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新闻媒体论文，笔者认为媒介的共情建构有利于社会就防疫达成共识，据此，后疫情时代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可以以情为媒。纵观中国社会现代防疫观的传承历程，中医与赤脚医生都是作为与人民群众情感共通的媒介，让现代防疫观获得了社会的普遍认同。
1西方现代防疫观在华传播的缘起与概况
1.1国家意志力量的干预
中国封建社会，瘟疫虽然也时常残害百姓，却未曾真正动摇过中华民族的统治根基。但在鸦片战争以降，传染病流行成为列强觊觎中国主权的借口，在“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世界秩序下，防疫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1.1.1清末肺鼠疫防治：公权力介入下现代防疫观的传播仪式
辛亥革命前一年的冬季，鼠疫席卷了中国东北。盘踞东北的日俄势力以防疫为名企图插手我国主权并联合欧美列强对清廷施压，使因国内资产阶级崛起而陷入统治危机的晚清政府雪上加霜。清廷急需遏制住疫情蔓延以巩固统治。由于疫情初期中医传统防治手段的失败，清廷当局任用拥有西方现代防疫经验的华裔医生伍连德主持此次东北鼠疫的防控工作。中医与西医各自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是截然不同的医学体系；因而对于中国未曾开眼看过世界的普通百姓，接受与传统礼俗文化相背离的现代防疫观是困难的。例如，伍连德推行阻断交通、集中隔离、火葬染疫逝者等防疫手段以遏制鼠疫蔓延，对世俗传统观念造成了冲击，特别是火葬引发了民众强烈的不满与抵抗。清政府公权力的强制介入确保了伍连德现代防疫思想的成功贯彻和落实，也让此次鼠疫防控成为现代防疫观的传播仪式。尽管是以被动的方式，但东北民众集体参与到了这场仪式之中，并共同建立了关于防疫的新认知。国家意志力量的干预为现代防疫观的时空传播提供了政治保障。
瘟疫对社会造成的冲击不仅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当传统习俗与信仰无法破解困局，人们就会对其产生怀疑，譬如欧洲中世纪黑死病的梦魇让许多人冲破了教会的思想桎梏，开始信奉科学。伍连德利用西医现代防疫方法仅用四个月就基本扑灭了东北鼠疫，让现代防疫观观取得了部分中国人的认同，“中国政府，素来重中轻西。自斯疫之发生及扑灭，中医束手、西医奏功，使政府诸公深感西医远过中医。”①清末东北鼠疫的成功防治是西医推行的现代防疫观在华传播的分水岭，在此之后其逐渐取代中医传统防疫观念，成为近代中国防疫的主流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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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媒介建构力量的推动
推动社会防疫观由传统向现代过渡是控制近代中国频发的疫情、化解民族危机、实现社会转型的现实需求。国家意志力量的推动使现代防疫观成为传播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是近代社会四分五裂的政治局势使当政者们的统治权与行政能力存在边界限制，而大众化媒介的出现为现代防疫观在辽阔的中国疆域内传播提供了技术可能；特别是医学期刊在防疫观的现代化科普传播中兼顾人文关怀，将公共卫生防疫与个体生活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另外密切联系群众的社会组织也是动员更广泛群众参与现代防疫实践、建构防疫观念认同感的重要媒介。相较于国家政治话语单向输出，媒介传播的防疫内容更关切民众诉求；媒介是这一时期建构社会共同体现代防疫观的中坚力量。
1.2.1医学期刊的现代防疫启蒙：科学传播兼顾人文关怀
大众化报刊是人类社会开始近现代化思想启蒙的媒介工具，它的出现也成为近代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窗口。由于疫灾泛滥的国内情况以及西医东渐的社会潮流，现代防疫知识是当时报刊媒介传播的重要内容之一。特别是专业医学期刊如《中华医学杂志》《防痨月刊》《麻风季刊》等对传染病知识全面系统地科普，革新了国人认知防疫的知识体系。人们的防疫观念与对疫病的认知是分不开的：依范行淮所言，原始社会即已形成的“疫鬼”认知，使中华民族的防疫观念里始终有迷信的一面；封建社会“疫病是外感邪气所致”的认知也让民众普遍养成了避疫或染疫后治疗的习惯。医学期刊关于各类传染病症状、发病原因、传播途径以及如何防治的科普为受众建立了对传染病的科学认知。①这有利于消除人们对疫病流行的恐惧，理解西医推行的现代防疫举措的科学道理，从而促使民众防疫观念的现代化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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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媒介与共同体：中国现代防疫观的初建
