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突破“禁区”的理想爱情建构
一 爱情叙事复归的社会语境
爱情，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普遍经历过的情感变化。瓦西列夫在《情爱论》中提到，“爱情把人的自然本质和社会本质连接在一起，它是生物关系和社会关系、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的综合体，是物质和意识多面的、深刻的、有生命力的辩证体。”[10]但正是这样一个重要的文学母题，却在我国的十年文化动荡中，成为了人们羞于谈论的话题。在文化的高压政策下，“主流文学”基本上都与爱情无关，八个样板戏中竟未曾让一对情侣或是夫妻同时出现。“谈性色变”、“谈爱色变”的文化氛围大大压制了作家创作爱情题材小说的热情和勇气，书写爱情被看作是宣扬资产阶级情调的“毒瘤”。人们对于爱情既不敢说、也不敢写，少数能够呈现出来的爱情故事，都是以地下文学的形态出现，例如《第二次握手》《公开的情书》等。直至 1977 年粉碎“四人帮”，我国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将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我国的文艺政策也相应地作出了调整，中国文联、作协等文学组织恢复工作，《文艺报》《十月》《收获》等杂志刊物恢复出版。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
一 爱情叙事复归的社会语境
爱情，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普遍经历过的情感变化。瓦西列夫在《情爱论》中提到，“爱情把人的自然本质和社会本质连接在一起，它是生物关系和社会关系、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的综合体，是物质和意识多面的、深刻的、有生命力的辩证体。”[10]但正是这样一个重要的文学母题，却在我国的十年文化动荡中，成为了人们羞于谈论的话题。在文化的高压政策下，“主流文学”基本上都与爱情无关，八个样板戏中竟未曾让一对情侣或是夫妻同时出现。“谈性色变”、“谈爱色变”的文化氛围大大压制了作家创作爱情题材小说的热情和勇气，书写爱情被看作是宣扬资产阶级情调的“毒瘤”。人们对于爱情既不敢说、也不敢写，少数能够呈现出来的爱情故事，都是以地下文学的形态出现，例如《第二次握手》《公开的情书》等。直至 1977 年粉碎“四人帮”，我国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将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我国的文艺政策也相应地作出了调整，中国文联、作协等文学组织恢复工作，《文艺报》《十月》《收获》等杂志刊物恢复出版。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
新时期文学的到来，实际上是将原来“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转变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但新的文艺政策的提出，并不能瞬间改变原有的文艺创作的面貌。很多写作者仍旧很难从“文革文学”的文学观念、写作手法中跳脱出来。但在这些相对“粗糙”的艺术作品中，可以鲜明地看到一种思想观念的“解冻”，即爱情叙事的回归与人性的解放。刘心武在1978 年于《十月》发表了《爱情的位置》，小说突破性地书写了爱情题材，爱情叙事自此进入到一个新的话语体系内被书写与讨论。虽然在 1977 年的《班主任》中，我们也可以依稀地从谢惠敏和宋宝琦对《牛虻》的评价中看到他们对于爱情的无知，但《班主任》并没有正面地去讨论青少年的爱情观问题，只是从细节处反映出年轻人在“四人帮”的文化蒙昧下所出现的爱情观扭曲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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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理想爱情的追问和建构............................
与同时期的其他爱情小说相比，张洁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显现出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那就是理想化的“个体叙事”模式。小说是以女儿姗姗“我”的口吻讲述的，“我”通过自己的思考去剖析内心的想法，并借助与母亲钟雨之间的对话来实现两代人之间有关爱情话题的连接。相较于一些浮于表面所谈及的爱情，《爱，是不能忘记的》虽然也会将钟雨爱情悲剧原因的一部分归咎在时代与社会的问题上，但小说更是强调一种来自“个体”的情感把控。小说注重对人物进行心理描写、试图挖掘人物内心深处的秘密。文中大篇幅地描写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小说先是用女儿姗姗自身对于婚姻的疑问开篇：姗姗在面临乔林的求婚时，并没有像大多数的家庭那样直接步入到结婚生子的婚姻中，而是站在婚姻的门口思索起来：
“如果我们仅仅是遵从着法律和道义来承担彼此的责任和义务，那又是多么悲哀啊！那么，有没有比法律和道义更牢固、更坚实的东西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呢？”
