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现状
国内外学界研究老舍的成果颇为丰富：国内学界对老舍的研究，自 20 年代以来涌现出多种多样的研究成果；国外学界对老舍的研究也比较频繁，例如日本、苏联、韩国、新加坡等国。
1.1.1 国内老舍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在 20 年代开始了对老舍的研究，朱自清开老舍研究之先河；50 年代至 60 年代，老舍的文学创作日益丰富多彩，学者们的研究也多种多样；特别是在老舍八十诞辰纪念日之际，学界相继出现大量回忆、纪念、评论老舍戏剧、小说的文章，“在中国，第一次开始出现‘老舍热’”[1]。新研究方法、新领域为老舍研究打开了新局面。
1.1.1.1 关于老舍作品的研究
学界对老舍作品的研究主要以小说和戏剧两方面为主。一方面，对于小说的研究，学者们主要从人物形象、主题、艺术特色三方面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对于老舍戏剧的研究，学界主要集中在抗战时期和建国后两个阶段，本文主要梳理学界对抗战时期老舍戏剧的研究情况。
（一）关于老舍小说的研究
关于小说人物形象的研究。老舍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既有个性又具共性，其人物形象具有研究价值。2008 年张丽军的《“恋身”、“失身”、“洗身”与“毁身”——论祥子身体的自恋与毁灭》[2]，采取身体叙事的研究方法，从人性角度揭示了一个城市底层穷人生存悲剧中的多重因子。他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打破了从社会学角度解读祥子悲剧命运的模式。2008 年白志坚的《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堕落——骆驼祥子形象分析》[3]，从祥子的生存、人格、婚姻的失败分析老舍笔下的人力车夫形象，进而挖掘老舍的生命观——人的意志与其所处环境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些论文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同一人物形象，提供了多种解读模式。2011 年舒子岑的《老舍抗战中的英国形象》[4]，以老舍在英国的生活和文学活动为切入点，分析了他者形象与自我形象的互动关系，由对英国人形象分析上升到对国民性的探讨。2016 年夏怡的《论<四世同堂>中人性的书写——以知识分子为例》[5]，以人性为切入点，聚焦知识分子，揭示了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内部的精神危机及其长久以来的灵魂焦虑，从而挖掘知识分子独特的人性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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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空间
从宏观层面看，国内外学界研究老舍的成果颇丰，不仅专著、论文数量多，而且学者们从文本分析、史料整理、文学史地位等研究视角研究老舍。这不仅为本论文研究老舍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而且为本论文的研究提供了研究视角。但是，对老舍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的研究仍有以下不足：
一是这些研究多集中于抗战时期老舍的小说与戏剧，缺乏系统的整体研究。二是许多研究都侧重于分析老舍的小说对其戏剧的影响，缺乏对老舍抗战时期创作文体总体情况的研究。三是许多论述着重关注老舍对国民劣根性问题的思考，鲜少有具体分析抗战时期老舍对国民性问题再思考的文章。
从宏观层面看，国内外学界研究老舍的成果颇丰，不仅专著、论文数量多，而且学者们从文本分析、史料整理、文学史地位等研究视角研究老舍。这不仅为本论文研究老舍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而且为本论文的研究提供了研究视角。但是，对老舍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的研究仍有以下不足：
