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魔纠缠下的文学创生——鲁迅与夏目漱石的生命主题比较研究

笔者认为对于中日这两位作家之间的联系，研究角度有很多个，本文从未认为夏目漱石成就了鲁迅，或是鲁迅直接地受到了夏目漱石的影响，若是将两位文学泰斗之间的思想境界局限于几篇作品的方寸之地，未免有些过于肤浅与牵强。散文、杂文等文本创作，必定会融入一个作家的各种思想观念，而如何处理小说中人物的结局，也受着作家本人生命哲学的影响。

第一章 鲁迅与夏目漱石的疾病观

第一节 面对疾病的共通性
相似的疾病类型，在不同的文学作品中也会有相似的表现。文学病理学老生常谈的肺结核便是其中一例，其带有的脆弱的美感是大部分涉及肺结核病人的文学作品中共有的特征。面对肺结核，中外作家在创作时都不免带有浪漫主义色彩。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提出：“对结核病导致的死亡的通常描绘，侧重于情感的完美升华……结核病既带来‘精神麻痹’，又带来更高尚情感的充盈，既是一种描绘感官享受、张扬情欲的方式，同时又是一种描绘压抑、宣扬升华的方式。尤其是，它肯定了下列做法的重要性，即意识上更敏感，心理上更复杂。”①，可见在理论上，作家本人的疾病进入作品中时，发生一定的情感转移是必然的。鲁迅留下了日记、书信等大量的一手研究资料，研究鲁迅关于疾病的资料十分充足；而夏目漱石则由于国别与语言的关系，留下的关于疾病观的直接资料不多，因此从上述理论出发，能够一定程度上透视夏目漱石的疾病观。
要研究夏目漱石的疾病观，首先就要明确对他来说最折磨的病症是哪一种。本文认为，从夏目漱石青年时期就如影随形的神经衰弱可以称得上是最为难熬的，这一点纵观夏目漱石的作品便可窥知一二。精神与心理的疾病在现实生活中总是令人避之不及，在文学研究中却并非如此，当夏目漱石的神经衰弱症状表现在创作中，不免蒙上了一层文学的“遮羞布”。他在各时期的作品里，针对明治时期的社会现象创造出了很多带有精神疾病或心理疾病的人物角色，例如《我是猫》中的苦沙弥、《心》中的先生、《行人》中的一郎，《道草》里的妻子……《我是猫》中提及神经衰弱达 6 次，《道草》通篇更是出现了大量的“歇斯底里”，甚至妻子的歇斯底里成为了该篇小说中的一个重要情节。抛开这些作品中所蕴含的自传性质，对于患有精神疾病的人物形象毫不讳言实际上也标榜着夏目漱石对自己的病情并不抵触，他正面疾病，持有十分积极的态度，从疾病观这一角度来看，他对待自己的疾病一直是知己知彼、不敢怠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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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直面疾病的不同选择
疾病类型的相似，固然值得人们关注。然而即便是相似的疾病类型，在不同的经验个体身上仍然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性。鲁迅与夏目漱石在疾病观上虽然有着同样的精神内核，但各有各的选择。这主要体现在对于自己病症的处理态度上。
鲁迅面对疾病，带有一种不甘心的搏斗感。许广平回忆，即使病重，只要他还能起床走动，就一定坚持要去医生门上看病。根据鲁迅的相关书信能够发现他面对自己的肺病的认知盲目乐观。他认为“肺病是不会断根的病，全愈是不能的，但四十以上人，却无性命危险，况且一发即医，不要紧的，请放心为要。”②，他遭受着各种小病大痛的折磨，但是面对这些大大小小的病，他采取的方式大多为自诊——每每谈及病痛，鲁迅总是用“小睡”、“蒙被卧”等方式来应对，已达到减缓痛楚、缓解不适的目的，实在难以挨过，才着人去请医生。许广平曾在 1936 年鲁迅致曹靖华的信中代笔写道：“据医师说，这回修缮以后，倘小心卫生，1不要伤风，2 不要腹泻，那就也可以像先前一样拖下去，如果拖得巧妙，再活一二十年也可以的。先生，就周先生的病状而论，我以为这不能不算是一个好消息。”③，可见此前鲁迅对自己的病一直都是盲目乐观，他的病并不像他自己描述的那样轻松。然而鲁迅却几乎没有长时间地住过院，更何况学界对他一直以来颇为信任的须藤医生存有误诊的怀疑。
上文提到，鲁迅虽然写作了几篇关于“病后”的文章，但其重点仍然是由病而产生的各种思考，而非疾病本身。疾病在他心中的有无，实际上代表着精神与肉体的对抗，鲁迅一方面对疾病不能坦然，但这种遮蔽却无法掩盖疾病的蚕食，他十分清楚：“我的一个坏脾气是有病不等医好，便即起床，近来又为了吃饭问题，在选一部小说，日日读名作及非名作，忙而苦痛，此事不了，实不能顾及别的了。”④，病逝前，他也曾考虑离开上海易地疗养，但最终没有去成，其原因有二：“一，这病不必养；二，回来以后，更难动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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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鲁迅与夏目漱石的死亡观

