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柳青传统的表现形式
1.1 日常生活描述的史诗追求
新中国成立至 1966 年这十七年时期，是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涌现出一大批流传甚广的作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素称“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的八部长篇小说。这个时期的小说创作，最主要的是农村工作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而“《创业史》代表了‘十七年文学’中农村题材长篇小说的最高成就，它的思想和艺术上的得失，既反映着柳青本人的修养，更反映了‘十七年文学’的基本性质和许多特点”。
柳青深入皇甫村十四年潜心创作的《创业史》被认为是反映我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史诗性巨著，它表面上描写的是中国 20 世纪 50 年代开展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深层次上展现的却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民命运的变迁。《创业史》为何在众多的农业合作化小说中脱颖而出，成为“十七年文学”中农村题材长篇小说的代表？笔者认为，重要原因在于柳青对史诗性小说的追求，只是不同于大多数的战争史诗，他追求的是日常生活的史诗性。黑格尔认为战争是史诗的基础，只有“在战争中整个民族都被动员起来，在集体情况中经历着一种新鲜的激情和活动，因为这里的动因是全民族作为整体去保卫自己。”②所以自然涉及到广阔的社会生活和涌现出的英雄人物，在经历过多次战争的“十七年文学”时期，一批以战争为表现对象的史诗性小说相继问世，其中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是新中国第一部大规模展现解放战争的小说，被冯雪峰誉为新中国的第一部“史诗”。随后吴强的《红日》较之《保卫延安》艺术性上又有新的探索，达到了我国当代文学中战争史诗的较高水平。但柳青并没有将战争作为他史诗创作的基础，而是以敏锐的眼光发现在农村进行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将会动员起整个民族，使集体“经历着一种新鲜的激情和活动”。他将史诗创作引入日常生活领域，通过展现普通人日常生活中心理情感的变化，折射出社会主义农村变革的广泛影响和深刻程度。在日常生活中发掘史诗性因素，为民族和时代立传的柳青传统深深影响了后世的陕西作家，成为了他们创作道路上的自觉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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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至 1966 年这十七年时期，是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涌现出一大批流传甚广的作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素称“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的八部长篇小说。这个时期的小说创作，最主要的是农村工作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而“《创业史》代表了‘十七年文学’中农村题材长篇小说的最高成就，它的思想和艺术上的得失，既反映着柳青本人的修养，更反映了‘十七年文学’的基本性质和许多特点”。
柳青深入皇甫村十四年潜心创作的《创业史》被认为是反映我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史诗性巨著，它表面上描写的是中国 20 世纪 50 年代开展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深层次上展现的却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民命运的变迁。《创业史》为何在众多的农业合作化小说中脱颖而出，成为“十七年文学”中农村题材长篇小说的代表？笔者认为，重要原因在于柳青对史诗性小说的追求，只是不同于大多数的战争史诗，他追求的是日常生活的史诗性。黑格尔认为战争是史诗的基础，只有“在战争中整个民族都被动员起来，在集体情况中经历着一种新鲜的激情和活动，因为这里的动因是全民族作为整体去保卫自己。”②所以自然涉及到广阔的社会生活和涌现出的英雄人物，在经历过多次战争的“十七年文学”时期，一批以战争为表现对象的史诗性小说相继问世，其中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是新中国第一部大规模展现解放战争的小说，被冯雪峰誉为新中国的第一部“史诗”。随后吴强的《红日》较之《保卫延安》艺术性上又有新的探索，达到了我国当代文学中战争史诗的较高水平。但柳青并没有将战争作为他史诗创作的基础，而是以敏锐的眼光发现在农村进行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将会动员起整个民族，使集体“经历着一种新鲜的激情和活动”。他将史诗创作引入日常生活领域，通过展现普通人日常生活中心理情感的变化，折射出社会主义农村变革的广泛影响和深刻程度。在日常生活中发掘史诗性因素，为民族和时代立传的柳青传统深深影响了后世的陕西作家，成为了他们创作道路上的自觉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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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生活的学校”创作主张