一是这些研究多集中于抗战时期老舍的小说与戏剧，缺乏系统的整体研究。二是许多研究都侧重于分析老舍的小说对其戏剧的影响，缺乏对老舍抗战时期创作文体总体情况的研究。三是许多论述着重关注老舍对国民劣根性问题的思考，鲜少有具体分析抗战时期老舍对国民性问题再思考的文章。
从微观层面看，抗战时期是老舍文学创作的重要阶段。与抗战前的作品相比，老舍该时期的作品在题材、体裁、叙事策略等方面发生变化。同时，抗战时期的文化背景对老舍的文学创作提出了宏观要求，却未指明如何改变。因此，本文以老舍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为研究对象，从抗战与文学相结合的角度着手分析该时期老舍的文学创作在题材、体裁、叙事的变化，并分析其产生这一系列转变的原因。
以文学与抗战相结合的研究视角着手，对抗战时期老舍的文学创作进行研究具有以下三方面的意义：
第一，有利于探究抗战时期老舍创作轨迹的变化。抗战时期，老舍的文学创作发生明显变化，抗战时期的文化背景对老舍的文学创作提出了宏观要求，却未指明如何改变。因此，抗战时期老舍文学创作中的一系列变化是他积极迎合抗战且坚守文学园地的结果。同时，本文从文学与抗战相结合的视角着手，分析老舍该时期创作在题材、体裁、叙事策略三方面的变化情况，有利于探究老舍创作轨迹的变化。
第二，有利于探寻抗战时期老舍文学创作在抗战文学中起到的作用。不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看，老舍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为抗战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亦使得老舍在抗战文学的舞台占据一席之地。
第三，有利于探究老舍对国民性问题的再思考。在不同时期，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老舍关注的侧重点具有差异。在抗战前的创作中，老舍关注中国国民劣根性。在抗战时期，老舍开始关注在严峻形势下中国国民性中所体现出来的光明面。因此，为了抗战，老舍重新思考国民性问题，挖掘国民内在魅力。这有利于国民性问题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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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抗战时期老舍作品主题与题材的转型
第一，有利于探究抗战时期老舍创作轨迹的变化。抗战时期，老舍的文学创作发生明显变化，抗战时期的文化背景对老舍的文学创作提出了宏观要求，却未指明如何改变。因此，抗战时期老舍文学创作中的一系列变化是他积极迎合抗战且坚守文学园地的结果。同时，本文从文学与抗战相结合的视角着手，分析老舍该时期创作在题材、体裁、叙事策略三方面的变化情况，有利于探究老舍创作轨迹的变化。
第二，有利于探寻抗战时期老舍文学创作在抗战文学中起到的作用。不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看，老舍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为抗战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亦使得老舍在抗战文学的舞台占据一席之地。
第三，有利于探究老舍对国民性问题的再思考。在不同时期，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老舍关注的侧重点具有差异。在抗战前的创作中，老舍关注中国国民劣根性。在抗战时期，老舍开始关注在严峻形势下中国国民性中所体现出来的光明面。因此，为了抗战，老舍重新思考国民性问题，挖掘国民内在魅力。这有利于国民性问题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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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抗战时期老舍作品主题与题材的转型
2.1 民族意识下的抗战书写
