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长恨歌》能够成为上海想象的节点在于它既继承了上海“市民日常”的传统，又将“日常生活”与城市历史结合，创造出新的“人城关系”，同时还以“消亡”将这一模式封存在文学想象中。可以说《长恨歌》对于上海的想象面面俱到，因而《长恨歌》之后的上海想象继续利用《长恨歌》所提供的资源，寻找文学与城市合作的方法。
第一章 《长恨歌》上海想象的独创性
第一节 人城同构：《长恨歌》中上海的形式
以往研究者认为《长恨歌》通过文学想象对上海的历史进行梳理，显示出了王安忆想要塑造“上海”的欲望，如“新神话”、“城市肖像”、“精神之塔”1。同时也有研究者认为王安忆对城市的想象造成了人的弱化，如李静认为《长恨歌》中环境与作者观念压缩了人物的主体性。2另有研究者认为《长恨歌》中将人物与环境置换，使人物成为了城市的影子。3这些观点的出现有一个相同的原因，就是他们将人物与城市对立起来，割裂了二者的关系，从而忽略了王安忆在《长恨歌》中试图想要扭转人城关系的意图。如果将“人城”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王安忆在塑造“上海想象”时所具有的独创性。
一、从城到人
在写《长恨歌》之前，王安忆就动手写了《香港的情与爱》，思考有关城市与人的问题。她选择了香港，这个曾经作为上海的镜像存在于张爱玲文本中的城市。不同于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王安忆选择了一个男性视角去观察情爱故事，这样就能摆脱家庭和性别的束缚，只关注城市对个人的影响。在王安忆笔下香港不仅“是一个奇迹性的大邂逅”，而且“这天不知是哪一年的天，这海不知是哪一年的海，人也不知是哪一年的人”4。环境不定，人员不清，在这样的环境下要如何成全情爱？王安忆给出的答案是“时间”。王安忆肯定了日常积累的意义，“它是提炼过的人生，将平淡人生中均分在朝朝暮暮的细节凝结起来”5，但同时也道出其中的“偶然性”，是“很多相遇积攒起来，最后成了一宗”。这与《倾城之恋》中的“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6相似。那么，摆脱了家庭性别的束缚，又没有战争等大事件的推进，个人如何在城市中行走，难道只是靠“茫然不知所措”，“走一步算一步”，等待时间的积累，最终沉淀出“真”？这个答案并不能使王安忆满意，她需要一个固定的舞台去放置她“提炼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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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日常史：《长恨歌》上海的“芯子”
当《长恨歌》获得首届“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时，李欧梵称“王安忆的《长恨歌》描写的不只是一座城市，而是将这座城市写成一个历史研究或个人经验上很难感受到的一种视野。这样的大手笔，在目前的世界小说来说，仍是非常罕见的，它可以说是一部史诗”2。暂且不谈安忆的《长恨歌》是不是符合史诗的概念要求，但是《长恨歌》确实是涉及 40 年代到 80 年代上海的历史书写。因此《长恨歌》是否能真正抓住上海的历史，《长恨歌》的书写透露了王安忆怎样的历史认识，成为《长恨歌》研究的中心。如《长恨歌》中对旧上海的想象与细描，就被研究者认定为“对消失记忆的恢复”3，与历史产生联系。但另有研究者认为这份恢复是对文本的恢复而非历史，未能超过张爱玲的写作。《长恨歌》与上海的联系被研究者过分关注，引发了对文本内部其他文体的遮蔽，在与张旭东的访谈里，王安忆提到涉及上海是因为作为一个写实派的作家，她需要一个背景舞台来放置她的文学想象2，因而上海只是她的一个例子，从这个维度来讲，王安忆与以往的上海想象并不相同。她真正感兴趣的是个人的日常中透露出的历史感，因为“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它只承认那些贴敷可感的日子。”3这样的历史观无疑是对宏大叙事的抵触，也是中国文学写作的时代转向的呼应。“八十年代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历史叙述和长篇小说出现了微妙的分离，某些时候，人们不是通过战争和革命描述历史，而是借助服装式样和椰子鸡的烹调方式感叹世事”4。因而王安忆试图通过重新构建上海的“芯子”来反思现有的构造世界的方式。《长恨歌》中的“日常史”建构分为三步，第一步是日常的“原初”，第二步是日常的旧史带来的“走样”，第三部是“走样”过后的日常“纪实”。如此，“日常”才能从王琦瑶的“个人史”到达整个人类的“普遍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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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长恨歌》之后“上海想象”的流变