2.1媒介与积极科学防疫观的构建——以预防接种为例
“预防为主”是党和国家立足于新中国的基本国情下达的卫生指示，反映了积极预防的关键性。而预防接种作为现代免疫学的基本途径，是控制传染病发生和流行的最经济且有效的手段。面向全民推行预防接种符合社会现代化发展所需要的积极且科学的防疫观念。从建国后为消灭天花病毒而在全国广泛开展的“种痘运动”开始，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报纸、宣传册、挂墙条幅等空间偏向的媒介科普接种知识，传播预防接种的科学性和必要性。另外与预防接种相关的制度和机构作为时间偏向的媒介确保了各代人参与接种实践。这些媒介的共同作用使预防接种观念在中国社会传承至今。
2.1.1空间偏向媒介传播接种知识
空间偏向的媒介能够帮助政策性观念自中央向地方扩散，即有利于国家在统治疆域内推行统一的观念。中国社会预防接种观念的建构也得益于宣传画等空间偏向的媒介的生产与流传。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社会民众普遍缺乏预防接种的现代防疫观念——牛痘接种法在18世纪末就已传入中国，但到新中国成立，天花仍是各地发病率极高的流行病。这与此前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条件等诸多因素有关，致使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多数普通百姓依旧遵循传统社会相对消极的“避疫观”，迷信瘟神思想，没有积极的公共防疫意识。根据我国卫生部的指示，卫生宣教属于预防医学的范畴。①我国政府自50年代开始实施全民预防接种计划时，就特别重视对民众进行卫生防疫知识的宣传教育，政务院在1950年发布的种痘指示中就声明了宣教的意义：“秋季种痘与群众风俗习惯不合，所以必须注意宣教工作，耐心说服，详细解释秋季种痘的重要，打破那些……不科学的习惯。”②革新认知是转变观念的前提，在建国后各地如火如荼开展的种痘运动中，从中央到地方，由上至下向人民群众发放了许多如媒介宣传品，如防疫内容的挂画、防疫宣传手册等。
新闻媒体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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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媒介与认同：中国特色现代防疫观的建构
与近代相比，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建构现代防疫观重视传统中医的作用。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利用中医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传递现代防疫观念，到六七十年代在乡村社会推行“赤脚医生制度”，通过赤医的培训与实践将中医科学融入现代防疫观的内涵之中；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中西医结合”式的，符合中国现代化发展国情的、彰显中国特色的防疫观。在这一过程中，中医和赤脚医生发挥着建构与传承中国特色现代防疫观的媒介功能，是促使人民群众认同，凝聚防疫共同体的关键力量。
2.2.1中医的媒介功能性：基于情感认同的现代防疫观传递
“人即媒介”说认为：当人在传播中被（社会）话语设定为特定的角色，承担传递相应信息的责任时即是在作为一种媒介，这种媒介的存在意在建构其传递信息的“合法性”或者说为信息“正名”。①建国初期，在“中医科学化”卫生工作指示下接受科学化改造的中医从业者在当时的防疫实践中通常担任向人民群众宣教现代防疫观的角色，这里中医即是作为一种“正名”的媒介。情感是建构认同重要的心理前提，当时人民群众普遍对一脉相承的中医的存在情感认同心理。依据德布雷对于媒介的功能性认识，中医作为媒介在现代防疫观的传递链条中发挥着打破人民群众心理防线的功能。
中医从传统社会到近现代社会一直遍布于华夏各地，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但中医药方的保密性以及中医面向个体较私密的行医模式不符合现代预防医学关照集体的公共理念。国民政府时期中医被视为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阻碍，在医疗行政体系中被边缘化。不过，这种片面化的认知忽视了中医对城乡医疗空间的统摄力量，国民政府过于理想化的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是外在于民众习惯的可以强行灌输的生活逻辑。②这是近代社会现代防疫观在民众中传播效果不理想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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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媒介与防疫“大卫生观”的再建与传承...........................34
