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红柯对现实的观照精神值得肯定，但是在肯定红柯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指出红柯的创作存在不足和局限。人物情节设置的模式化影响了他作品的鲜活性，带有浪漫主义幻想的主观情感在作品中的过多投入，导致他的作品具有“臆想化”的不足，使表述的内容过于抽象而带有虚无缥缈的内涵。并且，对新疆过分地认同与歌颂使他不自觉地陷入了新疆牧歌式书写的怪圈。
第一章 “两个世界”的精神向度
第一节 坚守：昂扬自然的纯净新疆
1986 年，大学毕业的红柯离开关中去往新疆，一路西行在奎屯安家。十年的新疆生活给红柯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也给他整个人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受新疆的风土人情、西部民族史诗的影响，红柯以新疆风物为背景的小说，涤荡着一种奔放雄健而又欢乐的西部风情，为当前文坛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他的笔下孕育出一种令人敬畏的飘逸精神，也塑造出昂扬自然的纯净新疆。
新疆位于我国西北部，地处亚欧大陆腹地，土地面积辽阔。红柯的中短篇小说大多是以新疆具体的城市或山脉、湖泊为背景的，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山脉，额尔齐斯河、玛纳斯河、伊犁河，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柴达木盆地，阿勒泰、奎屯、喀什、塔城、和田、乌苏等城市成为作品中常见的地理名称，这也使红柯小说含有一种独特的异域风情。
一、新疆精神向度的内容
红柯说：“真正的自然在西部，山脉、树和草甚至人的生命在这里才显得真切而细致。”①新疆的雪山、草原、盆地、绿洲、戈壁、沙漠等独特的自然景观带给他心灵巨大的震撼。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相互依存的观念在红柯心中萌发，崇尚自然、敬畏生命、迷信天命也构成他新疆写作的精神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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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突破：外阳内阴的颓败关中
1996 年红柯从新疆回到陕西，结束了自己十年的新疆生活。他根据自己在新疆生活的经历，书写自己对新疆风土人情的热爱，小说在文坛反响热烈。但是，新疆文化与关中文化存在的极大不同，使当时身处关中的红柯曾感到迷茫与怀疑。为了表达自己对关中当下的所见所感，他有意识地把关中地域引入长篇小说创作，使原本以自然属性为主的新疆题材小说带有更为丰富复杂的社会内涵。红柯小说涉及到关中书写的主要有《生命树》、《好人难做》、《喀拉布风暴》、《少女萨吾尔登》、《太阳深处的火焰》。《百鸟朝凤》是红柯在新疆时专门写关中的一部长篇小说，里面对关中的书写非常多，因此也作为研究关中书写的文本，纳入分析的范畴。红柯笔下的关中与新疆并置，凸显出不同于新疆的精神内涵——外阳内阴，这也说明他对以往新疆题材小说的突破。
一、关中精神向度的内容
红柯的故乡是陕西岐山，那里自古就有“凤鸣岐山”的说法，是周文化的发源地。红柯自幼在那儿长大，但是从新疆归来，他感到自己不太适应内地了，内地的生活经验和人际交往让他感到隔阂陌生，甚至格格不入。但是，几十年来关中文化的影响，难道仅仅因为十年的新疆经历，就能全部抹去吗？红柯也许意识到了自己对关中传统文化的复杂情感，所以在创作中隐含他对传统文化矛盾复杂的心理。红柯关中书写的精神向度具体体现在家庭伦理观、社会责任感和功利心态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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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展现精神向度的叙事模式
第一节 复调的对话
