面。武昌起义的时候，同乡的村民以及家人也遭到屠杀，看过悬挂在衙门口、云梯上的人头。后来离开家乡去当兵，兵营生活更是见惯了生死。30 年代经历父母双亡、亲友相继去世、挚友徐志摩死于空难。他对于死亡有独到的理解，不同于当时很多文人以浓烈的情感去描绘死亡这一意象，沈从文用一种轻描淡写的语气描述着一个人生命的尽头。沈从文以这样的叙述方式，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死亡”互文形式：
一是宿命观下的死亡互文。宿命指一个人生下来即确定的结局，无论过程中如何寻求改变，都难逃命运的束缚。《月下小景》中以爱与性的分离为切入点，设置淳朴民风与严苛族规之间的剧烈冲突，傩佑与女孩的爱情，预示他们注定走向死亡。《三三》中，白脸少爷闯入了三三平静的生活，文中将三三对于白脸少爷的感情变化进行了细致的刻画。乡下女孩三三做起了大城市的梦，但这与沈从文对于湘西的偏爱相悖，作者所要极力描写的，是淳朴湘西与现代都市的对立。因此顺应创作主题，三三注定难逃爱情理想破灭的安排。《泥涂》中的张师爷在充斥水灾瘟疫的山洞里尽力为人们周旋，如果他会死亡，也应该死于瘟疫和水灾。但沈从文设置他死于火灾，体现死亡的不可预期、不可捉摸之感。《怀化镇》《我的教育》《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等作品都可以看见士兵屠杀的描写：“清乡”的传统、不杀人不成事体。《我的教育》中写到一个被杀者，临刑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20 年又是一条好汉”，仿佛死亡是一件轻飘飘的事情，人们觉得无关紧要因为可以很快的投胎，沈从文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将这个场面叙述出来，不带有感情色彩。他所要表达的，只是死亡的残酷与人性的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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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自然意象的互文性
自然意象的运用是其小说中另一重要的叙事写作方法，将自己的感情寄托在身边的自然事物中较易传达自己的文学思想。由于自然意象在小说创作中极为常见，在互文性的接受阅读中，读者通过与其他文本的互文阅读，可快速利用熟知的自然意象与作者产生共情，增强文章的可读性及艺术感染力。这里选取沈从文小说中最典型的三个互文自然意象船、山洞和野花，稍作互文性分析。
一、船
湘西多水，沈从文很多小说都是依水而生。他借助“水”传达了湘西人的生命之“美”与生命之“忧”，其深厚意蕴值得永远思索、回味。在《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一文中，沈从文曾说：“檐溜，小小的河流，汪洋万顷的大海，莫不对于我有过极大的帮助，我学会用小小脑子去思索一切，全亏得是水，我对于宇宙认识得深一点，也亏得是水”[1]。因此很多故事在水边展开，但人类终究难以独立的在水中来去自如，所有故事的展开也就依靠水上交通工具——船。在诗人的眼里，水这一意象本身就是无依无靠、居无定所的心境表达，“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水中萍摇摆不定，船是最能与人建立联系的表达孤独的意象，但沈从文拿来在它孤独表达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己对湘西文化的理解。沈从文这样说道：“我心中似乎毫无渣滓，透明烛照，对万汇百物，对拉船人和小小船只，一切都那么爱着，十分温暖的爱着”[2]！不同小说中“船”这一意象表达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在原有语义上进行了叠加，透出更加复杂化的内涵。由最初简洁的描写，不断加深对其语境的构建。在互文性的帮助下，可以借助它原有的寓意对此文本进行互文理解。
《石子船》不仅标题直接以船命名，开篇即点明“船”这一意象的实际存在“康村的河岸边”，并围绕船上船下人们的生活，揭示时局的变化。《丈夫》中利用船这一意象，描绘妻子服侍其他男人过夜赚钱的情节，丈夫不仅没有责怪她，反而深深地愧疚，这与岸上寡妇不能再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一种古典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割裂，寡妇再嫁要被家族沉潭，小小的船上妻子为了生计却可以在丈夫身边靠身体赚钱。这里的船仿佛成为了远离世俗、封建的桃花源。《柏子》当中渔船上竟然有了纯洁的爱情，妓女与水手都不是安稳的职业，水手常年随船在外，妓女在船上等待客人，但是在特定的《柏子》故事发生的时间点，他们之间只有彼此，纯洁的爱情发生在这个时候的这艘船上。水手走了，不会再去想妓女和其他男人的事情，就踏踏实实的去干活，妓女也不会想水手还会不会再来，日子照常进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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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故事情节的互文性.......................... 24
第一节 爱情故事的情节互文性 .......................... 24
第二节 佛教故事的互文性——以《月下小景》为例 ................ 26
第三节 神巫故事的互文性 .................. 28
第四章 沈从文小说互文性的美学评价.............. 30
第一节 积极影响 .......................... 30