从古至今，不能扛枪上战场的文人们以笔为枪，在文学里奋起呐喊、冲锋陷阵，他们“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情怀流淌在字里行间。
老舍的爱国主义思想起源于孩童时代。从小，在家庭和学校的教育下，老舍认识了侵略者杀人放火的罪恶。之后，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他又进一步增加了对祖国的爱、对侵略者的恨。但值得注意的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前，老舍的爱国主义情绪都仅止于个人层面，老舍几乎没有从民族主义的立场追求过民族独立。
在抗战期间，老舍走出以往的创作天地，用笔抗战救国，并治疗国民的战争创伤。“文学是时代的呼声”[1]，在抗战期间，时代赋予文学的责任是抗战救国，文学面临如何抗战、如何救国的问题，从本质上来说，这一问题的解决依赖于文学在抗战中如何发挥社会效用。而具体到文学家，他们则面临如何在抗战中发挥文学宣传功用性的难题。就老舍而言，他不得不思考写什么、怎么写。早在 1930年，老舍在《论创作》中提出，文艺作家们应当走出象牙塔、艺术宫，“看看社会，看看民间，看看枪炮一天打杀多少你的同胞，看看贪官污吏在那里耍什么害人的把戏。看生命，领略生命，解释生命，你的作品才有了生命”[2]。由此看来，老舍认为作家走出个人圈子才能创新作品题材，同时，老舍认为文艺应该密切关注社会，文艺通过揭露民众的苦难、侵略者的暴行和贪污官吏的罪行获得生命。因此，在抗战时期，基于战争实情和需要，老舍走上抗战的道路。
2.1.1 抗战主题是抗战时期老舍作品的主旋律
纵观老舍抗战时期的作品，抗战主题贯穿始终。早期，老舍在《文学的性质》中把感情与美比作文艺的一双翅膀，注重文学的美，例如，《趵突泉》《济南的冬天》《大明湖之春》是老舍美文的代表。然而，在抗战时期间，老舍以文学宣传抗战。老舍在《一年来之文艺》中提到，不仅人人要为抗战卖力，而且枪、锄、锤、笔也要为抗战出力。因此，在抗战时期，老舍在作品中以抗战为主题，用笔抗敌杀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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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为抗战寻民族之优根
五四以来，“国民性”成为作家们持续关注的焦点。“国民性”一词来源于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最早引进中国的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知识分子，1903 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国民之品格》[1]中把人格看作国民品格乃至国家品格的集中体现。1917 年光升在《新青年》发表文章《中国国民性及其弱点》[2]，认为国家的政治形态影射了国民的精神状态，并认为国民性是由种性、国性、宗教性组成的整合体。基于此种国民性以及当下的世界局势，作者认为国民必改矣。陈独秀在《我之爱国主义》[3]中以传统文化为标尺，提倡培养“勤、俭、廉、洁、诚、信”的新国民。自执笔起，鲁迅终其一生探讨国民性问题，认为了解国民性及其缺陷是改造国民的根本途径。不同的作者对国民性的理解不同，他们建构国民性的方法亦有差异。但是，从梁启超、光升到陈独秀、鲁迅，他们都聚焦国民劣根性开展讨论，并提出各自改造国民性的法则。老舍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不同于前人，随着时代的变化，老舍不断更新对国民的认识与发现。这使他在众作家中自出风采。
从古至今，不能扛枪上战场的文人们以笔为枪，在文学里奋起呐喊、冲锋陷阵，他们“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情怀流淌在字里行间。
老舍的爱国主义思想起源于孩童时代。从小，在家庭和学校的教育下，老舍认识了侵略者杀人放火的罪恶。之后，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他又进一步增加了对祖国的爱、对侵略者的恨。但值得注意的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前，老舍的爱国主义情绪都仅止于个人层面，老舍几乎没有从民族主义的立场追求过民族独立。