“复调”也叫 “多声部”，本为音乐术语，巴赫金曾用这一术语概括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诗学特征，以区别于传统的独白型小说。复调小说的定义：“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不是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一个统一的客观世界，在作者统一的意识支配下层层展开；这里恰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而相互间不发生融合。”①复调小说的本质特征，在于对话。巴赫金说：“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②红柯的小说经常采用多声部的叙述方式，让具有独立意识的主人公之间进行对话，精神的张力由此产生。
对于复调，红柯也有自己的认识：“所谓复调，应该是各种生命的合唱，是人与他者共鸣后的和弦，最终形成浩大的旋律，而不是简单肤浅的节奏。”③在红柯的一部小说中往往存在共时性的两种声音，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对话，或矛盾，或融通，在空间上形成一种鲜明的复调叙事。“两种声音”的精神对话具体表现在人与物、新疆文化与关中文化、作品与作品间的对话。
一、人与物的对话
红柯是当代文坛少数摆脱了以“人”为中心观看和叙述“物”的作家，正如上一章谈到的，红柯崇尚自然、敬畏生命，提倡庄子的“齐物观”，即物我平等，无高低贵贱之分。万物平等的观念为人与物的复调叙事奠定了基础，他的小说中人与物的对话十分常见。
先看人与动物的对话，在《雪鸟》里年轻男女的爱情、传说中白雪化成的雪鸟都带有纯洁质朴的特点，这是共融；而破冰人常年在新疆的极寒地带工作，开凿冰山，这是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的一场较量，是对抗。所以《雪鸟》辩证地展现了人与物既融合又对抗的关系。《鸟》写护林员一家三口守护鸟儿，在遭遇家庭变故后鸟儿为人带来希望，此时人与鸟的关系由人救鸟转为鸟救人，共生关系再次彰显。《库兰》中天鹅的出现总会唤起阿连阔夫对奥杰塔公主的思念，天鹅与人的复调贯穿全文。《奔马》通过汽车与马的赛跑展现人和马的对话，试图以马的生命强力滋养衰弱的人；《美丽奴羊》写屠夫与羊、牧人与羊、技术员与羊的故事，都是人与羊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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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人物精神气质的对比
人物是叙事三要素之一，是读者阅读小说时，最容易在情感上产生共鸣的对象，凝聚着作者独特的精神价值取向，所以人物形象的书写对于作者精神的传达也显得至关重要。通常小说会有意地把人物设置为强与弱、正和反两方，在对比中凸显作者对人物的不同情感价值取向。红柯笔下人物也可归为对立的两方阵营，但他的特殊之处在于，通过男女人物形象背后的精神强弱对比，折射出他对新疆和关中精神向度的不同态度，深化了对两地精神向度的区分。这种对比，着重体现在红柯小说中男女人物的外在形象与内在精神的反差、身份处境的置换与反转。
一、阳刚与柔弱
对“阳刚”与“柔弱”的界定，不应仅仅局限在性别、外表的固有评判标准，否则就只是停留在表面，没有深入到创作的内核。红柯小说中的男性大多是外表阳刚、健硕，女性大多是美丽、柔弱。乍一看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这只是对人物外形的简单概括，作家真正要凸显的是：在男女人物常态外表下所掩藏的截然相反的内在精神。
首先看红柯新疆题材小说里外表阳刚内心柔软的男性。《吹牛》里的马杰龙，在牛被卖后的痛苦与不舍，为他的硬汉形象增添一份柔情。《军酒》里的军人王尚荣看似外表木讷，实际内心对李小春充满爱慕与眷恋。《金色的阿尔泰》中营长硬汉外表下是他对妻子的脉脉深情。《乌尔禾》里的王卫疆是个普通的汽车修理工，硬朗外表下却是像羊一般温顺体贴的心灵，海力布叔叔说话粗犷、不拘小节，但却对王卫疆一家关怀备至，主动提出前往辛苦的牧场工作，并且在最后一场暴风雪来临前用自己的生命挽救了当地的居民。《大河》里的老金是个在后勤队干粗活的老兵，沉默寡言的他细心呵护素不相识的湖南女兵。再看新疆小说里的女性，《雪鸟》里的老太太一生困苦，丈夫和大儿子都死于自然灾害，孱弱外表下是老人坚忍不拔的生存信念。《帐篷》里的苏拉，柔弱温顺的外表无法掩盖她顽强的生命意志，即使恋人变心也要坚持生下女儿。《可可托海》里秦老师在被恋人背叛后，主动要求前往遥远的奎屯，独自抚养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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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精神向度写作的意义与局限..............................47
