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毕飞宇人性创伤写作溯源
（一）作家的生命创伤体验
毕飞宇曾经表示，他本人是一个有着坚定不移的悲观主义倾向的人，而他的小说风格也大体如斯。在他的小说中人性创伤与疼痛的呈现遍地可循，本节就主要分析作家个人疼痛的生命体验对其人性创伤书写产生的影响。
作家的生命创伤体验首先一点就是来自于他个人成长过程中对于无根漂泊的惶惑之感，在他的很多作品中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这段少年时期不断辗转的漂泊经历对他所造成的内心伤痕。毕飞宇曾经说过：“我不是一个讴歌土地的诗人。很简单，我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故乡。”①在他这些年的写作岁月当中，这种故乡的缺失在心理上所造成的遗憾，是他心灵深处始终无法磨灭的痕迹。在他的创作中，兴化是一个被反复提及到的地名，也是他众多作品内容中故事的发源地，尽管他一再写到这个地理位置，但是在内心当中他却无法将之视为自己的故乡。在他看来，“故乡有两个最基本的要素，一个是祖坟，一个是方言，而这两点对我而言恰恰都不具备。我整天像一个客人一样在那个地方（兴化）游荡。”②从出生起，由于父亲的政治问题，毕飞宇的生活环境就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动当中，先后居住在杨家庄、陆王村、中堡镇等地，这种不断的搬迁与变换实则是一次又一次的生活断裂，少年时期的毕飞宇就始终处于如浮萍一般的“失乡”动荡境遇之下，兴化这片故土并不能给予他真正的归属感与安全感，他始终处于一种“异乡人”的尴尬地位。
这种异乡人的体验让毕飞宇感受到痛苦和孤独，他既不属于城市，又不完全归于他所生活的乡村，在 70 年代这段时间当中，他跟随父母一直在不断的搬家、迁徙，在陌生的环境当中不断辗转，我们常常能够透过他作品中书写的缝隙发现他由于缺乏身份认同所产生的孤独与焦灼之感，以及身为异乡之客与现实环境之间所处的尴尬局面。无论是《家里乱了》中的苟泉内心想要真正获得城市身份认同的渴望，还是《唱西皮二黄的一朵》中极力摆脱曾经乡下人的身份渴望融入城市的一朵，抑或是《生活在天上》中无法适应城市生活的蚕婆婆，这些人物的身上其实都反射出作者本人身份上的矛盾与焦虑，以及一种人与现实生存环境之间的紧张感。此后伴随着父母境遇的转变，毕飞宇也跟随父母从乡村搬到镇上，再由镇上搬入县城，直至 80 年代大学毕业后到南京工作生活的这一段青少年时期，他始终都处于搬迁与环境变化的过程当中，所感受到的都是生活上的断裂与分割。在《当代文艺心理学》中金元浦就曾指出这种童年时期的经历对于作家的未来创作影响会一直持续性的存在，在他看来童年经验“造就了作家的心理结构和意象结构。作家一生的体验都要经过这个结构的过滤和折光。”①这种对于生活环境的间离感显然对他早熟敏感的性格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同时这种影响也持续性的渗透在他的创作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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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性创伤书写的艺术特色......................................24
（二）精神立场与审美追求
毕飞宇的人性创伤书写不仅来源于个人的生活经历与时代背景的影响，同样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作家个人自觉的精神立场与审美追求。毕飞宇的创作追求中蕴含着他对于人性的理解与探寻，表达了他对世态人情的关注以及个体生命的关怀。