第一节 同一性与“大欢喜”
佛教的生死观，讲究的是一个“轮回”。即生死并非对立的，而有着同一性，当肉体消亡之后，神识或依据因果业力流转或依据灵性修持而获得解脱。本文无意谈论宗教教义，仅认为受过佛教影响的鲁迅与夏目漱石，其心目中有相应的内化——即生与死并非由肉体是否消亡来判断，而是精神世界的存亡。
“生死，如同缓急、大小、寒暑，因其对比性联想关系，成为一组常用的词语。即便如晚近的心理学者所主张的那样，可以断定生死与通常的对比关系并没什么两样，当属同一类联想关系，但就像手掌可以两面翻转一样，忽然相差悬殊的两个方面先后把我当成俘虏，那么我又怎么能将这相差悬殊的两个方面作为同一性质的东西来追寻其关系呢？”①，这是夏目漱石在《杂忆录》里说过的话。前文提到，《杂忆录》是一部他在大病初愈之后的心灵回响，在重病之后，他发出了“如何看待生与死”的疑问。他认为生命就像一个柿子，今天吃半个，明天吃半个的半个，后天再吃剩下的半个……以此类推，当肉体还存在的时候，意识却逐日减少，最终无限接近于 0 却又并非是 0，慢慢地无限接近于死亡。这种论调在《杂忆录》中表现为夏目漱石并不赞成“突如其来的病故”这样的死法。生与死虽然是手掌的两面，却不能够立刻翻转，而要循序渐进地、调和地去感受从生到死的过程，甚至是一种无限接近但又并非完全凋零的过程。实际上可以视作夏目漱石认为意识的消亡才是死亡的真正意义，意识的失去便是真正的失去，而不能通过任何理论再次站立于生命的朝堂之上。因此，他严厉批判了泛灵论：“我死过一次，而且，正如平时所想象的那样经验了死亡的事实。果真超越了时间与空间。我失去了自己的个性。失去了我的意识。只有失去了的事是明显的。怎么能当幽灵呢，怎么能跟比自己大的意识在冥冥中结合呢。”①，这番话可以这样理解——一个人类的意识才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即使肉身尚未消逝，意识却已然空洞，那么生命便如同行尸走兽，与死亡毫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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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向死而生”与“以死为生”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与夏目漱石虽然都不畏惧死亡，并且认为死与生是可以同时存在的。但是正如上文所述，鲁迅相当重视“为何而死”。结束生命的方式有很多种，自杀是从主观角度终止生命的一种形式，鲁迅曾经有过很多段关于自杀的描述，最能够传达他对于自杀的看法的莫过于阮玲玉的自杀：“我是不赞成自杀，自己也不豫备自杀的。但我的不豫备自杀，不是不屑，却因为不能。凡有谁自杀了，现在是总要受一通强毅的评论家的呵斥，……。然而我想，自杀其实是不很容易，决没有我们不豫备自杀的人们所渺视的那么轻而易举的。倘有谁以为容易么，那么，你倒试试看！”①，可见，自己主动结束生命，鲁迅将其视作一件极其需要勇气的事，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事，他所看重的不是是否自杀，而是“为何”自杀，追其本质，他还是更加看重为何而死，绝不可“半死半生的苟活”。另外，外人对其自杀的评价，往往带有主观臆断而失之公允，其自杀是否能够有真正意义还得留待时间来检验，这种死亡观与他作为民族战斗者的意志一脉相承。“想到人类的灭亡是一件大寂寞大悲哀的事；然而若干人们的灭亡，却并非寂寞悲哀的事。”②，革命必然面对的就是若干人类的灭亡，这一点他十分清楚，但是正如他重病时认为自己在全身发烫地进行口诛笔伐，对于革命他充满着激情与斗志，重病的时候尤甚。由于精神世界的激荡，与外部环境的矛盾摩擦更加剧烈，那么此刻，他所追求的“死得其所”，便断然不是因病而终止的生命。即使是主观意愿上终止生命——即自杀——也必须让死亡在社会上获得回响。死亡的价值，并非在于生命的逝去，而是在于这种逝去可以获得什么，肉体的消逝是每个人都会面对的，单纯的死亡并不稀奇，甚至是司空见惯的。鲁迅所要考量的死亡，是有价值的死亡，伴随着一声枪响的是肉体的消失，但随着枪响回声振荡开去进入群众中间的必须是有革命决心的呐喊，足以振聋发聩喊醒昏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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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狂人与狂人的思想碰撞........................ 29
第一节 疾病与“狂气”........................ 30
第二节 “狂气”的交流..................... 32
第三节 “狂气”的隐喻......................... 34
结语 ...................... 38