第一节 “上海想象”对《长恨歌》的继承
一、继续寻找市民日常
早在 90 年代初《上海文学》就展开了对城市的讨论4，并于 1995 年推动“市民小说”的写作，但就文本实绩来看这些小说并未能达到理论所要求的高度，仅是一些对当时上海出现的新事物的观察笔记5，如上海的职业女性、外省青年、底层工人等人群面对上海时的现实问题，与《长恨歌》之前的上海想象在模式上并无多大区别。但之后由王安忆主编的“三城记小说系列”，虽未如《长恨歌》般从整体上把握上海，但已从某些生活的细部开始反映《长恨歌》所持有的上海想象的模式。这种转变的出现虽然可能与编选者的喜好有关，形成了某种文学模式转变的趋向。但单纯从文本呈现上来说，《暗香浮动》、《床前明月光》、《上海街情话》1确实从老街、市民、老上海三个角度与《长恨歌》产生了联系。
《暗香浮动》的叙事结构分为两部分，一个是作为叙述者的大学生店员与来喝酒的工人平民，另一个是酒客嘴里的“阁楼上的疯女人”与漂亮年轻却混在酒客中的失意女子。与《长恨歌》专注于写弄堂小天地的日常相似，《暗香浮动》专注于写这个美食街小酒馆的日常，串联整个日常的是“疯女人的流言”与“失意女子的情绪”，但这两点作者都没有将其明朗化。为一个日常的“兴趣点”在叙事中“浮动”，使得文本增加了时间的维度，具有历史的形式。王安忆在评价时称其“粗鲁又温馨，相濡以沫”2，“粗鲁”代表了“平民性”，“温馨”代表了“原初”，而“相濡以沫”则是王安忆所提的“日常史”核心。《床前明月光》则是日常史在新时代的变体，但与《长恨歌》结尾对新时代的悲观认知不同，褪去了《长恨歌》前半段深重的历史缘由的《床前明月光》，其文本显得更加的明朗。它讲述了一个外来媳妇与上海人的故事。两人的日常相处中只有简单的乐趣与相依，连色情也直接单纯，这个故事更接近于王安忆在《长恨歌》中提到的“邬桥”居民生活的扩充版本。它截去了乡村自然的背景将之放置在城市生活中，但保留了外来人口的乡村背景。比较《床前明月光》与《长恨歌》的日常生活会发现，这里的日常不再是王琦瑶那般优雅的韧性与精致，而是简朴土气的。两者有一个相通之处是狭隘短视，因此文本最终都安排了死局，但这并不妨碍“月光”与“爱丽丝”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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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长恨歌》之后“上海想象”的发展
一、小市民的无力
在《长恨歌》中，王琦瑶等人能够躲在小天地里打麻将、吃下午茶，躲避五六十年代的革命环境，以个人的日常积累出历史的另一种形态。《长恨歌》之后的一系列的市民小说仍旧能够延续《长恨歌》中的“日常史”的模式想象上海的大街小巷，无论是市民还是工人，都在自己的世界中展现出世俗的快乐与人情的温馨，即使有生活的暗色也如“爱丽丝”一般成为“日常生活”的底子，而不是“破坏”。但随着上海城市建设的复苏，原有的市民社会正在消逝，面对时代的浪潮，小市民的日常显示出某种无力，无法抵抗生活的压力或者是历史事件的冲击，市民在城市面前逐渐失去“人”的自主性。也就是说王安忆所建立的“人城同构”和“日常史”，都将消失于“城市”之中。
生活的压力使得王安忆式的日常美学受到挑战，它使生活的形式置换为生存的形式。写于 1998 年的《城市生活》讲述一对归城的教师夫妇，他们的工资难以支付高额的房价，必须要在教师的职业道德与金钱之间选择，“最后，两人离了婚，都憔悴不已：杜立诚胡子拉渣，宋玉兰瘦骨嶙峋。他们各自觉得对方可怜，又心存怨恨”1。两人的日常生活内容不过是工作与工作，房子与房子，《长恨歌》等文本中细致优雅的日常在这里并不能找到。《城市生活》中有许多宋玉兰算每一块洋钿的细节，如乘专线一元五角，普通的五角，一天省一块一年就三百块。早下几站，又能省一块等等，生活的细枝末节都被宋玉兰算得清清楚楚。《长恨歌》中“日常的积累”变成了“金钱的积累”，不再是“回望”时发现这个“积累”，而是对“未来”的期许促成了规划式的“积累”。某种意义上，《长恨歌》所建立的“日常史”开始被“未来的压力”控制，失去了“当下”。个人的自主性也被替换，小说中的丈夫杜立诚，无法在维持他教师身份所代表的崇高与自尊，在“压力”之下丧失“独立与清醒”。想要从日常当中提取出“做人的乐趣”的成本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难，最终使得“日常”的审美形式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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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流变原因考辨及文学史价值衡估 ..........................32
