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一、研究背景
2019 年 2 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 4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称，截至 2018 年 12 月，中国网民已达 8.29 亿，其中手机网民占 8.17亿，网民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高达 98.6%①。
根据这组数据，笔者发现，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各种信息发布平台正成为公众获取新闻信息的主要途径。换句话说，承载着这些信息发布平台的重要载体——智能手机，已成为当今信息传播中的重要一环，是一种新型的大众传播媒介。由于智能手机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网络互连，传播文本、视频、音频等多媒体信息，且兼具实时性、互动性等特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被智能手机占据的时间也随之日渐增多。由此可见，伴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呼啸而来的是人们身边媒介环境的巨大变革。智能手机的出现，让身处这一时代的每一个人，无不强烈感受着由此发生的生活变化。
根据美国社会学家阿列克斯·英格尔斯（Alex Inkeles）的现代化理论，传播媒介能够传播信息和造成一种环境，在影响人的现代化进程的因素中是排在学校教育之后处于第二位的②。我国学者张宏树也指出：“接触现代传媒越多的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也越多，现代性意识越强，文化自觉意识也越强③。”由此可见，中国当下正经历的这场媒介环境变革，势必会对每一位中国人的现代性意识造成一定影响。也就是说，在这场媒介环境变革之中，每一位中国人的个人观念也将或多或少地发生一些变化。
第三章 调查区域 ................................. 19
四川藏区，由于历史、政治原因，加之自然地理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长期以来常与“封闭”、“贫穷”、“落后”等形容词联系在一起。与国内其他一些发达地区相比，四川藏区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相对滞后。作为“稳藏必先安康”中康的核心地带，关注四川藏区发展是党和国家关注关心的重大问题，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局。在此背景下，四川藏区社会的现代化问题，既是国内外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焦点，也与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整体发展目标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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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二、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21 世纪，由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诞生，催生了能够与互联网随时进行连接的智能手机这一新兴传播媒介。这也意味着，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过去，有关藏族地区的媒介接触行为研究中，广播、电视、报纸这样的大众传播媒介往往是重要考察对象。时至今日，作为新兴传播媒介的代表，智能手机正亟待加入这一被关注之列。何况，当前对这一传播媒介的理论研究，多集中于其自身的本体论、认识论，更关注媒介的自身特性、传播机制等内容。
为此，本研究试图为藏族地区媒介行为研究增加智能手机这一新的研究对象，并借用社会学、传播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时代变革之下传统媒介和新兴媒介与藏族地区农村女性观念改变的相关性作出理论回应。其中，传统媒介主要以广播、电视、电脑为代表；新兴媒介则以智能手机作为代表。这是在媒介技术不断更新的发展趋势之下，有关媒介变革与藏区女性观念变化之间相关性的思考和探索。可以说，这样跨学科的研究思路，扩展了媒介发展的理论研究维度。
具体到研究媒介接触与个人观念的相关性上，笔者将对被考察媒介在藏族地区的传播内容和传播机制展开深入调查研究，以丰富的一手调查资料和数据分析为藏族地区媒介环境理论研究提供实证性帮助，探索传播媒介为藏族地区个人观念变化带来的可能性。从媒介与社会关系角度看，本研究既是对媒介环境学理论在新的媒介语境下的继承和延伸，也为“媒介与藏族社会”这一命题提供了一个传播学、人类学研究的新样本。由此来说，本研究对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案例积累意义。
（二）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步伐不断加速。在诸多现代要素中，人们在着力进行现代化建设时，通常更强调“经济”这样的第一要素，又或是关注“教育”这样的重要原因。根据美国社会学家阿列克斯·英格尔斯（Alex Inkeles）的理论，鉴于媒介接触是影响人的现代化进程的第二大因素，仅次于学校教育。故本研究将以四川省甘孜州康定市新都桥镇作为调查地点，考察当地农村藏族女性的媒介接触行为，从获取到的一手田野调查资料出发，通过笔者的大量现场观察和非结构式访谈，记录她们的媒介接触行为，探究她们的观念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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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内容与方法
一、研究内容