第三章 狂人与狂人的思想碰撞

第一节 疾病与“狂气”
福柯在论证疯癫与疾病时，认为疯癫是同时来源于身体与心灵的：“形而上学才有责任探求精神影响肉体和肉体影响精神的原因；医学理解没有这么深入……精神和肉体之间的联合是如此强大，我们无法想象其中之一在作用时，可以不得到另一项的同意。”①，可见精神与肉体原本就是对立统一的两个部分，只要其中一方出现问题，平衡便被打破，疯癫或是狂气就会产生。上文提到，夏目漱石与鲁迅的疾病观均认为，疾病——至少是心理疾病——都是因为个体内部的思想与外界发生隔阂与矛盾而产生的，换言之，就是精神与肉体无法合作。人类的意识虽无法脱离物质单独存在，但是一旦意识飞升，物质也只能变成一具空壳。笔者认为可以这样理解：疾病是身体健康的缺席，现实生活无法满足的部分，病人便在想象中加以填充。发生在文学家或思想家身上，这种近乎于“补偿”的行为就会化作艺术创造的动因，无论生理疾病还是心理疾病所激发出的艺术创作，都是疾病禁锢了身体某些机能之后出现的代偿行为。
心理疾病发作时，借助于文学作品所抒发的呐喊之言常被外人视作狂狷之气，不可理喻。但又焉知这些疯言疯语不是他们无法光明正大言说的心结呢？只是恰巧借助疾病这层外衣罢了。“发狂”在医学中或许是精神异常，但在心理学上，尤其是人们热爱的、执迷的、偏向的事物上，几乎人人都会呈现出一种异常的痴迷狂喜的状态，因此不论“发狂”是精神状态也好，精神疾病也好，它其实都是一种常见的精神状态，只是发作时程度因人而异。因此作品中的“狂气”，可以视作作者本人狂气的渗入，笔者认为这样的推论是合理的。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谈论到：“如果整个非理性领域都被压制得沉默不语，唯有疯癫可以自由表达其丑闻，那么非理性的整体所不能表达的而它能告诉人们的是什么呢？”②，外界的压抑对思想的禁锢，就好比用铁丝捆住生长的树苗，即使其新生枝条无法从树干处冲破铁丝的重重缠绕，也必定会一鼓作气地从顶端抽枝散叶。能让一个被禁锢的灵魂尽兴挥洒的，必是一个如同树苗从顶部这一弹丸之地冲破牢笼一样险之又险的方式——以“发疯”、“发狂”来掩饰自己于世不容的思想火花。就算某人自认为自己十分理性，但他却无法永远保持理性，总有他所执迷的，或是想力争的，当他的人格受到污蔑与辱骂时，或许心中隐匿的狂气便会激发他的斗志。而如何使自己的思想传播给更多的同仁志士，诉诸文学这一公可呼口号，私可抒愤懑的途径，是十分水到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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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生命的历程经历着生、老、病、死，一个人对于这四种经历的观念解释，便是这个人的生命哲学。其中，疾病与死亡的发生机制在医学上有很多种专业解释，但是在文学中，尤其是在夏目漱石与鲁迅身上，则代表着精神上的疾病是内外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乃精神之外化表现。对于中日这两位作家之间的联系，研究角度有很多个，本文从未认为夏目漱石成就了鲁迅，或是鲁迅直接地受到了夏目漱石的影响，若是将两位文学泰斗之间的思想境界局限于几篇作品的方寸之地，未免有些过于肤浅与牵强。散文、杂文等文本创作，必定会融入一个作家的各种思想观念，而如何处理小说中人物的结局，也受着作家本人生命哲学的影响。因此，从疾病观、生死观等角度来推测出两位作家的一个大致的生命哲学，并研究两位作家生命哲学之间的异同，其目的在于摸透鲁迅与夏目漱石关于“灵与肉”的思想内核的异同。现象学认为客体是意向的对象，意识向客体的投射，意识通过意向性活动构成世界，夏目漱石与鲁迅很好地用疾病观印证了这一观点。疾病的产生甚至是死亡的产生，都并不单单具有医学上的意义，更有其思想上的意义——借助病、狂、梦、醉等行为，将意识外显，甚至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一般形成意识的传播，这是鲁迅与夏目漱石对于疾病的态度背后所真正含有的意愿。
王乾坤在《鲁迅的生命哲学》中，将其归纳为“中间物”哲学，人都是从生到死的，关键是如何从此到彼。他评价鲁迅的生命哲学是“冰谷中的一团死火，与其任由‘冻灭’，‘不如烧完’。”①，人生活在世上，就是不断地与自己的精神世界作斗争的历程，因此即使是肉体的死亡，也并非是生存的对立面，只要意识不消散，即使肉体损毁也无伤大雅，意识飞升，到了“大欢喜”的无我之境，甚至可以抛弃一切纷扰，生命便得到了升华。无论是“向死而生”还是“以死为生”，其重点均在于如何处理肉体生死与灵魂生死之间的关系，生与死并非对立，从生到死也并不是如同翻转手掌一样便利的事，生与死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这是鲁迅与夏目漱石共同的生命哲学。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