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从作家的成长经历来看，传统的文人家庭给予了他宝贵的精神财富，少年的他便有幸接触大量传统文艺，而传统戏曲更是他快乐的源泉。青年时代，“西南联”大又将“五四”精神注入他的思想，充实了其文艺理论与创作观，在此期间，作家沈从文与“京派文风”带给他的影响，更是为其赋予了“抒情人道主义者”的美好特质，可见其早期创作思想的积累。
第一章 与戏曲结缘的人生之路
第一节 家庭教育的文艺滋养
作家汪曾祺在他的众多文学与艺术作品中所表达出来的、对传统“生活情趣”的独到欣赏，以及对传统“旧式”文学思想的借鉴与发扬，都与其在少年时代传统家庭的文艺滋养密不可分。在孩童时期，家中长辈们对于各类中国传统文艺形式的热爱，对汪曾祺产生了“耳濡目染”的深刻影响；而在作家的“早期启蒙”过程中，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学与艺术思想又深深地感染了他年幼的心灵。所以在汪曾祺一生的文艺创作中，“传统文化”与“旧式文人”的风范一直萦绕在他的字里行间，这正是其早期家庭教育所带来的影响。
一、父辈生活情趣的熏陶
汪曾祺出生于江苏高邮，当时在这个小县城里，人们茶余饭后的娱乐生活其实并不多，但是戏曲活动的地位却总是能在人们心中拔得头筹。而当谈起自己是怎样开始着手创作京剧剧本的经历，汪曾祺则在作品中这样说道：“我从小爱就看京剧，也爱唱唱。”进一步探究，则可以发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他的家庭氛围的熏陶和来自长辈们的影响，其中使他受影响最早也是最深的，就是他那同时受过传统教育与开明教育的父亲。在汪曾祺心目中，父亲一直是个热爱生活、动手能力强且多才多艺的人。他曾这样回忆起幼年的经历，有一次父亲曾经花了一大笔钱，托人从苏州买回了好多考究的古典乐器，比如“琵琶”、“月琴”、“笙箫”以及“海笛”等等。①不仅是音乐方面，父亲在中国传统绘画方面的造诣也带给汪曾祺审美的启蒙，他在文章中回忆道：“我始终认为用笔、墨、颜色来抒写胸怀，更为直接，也更快乐。”②所以在汪曾祺的作品中才呈现出了那么多“水墨山水”般唯美的画面。由此可见，热爱音乐与绘画艺术的父亲给汪曾祺带来了深刻影响，而受到这样的早期的艺术熏陶与言传身教，自然也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与戏曲艺术创作，奠定了同“抒情诗”一般的悠扬而唯美的情感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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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西南联大的求学生涯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①,19 岁的汪曾祺一路奔波，在辗转于上海、香港以及越南等地后，终于来到了昆明，这里有他梦寐以求的高等学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段四年多的求学经历，也对他的人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汪曾祺在这里结识了对其毕生文艺创作带来重大影响的恩师“沈从文”，从而形成了独特的“京派”文学风格，并且深深致敬于老师的人格与精神；另一方面，则被“西南联大”浓厚的学术氛围与艺术氛围所感染，并与众多良师益友共同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从而对其后的人生经历与文艺创作都形成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一、恩师沈从文的“言传身教”
一九三七年以后，日本侵略者强占了中国长江以南的部分地区，汪曾祺也因此离开了原来就读的中学，此后的两年时间里，转而改为在家中自学。在这段期期，他依然保持着对于文学与艺术的强烈热爱：一方面学习“旧式”传统文化的课本，以及从祖父、叔伯那里寻觅得来的古体文章和杂记；另一方面则继续积极地寻求“新文学”与“新文化”的滋养，而在这其中，汪曾祺对《沈从文小说选》这部著作表现出了强烈兴趣，并直接促成了他与沈从文教授的结缘，推动了他做出踏上“西南联大”求学之路的重大人生抉择。他曾在散文中这样叙述过自己高中时代的“择校”经历，自己之所以选择“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就是因为受到了沈从文作品的影响①；可谓“见字如面”，从开始汪曾祺就对沈从文的文学风格表现出的“一见钟情”，也预示了他深受沈教授文风深远影响的文坛伏笔。
在西南联大求学的这段时间里，恩师沈从文不仅在文学与艺术的专业领域给了汪曾祺大量教导，更在人格与品性方面给予了深远的影响。而关于文艺理论方面，在汪曾祺的回忆中，沈从文先生一直都是一个善于实践和理论创新的人，从不“人云亦云”，并且知识非常渊博，而这样丰富的知识积累，也正源于其对于读书钻研的热爱。②尤其是关于写作方法，沈从文先生曾对汪曾祺提出这样的文学建议：“要贴到人物来写。……千万不要冷嘲。”③而且要用“温情”与“诗意”来代替“尖酸刻薄”；以及在对待生活的人生态度方面，要始终对生活充满热情和希望。④诸如此类的文学观念的教导，在汪曾祺的文艺创作中产生了相当大的积极影响：除了关于“写景”、“叙事”等方面，还有“人物塑造”与“风格”等方面。可见，沈从文的指导也促使汪曾祺笔下诞生出一个个鲜活生动的生命个体，他们或是睿智理性的沉思者，或是健康俊美的女性形象等等，这些都可以追溯到沈从文先生“田园牧歌”式的文风所带来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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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戏曲创作对时代的迎合与疏离
第一节 “十七年”时期的戏曲创作
