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现代小说文体变革与沈从文的“习作”尝试
第一节 小说文体发展的常与变
从中国现代小说创立之初，关于小说文体的研究就已经进入学术视野。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较为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古典小说文体演变的情况，而后的古典小说研究者们又针对不同时代小说文体的特点，提出了传奇体、章回体、话本体等文体概念。小说，归其根本还是虚构人物故事、营造特殊情节的文体。在中国古代，“小说”的概念是由一系列相似、相近的概念建构而成的，在宋代甚至把小说理解为一种“说话”艺术，而“演义”、“话本”、“志怪”等众多概念也指出了小说的部分文体特征。鲁迅作为现代小说第一位“文体作家”，其在现代小说人物、情节、环境、虚构等领域都做出了创立性的贡献。正如陶东风所说，文体是一个揭示作品形式特征的概念，是怎么说而不是说什么的问题。①在现代文学风起云涌的大潮中，小说的概念和内涵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如果说“说什么”的问题一直是大家研究的热点，近年来随着西方叙事学的引入，对于小说的形式特征，也揭开了研究的新篇。周作人提出：“新小说与旧小说的区别，思想果然重要，形式也甚重要，旧小说的不自由的形式，一定装不下新思想；正同旧诗旧词、旧曲的形式，装不下诗的新思想一样。”②新的形式即一种新的“怎么说”方式，周作人对于现代小说文体新的形式的重要性做了系统说明，新的形式，新的思想，这都是五四“新人”在苦苦追寻的，新的小说形式得以承载新的思想。思想的价值在文体形式飞跃的背景下，得以更加畅快淋漓的表达。而小说文体的价值也得到了理论家、创作者以及社会大众的发现与肯定。
第一节 小说文体发展的常与变
从中国现代小说创立之初，关于小说文体的研究就已经进入学术视野。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较为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古典小说文体演变的情况，而后的古典小说研究者们又针对不同时代小说文体的特点，提出了传奇体、章回体、话本体等文体概念。小说，归其根本还是虚构人物故事、营造特殊情节的文体。在中国古代，“小说”的概念是由一系列相似、相近的概念建构而成的，在宋代甚至把小说理解为一种“说话”艺术，而“演义”、“话本”、“志怪”等众多概念也指出了小说的部分文体特征。鲁迅作为现代小说第一位“文体作家”，其在现代小说人物、情节、环境、虚构等领域都做出了创立性的贡献。正如陶东风所说，文体是一个揭示作品形式特征的概念，是怎么说而不是说什么的问题。①在现代文学风起云涌的大潮中，小说的概念和内涵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如果说“说什么”的问题一直是大家研究的热点，近年来随着西方叙事学的引入，对于小说的形式特征，也揭开了研究的新篇。周作人提出：“新小说与旧小说的区别，思想果然重要，形式也甚重要，旧小说的不自由的形式，一定装不下新思想；正同旧诗旧词、旧曲的形式，装不下诗的新思想一样。”②新的形式即一种新的“怎么说”方式，周作人对于现代小说文体新的形式的重要性做了系统说明，新的形式，新的思想，这都是五四“新人”在苦苦追寻的，新的小说形式得以承载新的思想。思想的价值在文体形式飞跃的背景下，得以更加畅快淋漓的表达。而小说文体的价值也得到了理论家、创作者以及社会大众的发现与肯定。
随着西方小说理论的输入，现代白话文的使用，以及现代小说家的创作“野心”，现代小说观念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古典小说固有的文体规范已经不能再节制现代小说的创作。而文体新变的传统自古有之，《文心雕龙》时序篇：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③文章变化受社会情势的影响，它的兴衰也一定与时代更替息息相关，以此追溯它的起源，归结到它的结束，即使是百代的演变，也是可以推知的。王瑶先生指出：就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说，“清新”和“变化”本来也是不可动摇的真理，创作要求新变就是不要“陈腐”和“差不多”，无论内容或形式；文学史上的新变，更是历史演进发展的必然现象，这都是古今同一的道理，不可动摇的。