在抗战期间，老舍走出以往的创作天地，用笔抗战救国，并治疗国民的战争创伤。“文学是时代的呼声”[1]，在抗战期间，时代赋予文学的责任是抗战救国，文学面临如何抗战、如何救国的问题，从本质上来说，这一问题的解决依赖于文学在抗战中如何发挥社会效用。而具体到文学家，他们则面临如何在抗战中发挥文学宣传功用性的难题。就老舍而言，他不得不思考写什么、怎么写。早在 1930年，老舍在《论创作》中提出，文艺作家们应当走出象牙塔、艺术宫，“看看社会，看看民间，看看枪炮一天打杀多少你的同胞，看看贪官污吏在那里耍什么害人的把戏。看生命，领略生命，解释生命，你的作品才有了生命”[2]。由此看来，老舍认为作家走出个人圈子才能创新作品题材，同时，老舍认为文艺应该密切关注社会，文艺通过揭露民众的苦难、侵略者的暴行和贪污官吏的罪行获得生命。因此，在抗战时期，基于战争实情和需要，老舍走上抗战的道路。
2.1.1 抗战主题是抗战时期老舍作品的主旋律
纵观老舍抗战时期的作品，抗战主题贯穿始终。早期，老舍在《文学的性质》中把感情与美比作文艺的一双翅膀，注重文学的美，例如，《趵突泉》《济南的冬天》《大明湖之春》是老舍美文的代表。然而，在抗战时期间，老舍以文学宣传抗战。老舍在《一年来之文艺》中提到，不仅人人要为抗战卖力，而且枪、锄、锤、笔也要为抗战出力。因此，在抗战时期，老舍在作品中以抗战为主题，用笔抗敌杀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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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为抗战寻民族之优根
五四以来，“国民性”成为作家们持续关注的焦点。“国民性”一词来源于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最早引进中国的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知识分子，1903 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国民之品格》[1]中把人格看作国民品格乃至国家品格的集中体现。1917 年光升在《新青年》发表文章《中国国民性及其弱点》[2]，认为国家的政治形态影射了国民的精神状态，并认为国民性是由种性、国性、宗教性组成的整合体。基于此种国民性以及当下的世界局势，作者认为国民必改矣。陈独秀在《我之爱国主义》[3]中以传统文化为标尺，提倡培养“勤、俭、廉、洁、诚、信”的新国民。自执笔起，鲁迅终其一生探讨国民性问题，认为了解国民性及其缺陷是改造国民的根本途径。不同的作者对国民性的理解不同，他们建构国民性的方法亦有差异。但是，从梁启超、光升到陈独秀、鲁迅，他们都聚焦国民劣根性开展讨论，并提出各自改造国民性的法则。老舍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不同于前人，随着时代的变化，老舍不断更新对国民的认识与发现。这使他在众作家中自出风采。
在早期的创作中，老舍也如鲁迅等先驱一样，把国民劣根性作为关注焦点。老舍是由传统文化孕育而成长起来的现代作家，故而他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眷顾之情。他又“熟悉民间事物”[4]，了解民间生活与传统法则。这为老舍的创作、选材提供了保障，也局限了他的创作思维，使他一直深深痴迷于挖掘由传统文化滋养出来的民间小人物、小事情。比如，老舍因对国事失望至极而写下《猫城记》，
讲述了倭人毁灭猫国惨痛的故事。《小坡的生日》编织了小坡的一场黄粱般的梦。《骆驼祥子》讲述的是在个人理想破灭后走向自我毁灭道路的祥子的悲剧故事。《离婚》讲述的是几个家庭的婚姻丑闻。《老张的哲学》控诉的是老张为个人私欲而不择手段残害他人的罪行。甚至在建国后，《茶馆》上演的也还是父亲卖女、太监娶妻的丑闻。但是，当真正面临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时，老舍主动走上寻国民之优根的创作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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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抗战时期老舍创作文体的演变.................................. 26