在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1966 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十七年时间里，汪曾祺发表了三部现代戏曲剧本，它们分别是为响应文艺界“戏改运动”号召创作的《范进中举》，着重借用了传统题材与形式；大量运用西方“现代派”手法表现“超脱”遐想的《小翠》，委婉地表达作者内心幽微的人生感叹；以及用满腔热忱歌颂社会主义新风尚的《雪花飘》，表达作家内心对社会与政治的由衷赞美。三部戏曲作品，都是作家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体制要求与艺术规律的和谐统一，并在此基础上力求尊重客观世界的真实性。不仅展现了汪曾祺高超的艺术水平，更彰显了他在“十七年”时期的真实人生轨迹与复杂心路历程。
一、对“戏改运动”的积极响应
1949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文化部戏曲改进局正式成立，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的“戏改运动”也由此拉开帷幕。次年下半年，中央人民政府与各地方文化部戏曲改进委员会也相继成立。在这段时期，汪曾祺恰好就工作于北京戏改局楼上的《北京文艺》杂志社，正是地理位置上临近“政治”中心，才使他机缘巧合地开始投身相关政治运动的文艺创作中。他在文章中回忆，本来没有刻意去编写现代戏曲剧本，但苦于当时创作难以“贴近生活”，又恰逢“纪念世界名人吴敬梓”的“运动”，就接受了同事的提议，在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中寻找题材，开始了剧本创作，意外的是，这部剧作还在当时“北京市戏曲汇演”中取得了奖项，这便是现代京剧剧本《范进中举》的由来。①对于汪曾祺来说，正是这个充满偶然性的机遇，使以后的人生经历都与戏曲创作紧密连结在一起，无论是命运的转折，还是精神轨迹的抉择，都在这第一部剧作中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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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政治运动中的精神轨迹
在汪曾祺的人生中，政治运动对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 1966 年至 1976 年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参与了许多戏曲剧作的创作和改写。由于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和政治需求，汪曾祺这一时期的剧作，一方面出于“大环境”下的“身不由己”，毕竟在“文学服务于政治”的指导方针下，作家也难以摆脱时代的钳制；另一方面则是出于一位普通文艺爱好者内心的创作热情，有写作的可能在汪曾祺看来便是一桩“幸事”。尽管汪曾祺在北京京剧团的被“控制使用”期间，仅有一部参与创作的样板戏《沙家浜》留存下来，但关于“政治运动”与作家“精神轨迹”之间的关系问题，仍可以通过进一步审视其在“文革”期间的工作情况，以及细致解读这一时期戏曲剧本来进行深层次的阐释。通过对汪曾祺这一时期思想与价值观的探索，也可以更加清晰地探寻到其精神轨迹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产生的复杂而细微的变化。
一、极“左”意识形态束缚下的心路历程
关于“文革”时期的文艺创作与政治工作，汪曾祺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撰文：“三十多年来，我和文学保持一个若即若离的关系，有时甚至完全隔绝……我当然也受到占统治地位的、带有庸俗社会学色彩的文艺思想的左右，但是并不‘应时当令’，较易摆脱，可以少走一些痛苦的弯路。”①从作家的自序中可以提炼出两个信息：其一，汪曾祺在文艺作品的创作中，总是有意识地与政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与其恩师沈从文的“避世”思想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即文人不该过多地关注政治；其二，汪曾祺所说的与文学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主要是指当受到具有明确“主题指向”的政治要求时，仍然坚持在作品中尽可能“折中”地选取“理性”、“自然”且符合艺术创造规律的内容与情节。而这段自序也基本可以概括汪曾祺在“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的精神轨迹，虽然在当时深受“极左”文艺创作路线的控制和束缚，但作家的内心仍然时刻在作品中注意着要对政治进行必要的“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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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戏曲创作的艺术维度.......................................34
第一节 “以文入戏”：戏剧性与文学性的交融.................................34
一、“语言即人物”：典型性格替代“模式脸谱”...........................34
二、“韵白”与“唱词”的“诗文化用”............................. 36
第四章 精神理想的隐性坚守....................................51
第一节 “五四”精神：抒情的人道主义者..........................51
一、对“奴性”与“人的价值”的探讨.........................52
二、塑造理性的“大团圆”结局..........................54
第四章 精神理想的隐性坚守