①西方现代小说以及现代小说理论的引入，极大地拓展了中国人的视野，不仅增加了诸如侦探小说等门类，还在小说创作技法上，带来了诸多变化。胡适在引介西方小说时：更以小说而论，那材料之精确，体裁之完备，命意之高超，描写之工切，心理解剖之细密，社会问题讨论之透彻，??真是美不胜收。至于近百年新创的“短篇小说”，真如芥子里面藏着大千世界；真如百炼的精金，曲折委婉，无所不可；真可说是开千古未有的创局，掘百世不竭的宝藏。②以鲁迅为代表的作家以西方小说为媒，更是将现代小说的创作引入了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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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史传”与“诗骚”传统的吸纳与转化
第二节 小说求变与“习作”尝试
一直以来，“文体作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著述中用来概述沈从文文学成就的关键词，而对于沈从文小说常与变的考查，不得不从文体入手。从上世纪三十年代，沈从文在文坛逐渐崭露头角，评论家就对于沈从文这种具有独特性的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文体不拘常例，故事不拘常格”是人们定义沈从文小说文体的经典之谈，而苏雪林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指出沈从文的小说“差不多每篇都有一个新的结构，不使读者感到单调和重复，其组织力之伟大，果然值得赞美。”沈从文的小说也正是凭借着这种“新奇”，逐渐进入大众视野的。而这种求变，主要是凭借着一次次的“习作”完成的，对沈从文而言，“在作品上我使用‘习作’字样，不图掩饰作品的失败，得到读者的宽容，只说明我取材下笔不拘常例的理由”①，“习作”是一个不断探索求“变”，不断尝试提高的过程。
对于沈从文小说文体的独特性，学界的关注由来已久。而从文学纯粹性的角度来看，沈从文小说文体的独特性究竟来源于哪些方面，相关学者并没有给出一个较为明晰的解答。小说文体作为一种语言秩序与语言体式，自有其特殊性。但是很多时候讨论沈从文小说的文体特征，还在“诗化小说”、“散文化小说”的框架内进行评判，小说有自己的美学原则，小说文体有自己的秩序规范，从文体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观点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局限性。而从原有的“都市”、“湘西”的二元结构来分析和评价沈从文的小说，更多的是从一种道德评判的角度出发，用一种道德的标准来替代了文学的标准。吴正锋认为：沈从文从根本打破了五四之后占主体地位的小说“结构、人物、环境”三分法的观念形态。②而沈从文对自己的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切作品皆应植根在人事‘上面’，一切伟大的作品皆必然贴近血肉人生，作品安排重在‘与人相近’，运用文字重在‘尽其德性’，一个能处置故事于人性协调上且能尽文字德性的作者，作品容易具普遍性与永久性。”③同时“不过分挥霍文字，‘用得其当’，实为作者所共守的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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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文体作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著述中用来概述沈从文文学成就的关键词，而对于沈从文小说常与变的考查，不得不从文体入手。从上世纪三十年代，沈从文在文坛逐渐崭露头角，评论家就对于沈从文这种具有独特性的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文体不拘常例，故事不拘常格”是人们定义沈从文小说文体的经典之谈，而苏雪林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指出沈从文的小说“差不多每篇都有一个新的结构，不使读者感到单调和重复，其组织力之伟大，果然值得赞美。”沈从文的小说也正是凭借着这种“新奇”，逐渐进入大众视野的。而这种求变，主要是凭借着一次次的“习作”完成的，对沈从文而言，“在作品上我使用‘习作’字样，不图掩饰作品的失败，得到读者的宽容，只说明我取材下笔不拘常例的理由”①，“习作”是一个不断探索求“变”，不断尝试提高的过程。
