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金融论文，笔者认为我国金融分权的产生源于财政制度的演变过程，近年来金融分权水平的提高对宏观经济金融运行和微观企业个体行为等均产生重要作用。我国财政领域中的分税制改革造成财政收入愈发集中而财政支出愈发分散，财政收支缺口的逐渐扩大强烈刺激了地方政府寻求金融资源的冲动。
1 导论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进展令世界瞩目。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78 年中国 GDP 为 3678.7 亿元，截止到 2019 年，中国 GDP 已达到98.65 万亿元。不到半个世纪，我国不仅经济总量跃至全球第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从 385 元飞速提升至 70581 元，人民的生活面貌呈现出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式的增长奇迹”得益于经济体制制度的有效改革，也得益于我国制造业和国际贸易的快速崛起。较低的人力成本和环境成本虽然使我国顺利与全球产业链接轨，为经济增长带来贡献，但我国的制造业长期以来仍缺乏足够的自主创新核心技术作为支撑，在成本红利之后将难以持续。因此，在我国经济总量实现大幅提升的同时，国家也不断致力于优化经济结构。从 1995 年中国开始出现“创新政策”，到 2006 年我国便确立了科教兴国战略，规划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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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迈入新常态，正处于转换经济发展动力的关键时期。国家不断进行创新体系的探索和建设，实行了一系列政策以支持科技创新发展。2016 年我国开始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十八大会议上更进一步将其确立为国家战略，提出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在如今的知识经济时代，全世界的高新技术产业竞争愈发激烈，技术创新逐渐成为衡量一国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准。中国想以创新制胜，增强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则是当前乃至今后较长时期的重要课题。
技术创新不仅与创新主体的内部因素有关，也会受到国家政策和宏观经济制度等外部环境的影响，而经济权力划分则是导致经济制度革新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我国这样的以政府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中，经济制度的内容之一就是经济权力的边界。财政和金融作为我国经济两大领域，其权力结构既有政府与市场的横向划分，也有中央与地方的纵向划分，权力界限的形成是双方不断博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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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相关概念界定
1.2.1 财政分权与金融分权
经济分权起初只涉及财政领域，即中央政府在保留政治集权地位的同时也赋予地方政府部分财政权力，地区之间形成经济竞争局面，中央和地方在各自的权力定位上共同推动经济增长。一些学者据此提出了“中国式经济分权”的含义，即指在不改变政治结构的前提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经济分权使地方具备了较强的经济发展动力和决策自主权，政治集权也促成了地方官员之间的竞争博弈（周黎安，2004；张军，2007）。与其他国家经济分权不同的是，中国的经济系统与政治体系紧密交织，分权成为了整个经济系统顺利运作的重要激励手段。随着学术界对经济分权的认识不断深入，目前已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仅用财政分权概括经济分权的内容会使相关研究陷入困境（乔梦怡，2014）。加之地方金融迅速发展，金融分权与财政分权均和中央、地方政府的权力结构相互渗透，二者共同作为中国经济分权模式的核心要素，不能割裂开来单一研究。至此，经济分权就正式包含了财政分权与金融分权两部分重要内容。
财政分权因为较早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概念界定已达共识。传统财政分权理论源于西方财政联邦理论，钱颖一和 Weingast（1996）在此基础上用“中国式财政联邦主义理论”来阐释财政分权，即中央将一定程度的财政税收权和预算内支出决策权下放至地方政府，是中央与地方在经济分权和政治集中下的财政关系的调整。这种分权模式主要是伴随着分税制改革建立起来的。部分财政权力的下放激发了地方官员扩大当地财政收入的强烈愿望。
相比之下，金融分权所受到的关注度和重视程度显然尚不充分，其概念界定迄今也未有定论。钱颖一和 Roland（1998）注意到地方政府会行政干预当地信贷资源，据此率先提出了“金融分权化”的概念。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之间就金融权力和义务进行划分，具体结构需要兼顾金融发展创新和风险防控监管两项核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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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2.1 从财政分权到金融分权