第一节 “五四”精神：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汪曾祺在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享直有“抒情的人道主义者”的美誉，这样的美好品格在其现代戏曲剧作中也深有体现：或是通过采用“旧戏新编”的形式来表现“奴替主死”情节，用以讽刺封建思想以及呼唤合理的“个人价值”；或是有意识、有节制地塑造理想的“大团圆”结局；亦或是试图用“情感交织”来削弱“残酷战争”带来的苍凉之感……在这些剧作中，汪曾祺总是执着地构建充满温情氛围的“抒情性”艺术风格，并在其中舒展他对“人道主义”信念的肯定和推崇，进而两者结合得恰到好处，达到在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同时，不断加深剧本所表达的深刻主题。
一、对“奴性”与“人的价值”的探讨
学界对于关于“奴性”与“人的价值”问题的高度关注，起始于“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期，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先进知识分子踊跃地开展着文艺创作，旨在揭示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中存在着的“奴隶性”，借以向国家、政府、封建专制文化以及人民自身的价值观来进行呼吁，倡导“自由”和“平等”意识的觉醒。尽管在“五四”时期之后，中华民族又历经了长达几十年的社会变革，但一定程度上“迷信”与“奴隶性”却依然残留在某些人们的血液里。众所周知，20 世纪 80年代正是中国社会再次掀起“五四”精神浪潮的时期，而汪曾祺在这一时间段发表的“旧戏新编”京剧《一捧雪》，也正是为了通过深度剖析戏剧“主人公”的“奴隶性”问题，来对旧历史题材中的“封建文化”进行严厉的批判，坚决否定“主人公”身上所存在的“陋习”——“盲目”、“迷信”与为主“慷慨赴死”，从而唤醒当代人关于“人性”与“奴性”的深入思考。虽然表面上使用的是“旧戏新编”的形式，用传统的戏曲题材来讲述一段“君要臣死”而“不得不死”的“忠奴”轶事；但其本质上却字字珠玑地指向现代社会，重启了汪曾祺内心深处强烈的“启蒙意识”，及其对重新肯定“人的价值”的殷切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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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戏曲作为一种弥足珍贵的艺术形式，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中具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虽然戏曲在作家汪曾祺的创作生涯中，数量远不及小说与散文作品，但它们绝对不缺乏“发言权”。相反，戏曲创作的经历与作家的人生轨迹和精神理想之间存在着重要的联系，甚至在相互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推动力，形成了“戏如人生”有趣现象。
笔者认为，从作家的成长经历来看，传统的文人家庭给予了他宝贵的精神财富，少年的他便有幸接触大量传统文艺，而传统戏曲更是他快乐的源泉。青年时代，“西南联”大又将“五四”精神注入他的思想，充实了其文艺理论与创作观，在此期间，作家沈从文与“京派文风”带给他的影响，更是为其赋予了“抒情人道主义者”的美好特质，可见其早期创作思想的积累。随着社会的转型，在众多“政治运动”之中，作家又不得不在他热爱的文艺事业与政治需求之间做出最大限度的调和：“十七年”时期的他，在努力迎合政治的同时，还真诚地赞颂着人与人之间的善良与温情；“文革”时期的他，不得不在“政治高压”之下，努力为戏曲艺术保留着“生命力”；到了“新时期”之后，他更是积极地在作品中回应着“伤痕”与“反思”的文艺思潮，表现出可贵的精神修复，而作家经历了如此多的波折，真可谓“人生如戏”。
难能可贵的是，在现代戏曲剧作的艺术维度方面，汪曾祺首先针对传统戏曲中存在的不足进行了改进，一方面增加剧本的“文学性”的问题，对剧本情节、人物形象等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包括对于古诗、文的化用，以及对戏剧结构的调整，都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不仅如此，还注重对喜剧元素与荒诞元素进行借鉴，强调戏曲应做到“推陈出新”、“博采众长”……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作家对推动传统戏曲现代化做出的有益尝试。而在精神层面，作为延续“五四”精神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作家在新时期对“奴性”进行了强烈批判，充分展现“人的主观能动性”，并且用“温情”的人性来规避“残酷”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由此可见：在众多传统诸子百家延续而下的思想中，汪曾祺的精神内核是包含了“儒家”与“道家”双重精神的载体，既体现为“童心说”的率性而自然，又体现为“士大夫”精神与“儒家思想”的紧密联结，足见其人独特的格魅力。正如题目中所说的“戏如人生”，汪曾祺的戏剧作品也如其人生经历般，充满了深邃的精神内涵，首先是对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现代化进程做出的有益实验，其次是在“特殊时期”最大限度的保存艺术的自足，最后则是作家自我精神与理想的隐性坚守与体现，着实令人敬佩，通过研究其戏曲创作中的三个重要意义，可以更好地掌握其精神轨迹与心路历程，因此有必要继续对汪曾祺的人生经历与戏曲剧作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从而发现出更多宝贵的精神价值。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