对于沈从文小说文体的独特性，学界的关注由来已久。而从文学纯粹性的角度来看，沈从文小说文体的独特性究竟来源于哪些方面，相关学者并没有给出一个较为明晰的解答。小说文体作为一种语言秩序与语言体式，自有其特殊性。但是很多时候讨论沈从文小说的文体特征，还在“诗化小说”、“散文化小说”的框架内进行评判，小说有自己的美学原则，小说文体有自己的秩序规范，从文体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观点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局限性。而从原有的“都市”、“湘西”的二元结构来分析和评价沈从文的小说，更多的是从一种道德评判的角度出发，用一种道德的标准来替代了文学的标准。吴正锋认为：沈从文从根本打破了五四之后占主体地位的小说“结构、人物、环境”三分法的观念形态。②而沈从文对自己的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切作品皆应植根在人事‘上面’，一切伟大的作品皆必然贴近血肉人生，作品安排重在‘与人相近’，运用文字重在‘尽其德性’，一个能处置故事于人性协调上且能尽文字德性的作者，作品容易具普遍性与永久性。”③同时“不过分挥霍文字，‘用得其当’，实为作者所共守的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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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史传”与“诗骚”传统的吸纳与转化
第一节 “史传”笔法的借鉴
胡适在谈到现代小说写法的时候提出：“最好是能于历史事实之外，造成一些‘似历史又非历史’的事实，写到结果却又不违背历史的事实。”②“新小说”的创作者无疑是受史传笔法影响最深的群体，由于长期的深刻的传统教育，史传在文学谱系中的至尊地位，再加上对于虚构等手法的不屑，梁启超等人在创作小说之初，就确立了“新小说”“补正史之阙”的写作目的。这个目的算不上大胆，但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期的文学语境里，却足以突破和超越原有的文学范式。随着创作的深入，补正史显然满足不了作者的创作兴味，也缺乏合适的阐发空间，于是缺乏实证而又广泛流传的野史成为了小说家的最爱。在时代的背影下，小说家用史传笔法，写下虚构性并不强的“社会史式”小说。尽管到了五四时期，作家更重人心而不是世事，但是“实录”精神却与现实主义的偏好有着紧密而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不仅是源于对社会真实记录的时代使命感，也是由于读者长久以来养成的阅读习惯所致。中国现代小说，置身于传统的文学环境氛围之中，在小说的语言选择与文体流变的过程之中，自觉不自觉的接纳并改造着史传传统，并在这种传统的基础上，寻求着现代小说的表达方式。
如普实克、夏志清等诸多海外学者均注意到了古代历史著作对于现代小说创作的影响，尽管他们对于历史著作的外延做了极大的拓展。在整体的文化氛围之下，史传拥有崇高的位置，在很长的历史周期内，叙事是史传的专长。以史为鉴，不仅是正衣冠品行，也是小说师法模仿的对象。史传中，又以《史记》最受重视，《史记》讲求“网罗天下放佚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用来“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进而得以“通古今之变”，归根结底，这样是中国古代所有文人的创作指向，尽管小说作为“稗官野史”之作，终难登大雅之堂，但是《史记》无疑为现代小说创作提供了可行的样板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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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史传”与“诗骚”的融合