财政分权最初的研究逻辑源于公共经济学理论及其各个分支，其中之一的财政联邦制理论则成为了财政分权的理论铺垫。二十世纪中期，第一代财政联邦制理论首先兴起于西方国家，主要探讨了公共产品的层次性和空间特点，并以此论证了多级政府以及财政分权的必要性。Tiebout 等（1956）认为，人员、资本等要素可以通过“用脚投票”在地区间自由迁移，并选择使其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地区，这使得各地区相互竞争，从而优化了地方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此外，地方政府更加了解本地区纳税人的偏好，有利于提高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Wright & Oates，1974）。第二代财政联邦制理论主要从激励方面阐释了财政分权是合理的，当经济强盛能够带来更多的财税收入时，地方政府为能够从中获益而具备提供更多公共资源的动机。钱颖一和 Weingast（1996）等通过引入激励和竞争机制、委托—代理关系等分析框架，重点寻求能够使政府利益和居民福祉一致的激励机制。
相较而言，由于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和制度设计，中国的财政分权有其独特的特征，是中央与地方在经济分权和政治集中下对财政关系的调整，许成钢（Xu，2011）将其总结为“地区性的分权式威权主义”模式。这种模式赋予了地方政府一定的自主裁量权，又为地方政府官员竞争提供了充分的激励与约束，并推动了我国经济的较快增长（Blanchard & Shleifer，2001）。中国的财政分权主要是在财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中央政府通过实行财政包干制下放部分财政权力，使地方政府有充足的发展空间和动机来最大化地方的财政收入，产生“为增长而竞争”局面（张军，2005）。此外，周黎安（2007）认为，在“向上负责”的政治管理体制下，财权的划分为地方政府的晋升竞争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条件，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相辅相成，促使地方官员展开经济绩效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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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地方政府竞争的演变
地方政府竞争一直是学者们研究中国地方政府行为以及探索中国地方改革与治理模式等命题的重要视角（周黎安，2007；张军，2007）。其实，地方政府竞争源于西方的财政分权理论，并经历了从“传统联邦主义”到“市场保护型联邦主义”，再到“为增长而竞争”等的理论演化。其中，“传统联邦主义”认为地方政府竞争有利于改善公共服务（Tiebout & Charles，1956；Wright & Oates，1972）；“市场保护型联邦主义”则对部分发展型国家为何能够形成有效的地方政府竞争做出解释，认为中央下放部分预算决策权激励了地方政府主动保护市场，从而推动地方经济增长（Qian & Ronald，1998）。这种地方政府竞争理论演化分别与第一代和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相对应。而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发展型国家，中央权威并不会因分权而削弱，中央政府通过政治上的权力集中与经济上的继续分权，设置了明确的、与晋升挂钩的考核指标，促成了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格局，驱使地方官员进行以经济效率为核心的“晋升锦标赛”（周黎安，2007）。尽管有学者通过实证认为这种晋升博弈有利于经济增长（Li & Zhou，2005；张军，2007），但傅勇等（2007）的研究表明这会使财政支出结构偏向化，不利于地区的增长效率；邓晓兰等（2019）的研究也认为地方政府的惟 GDP 导向存在要素扭曲和地方保护等弊端，从而抑制地区全要素生产率。
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激励与我国的财政制度息息相关。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历了三次较大的财政体制改革，其实质均是以不同的形式实行财政包干制。中央赋予地方剩余财政收入的索取权，以激励地方政府积极发展辖区经济。但由于财政包干制度难以规避地方政府“藏富于企业”从而减损上缴给中央的财政比例，我国又于 1994 年实行了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积极拉动经济增长而增加的税收不再直接提高当地财政收入，并且国企改革推进经济市场化，重复建设和地方保护的竞争方式难以为继，故而转向改善公共资源供给以营造投资环境，激励机制从“为经济增长而竞争”过渡到“为公共物品或服务而竞争”（刘承礼，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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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国金融分权、技术创新的发展现状 ......................... 25
3.1 中国式金融分权的发展 ............................ 25
3.1.1 金融分权的演变阶段 .................................... 25
3.1.2 金融分权的特点 ............................. 26
4 金融分权对创新影响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34