面对“我”的疑问，作为母亲的钟雨并没有像传统的母亲那样“劝嫁”，而是告诉女儿：“要是你吃不准自己究竟要的是什么，我看你就是独身生活下去，也比糊里糊涂地嫁出去要好得多！”[16]这实际上是将结婚的权力真真正正地交还给人自身，让人主动承担起对于爱情和婚姻的主导作用。小说鼓励人以爱情作为结婚的基础和前提，而不是因为感恩、合适或是外界因素的干扰。人开始有意识地支配自己的情感、掌控自己的婚姻，这是对“人”的进一步发现和对“人情”的呼唤与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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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直面社会问题的爱情书写
一 基于社会现实的婚恋思考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到中前期这一时间阶段里，张洁的小说创作，褪去了早期作品青涩的“习作”之感，从注重情绪的表达到更强调小说的故事性，扎根于社会的现实问题，进行对多个社会话题、尤其是两性关系问题的讨论。其中这一时期期有关爱情叙事的代表作品包括《沉重的翅膀》《方舟》《七巧板》《祖母绿》以及《尾灯》等。而这一阶段，也恰好与我国新时期初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主潮相契合。在“文革”的十年间，革命现实主义受到了极左思想的影响，极大地偏离了现实主义的精神内涵。新时期以来，国家批判了“四人帮”影响下的极左言论，并对我国的文艺政策和指导思想进行了调整，使一些在“十七年”时期被提及但并没有深刻讨论下去的问题重新回归，一些既定的理论禁区和创作禁区被重新开放，这些“拨乱反正”的举措让现实主义真正能够朝着开放、民主、包容、正确的方向前进。
第三章 爱情叙事风格的转型................................27第二章 直面社会问题的爱情书写
一 基于社会现实的婚恋思考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到中前期这一时间阶段里，张洁的小说创作，褪去了早期作品青涩的“习作”之感，从注重情绪的表达到更强调小说的故事性，扎根于社会的现实问题，进行对多个社会话题、尤其是两性关系问题的讨论。其中这一时期期有关爱情叙事的代表作品包括《沉重的翅膀》《方舟》《七巧板》《祖母绿》以及《尾灯》等。而这一阶段，也恰好与我国新时期初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主潮相契合。在“文革”的十年间，革命现实主义受到了极左思想的影响，极大地偏离了现实主义的精神内涵。新时期以来，国家批判了“四人帮”影响下的极左言论，并对我国的文艺政策和指导思想进行了调整，使一些在“十七年”时期被提及但并没有深刻讨论下去的问题重新回归，一些既定的理论禁区和创作禁区被重新开放，这些“拨乱反正”的举措让现实主义真正能够朝着开放、民主、包容、正确的方向前进。
张洁总是善于捕捉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她曾将作家比作是猎人，在随时等待着生活中会出现哪些兴奋点，以此成为写作的新题材。在“四化建设”的时期，她敏锐地发现了改革这一话题，创作了在国内外影响轰动的《沉重的翅膀》。以身边“熟识的女子”为生活原型所创作的《方舟》，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城市中封建文化的残余上。她认识到在城市中生活的人们，更强调除了血缘关系之外的社会关系，重视自己在社会中所能产生的价值。《方舟》中所涉及的问题，包括了对于离婚的看法、揭露了工作中走后门的不正之风、暴露了电影审查中人际关系的干预，同时也讽刺了理论界反复不定的观念变化......小说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能够与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关联起来，真正成为了揭露社会现实问题的“一面镜子”。小说中着重描写的女性，不再只是甘于相夫教子的家庭妇女，而是真正的职业女性。这些刚刚被从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获得平等权利的中国女性，在千百年封建观念的局限下，仍然在城市生活中面临着很多的困境。以曹荆华和柳泉为例，她们在生活中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离婚。荆华在多年前，因为养活父亲和妹妹的生活压力而选择嫁给了森林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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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由和谐走向对立的两性关系
早期作品中，张洁沉浸于钟雨与老干部共同构筑的爱情理想中，两性关系趋于和谐。虽然小说中也有“老死不相往来”的“前夫”形象，但钟雨在内心中仍然将老干部看作是与她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人，他们有着共同的默契信号——《契科夫小说选集》，并期许着能够在天堂继续他们的爱情。但到了写作的自觉期，张洁的婚恋观受到了现实的冲击，她开始怀疑理想和谐的两性关系是否真的存在、探索导致种种问题出现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张洁首先认识到的是男女在性别上的差异以及互相之间的不了解，因而她笔下的两性关系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矛盾，男女性别之间开始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并逐渐地站在了彼此的对立面上。《祖母绿》中的曾令儿是一个懂事、负责、勇敢、优秀的女人，她几次救了左葳的命，甚至为了左葳而牺牲自己的前途。她可以在事业上继续帮助左葳，但在内心中他们之间已经失去了亲密的关系、有着不可跨越的障碍。