金介甫曾经明确指出：沈从文的小说融合了抒情诗与地方志的写法。史传的笔法下沈从文并没有放弃小说想象虚构的权利，强调诗骚的影响沈从文也没有忘记小说叙事的基本职能。沈从文并不是单纯地借鉴史传，也不是刻意地模仿诗骚，而是二者合力影响的产物。 在沈从文的小说《静》之中，这种诗骚情境与史传笔法结合的尤为精妙
在沈从文研究初期，这部小说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小说以一户人家的视角，来展现抗日战争背景下国人的生存状况。在《静》小说的开头，沈从文为读者营造了一个抗战敌后的宁静午后，正是“日头十分温暖，景象极其沉静”，从小女孩岳珉的视角，画卷徐徐展开，诗情画意的土地，风筝、渡船、野马、草坪、葡萄藤成为了最主要的环境意象。沈从文借女童的视角来展开，这些静谧而又充满着自然律动的风物，在小女孩岳珉的眼里都有了神奇的灵光。“长长的白日，一个小城中，老年人不向太阳取暖就是打瞌睡，少年人无事作时皆在晒楼或空坪里放风筝。天上白白的日头慢慢的移着，云影慢慢的移着，什么人家的风筝脱线了，各处便都有人仰了头望到天空，小孩子都大声乱嚷，手脚齐动，盼望到这无主风筝，落在自己家中的天井里。
胡适在谈到现代小说写法的时候提出：“最好是能于历史事实之外，造成一些‘似历史又非历史’的事实，写到结果却又不违背历史的事实。”②“新小说”的创作者无疑是受史传笔法影响最深的群体，由于长期的深刻的传统教育，史传在文学谱系中的至尊地位，再加上对于虚构等手法的不屑，梁启超等人在创作小说之初，就确立了“新小说”“补正史之阙”的写作目的。这个目的算不上大胆，但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期的文学语境里，却足以突破和超越原有的文学范式。随着创作的深入，补正史显然满足不了作者的创作兴味，也缺乏合适的阐发空间，于是缺乏实证而又广泛流传的野史成为了小说家的最爱。在时代的背影下，小说家用史传笔法，写下虚构性并不强的“社会史式”小说。尽管到了五四时期，作家更重人心而不是世事，但是“实录”精神却与现实主义的偏好有着紧密而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不仅是源于对社会真实记录的时代使命感，也是由于读者长久以来养成的阅读习惯所致。中国现代小说，置身于传统的文学环境氛围之中，在小说的语言选择与文体流变的过程之中，自觉不自觉的接纳并改造着史传传统，并在这种传统的基础上，寻求着现代小说的表达方式。
如普实克、夏志清等诸多海外学者均注意到了古代历史著作对于现代小说创作的影响，尽管他们对于历史著作的外延做了极大的拓展。在整体的文化氛围之下，史传拥有崇高的位置，在很长的历史周期内，叙事是史传的专长。以史为鉴，不仅是正衣冠品行，也是小说师法模仿的对象。史传中，又以《史记》最受重视，《史记》讲求“网罗天下放佚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用来“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进而得以“通古今之变”，归根结底，这样是中国古代所有文人的创作指向，尽管小说作为“稗官野史”之作，终难登大雅之堂，但是《史记》无疑为现代小说创作提供了可行的样板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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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史传”与“诗骚”的融合
金介甫曾经明确指出：沈从文的小说融合了抒情诗与地方志的写法。史传的笔法下沈从文并没有放弃小说想象虚构的权利，强调诗骚的影响沈从文也没有忘记小说叙事的基本职能。沈从文并不是单纯地借鉴史传，也不是刻意地模仿诗骚，而是二者合力影响的产物。 在沈从文的小说《静》之中，这种诗骚情境与史传笔法结合的尤为精妙
在沈从文研究初期，这部小说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小说以一户人家的视角，来展现抗日战争背景下国人的生存状况。在《静》小说的开头，沈从文为读者营造了一个抗战敌后的宁静午后，正是“日头十分温暖，景象极其沉静”，从小女孩岳珉的视角，画卷徐徐展开，诗情画意的土地，风筝、渡船、野马、草坪、葡萄藤成为了最主要的环境意象。沈从文借女童的视角来展开，这些静谧而又充满着自然律动的风物，在小女孩岳珉的眼里都有了神奇的灵光。“长长的白日，一个小城中，老年人不向太阳取暖就是打瞌睡，少年人无事作时皆在晒楼或空坪里放风筝。天上白白的日头慢慢的移着，云影慢慢的移着，什么人家的风筝脱线了，各处便都有人仰了头望到天空，小孩子都大声乱嚷，手脚齐动，盼望到这无主风筝，落在自己家中的天井里。