有人将柳青的“米脂三年”和“长安十四年”归因于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文艺政策指导，这也只是考虑到了创作主体外部不得不遵循的“规范”，其实关于柳青深入生活的思考，还可以放在更大的层面上加以理解，那就是作家与生活的关系。这里的生活不仅仅限于当时政策导向的“工农兵生活”，而且也是宽泛意义上的“生活”，从此层面上更能把握柳青的创作思想以及他对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的影响。
柳青将自己的创作思想生动地概括为“三所学校”，即“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和“艺术的学校”，即使处于“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特殊环境里，他也始终将“生活的学校”作为创作的首要准则。在他看来：没有生活也就没有政治和艺术，检验作家“深入生活”的效果是看“生活深入作家”的程度。
1.2.1 扎根基层，真实塑造人物形象
和其它“十七年时期”小说相比，《创业史》为人称道的是真实描写出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物典型。赵树理小说追求情节趣味性和语言通俗性，而导致小说具有 “重事轻人”的缺点。浩然《艳阳天》《金光大道》过多承担了意识形态的宣教功能，从而大大缩减了人物形象的丰富性。生于农村的柳青，从小接触到的基层平民大众，以及他们的生活状态和喜怒哀乐，奠定了他后来写作中的人物雏形和情感基调。在《创业史》中，柳青意在真实展现出普通农民在社会变革时期的心理冲突，塑造出一系列特定时期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在阶级性统领一切的时代里，柳青并没有以人物的阶级属性简单安排人物，而是让他们在性格发展逻辑中找到“自己”。第一部中梁三老汉对个人发家的固执构成了他活动的大部分内容，将热心集体工作的儿子嘲笑为“梁伟人”，但柳青并没有将这归结为自私，而是从生活出发，从中国农民的辛酸史着眼：千百年来在这片不属于他们的土地上以非人般的劳动强度开荒耕种，每一块土地都浸透着他们先人的眼泪和血汗，突然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后，怎能不热泪盈眶，“题叙”中梁三因怕人偷走分给自己的地而彻夜看守，至此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展露无遗，时至今日仍能感动耐心品味的读者。那么，现在政府突然宣布要把刚分给农民的土地再收归集体，要他们把牲畜、工具交给合作社，那么他们由此产生的不舍和痛苦便在情理之中。只要给他们转变思想的时间，耐心教育，这些农民马上会转变为合作化运动的坚定支持者和中流砥柱！所以当梁三老汉不再以嘲笑的口吻而是自豪的语气称呼自己的儿子为“梁伟人”的时候，他宁愿与亲哥哥梁大老汉断绝兄弟关系以维护合作社。梁三老汉正是中国传统农民的缩影，以他思想的转变映射出合作化运动在农村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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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当代陕西文学中的史诗情结
2.1 史诗情结——创作焦虑下的共同突破
作为当代陕西文学代表作家的路遥、陈忠实和贾平凹，都在中短篇小说创作成熟之后，纷纷将主要精力投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上。正如洪子诚所说：“史诗性，是‘当代’不少长篇小说作家的追求??这种创作追求，根源于作家充当‘社会历史家’，再现社会事变的整体过程，把握‘时代精神’的欲望。”①可以说，史诗性小说已经成为了陕西作家创作中的自觉追求，而这种追求是由作家主体内部与外部环境共同促成的结果。柳青当初自愿放弃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拖家带口到来条件艰苦的农村深入生活，本就受到一些同行的嘲笑，在农村生活的前几年里他并没有拿出有影响的作品，更是招致别人对他创作方式的怀疑，农村交际事务的繁杂，无疑加剧了柳青创作的焦虑。给“深入生活”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就成为摆在柳青面前的头等大事，史诗性小说创作自然进入了他的创作视野。
路遥 1982 年发表的《人生》随着被改编成电影、广播剧等艺术形式，在全国范围掀起了一股“人生热”，他也成为当时陕西文学界最炙手可热的明星。但路遥并没有因此满足，《人生》发表时他已三十三岁，别人对他越是追捧，他越是感到创作的紧迫，他认为四十岁是人生的分水岭，如果要做一件人生中最重要的事，那一定是在四十岁之前。于是更高远的理想报负和更强烈的生命焦虑催促着他去创作一部大部头的“当代社会史”，据路遥介绍，他在准备《平凡的世界》过程中，曾七次阅读《创业史》以吸收经验和技巧。在这期间，他下过煤矿和工人们一起劳动，也翻阅过十年间的各大主流报纸，也曾独自前往毛乌素沙漠找寻灵感，最后把自己关在一间小屋终于写出了这部表现我国近十年城乡社会巨大历史性变迁的史诗巨作《平凡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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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代陕西文学代表作家的路遥、陈忠实和贾平凹，都在中短篇小说创作成熟之后，纷纷将主要精力投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上。