第二节 消极影响 ......................... 33
第四章 沈从文小说互文性的美学评价
第一节 积极影响
利用互文性理论分析作家作品的内在创作规律几乎适用于全部文学创作，这是由于互文性普遍存在于所有文本中。有些作品中，作者利用同一人物、情节、意象进行叙事，其互文性往往会比较明显；有些作品，人物近似或互补，情节贯通或补充，互文性相对隐晦。甚至有些作家写作发生突变，会出现很多新颖的、不同于以往的作品，比如巴金写作前后期风格发生的巨大转变，这与作者的生活经历、人格发展密不可分。但是一个作家的所有作品之间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启发的，即使素材、手法发生变化，只要出自一人之手，皆具有互文关系。金介甫采访沈从文时，沈从文曾说过早年作品只能算做“素材”，因此沈从文创作后期的内容较早期深刻、丰满不少。但早期的文本内容在后期的写作中都有体现，有些是人物的相似书写，有些是情节的反复叙述，正是在这样反复的描写中，逐渐形成“沈从文式书写”。
沈从文创作中的互文现象构筑起了生机盎然的湘西世界，也创造了一个富有张力的文本。纵览他的所有小说，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群与优美的自然环境的相辅相成，无论情节多么复杂、多么新颖，描写湘西的风土人情必然会出现俏丽纯洁的少女或者饱经沧桑依然乐观的老水手；而若是涉及都市的生活，必然会涉及到精神萎靡的男青年或者禁不住诱惑的贵妇。这些形象的塑造为中国现代文学人物形象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沈从文之前，中国现代文学刚刚经历了由晚清才子佳人小说向五四新文学的过渡，在鲁迅、周作人等人的带领下，作家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底层人民的生活，在他们的小说创作中乡民大多是愚昧、落后的，人物好坏区分明显。沈从文的出现，给乡土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带来的巨大改变，活泼可爱健康的乡村少女、结实朴素的乡村青年。一改乡村在读者心目中的枯燥形象，将人物类型不断丰富。鲁迅之后的乡土文学家都会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设置场景，反复的描述之后，就会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学地理环境。鲁迅的鲁镇、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这都是作者们小说中独创的环境。抛开沈从文书中的描写，真正的湘西也并不像他所写的那么美好自然，沈从文摘取了其中美好天然的东西写到小说中传递给世界，对于湘西文化的推广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沈从文的小说与其说是写实的表现湘西世界，不如说是给我们读者营造了一个湘西伊甸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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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中国现当代文坛中，沈从文作为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作家一直备受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他的湘西文学作品更是乡土中国画卷中浓墨重彩的一页。互文性作为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方法，从二十世纪 80 年代被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界接受开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以及中国古代诗词研究上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以互文性理论切入沈从文小说创作的研究，不仅能够推动互文性理论与中国文学思想的融合，更能够回归到文本去体悟沈从文小说创作的独创性。
根据互文性理论，当作者所选取的素材进入到他新创作的文本当中时，这一部分素材必然会获得它在原来文本当中所不具备的意义，这种差异就是作者的独创性书写。本论文结合李玉平“创造性叛逆”[1]这一理论对沈从文小说中的人物互文现象、意象互文现象以及情节互文现象进行了详细的阐述。通过两个特殊人物形象群的互文关系，将沈从文小说中彼此独立的人物串联起来。人物形象间互相衬托、互相补充，使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沈从文对湘西人民温情的爱以及对于自己身份认同的表达。在意象的互文现象章节，主要摘取了沈从文小说中最具代表性与特色性的两大类意象，在作者的反复书写中，使这些在乡土文学中频频出现的普通意象带上了“沈从文式意象”的标签。研究情节的互文现象，我们主要从湘西与都市的爱情悲剧故事情节、佛教故事情节、神巫故事情节这三个角度对沈从文所有小说的内容进行了概括和归纳。彼此阐释的互文性情节不仅丰富了沈从文创作中对湘西世界的构建，更表达了沈从文独特的精神世界。
由于写作的平面性和限制性，使得作者不能在创作中将所写对象的各方面特征完整的表现出来。互文性打破了沈从文作品之间的隔阂，将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的作品合成为一个整体。通过互文性这一理论，突破了传统文学研究的孤立模式，进一步拓宽了沈从文小说的研究领域，赋予其作品更鲜活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