一方面，这种对于人性的关注来源于他对中国社会和文学变局的敏锐嗅觉。伴随着八九十年代的文学变局，向人性深处不断开拓的文学潮流也在时刻影响着作家的敏锐神经。早在 1956 年钱谷融先生就提出“文学是人学”的这一命题，而随之而来的文学界对于人性的探寻也始终未曾停歇。在告别了长达近二十年的特殊历史时期后，八十年代文学界迎来了崭新的人性复苏春风，以刘心武等人为代表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开始广泛兴起，引发了以揭示社会性压抑为主的人性复归的大规模讨论，人的尊严以及价值权利重新被唤醒并得以重视，这使得文学得以再次从“人”的角度来重现历史。然而这一时期文学所书写的人性，更多的是从宏观的角度指向“人的文学”这一目标，对于人性的描写更多的集中于对社会化的人的关注，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对作为个体的人和人的内心世界的挖掘仍未得到相应的重视，人性的解读也始终没有寻觅到一种正确的突围途径。
毕飞宇的人性创伤书写不仅来源于个人的生活经历与时代背景的影响，同样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作家个人自觉的精神立场与审美追求。毕飞宇的创作追求中蕴含着他对于人性的理解与探寻，表达了他对世态人情的关注以及个体生命的关怀。
一方面，这种对于人性的关注来源于他对中国社会和文学变局的敏锐嗅觉。伴随着八九十年代的文学变局，向人性深处不断开拓的文学潮流也在时刻影响着作家的敏锐神经。早在 1956 年钱谷融先生就提出“文学是人学”的这一命题，而随之而来的文学界对于人性的探寻也始终未曾停歇。在告别了长达近二十年的特殊历史时期后，八十年代文学界迎来了崭新的人性复苏春风，以刘心武等人为代表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开始广泛兴起，引发了以揭示社会性压抑为主的人性复归的大规模讨论，人的尊严以及价值权利重新被唤醒并得以重视，这使得文学得以再次从“人”的角度来重现历史。然而这一时期文学所书写的人性，更多的是从宏观的角度指向“人的文学”这一目标，对于人性的描写更多的集中于对社会化的人的关注，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对作为个体的人和人的内心世界的挖掘仍未得到相应的重视，人性的解读也始终没有寻觅到一种正确的突围途径。
直至九十年代中国文学进一步开始呈现出对人性形态的多重展现，至新世纪以来对于人性的探索也更加深化，正如莫言所说，“中国文学要想获得世界读者的青睐，就必须打破过去局限的立场，站在人类共同的立场上，去表现普遍人性。”①九十年代文学更多的是以人性作为叙述的立足点，注重个体的自我表现及自我内心的表达，而毕飞宇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进行创作，社会环境的影响、和文学思潮的引导对他人性的书写也有很大的启发。
此外作为六十年代生的作家，毕飞宇在成长过程中也经历了各种激烈的历史变动和思潮的洗礼，正如毕飞宇自己所说，他们在特殊历史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最累的一点就在于世界的变动太快，伴随着这种变化他们无时无刻都在不停的调整自己的世界观。而洪治纲也曾表示“60 后”作家们虽然经历了集体主义语境之下的青少年时期，但改革开放后人本主义思想的启蒙显然让他们足够在化，而关乎他究竟要写一些什么，他希望自身能够成为一名什么样的作家，与世界建立何种联系，他坚信这一切要在实践中才能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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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性创伤图景的呈现
（一）权力吞噬下的人性异化之痛
1. 身体屈服于权力的异化悲剧
马克思韦伯认为，权力，是一个人或者多个人在某一种共同的集体性活动中违背他人的意志，从而实现自我意志和愿望的一种能力。简而言之，权力就是凌驾于他人之上的一种能力和力量。在毕飞宇的笔下，这种日常化的权力早已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而往往这种力量首先就作用于对他人躯体的控制力上。这一点以其笔下由“三玉”系列，《平原》等小说构成的“王家庄”世界最为具有代表性。