3.1 抗战时期老舍创作文体的总体演变趋势............................ 26
3.1.1 抗战下的顺势而为................................ 26
3.1.2 文艺论争下的因势利导................................ 29
4 抗战时期老舍作品叙事策略的演变...................... 40
4.1 多变而主观的叙事视角.............................. 40
4.2 战争对老舍作品叙事结构的启示........................ 44
5 抗战时期老舍文学创作转变成因........................ 49
5.1 于战火轰炸中寻找出路............................. 49
5.2 老舍抗战时期的文艺态度............................. 53
5 抗战时期老舍文学创作转变成因
5.1 于战火轰炸中寻找出路
老舍与侵略者素来势不两立，这是他后来为抗战而用笔战斗的渊源。光绪二十四年（1899 年 2 月 3 日的傍晚），老舍出生在北京西城的小羊圈胡同。父亲舒永寿是保护皇城的低等士官，全家的收入是父亲每月领的三两银子和在春秋两季领的老米。在老舍出生之前，舒家已有三女一子。母亲在生老舍时大出血，大人们忙着抢救母亲，忘记了刚刚出生的老舍，要不是回娘家来的大姐发现老舍，老舍很难活下来。不幸没有停止脚步，八国联军打入北京城，太后、皇帝逃命去了，舒父坚守在岗位上，最后死在了敌人的刀枪之下。这时老舍尚在襁褓之中，他什么都不知道。后来，母亲经常向老舍提起这段痛苦的经历。因为“人，从一个意义来说，是活在记忆中的。他记得过去，才关切将来。否则他们活在虚无缥缈中，不知自己从何而来，和要往哪里去”[1]，所以老舍在母亲的叙述中记下三十余年前与侵略者结下的仇恨，这是他在抗战期间用笔战斗的根源。
老舍与侵略者素来势不两立，这是他后来为抗战而用笔战斗的渊源。光绪二十四年（1899 年 2 月 3 日的傍晚），老舍出生在北京西城的小羊圈胡同。父亲舒永寿是保护皇城的低等士官，全家的收入是父亲每月领的三两银子和在春秋两季领的老米。在老舍出生之前，舒家已有三女一子。母亲在生老舍时大出血，大人们忙着抢救母亲，忘记了刚刚出生的老舍，要不是回娘家来的大姐发现老舍，老舍很难活下来。不幸没有停止脚步，八国联军打入北京城，太后、皇帝逃命去了，舒父坚守在岗位上，最后死在了敌人的刀枪之下。这时老舍尚在襁褓之中，他什么都不知道。后来，母亲经常向老舍提起这段痛苦的经历。因为“人，从一个意义来说，是活在记忆中的。他记得过去，才关切将来。否则他们活在虚无缥缈中，不知自己从何而来，和要往哪里去”[1]，所以老舍在母亲的叙述中记下三十余年前与侵略者结下的仇恨，这是他在抗战期间用笔战斗的根源。
学校教育培养了老舍的文学素养，为老舍的创作事业奠定基础。舒家世代是文盲，男人们都是满军旗里的士兵，直到老舍才打破这种情况。老舍在刘寿锦的资助下开始了求学之旅，这是老舍人生中的第一次转折。三年私塾学习之后，老舍进入公立小学。小学毕业后，老舍考入北京三中。半年之后，老舍参加了北京师范学校第一次面向社会招生的考试。学校图书设施一应俱全，师资力量雄厚。更重要的是，学校不仅全免学费，还免费为学生提供吃住。师范学校优惠的招生条件让老舍摆脱了为减轻家庭负担而做学徒的命运，这是老舍人生中的再次转折。毕业后，老舍在小学当校长。后来，老舍去英国留学，并开始创作小说。1924 年，老舍在英国伦敦大学的东方学院做讲师，这时他的主要精力是教书。1225 年，老舍完成处女作《老张的哲学》，于 1927 年脱稿《赵子曰》，接着在 1928 年开始创作《二马》。随着这些作品的问世，老舍的小说创作事业逐渐起步。留英期间，老舍帮助艾支顿翻译了《金瓶梅》，艾支顿在译者前言中诚挚地表达了对老舍的感激之情，认为没有老舍的帮助，他连接受这项翻译工作的勇气都没有。当时，《金瓶梅》能出现在外国人眼前，老舍的功劳最大，他的国学素养和外文能力可见一斑。1930 年，老舍留英归来，他是当之无愧的“海归”。他一边在各大学教书，一边继续文学创作。1934 年的老舍为自己规划的人生道路是作写家，并在 1936年，辞去山东大学的工作，心无旁骛地从事写作事业。事实证明，老舍在青岛时期迎来了创作事业的丰收期。老舍的文学著述颇为丰富，理论性著作：1936 年的《谈幽默》《景物的描写》《人物描写》《言语与风格》。