《方舟》中的三位女性与男性之间无一不是互为排斥的，作者在小说中更倾向于将女性的形象强化、神圣化，而将男性的形象矮化、丑化。于是小说中出现了森林工人在与荆华离婚之后给她“泼脏水”，污蔑她的行为；柳泉的前夫将抚养孩子的重担一次次地推向柳泉，甚至在孩子面前搬弄是非；白复山一次次地阻挠梁倩拍电影的梦想，还恬不知耻地一直利用梁倩父亲的权力“招摇撞骗”。可以看出，在这一阶段中理想男性的形象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贪婪的、只想要索求而不付出的男人形象。男性对于女性而言，不再是可以被依靠和期待的，而是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这种形象更加深了女性对于男性的厌恶。《七巧板》中的谭光斗，更是成为了小说中的极恶形象。道貌岸然的谭光斗在外假装是谦谦君子、事业有成，但在家中却对金乃文百般欺辱。自金乃文与他结婚起，谭光斗就没有打算与她好好相处，而是享受着虐打的快感。他成为了金乃文一生的噩梦，让金乃文从原来的美丽优秀的女人变成了“迫害臆想狂”。这也意味着男女两性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极致，男女之间那道无法跨越的鸿沟——“性沟”越来越显露，男人和女人完全是两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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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作品中，张洁沉浸于钟雨与老干部共同构筑的爱情理想中，两性关系趋于和谐。虽然小说中也有“老死不相往来”的“前夫”形象，但钟雨在内心中仍然将老干部看作是与她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人，他们有着共同的默契信号——《契科夫小说选集》，并期许着能够在天堂继续他们的爱情。但到了写作的自觉期，张洁的婚恋观受到了现实的冲击，她开始怀疑理想和谐的两性关系是否真的存在、探索导致种种问题出现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张洁首先认识到的是男女在性别上的差异以及互相之间的不了解，因而她笔下的两性关系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矛盾，男女性别之间开始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并逐渐地站在了彼此的对立面上。《祖母绿》中的曾令儿是一个懂事、负责、勇敢、优秀的女人，她几次救了左葳的命，甚至为了左葳而牺牲自己的前途。她可以在事业上继续帮助左葳，但在内心中他们之间已经失去了亲密的关系、有着不可跨越的障碍。《方舟》中的三位女性与男性之间无一不是互为排斥的，作者在小说中更倾向于将女性的形象强化、神圣化，而将男性的形象矮化、丑化。于是小说中出现了森林工人在与荆华离婚之后给她“泼脏水”，污蔑她的行为；柳泉的前夫将抚养孩子的重担一次次地推向柳泉，甚至在孩子面前搬弄是非；白复山一次次地阻挠梁倩拍电影的梦想，还恬不知耻地一直利用梁倩父亲的权力“招摇撞骗”。可以看出，在这一阶段中理想男性的形象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贪婪的、只想要索求而不付出的男人形象。男性对于女性而言，不再是可以被依靠和期待的，而是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这种形象更加深了女性对于男性的厌恶。《七巧板》中的谭光斗，更是成为了小说中的极恶形象。道貌岸然的谭光斗在外假装是谦谦君子、事业有成，但在家中却对金乃文百般欺辱。自金乃文与他结婚起，谭光斗就没有打算与她好好相处，而是享受着虐打的快感。他成为了金乃文一生的噩梦，让金乃文从原来的美丽优秀的女人变成了“迫害臆想狂”。这也意味着男女两性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极致，男女之间那道无法跨越的鸿沟——“性沟”越来越显露，男人和女人完全是两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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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撕掉假面的反叛与荒诞.......................................27
二 “审丑”视角下畸形的情爱关系...............................30
三 商业欲望下爱情的贬值与破灭............................33
第四章 涅磐重生追问爱情真相......................................38
一 《无字》的苦难救赎.......................................41
二 神秘主义叙事的宿命轮回......................41
三 归于平淡的超脱爱情...................45
第四章 涅磐重生追问爱情真相
一 《无字》的苦难救赎