正如洪子诚所说：“史诗性，是‘当代’不少长篇小说作家的追求??这种创作追求，根源于作家充当‘社会历史家’，再现社会事变的整体过程，把握‘时代精神’的欲望。”①可以说，史诗性小说已经成为了陕西作家创作中的自觉追求，而这种追求是由作家主体内部与外部环境共同促成的结果。柳青当初自愿放弃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拖家带口到来条件艰苦的农村深入生活，本就受到一些同行的嘲笑，在农村生活的前几年里他并没有拿出有影响的作品，更是招致别人对他创作方式的怀疑，农村交际事务的繁杂，无疑加剧了柳青创作的焦虑。给“深入生活”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就成为摆在柳青面前的头等大事，史诗性小说创作自然进入了他的创作视野。
路遥 1982 年发表的《人生》随着被改编成电影、广播剧等艺术形式，在全国范围掀起了一股“人生热”，他也成为当时陕西文学界最炙手可热的明星。但路遥并没有因此满足，《人生》发表时他已三十三岁，别人对他越是追捧，他越是感到创作的紧迫，他认为四十岁是人生的分水岭，如果要做一件人生中最重要的事，那一定是在四十岁之前。于是更高远的理想报负和更强烈的生命焦虑催促着他去创作一部大部头的“当代社会史”，据路遥介绍，他在准备《平凡的世界》过程中，曾七次阅读《创业史》以吸收经验和技巧。在这期间，他下过煤矿和工人们一起劳动，也翻阅过十年间的各大主流报纸，也曾独自前往毛乌素沙漠找寻灵感，最后把自己关在一间小屋终于写出了这部表现我国近十年城乡社会巨大历史性变迁的史诗巨作《平凡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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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时代理想英雄向日常平凡英雄的蜕变
史诗里的英雄人物往往具有卡里斯玛特质——“某些人因具有这个‘特质’而被认为是超凡的，禀赋着超自然以及超人的。或至少是特殊的力量或品质。”④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对新社会的权力来源进行合法性辩护成为重中之重，于是塑造一批全新的社会主义新人便成了文艺创作的首要任务。但是到了历史新时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相继对“十七年”时期卡里斯玛式英雄人物的解构和嘲讽，以及对底层生活有过切身体验的作家群体壮大，在日常生活中依靠自身的努力奋斗而取得成功的平凡英雄成为了这一时期最夺目的人物形象。
2.2.1 革命语境下的时代英雄
对于从解放区走进新中国的作家来说，社会制度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的巨大改善、全国人民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激情都会影响到作家的主观感情，他们忘我地歌颂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歌颂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将自己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渗进作品当中，是那个时期各种文学作品的共同之处。周扬在第二次文代会上提出：“文艺作品所以需要创造正面的英雄人物，是为了以这种人物去做人民的榜样，以这种积极的、先进的力量去和一切阻碍社会前进的反动的和落后的事物作斗争。”①这样的时代特征使柳青深刻认识到，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要求是创造出正面人物的典型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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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生活的学校”与生命体验 ................................. 28
3.1 农村生活与作家创作的关系 ........................ 28
3.1.1 文学选择对不同作家的意义 ................................... 28
3.1.2 农民叙述者身份的认同差异 ................................... 31
第四章 新时期陕西作家的人文关怀与道德思考 ................................. 42
4.1 新时期陕西作家的底层关怀 ......................................... 42
4.1.1 作品要有引人向善的道德力量 ................................. 42
4.1.2 对底层劳动者尊严的价值确认 ................................. 44
第四章 新时期陕西作家的人文关怀与道德思考
4.1 新时期陕西作家的底层关怀
柳青在人情论、人性论受到批判的社会语境中不得不采取隐蔽的叙事策略，将对底层民众的人文关怀遮蔽在宏大叙事下，新时期陕西作家的创作环境明显优于柳青，于是他们不必为作品套上宏大的叙事框架，但对底层人民生存状态的真诚书写与满心热爱却是一脉相承的。他们继承柳青传统中对普通劳苦大众的底层关怀精神和道德思考意识，表现底层劳动者价值尊严获得确认的过程，以及作品中引人向善的道德感召，是柳青传统在新时期陕西文学中的崭新呈现。