小说方面，1936 年《骆驼祥子》在《宇宙风》开始连载，《文博士》在《论语》开始连载。1937 年《我这一辈子》问世，短篇小说集《蛤藻集》（7 篇小说）开始出版发行。国外生活经验和高校生活的宽松舒适使老舍一直以自由作家的身份徜徉在文学世界中。总的来说，老舍的生活是上课教书、自由写作且雅静的书斋生活，老舍的写家事业呈一片大好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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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抗日战争的爆发打开了老舍文学创作的新局面。从内容上看，老舍走出了抗战以前对老北平社会的书写天地，不再只钟情于市民社会的建构，不再只关注小人物的个体命运，而从抗战的大局出发。一方面，老舍把抗战作为他整个抗战时期作品的主题，并提出建国策略。因此，他的作品展现了战争的深刻性与复杂性。另一方面，老舍通过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同时关注国民性的优劣特质，挖掘出老北平市民潜在的优秀品质，并且他通过描绘各行各业各色人等在抗战中表现出的昂扬饱满的抗战激情，展现了经战争治愈后的国民新面貌。同时，老舍通过对汉奸的打击，有效宣传了抗战。从文体上看，抗战时期是老舍创作文体最为丰富的阶段。在抗战期间，老舍的文学创作涉及小说、戏剧、散文、诗歌（新诗、旧体诗）、鼓词、京剧、韵文、洋片词等多种文学形式，老舍凭借多样化的文学形式达到多渠道宣传抗战的目的，完成了时代赋予作家的社会使命。同时，老舍从艺术家的审美视角出发，讲究宣传抗战的技巧，完成了战时作家的文学建设任务。此外，老舍敢于实验多种文学形式的创新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就老舍个人创作来看，多样化的文学形式丰富了老舍的文学世界。从创作立场上来看，在抗战期间，老舍徘徊在文学与抗战之间。在为抗战的同时，他不忘文艺使命，这体现了老舍作为文艺战士和文学家的双重责任意识与担当意识。
抗日战争的爆发打开了老舍文学创作的新局面。从内容上看，老舍走出了抗战以前对老北平社会的书写天地，不再只钟情于市民社会的建构，不再只关注小人物的个体命运，而从抗战的大局出发。一方面，老舍把抗战作为他整个抗战时期作品的主题，并提出建国策略。因此，他的作品展现了战争的深刻性与复杂性。另一方面，老舍通过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同时关注国民性的优劣特质，挖掘出老北平市民潜在的优秀品质，并且他通过描绘各行各业各色人等在抗战中表现出的昂扬饱满的抗战激情，展现了经战争治愈后的国民新面貌。同时，老舍通过对汉奸的打击，有效宣传了抗战。从文体上看，抗战时期是老舍创作文体最为丰富的阶段。在抗战期间，老舍的文学创作涉及小说、戏剧、散文、诗歌（新诗、旧体诗）、鼓词、京剧、韵文、洋片词等多种文学形式，老舍凭借多样化的文学形式达到多渠道宣传抗战的目的，完成了时代赋予作家的社会使命。同时，老舍从艺术家的审美视角出发，讲究宣传抗战的技巧，完成了战时作家的文学建设任务。此外，老舍敢于实验多种文学形式的创新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就老舍个人创作来看，多样化的文学形式丰富了老舍的文学世界。从创作立场上来看，在抗战期间，老舍徘徊在文学与抗战之间。在为抗战的同时，他不忘文艺使命，这体现了老舍作为文艺战士和文学家的双重责任意识与担当意识。
在抗战时期，老舍行走在抗战与文学的交叉地带，多方面调整文学创作，鼓舞了生活在战火中的人们，丰富了他们的精神生活，坚定了他们抗战必胜的决心，发挥了文学作品宣传抗战的作用，使文学完成了自身应当承担的社会使命。同时，老舍从自由文学者转变为文艺战士，由纯文学创作走向抗战文学创作，并注重作品的文学性建构，使得作品兼具时代性与文学性、社会性与审美性，完成了时代赋予作家的社会使命。此外，老舍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丰富了抗战文学，这使老舍在抗战文学的舞台占据一席之地，也进一步提高了老舍在文坛的地位。而且，老舍抗战时期的创作还为他后期的文学创作打开了新局面。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