正如小说的题目《静》，你无法从文本当中获取与叙事有关的信息，作者的本意在这里已经被虚化和幻化了，融情于景、情景交融之中，在情与景最大的和谐共荣之中，将小说故事的背景一点点铺陈开来。而到了小说故事情节的展开，又对人物形象切削得恰到好处。悠闲自得的摆渡人、淘气而又可爱的北生、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小尼姑，这些对于文本叙事本不重要的人物，并没有占用过多的笔墨，却栩栩如生。这种独特的行文方式使得作者更为自如地表达情志，在如此的情境之中，更容易使得读者沉醉其中，而不是沉湎与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对于笔端功力的考验要求更高。而到了文本的最后：“日影斜斜的，把屋角同晒楼柱头的影子，映到天井角上，恰恰如另外一个地方，竖立在她们所等候的那个爸爸坟上一面纸制的旗帜。”并没有讲出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而是借用一段环境描写，在最关键处留白，在含蓄之中留下了广阔而深远的意蕴空间，这不仅是作者笔力的节制，也是文本意蕴生发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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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现代人笔下的传奇故事 ..................................... 26
第二节 孤独的自我写作 ........................................... 31
第三节 小说文体与生命相通 ....................................... 33
第三章 自我求变——从“讲故事的人”到孤独的“歌者”
第一节 现代人笔下的传奇故事
沈从文从湘西北上，在千里之外的北京，生活的困顿与不得志，折磨着这个满腔热血、初出茅庐的青年人。初期写作的不顺，住在“窄而霉”小斋之中的窘迫，都阻挠着这个文学青年。在创作的前期，沈从文创作了大量描写针对城市底层青年生活的“习作”作品，这一群体和沈从文自身的生活境遇非常相似，沈从文通过这种自我书写和暴露，既借鉴了郁达夫浪漫派的精神以及都市小说感伤主义的情调，更是在其中加入了鲁迅的冷峻的诙谐与幽默，吸引了一批年轻的读者的关注。但是沈从文发现，这类题材终究不是自己所擅长的，而且广泛的学习与吸收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并没有形成自己小说的文体特色，更是很难在出版市场上寻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这一类都市伤感小说的同质化倾向过于突出，而自己无论是在创作手法和情感领悟方面并没有太多的过人之处。这个时候尽管有郁达夫、徐志摩等人的引荐提携，沈从文还是在思索自己的小说创作之路。沈从文发现，那些表现湘西边地，充满了奇幻色彩的作品，深得读者的喜爱，沈从文开始作为一个引路人，
沈从文从湘西北上，在千里之外的北京，生活的困顿与不得志，折磨着这个满腔热血、初出茅庐的青年人。初期写作的不顺，住在“窄而霉”小斋之中的窘迫，都阻挠着这个文学青年。在创作的前期，沈从文创作了大量描写针对城市底层青年生活的“习作”作品，这一群体和沈从文自身的生活境遇非常相似，沈从文通过这种自我书写和暴露，既借鉴了郁达夫浪漫派的精神以及都市小说感伤主义的情调，更是在其中加入了鲁迅的冷峻的诙谐与幽默，吸引了一批年轻的读者的关注。但是沈从文发现，这类题材终究不是自己所擅长的，而且广泛的学习与吸收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并没有形成自己小说的文体特色，更是很难在出版市场上寻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这一类都市伤感小说的同质化倾向过于突出，而自己无论是在创作手法和情感领悟方面并没有太多的过人之处。这个时候尽管有郁达夫、徐志摩等人的引荐提携，沈从文还是在思索自己的小说创作之路。沈从文发现，那些表现湘西边地，充满了奇幻色彩的作品，深得读者的喜爱，沈从文开始作为一个引路人，
为大家讲述湘西的传奇故事。