3.1防疫的大卫生观：《传染病防治法》建构的合法性共识...........35
3.2“反歧视”从话语到观念：“肝胆相照”论坛的抵抗与赋权........38
3.3中医科学与共同体预防：《养生堂》栏目的仪式传播与动员.......40
4媒介的共情建构与后疫情时代现代防疫观的发展.....................46
4.1情感联结与理性引导：多元化媒介整体建构的现代防疫观........47
4.1.1全媒体传播的抗议纪录片：防疫理念科普与“情本体”感召..............47
4.1.2抗疫前线的慢直播：云监工是防疫共同体的身份证明......48
结论................56
4媒介的共情建构与后疫情时代现代防疫观的发展
4.1情感联结与理性引导：多元化媒介整体建构的现代防疫观
防疫知识的科学传播和感召团结抗疫的情感传播在疫情期间通过各类媒介充斥着人们的生活。凭借着发达的互联网技术，抗疫纪录片、抗疫前线的慢直播、社交平台的防疫互动话题、健康码成为在空间辐射程度上具有代表性影响力的媒介形式。它们基于媒介特性将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防疫这一公共义务上，并通过对共同体情感的传播促进理性的防疫认知与实践，从而实现共同体现代防疫观的建构。而且在媒介建构防疫观的过程中，体现了线上到线下、小家与大家到国家的防疫共同体的联结。
4.1.1全媒体传播的抗议纪录片：防疫理念科普与“情本体”感召
疫情严控期强化了现代社会的媒介化生存状态，个体更加依赖媒介去感知外界。而纪录片的放映隐喻一种“公共关注性”，具有议程设置的功能。作为防疫观念的意识形态产品，抗疫纪录片的播出是为了提示社会成员关注并形成一致的现代防疫观。疫情期间，中央和各地级电视媒体制作播出了关于新冠疫情防控的纪录片，同时借助两微一端、网络视频平台推送，在全媒体空间广泛传播。如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CCTV纪录）制作的《武汉：我的战疫日记》电视首播档的收视观众超过7000万人，在腾讯视频的专辑播放量超2800万，①CCTV纪录微博官微发起的同名话题#武汉我的战疫日记#阅读量累计达6475.6万②。
由于纪录片具有唤醒集体意识、动员集体行动的功能，所以它是全球媒介行动主义③时常的媒介选择。④纪录片是建构集体记忆的媒介，而集体共享的记忆对现时的实践也具有指导作用。⑤观看新冠疫情期间播出的抗疫纪录片可以发现，其内容主要聚焦于科学和情感两个主题。科学体现在讲述抗疫前线防控措施选择的必要性和实践性。如在《中国战疫纪》中介绍的武汉封城对于阻断新冠病毒全国感染链的意义即证明了隔离的必要性；以及在《逆行者—江苏援湖北医疗队战疫纪实》中提到了临床实践证明中医理论对新冠肺炎拥有很好的防治功效。
新闻媒体论文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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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现代防疫观的建构与传承是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人们的生命健康紧密相关，是国家和社会强盛的基础。一方面，依据社会现代化程度的差异，现代防疫观需要首先适应现实国情。另一方面，现代化过程中人类交往的日益密切伴生传染病流行的风险，因此当疫情发生时人类必须达成共识，形成防疫共同体，这是现代防疫观的基本内涵。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要求媒介必须建构和传承中国特色的现代防疫观。西方现代防疫观难以在近代中国普及的根本原因就是其对于当时中国的社经条件来说是难以实现的，其所要求的防疫实践无法被大多数民众所共享。并且，由于当政者们唯西医科学，将中医边缘化，导致近代社会推行的现代防疫观与群众的防疫诉求相背离。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推行中西医结合的防疫观，从最初以中医为媒促进西医大众化到赤脚医生实践中将中医科学融入现代防疫观的内涵之中，我国社会逐渐实现了中国特色现代防疫观的建构与传承。现今收视火热的“BTV养生堂”等传播中西医科学的栏目，使中西医结合的预防观念在我国社会共同体中得到延续。
以媒介建构防疫共同体的角度来看中国现代防疫观的传承历程，其内涵的不断深化反映了防疫共同体边界的扩展。在初建阶段，党和国家主要通过媒介的作用使社会普遍形成如预防接种等积极科学的现代防疫观；在再建防疫的大卫生观阶段，中国现代防疫观在政策层面捍卫了传染病感染者的权益；这个过程有利于促进人民群众在观念上对中华民族防疫共同体边界有更完善的认知。如今“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观念的提出，将防疫共同体的观念内涵扩展至全人类，即后疫情时代唯有全球人民齐心协力，才能抵御传染病流行的风险，才能人每一个地球居民享有平等的生命健康权。我国现代防疫观的发展脉络彰显了中华民族理性与感性并重的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