第一节 《长恨歌》之后上海想象的流变原因考辨 ...................32
一、受“香港怀旧”和“新上海蓝图”的驱动 ..................32
二、对真实上海的需要 ......................................34
三、日常生活的“再发现” ..................................36
第三章 流变原因考辨及文学史价值衡估
第一节 《长恨歌》之后上海想象的流变原因考辨
一、受“香港怀旧”和“新上海蓝图”的驱动
新时期初，社会有限度的开放，使得港台以及海外的亲友关系得到恢复，资讯、物资开始在两岸三地、世界范围内流转，香港对于“老上海”的想象也大量流进上海。八九十年代香港出现大量上海题材的电影3，香港电影对老上海影视化的基本模式为“战争—言情”，即战争背景下的平凡人物只能将自我投射到脆弱的爱情之中。这种模式出现在 80 年代之后的香港，某种程度上是香港回归焦虑的体现，传达出了一种“个人无力把控大时代”的心态。一方面希望通过上海与大陆建立联系，寻求自身的文化认同4；另一方面希望通过战争下的爱情，建立个人脱离国族与时代的可能性。当这种诉求通过视觉形象的方式呈现给观众，类似于民国时期的画报，图像中人物的衣食住行以及生活的姿态，也成为观众情感投射的对象。一旦身份认同转化“日常认同”，身份危机也就被化解了。比起抽象的意识形态，物质形象更容易被阅读与接受，这些“老上海”的想像将逐渐取代现实的经验。当上海人游荡在本地空间时，他们对建筑的认知就会被这些“老上海”的影像取代，同时还会用影像来检验现实的上海，是否符合内心中的“上海想象”。如若不符合，则陷入对“老上海”的怀念中或者寻找可以替代“老上海”的想象，比如从个人层面复制“老上海的生活”、从集体层面建造“老建筑”、“博物馆”等等“城市”模型。
在这一大批流入上海的香港歌曲、影视、文学等等文化资源中，最受到上海人追捧的是由张爱玲小说改编的电影。张爱玲在沉寂多年后重新被“追捧”1，无疑昭示这两个时代存在着某种联系，即张爱玲小说中存在的“上海性”可被选取为 90 年代重塑“上海”的元素。摆脱时空的束缚，香港电影将张爱玲小说中的某种“上海性”带到上海人眼前。在张爱玲的笔下，人物在行动时只会考虑如何避开时代危险，而不是选择改变大时代。人物不再是一个改革者，而只是一个生活者。而重塑“城市生活”正是 90 年代上海人的首要任务。从塑造“上海生活”上来说，张爱玲文本中隐藏着这个城市的生活指南，除了人情世故里的弯弯道道，服饰、器物、吃食等等生活的细枝末节都是上海人可以模仿或憧憬的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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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长恨歌》能够成为上海想象的节点在于它既继承了上海“市民日常”的传统，又将“日常生活”与城市历史结合，创造出新的“人城关系”，同时还以“消亡”将这一模式封存在文学想象中。可以说《长恨歌》对于上海的想象面面俱到，因而《长恨歌》之后的上海想象继续利用《长恨歌》所提供的资源，寻找文学与城市合作的方法。
《长恨歌》之后的上海想象除了延续《长恨歌》提供的模式，继续挖掘市民日常中的能具有历史审美意义的生活形式，呈现出时间内的封闭与空间上的拓展。随着时代的发展，《长恨歌》式的想象模式渐渐不能承担“上海”，新的作品对“市民日常”能否承担历史美学的意义表示怀疑。然而，它们却不能生产出如《长恨歌》一般固定明确的想象模式，只能根据已有的“上海经验”表达自身的“想象”。
新一阶段的上海想象的主力军为“青年”与“老上海”，试图以经验的正统推翻已有的上海想象。因而它们并不会对自身的“人城关系”与“日常史”做过多的强调，“上海”不再是被外部的他者眼光所建构，而只是以内部的自我体验来表达。这样一来，“上海想象”获得自身主体地位的同时，也丧失了确定的形态。但是“真实”的经验中隐含着新的生长可能，一如出现于世纪末的怀旧盛景与都市“小资”群体。小说并不是“救世书”，并不能要求它给出一个完美世界的答案，但是小说要有胆量去设想一个“可能的世界”，不是简单地给出一个光明的结局，而是要给新的群体想象的缘由，以期待上海想象能从自由的状态中创造出新的“城市”。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