根据国内外学者有关媒介与社会发展变化的过往研究，如勒纳在《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一书中认为传播媒介是刺激传递“移情能力”的最佳工具，拥有“移情”心理模式的人是具有强适应能力的现代人；又或是罗杰斯在《农民的现代化：传播的影响》一书中根据自己此前的“创新扩散”理论得出的结论：大众传播发挥着现代化催化剂的作用。笔者认为，无论是早期的西方发展传播学思想，还是近几十年来国内系列研究得出的结论，都肯定了传播媒介与个人观念改变之间存在着相关性。因此，把研究视线置于四川藏区社会，笔者认为，这里经济发展相对缓慢、文化水平相对落后，本身的社会难以出现促进社会现代化的内生动力。传播媒介对社会发展、个人观念的影响就理应更加显著。因此，笔者据此以时代变化、媒介发展为背景大胆提出研究假设：当地藏族妇女的媒介接触行为与个人观念变化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并将四川省甘孜州康定市新都桥镇作为调查地点，试图通过考察当地藏族农村女性的媒介接触行为，阐释分别作为传统媒介和新兴媒介代表的广播、电视、电脑以及智能手机四类电子媒介与她们个人观念变化之间的相关性。因此，本研究建立了“媒介接触行为现状——藏族农村妇女观念变化”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此作为本文架构的依据，将研究成果的主体内容分为以下两部分：
具体到研究媒介接触与个人观念的相关性上，笔者将对被考察媒介在藏族地区的传播内容和传播机制展开深入调查研究，以丰富的一手调查资料和数据分析为藏族地区媒介环境理论研究提供实证性帮助，探索传播媒介为藏族地区个人观念变化带来的可能性。从媒介与社会关系角度看，本研究既是对媒介环境学理论在新的媒介语境下的继承和延伸，也为“媒介与藏族社会”这一命题提供了一个传播学、人类学研究的新样本。由此来说，本研究对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案例积累意义。
（二）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步伐不断加速。在诸多现代要素中，人们在着力进行现代化建设时，通常更强调“经济”这样的第一要素，又或是关注“教育”这样的重要原因。根据美国社会学家阿列克斯·英格尔斯（Alex Inkeles）的理论，鉴于媒介接触是影响人的现代化进程的第二大因素，仅次于学校教育。故本研究将以四川省甘孜州康定市新都桥镇作为调查地点，考察当地农村藏族女性的媒介接触行为，从获取到的一手田野调查资料出发，通过笔者的大量现场观察和非结构式访谈，记录她们的媒介接触行为，探究她们的观念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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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内容与方法
一、研究内容
根据国内外学者有关媒介与社会发展变化的过往研究，如勒纳在《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一书中认为传播媒介是刺激传递“移情能力”的最佳工具，拥有“移情”心理模式的人是具有强适应能力的现代人；又或是罗杰斯在《农民的现代化：传播的影响》一书中根据自己此前的“创新扩散”理论得出的结论：大众传播发挥着现代化催化剂的作用。笔者认为，无论是早期的西方发展传播学思想，还是近几十年来国内系列研究得出的结论，都肯定了传播媒介与个人观念改变之间存在着相关性。因此，把研究视线置于四川藏区社会，笔者认为，这里经济发展相对缓慢、文化水平相对落后，本身的社会难以出现促进社会现代化的内生动力。传播媒介对社会发展、个人观念的影响就理应更加显著。因此，笔者据此以时代变化、媒介发展为背景大胆提出研究假设：当地藏族妇女的媒介接触行为与个人观念变化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并将四川省甘孜州康定市新都桥镇作为调查地点，试图通过考察当地藏族农村女性的媒介接触行为，阐释分别作为传统媒介和新兴媒介代表的广播、电视、电脑以及智能手机四类电子媒介与她们个人观念变化之间的相关性。因此，本研究建立了“媒介接触行为现状——藏族农村妇女观念变化”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此作为本文架构的依据，将研究成果的主体内容分为以下两部分：
第一部分的主题是“媒介接触现状”，即寻访被调研地区的藏区农村女性，以问卷调查、非结构式访谈等方式了解她们的媒介接触现状，包括媒介拥有类型、媒介接触行为、媒介内容偏好等。
第二部分的主题是“女性观念变化”，即在了解她们的媒介接触行为情况的基础上，分析不同的电子媒介对她们产生的不同影响，进而描绘出当地藏族农村女性的观念变化情况。
第二部分的主题是“女性观念变化”，即在了解她们的媒介接触行为情况的基础上，分析不同的电子媒介对她们产生的不同影响，进而描绘出当地藏族农村女性的观念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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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一）调查媒介的限定
鉴于前述学界的研究基础，了解到智能手机已在藏区得到普及，以及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现状等多项因素，如藏族地区山高路远运输不便，以及存在民族文字差异等情况，诸如报纸杂志这样的纸质印刷媒体在当地并不普及，故本次研究将调查媒介的范围限定为广播、电视、电脑、智能手机这四种电子媒介。所谓电子媒介，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将其定义为通过电子信号传播信息的媒体③。因此，从广义的范围来讲，包括最早出现的是电报、电话，以及后来出现广播、电影、电传真、手机通信、网络等，都属于这种传播媒介的范畴。自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开始，随着网络技术和数字压缩技术地不断发展和使用，各种类型的电子媒介都开始数字化。因此，笔者认为可以把广播、电视、电脑看作是过去传统电子媒介的代表，而后者则可被视为新兴电子媒介的代表。进行这样的媒介限定，既符合当前的时代背景以及藏区的媒介环境现实，又从传媒技术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升级变化的角度，对媒介影响个人观念的情况进行了纵向比较。
（一）调查媒介的限定