4.1.1 作品要有引人向善的道德力量
自柳青开始，陕西作家一直注重通过作品帮助读者认识和了解社会人生，帮助读者塑造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引人向善。何谓善？“善”指的是作品描绘的对象对于社会具有的意义和影响，对善的理解和表述，古往今来并不相同，但是对善的追求，却是陕西作家一以贯之的，他们在创作时，总是以善作为首要的价值追求。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可以给人以审美享受，还可以通过其内蕴的价值观对读者起到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引其 “向善”。
柳青在人情论、人性论受到批判的社会语境中不得不采取隐蔽的叙事策略，将对底层民众的人文关怀遮蔽在宏大叙事下，新时期陕西作家的创作环境明显优于柳青，于是他们不必为作品套上宏大的叙事框架，但对底层人民生存状态的真诚书写与满心热爱却是一脉相承的。他们继承柳青传统中对普通劳苦大众的底层关怀精神和道德思考意识，表现底层劳动者价值尊严获得确认的过程，以及作品中引人向善的道德感召，是柳青传统在新时期陕西文学中的崭新呈现。
4.1.1 作品要有引人向善的道德力量
自柳青开始，陕西作家一直注重通过作品帮助读者认识和了解社会人生，帮助读者塑造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引人向善。何谓善？“善”指的是作品描绘的对象对于社会具有的意义和影响，对善的理解和表述，古往今来并不相同，但是对善的追求，却是陕西作家一以贯之的，他们在创作时，总是以善作为首要的价值追求。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可以给人以审美享受，还可以通过其内蕴的价值观对读者起到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引其 “向善”。
柳青有一句名言“要想写作，就先生活；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他强调的是作家想要创作出伟大的作品，首要前提是作家自己必须具有高尚的人格。柳青不仅在作品中塑造出善良高尚的英雄人物，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将实事求是作为底线。当被打成“黑作家”时，面对造反派的淫威，他始终称自己为正在接受审查的共产党员柳青。当梁生宝看见贫雇农吃着富农用来喂牲口的青稞时，“心里总不平服”②；就连改霞对生宝的爱慕也是出于对其善良品质的欣赏：“不是生宝的脸盘、眼睛、眉毛、鼻子和嘴哪点招人喜欢，因为生宝的相貌，实在是很平常的。生宝——他的心地善良，他的行为正直，他做事的勇敢，同他的声音、相貌和体魄结合成一个整体”，除重点描绘梁生宝外，柳青也对其他人的善良进行了表现：任老四来梁三家劝架时，“他肚里一片好心肠在翻滚，就是嘴不会说话”，十七岁的欢喜也蹲在梁三老汉面前，“把心掏出来安慰”。⑤一个个充满善良博爱的人物形象充实了柳青小说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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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作家都有一个“师承柳青”和“走出柳青”的过程，路遥、陈忠实和贾平凹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师承柳青”使他们一步步走上文坛，在艰难求索的道路上始终有一束明光的指引，而“走出柳青”则使他们一步步找到了“自己”，慢慢摆脱柳青对自己的影响，“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句子”。“走出柳青”并不意味着全盘抛弃柳青的影响，而是继承柳青传统，在新时期的创作中成为了他们宝贵的精神资源，不论是柳青作品中的精神养料，还是柳青为人的高尚品格，都对以路遥、陈忠实和贾平凹为代表的陕西作家施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路遥、陈忠实和贾平凹三位作家，出身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村，创作成熟于新时期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对时代生活和农民的生存境遇一直投以关注的目光，相比较于柳青的生活时期，他们获得了更为深刻的对于农村前途命运的思考，对于不同时期“人”的生存状态、精神诉求的历史记录更为全面和丰富。但文学创作毕竟是作家主体的主观活动，不仅不同的作家对现实有着不同的思考，而且不同的作家会形成不同的生命体验，
这些都是作家能够形成独特创作风格的重要因素。路遥、陈忠实和贾平凹生活于斯、成长于斯，他们在不同的生命体验中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和农村给予了相同的人伦关怀，且对史诗性巨著的执着追求使他们成为了陕西文学界三座不可逾越的高峰，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对柳青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创作思想中仍然带有一定程度的保守，但生活在前进，社会在发展，相信陕西文学中的后来作家们会弥补上路遥、陈忠实和贾平凹三位作家的缺失。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