元末明初的陶宗仪在他的野史笔记《南村辍耕录》当中称：唐有传奇，宋有戏曲、唱诨、词说??传奇作为一种正式的文体第一次出现在文学史料中，也明确了“传奇”和戏曲、唱诨、词说一样，都是在民间流传的叙事性的文体。传奇是中国古典小说重要的叙事传统，在近代五四反对封建迷信，追求民主与科学的浪潮之中，传奇小说曾经一度消弭在众多的作家论与创作谈之中。但是在创作实践中，传奇这种叙事传统却得到了一定的保留与转化。小说，归根到底是一种虚构的叙事艺术，在根源上与传奇具有一致性。而欧洲小说当中迪福的海外奇遇、莎士比亚的亡灵托信亦具有某些传奇的色彩。而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亦与志怪传统有很大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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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沈从文在鲁迅开创的中国现代小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消解了梁启超“新小说”的模式，希望凭借自己在小说文体上的创造，可以兼顾小说的思想和艺术。沈从文是五四时期少有的和工具理性的现代性保持距离的作家，正如“行为意图都是努力在维持那个‘常’，照他们说是‘纲常’，万古不废的社会制度和人的关系，可是照例维持不住，历史在发展，人的思想感情在发展，一切还是要‘动’和‘变’”。①沈从文是一位深受传统文化滋养的现代作家，他善于吸纳传统之“常”，沈从文一直在强调将传统创造性转化。而在转化的过程之中，社会环境之变、家庭之变也给了沈从文自我求变的机遇，大量的“习作”表达了充分的“求变”精神，早期的湘西传奇写作，“说书人”的创作模式给沈从文带来了大量的读者，而三十年代中期以后，对于原有创作题材的更新逐渐中止，进入了自我的“人性”创作阶段，沈从文开始更多的走向“抽象的抒情”阶段，开始了孤独的自我写作，做一名“歌者”。追根溯源，这一切的影响还是源于那万古不变的文人之常，为人生而痛苦是永久的命题，“试从中国历史上几个著名不朽文学作家遗留下来的作品加以检查，就可明白《离骚》或《史记》，杜工部诗或曹雪芹小说??我们若透过这些作品的表面形式，从更深处加以注意，便自然会理解作者那点为人生而痛苦的情形。”
沈从文在鲁迅开创的中国现代小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消解了梁启超“新小说”的模式，希望凭借自己在小说文体上的创造，可以兼顾小说的思想和艺术。沈从文是五四时期少有的和工具理性的现代性保持距离的作家，正如“行为意图都是努力在维持那个‘常’，照他们说是‘纲常’，万古不废的社会制度和人的关系，可是照例维持不住，历史在发展，人的思想感情在发展，一切还是要‘动’和‘变’”。①沈从文是一位深受传统文化滋养的现代作家，他善于吸纳传统之“常”，沈从文一直在强调将传统创造性转化。而在转化的过程之中，社会环境之变、家庭之变也给了沈从文自我求变的机遇，大量的“习作”表达了充分的“求变”精神，早期的湘西传奇写作，“说书人”的创作模式给沈从文带来了大量的读者，而三十年代中期以后，对于原有创作题材的更新逐渐中止，进入了自我的“人性”创作阶段，沈从文开始更多的走向“抽象的抒情”阶段，开始了孤独的自我写作，做一名“歌者”。追根溯源，这一切的影响还是源于那万古不变的文人之常，为人生而痛苦是永久的命题，“试从中国历史上几个著名不朽文学作家遗留下来的作品加以检查，就可明白《离骚》或《史记》，杜工部诗或曹雪芹小说??我们若透过这些作品的表面形式，从更深处加以注意，便自然会理解作者那点为人生而痛苦的情形。”
沈从文深刻体味到，作为一个小说作者，对于社会、对于时代，是有史家的抱负的，将自己的遭遇置身于千载历史长河之中，会心体认，更能得到一种自我的重新确认。“文学多重在对于传统道德观念或文字结构的反叛??也变态，也常态，从传统言，是变态。从反映社会复杂性和其他物质新形态而言，是常态。”③而沈从文在小说“习作”中，和传统的勾连越来越深，“事功”的笔法给他指引，“有情”的历史让他动情，这些不仅影响了他的创作生涯，在建国后三十年的文物研究中，更成为他自身安身立命的基础。正如张新颖所说：新时代，“时间”开始了，他却进入了“旧时间”的漫漫“长河”。④沈从文在现代小说发展的过程中，暗自认领了自己的文化使命。生命在发展中，变化是常态，矛盾是常态，毁灭是常态。
参考文献（略）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