第一节 生命关怀：追问与反思...................................47
第二节 作家比较：延续与深化.........................52
第三节 对话时代：反抗中坚守.........................58
第四节 模式化及臆想式写作...................62
第三章 精神向度写作的意义与局限
第一节 生命关怀：追问与反思
一、追问生命：寻回失落的主体
精神向度是人类精神最复杂的体现方式之一，红柯的小说中“坚守与突破”的精神向度贯穿始终，这一精神向度指向的终极价值：对所有生命的关怀。谈到“生命”，许多作家以人为主体来书写，但红柯笔下的生命，小到蚂蚁、大到黑熊都充满了灵性，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对“人”的关怀，而是对整个自然、整个社会的关怀。在人与自然生命活力的强烈对比中，红柯发现了人的“失落”，追问生命的意义或许能解此症结。
读红柯书写新疆的小说，我们感受到红柯笔下的主人公，都随着大自然的律动展开自己的生命旅程。《奔马》里的司机因为一匹马，从对机械力量的沉迷中清醒过来，在汽车与马的较量中感受到自然生命的巨大魅力，对人的卑微和狡诈感到自惭形秽，城里来的妻子也因为一匹红马感受到生命的魔力，一改过去的扭捏性格。《鹰影》中的孩子痴迷于模仿鹰的投影，释放自己的体内的“鹰”，“鹰”即对自由生命形态的向往。《美丽奴羊》里的“羊”不再是处于生物链底端的可怜家畜，而是具有高贵神性的动物。它可以让老屠夫望而生畏，让牧羊人甘愿被羊放，启发羞涩的技术员勇敢地追求爱情……新疆的马、鹰、羊等动物，俨然被红柯赋予了一种原始的自然活力，这活力正是现代人所匮乏的。日常生活的种种清规戒律束缚了人的生命力，而这些最朴实的生命力却在野性动物身上得到很好的保留，在生物链中被人俯视的动物，反过来要挽救颓唐与不堪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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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昆德拉把小说家分为三种，第一种小说家是在复制这个世界……第二种是解释这个世界……而最伟大的小说家应该是第三种，他们是把一个世界创造出来，他不仅是在创造一个物质的世界，也是在创造一个精神和心灵世界”①。正如未庄于鲁迅、湘西于沈从文、商州于贾平凹、香椿树街于苏童，红柯竭力塑造了一个大美的新疆世界，新疆成为他的精神故乡。令人欣喜的是他并未固步自封，而是进一步拓宽自己的写作视野，在新疆和关中的两地书写中展现自己“坚守与突破”的精神向度。在书写新疆的小说中，作为汉族人的红柯以外来者的视角书写自然昂扬的新疆，对一切生命的平等看待和敬畏，是对内地惯于以“人”为中心的精神维度书写的突破。在书写关中的小说中，他大胆跳出自己的写作舒适圈，直面当下内地的现实困境，揭露社会的弊病、人心的浮躁、精神的颓败，企图用自己的“药方”进行疗救。一个作家的使命感驱使红柯将笔触伸向内地，但他仍然坚守自己的初心，传达对现实阴暗面的反抗之声，亦是令人钦佩的。
不可否认，红柯小说的精神向度随着他的创作历程发生着变化。离开关中去往新疆，可以视作红柯对自我的精神放逐。从农业文明到游牧文明，新疆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与关中相距甚远，在震撼红柯的同时也引发他的焦虑。作为客居新疆者，他也曾回望关中，试图对抗异质性文化的精神冲击。可他对新疆生活发自内心的喜爱和快速的适应，让他感到不安，难道关中文化真的比不上新疆文化吗？此时的红柯，则开始以一种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关中。红柯的精神是矛盾的。作为地道的关中人，一方面他对古老的关中文化充满了回忆与向往，另一方面他又对关中文化如今的演变表示批判和不满。两种情感的反复撕裂在他的文字中有所显现。这也许是作家们在创作中经常会碰到的疑虑，红柯在创作中也一直在试图驱散精神的迷雾。因此，新疆与关中，一个是红柯的“精神故乡”，一个是红柯的“生养故乡”，就此产生了紧密的联系。但是，红柯小说中一以贯之的对昂扬自然的生命形态的坚守、对外阳内阴的生命形态的突破，构成了他精神向度的核心。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