小说《玉米》中的村支书王连方看起来貌似官职不大，但却是整个王家庄权力中心的掌控者，在他的背后是传统乡村权力的凝缩。权力背后所象征的隐秘力量可以让他肆无忌惮的与王家庄任何女人发生关系，而女人在面对他的侵犯时只能选择隐忍接受。“村支书”这个官职背后所象征的权力让王连方时刻享受着“人在人上”的敬畏，当被有庆撞见他与自己妻子的偷情时，他也只是满不在乎的让有庆在“外面等一会”并抱怨他回来的太早，而王有庆作为一个妻子被侵犯的丈夫也因为对权力的畏惧，只能在愤怒之余选择耻辱的沉默和妥协。在《玉米》当中，女性对于身体的支配权早已被更高级别的权力话语所掌控，权力在日常生活之下对人的身心的戕害不免让人心悸。男性对于权力的掌握与把控，女性在权力支配之下毫无话语权和反抗能力，只能任其摆布，这些都被一同写进毕飞宇的现实乡土社会之中，政治权力与个人生存际遇，甚至身体支配能力之间的隐形关系就这样被毕飞宇讽刺性的诉诸笔端，让人触目惊心。
（二）欲望困境下的个体生存之悲
1.物欲之下的灵魂沦陷
马斯洛曾经指出人是一种不断提出需求的动物，当其中一种欲望得到满足后，另一种欲望则又会迅速生成，这种由不断需求所引发的动力贯穿了人的一生。然而在现代社会的今天，欲望更是无处不在，充斥在人们的全部生活里，如一张层层密布的巨网让人们沉沦其中。本节主要从物质欲望和情感危机两个方面来分析毕飞宇笔下的个体生存困境。
此外作为六十年代生的作家，毕飞宇在成长过程中也经历了各种激烈的历史变动和思潮的洗礼，正如毕飞宇自己所说，他们在特殊历史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最累的一点就在于世界的变动太快，伴随着这种变化他们无时无刻都在不停的调整自己的世界观。而洪治纲也曾表示“60 后”作家们虽然经历了集体主义语境之下的青少年时期，但改革开放后人本主义思想的启蒙显然让他们足够在化，而关乎他究竟要写一些什么，他希望自身能够成为一名什么样的作家，与世界建立何种联系，他坚信这一切要在实践中才能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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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性创伤图景的呈现
（一）权力吞噬下的人性异化之痛
1. 身体屈服于权力的异化悲剧
马克思韦伯认为，权力，是一个人或者多个人在某一种共同的集体性活动中违背他人的意志，从而实现自我意志和愿望的一种能力。简而言之，权力就是凌驾于他人之上的一种能力和力量。在毕飞宇的笔下，这种日常化的权力早已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而往往这种力量首先就作用于对他人躯体的控制力上。这一点以其笔下由“三玉”系列，《平原》等小说构成的“王家庄”世界最为具有代表性。
小说《玉米》中的村支书王连方看起来貌似官职不大，但却是整个王家庄权力中心的掌控者，在他的背后是传统乡村权力的凝缩。权力背后所象征的隐秘力量可以让他肆无忌惮的与王家庄任何女人发生关系，而女人在面对他的侵犯时只能选择隐忍接受。“村支书”这个官职背后所象征的权力让王连方时刻享受着“人在人上”的敬畏，当被有庆撞见他与自己妻子的偷情时，他也只是满不在乎的让有庆在“外面等一会”并抱怨他回来的太早，而王有庆作为一个妻子被侵犯的丈夫也因为对权力的畏惧，只能在愤怒之余选择耻辱的沉默和妥协。在《玉米》当中，女性对于身体的支配权早已被更高级别的权力话语所掌控，权力在日常生活之下对人的身心的戕害不免让人心悸。男性对于权力的掌握与把控，女性在权力支配之下毫无话语权和反抗能力，只能任其摆布，这些都被一同写进毕飞宇的现实乡土社会之中，政治权力与个人生存际遇，甚至身体支配能力之间的隐形关系就这样被毕飞宇讽刺性的诉诸笔端，让人触目惊心。
而在王家庄世界当中，王连方因破坏军婚失去了权力后，所受到的则是来自更高层次的权力压制，但王家庄这些曾经被权力迫害过的女人选择的报复方式仍然是惩戒女性自身。伴随着父亲的失势，王连方的女儿玉秀玉叶都遭受了村里人的轮奸，而玉米的婚事也被人们的流言蜚语所破坏。小小年纪的玉米早早熟谙乡村的生存与权力之道，最终选择嫁给跟她父亲一般年龄的革委会主任郭家兴来弥补家族权力丢失的颓势。为了权势，在生活里她小心翼翼的用身体取悦着郭家兴，渴望获得权力的荫庇，但正如鲁迅所言，作为宠物的小鸟看似地位好似有所改变，但实则“其实还只是一样的在给别人做玩意，一饮一啄，都听命于人。”①实际上玉米的命运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她依旧摆脱不了男性附庸者的身份，这不过是又一场身体向权力的献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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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欲望困境下的个体生存之悲