从 1989 年开始动笔，到 2001 年 9 月 28 日完结，历时十二年的时间，张洁终于完成了三卷本长篇小说——《无字》。小说在 2002 年出版，并一举拿下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俗话说，“五十而知天命”。张洁开始动笔创作《无字》时已经 52 岁，两年后母亲的离世成为了她人生最大的伤痛。在已经过去的大半人生里，她笑过、爱过、恨过、痛过......而对于自己的爱与恨，她有着很强的倾诉欲，试图要用文字去解剖、吞噬自己。在张洁看来，自己之前的作品都只是为《无字》而做的准备，为了能够完成这部“最好的作品”，“哪怕写完这部长篇马上就死，我也甘心了。”[56]她像是被赋予了某种无法逃脱的责任，要去记录那个谎言横行的二十世纪。虽然她在书的开篇引用了老子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虽然她给书中的女作家起名为“吴为”。但她并不是消极避世，她本质上还是那个“把文以载道看作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的作家。张洁一路以来的作品创作，都一直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发声”来记录些不被人关注的历史、去窥探那些不被人重视的心理。
一 《无字》的苦难救赎
从 1989 年开始动笔，到 2001 年 9 月 28 日完结，历时十二年的时间，张洁终于完成了三卷本长篇小说——《无字》。小说在 2002 年出版，并一举拿下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俗话说，“五十而知天命”。张洁开始动笔创作《无字》时已经 52 岁，两年后母亲的离世成为了她人生最大的伤痛。在已经过去的大半人生里，她笑过、爱过、恨过、痛过......而对于自己的爱与恨，她有着很强的倾诉欲，试图要用文字去解剖、吞噬自己。在张洁看来，自己之前的作品都只是为《无字》而做的准备，为了能够完成这部“最好的作品”，“哪怕写完这部长篇马上就死，我也甘心了。”[56]她像是被赋予了某种无法逃脱的责任，要去记录那个谎言横行的二十世纪。虽然她在书的开篇引用了老子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虽然她给书中的女作家起名为“吴为”。但她并不是消极避世，她本质上还是那个“把文以载道看作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的作家。张洁一路以来的作品创作，都一直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发声”来记录些不被人关注的历史、去窥探那些不被人重视的心理。
《无字》具有虚实相间的叙事特点，文中既有大篇幅的以第一人称自述的内容、带有作者真实生活的影子，同时也有一定的虚构成分。此外，《无字》还运用了叙述、回叙、插叙、预叙等多种叙事方法，使整部小说看起来纷繁复杂。但在捋清小说的主线后可以发现，在内容繁复、结构庞杂的《无字》中，爱与情在其中占到的篇幅非常大，是一个重要的文学母题。尤其是吴为家族里四代女性的经历，撑起了整本书的线索。四代女性的个人成长，不是狭隘的女性的个人成长，也不是简单的批判男性的两性关系写作。墨荷、叶莲子、吴为、禅月，她们的爱情、婚姻与家庭，实际上都与整个时代的生存困境紧密相连。作者将几代人的变化放置在 20 世纪历史更迭的背景下，完成对社会历史以及社会历史境遇中的人的反思，以达到与自我的和解、实现自我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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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张洁的写作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四十一岁进入文坛到不惑之年的坚持创作，她不断地将自己的生活历程和生命体验注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她曾说：“其实一个人每天都在成长，尽管已经这么老了，但还是每天在成长。”[68]她用三十余年的创作不断地突破自我，不断地去反反复复探寻爱情和生命的真谛。也正是这种自省和自我超越的意识，使张洁的写作在不同阶段都拥有其鲜明的时代印记，成为了新时期以来时代变化的重要见证。王安忆曾说：“我觉得最好的作家，会非常钟情于爱情题材，因为爱情具有心灵的特质，同时又具有现实的面目，是创造心灵世界的好材料。”[69]从梳理张洁小说中的爱情叙事可以看出，爱情始终是张洁创作的一个重要母题。而且随着创作的推进，她创作的内容由单纯发展到丰厚，对于爱情的理解的越来越深刻，不同阶段内在婚恋观及叙事方式上都发生了较大的转变。
张洁的写作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四十一岁进入文坛到不惑之年的坚持创作，她不断地将自己的生活历程和生命体验注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她曾说：“其实一个人每天都在成长，尽管已经这么老了，但还是每天在成长。”[68]她用三十余年的创作不断地突破自我，不断地去反反复复探寻爱情和生命的真谛。也正是这种自省和自我超越的意识，使张洁的写作在不同阶段都拥有其鲜明的时代印记，成为了新时期以来时代变化的重要见证。王安忆曾说：“我觉得最好的作家，会非常钟情于爱情题材，因为爱情具有心灵的特质，同时又具有现实的面目，是创造心灵世界的好材料。”[69]从梳理张洁小说中的爱情叙事可以看出，爱情始终是张洁创作的一个重要母题。而且随着创作的推进，她创作的内容由单纯发展到丰厚，对于爱情的理解的越来越深刻，不同阶段内在婚恋观及叙事方式上都发生了较大的转变。
在新时期爱情叙事复归之时，《爱，是不能忘记的》石破天惊，小说以个人化的叙事呼唤爱的回归。小说中所描写的钟雨和老干部之间的情感纠葛，是张洁对于理想爱情最初的幻想与建构。这篇在后期并不被张洁所接纳和看好的小说，虽然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暴露出小说语言的稚嫩以及故事逻辑上的漏洞，但不可否认的是小说所具有的时代意义。这篇具有思想解放性质的小说，通过描写爱情这一题材来反映拨乱反正后人们对于情的需要和作为“人”的回归。小说在当时所引起的巨大反响以及激烈的论争，正体现了小说切中了当时社会思潮的敏感之处，从作品中也能够感受到张洁早期创作的真诚与勇敢。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