鉴于前述学界的研究基础，了解到智能手机已在藏区得到普及，以及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现状等多项因素，如藏族地区山高路远运输不便，以及存在民族文字差异等情况，诸如报纸杂志这样的纸质印刷媒体在当地并不普及，故本次研究将调查媒介的范围限定为广播、电视、电脑、智能手机这四种电子媒介。所谓电子媒介，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将其定义为通过电子信号传播信息的媒体③。因此，从广义的范围来讲，包括最早出现的是电报、电话，以及后来出现广播、电影、电传真、手机通信、网络等，都属于这种传播媒介的范畴。自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开始，随着网络技术和数字压缩技术地不断发展和使用，各种类型的电子媒介都开始数字化。因此，笔者认为可以把广播、电视、电脑看作是过去传统电子媒介的代表，而后者则可被视为新兴电子媒介的代表。进行这样的媒介限定，既符合当前的时代背景以及藏区的媒介环境现实，又从传媒技术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升级变化的角度，对媒介影响个人观念的情况进行了纵向比较。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对四川藏族地区的媒介与藏族区域社会发展关系进行的传播学研究，主要采用量化和质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量化研究可以帮助笔者较为全面地迅速了解研究对象的媒介使用情况，而质化研究则可以通过一些典型个案分析，帮助笔者了解局部的细微情况。
量化研究主要是通过问卷调查进行，即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对问卷调查得到的数据进行简要分析，并与理论推测或假设进行比较，最终得出自己的研究结论。因此，为全面了解新都桥镇农村女性的媒介拥有、媒介使用、内容偏好情况，以及媒介接触与观念变化的关系，笔者于 2017 年夏天利用了近半个月的暑假时间，对新都桥镇的部分藏族农村女性进行了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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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是对四川藏族地区的媒介与藏族区域社会发展关系进行的传播学研究，主要采用量化和质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量化研究可以帮助笔者较为全面地迅速了解研究对象的媒介使用情况，而质化研究则可以通过一些典型个案分析，帮助笔者了解局部的细微情况。
量化研究主要是通过问卷调查进行，即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对问卷调查得到的数据进行简要分析，并与理论推测或假设进行比较，最终得出自己的研究结论。因此，为全面了解新都桥镇农村女性的媒介拥有、媒介使用、内容偏好情况，以及媒介接触与观念变化的关系，笔者于 2017 年夏天利用了近半个月的暑假时间，对新都桥镇的部分藏族农村女性进行了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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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查区域的界定 ........................... 19
二、地理状况 .......................... 19
第四章 媒介接触的基本情况 ................... 22
一、受访者基本情况 ....................... 22
二、媒介拥有现状 .......................... 25
第五章 当地藏族女性观念的变化 ............................... 37
一、社会生产 ................................. 37
二、社会消费 ........................... 40
第五章 当地藏族女性观念的变化
一、社会生产
查阅历史文献可以得知，藏族传统社会是以父系血缘氏族和农牧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因此，藏族传统社会中男女两性的社会分工，一般是男性全权掌管社会管理事务，女性则大部分不读书、不识字，主要负责生儿育女和照顾家庭。虽然她们也会参加社会劳动，但多是帮助丈夫打理一些闲杂事务。可以说，在过去，藏族女性基本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和经济来源，她们被排除在社会公共领域之外，更多的是听命于藏族男性。
现在，这样的情形在新都桥镇已经变得有所不同。对本次研究中 50 位受访者的基本情况进行归纳整理，笔者发现她们可以被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完全在家务农的女性；一类是在旅舍帮忙的女性；一类是在镇上独立经商的女性。其中，第二类女性又可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在自己家的旅舍帮助经营的女性；一部分是在别人家的旅舍打工帮忙的女性。笔者认为，在大的分类上，在镇上独立经商的女性，显然已脱离了传统的藏族女性角色，她们走出了家庭，拥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和经济来源。至于在旅舍帮忙的女性，如果是自己家经营旅舍的，通常旅舍的经营大权都掌握在她的丈夫手里，因此，她仍然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和经济来源。而在别人家的旅舍打工帮忙的女性，其实质已等同于在外工作。稍微有所区别的是，当地旅舍的淡旺季之分非常明显，她们在淡季时可能不需要工作，以及有可能旅舍是自家亲戚开的，这或多或少与在城市里工作的雇佣关系有所不同。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类别差异，在与这些女性的访谈中，笔者发现，除了现实大环境的影响，媒介对个人观念的影响也蕴藏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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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语
一、四川藏区农村女性的媒介接触现状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