4.1 金融分权对区域创新的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 34
4.1.1 从融资约束角度分析 ............................... 3
4.1.2 从信息不对称角度分析 ................................... 34
5 金融分权对技术创新影响效应的面板模型实证分析 ............................ 38
5.1 金融分权对技术创新影响效应的研究设计 ........................................ 38
5.1.1 变量定义与测度说明 ........................................ 38
5.1.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41
6 金融分权对技术创新影响效应的空间面板模型实证分析
6.1 空间面板计量方法简介
实际上，众多经济要素都会进行空间维度上的流动和渗透。罗默（1986）认为知识正是因为具有溢出性与其它普通商品不同。技术创新作为典型的知识密集型产物，其在技术转移时具有不可忽视的外部性。所以，研究全国各省创新活动的相关经济数据都会一定程度上涉及空间位置，这导致传统计量模型难以反映经济变量的空间依赖性。本文则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引入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地理距离权重矩阵的矩阵元素????????????为区域 i 与区域 j 之间的自然地理距离，通常根据区域 i 与区域 j 的经纬度计算得到。社会（经济）距离权重矩阵的矩阵元素????????????则更加多样化，可以为区域 i 与区域 j 之间任何社会（经济）变量的差值。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自然地理距离矩阵还是社会经济距离矩阵，若所研究的变量会随着距离的增大而减小，则可以将矩阵元素取为距离的倒数构建反距离矩阵。
金融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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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及建议
7.1 研究结论
基于我国实施推动创新发展系列政策的现实国情，本文以地方政府创新竞争为切入点探讨了金融分权水平对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首先对金融分权、技术创新与地方政府竞争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在概念界定的基础上阐释了金融分权的产生背景与地方政府竞争的演变进程，对金融分权与技术创新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回顾和评述，并总结了现有研究的缺失或不足之处以作启示。在研究了国内外相关文献与梳理了我国金融分权、技术创新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接着从多角度分析了金融分权水平能够影响地区技术创新的理论机制，同时引入地方政府创新竞争效应作为金融分权影响地区创新的动因分析，并据此形成本文的理论假设和实证框架。实证方面，先后构建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和引入空间计量方法，从金融分权直接影响技术创新产出和考虑地方政府创新竞争调节效应后金融分权对创新产出的影响两个层次进行了实证分析。综合本文的研究内容，得出了以下研究结论：
（1）我国金融分权的产生源于财政制度的演变过程，近年来金融分权水平的提高对宏观经济金融运行和微观企业个体行为等均产生重要作用。我国财政领域中的分税制改革造成财政收入愈发集中而财政支出愈发分散，财政收支缺口的逐渐扩大强烈刺激了地方政府寻求金融资源的冲动。随着城商行、村镇银行和资金互助社等各类地方性金融机构的大量诞生和地方性融资平台的纷纷成立，地方金融得以加速发展，地方政府也拥有了一定的地方金融机构准入发展权和金融资源配置监管权，最终在地方与中央的不断博弈下，我国金融领域形成了显性集权、隐性分权的局面。学术界关于财政分权的现有研究较为丰富，而对金融分权关注较少。在像我国这样由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中，财政和金融互为激励地方经济增长的替代手段，金融分权的影响效应已涉及宏微观各个方面，理应成为分析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重要视角。
（2）基于本文的理论分析，金融分权能够从缓解融资约束和减少信息不对称两个角度促进地方政府在地方科技创新领域的资金配置，从而促进地方技术创新产出。从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金融分权水平的确与地区技术创新产出呈正相关关系，即我国金融分权程度的提高能够促进地区技术创新发展。金融分权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金融资源干预能力，能够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压力，使其能够负担地方科技创新的补贴支出以支持地区创新发展，从而缓解企业创新的融资约束、鼓励投资创新项目；此外，中央政府在支持地方创新时面临更大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中央对金融权力的部分下放能够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更加精准地支持创新发展。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