1.物欲之下的灵魂沦陷
马斯洛曾经指出人是一种不断提出需求的动物，当其中一种欲望得到满足后，另一种欲望则又会迅速生成，这种由不断需求所引发的动力贯穿了人的一生。然而在现代社会的今天，欲望更是无处不在，充斥在人们的全部生活里，如一张层层密布的巨网让人们沉沦其中。本节主要从物质欲望和情感危机两个方面来分析毕飞宇笔下的个体生存困境。
在毕飞宇看来，我们国人是在极度渴望金钱且穷困的前提之下踏上了挣钱之路的，面对当今资本横行的时代，我们的心中只有如何获取金钱这一个要义，也就是说，“我们的心中除了金钱没有‘他者’。”《家里乱了》所讲述的就是一场在金钱物质之下灵魂与肉体的双重沦陷与背叛。文中的乐果原本是一个普通的幼儿园老师，但是在金钱的诱惑之下不甘清贫，开始在夜总会里当一名歌手。一次偶然在夜总会与马总的外遇让她得到了八百块钱，初始的羞愧和痛苦显然持续的时间不长，很快她就消除了心理上的障碍，由此彻底抛弃自我的尊严与矜持，开始心安理得的做起了夜总会小姐。人格与尊严，道德伦理的底线都在这场与金钱的较量当中溃败乃至不堪一击。事实上，当今社会金钱欲望的极度膨胀也在对人固有的价值观造成巨大的冲击，这不仅仅是“家里乱了”，更是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紊乱。《好的故事》当中围绕着承包学校的池塘“溟池”背后所可能产生的经济利益，学校的老师和工作人员们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为人师表的教师们在文中早已放弃了恪守的正直与尊严。这种赤裸裸的金钱欲望以强大的威力破坏了传统的伦理体系和道德价值规范，这是整个社会的人性精神创伤，牺牲自我道德底线来换取物质利益所导致的人性沦丧创伤也愈来愈难以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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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重视角下的人性叙述.....................................24
（二）独特叙事手法书写人性............................28
（三）轻盈凝练的人性书写语言..............................32
四、 人性创伤书写的意义与局限....................................36
（一）诗性化的悲剧意蕴..................................36
（二）理想人性的建构..................................38
（三）人性解读的困境............................40
四、 人性创伤书写的意义与局限
（一）诗性化的悲剧意蕴
文学的深邃魅力始终离不开作家本人在写作实践当中对于象征世界的表现和营构。夏志清曾经表示，由于受着中国复杂的政治、社会多种因素的影响，小说在很多时候深受“感时忧国”的情怀所累，而失却了文学本身的从容与淡定。但毕飞宇的小说却能够掌握深度的同时却不落窠臼，恰如陈思和在《二十世纪中国短篇小说选集》的序言当中认为现代短篇小说应当具备的两种性质：个性和诗性，他的小说中始终都氤氲着一种诗意的美学气息，能够轻松绕过宏大历史性命题的遮蔽，以诗意化的意蕴传达出作品内在的悲剧审美主旨。毕飞宇常常善于运用浓厚的悲剧风格，从而来传达和营造一种诗意的唯美氛围。
毕飞宇的人性书写总是以悲剧为内核，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喜欢用华美的风格来展现悲剧，他认为这样会产生一种极为震撼的感染力，一种让人心碎的魅力。一方面，毕飞宇作品中这种举重若轻的审美风格来自于对现实生活的象征化描绘。就如作家本人对自我风格的判断，“轻盈而凝重，是我对小说的理解，是我的小说理想。”①在文本中他克服了传统文学中对宏观主题的惯性青睐，选择将目光更加贴近日常生活，同时不被日常生活的庸常所累，而是以细腻的笔触去感受隐匿在时代巨浪之下社会中的现实人性，向人的内心进行收缩和开发。
例如在《雨天的棉花糖》中的红豆用二胡向我们诉说他的忧伤，他对世界的无力感，《玉米》中玉米在被退婚时隐秘的内心痛苦也让我们感同身受，《青衣》当中筱燕秋所饰演的嫦娥本身就极具一种象征和隐喻意味，筱燕秋身上的嫦娥意象最终所指向的就是一出生存与命运挣扎的悲剧，而故事的最终筱燕秋以最后雪中的一舞告别舞台的故事也让人能够从她对戏剧痴迷的内心中感受到更大的哀恸，在这些作品当中都有一种让人沉醉和心痛的悲剧化美感。毕飞宇以人物的命运和背后的心理伤痛为经纬推动着小说的发展，这种对人物内心和情感的准确认知与把握，使他的小说得以摆脱了传统小说的厚重，又挣脱了现代小说之轻，从而呈现出一种别样的悲剧化美学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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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精神日渐式微的时代，毕飞宇仍未放弃对于人性的执着书写，这是我对其产生敬佩之心与浓厚的兴趣之源。向人性深处开掘，并从日常化的生活中展现遍布人内心的伤痕与创伤,是他文学作品中鲜明的行文坐标。从创作之初到如今，他的字里行间始终未曾放弃对于人性内心执着的坚守与探寻，对人性内心创伤的理解与把握，对人生布满疼痛的复杂境遇的锐利呈现，这些都是他令人钦佩的地方，同时也显现出他独特的个人文学气质与追求。
走进毕飞宇的文学世界，读者时常会被他的文学作品所打动，这种打动很难用语言来进行描述，这不仅仅是来自于一种审美力量的感染，更是一种被其文本中所表现的人性深度的震撼。这种人性的深度不是尖锐的，而是藏匿于看似琐碎平常的生活所忽视的细节当中，它既可以是书写对权力崇拜下被吞噬魂灵之人的惋惜，也可以是展现在物质金钱欲望之下人的精神异化，或者是潜藏在生命个体内心深处的创伤与伤痕。在小说中他所呈现出的，都是当前人类生存中所面临的最为真实的困境，无论是布满伤痕的创伤人格，还是充满写实气息的中国病象，作家本人在小说中都丝毫不避讳，而是手持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将其解剖，用血淋淋的人性创伤图景试图唤醒我们现代人疗救的注意，这些都让我们真切的体会到一名作家真诚的赤子之心与追求，同时也是其小说最为重要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略）
在精神日渐式微的时代，毕飞宇仍未放弃对于人性的执着书写，这是我对其产生敬佩之心与浓厚的兴趣之源。向人性深处开掘，并从日常化的生活中展现遍布人内心的伤痕与创伤,是他文学作品中鲜明的行文坐标。从创作之初到如今，他的字里行间始终未曾放弃对于人性内心执着的坚守与探寻，对人性内心创伤的理解与把握，对人生布满疼痛的复杂境遇的锐利呈现，这些都是他令人钦佩的地方，同时也显现出他独特的个人文学气质与追求。
走进毕飞宇的文学世界，读者时常会被他的文学作品所打动，这种打动很难用语言来进行描述，这不仅仅是来自于一种审美力量的感染，更是一种被其文本中所表现的人性深度的震撼。这种人性的深度不是尖锐的，而是藏匿于看似琐碎平常的生活所忽视的细节当中，它既可以是书写对权力崇拜下被吞噬魂灵之人的惋惜，也可以是展现在物质金钱欲望之下人的精神异化，或者是潜藏在生命个体内心深处的创伤与伤痕。在小说中他所呈现出的，都是当前人类生存中所面临的最为真实的困境，无论是布满伤痕的创伤人格，还是充满写实气息的中国病象，作家本人在小说中都丝毫不避讳，而是手持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将其解剖，用血淋淋的人性创伤图景试图唤醒我们现代人疗救的注意，这些都让我们真切的体会到一名作家真诚的赤子之心与追求，同时也是其小说最为重要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