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的家国同构，在一定程度上，点明了家庭与民族国家的同一性。在小说《四世同堂》之中，老舍将伦理关系的呈现放置于民族危亡的背景之下，家庭与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老舍以强大的国家与民族意识，调和了个人、家庭与民族之间的矛盾点，体现了老舍传统的伦理观念。
第一章 前期作品的伦理价值
一、两性关系的悲剧性
与五四时期文学先驱相比，老舍对自由恋爱，婚姻自主持有较为严谨的态度。这一是因为老舍深受儒家文化的熏染，尚且沉浸在传统伦理之中。二是老舍经历了底层生活，现实的贫苦让他能保持一贯的冷静思考。
前期作品中的恋爱关系大都传递着一种悲伤、不幸的气息，《微神》就是一个最为突出的例子。这是老舍众多小说中的一部恋爱主题的小说，蕴含了老舍爱情伦理叙事的精华。故事讲述了一对两小无猜的金童玉女，在成长的过程中相互倾慕。然而世事难料，女子遭遇了家庭的变故，在男子出国期间沦为娼妓，堕入风尘。辗转多年，男子对女子念念不忘，回国后仍想与她共结连理，但女子碍于自己的身份低微，决心以死来泯灭他们美好的“爱情”。将《微神》中的“她”与小福子、月牙儿联系起来，老舍书写了一曲曲爱情悲剧，延续了一贯的爱情伦理模式，即盲目追求自由恋爱的贫苦女性，命运往往十分悲惨，常以沦为娼妓的结局而收场。
除了“自由恋爱”中的悲伤氛围，老舍笔下的婚姻关系也是“一地鸡毛”。《骆驼祥子》是老舍的代表作之一，他曾提到“一个车夫也应当和别人一样的有那些吃喝以外的问题，他也必定有志愿，有性欲，有家庭和儿女，”[1]祥子“他来自乡间，虽然一向没有想到娶亲的事，可是心中并非没有个算计；假若他有了自己的车，生活舒服了一些，而且愿意娶亲的话，他必定到乡下娶个年轻力壮，吃得苦，能洗能作的姑娘。”[1]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祥子日复一日，“对花钱是这样一把死拿，求挣钱祥子更不放松一步。”[2]起初，他和虎妞的结合并不是你情我愿，加之两人生活态度不同，性格差异较大，婚姻生活并不幸福。虎妞死去之后，面对帮助他，安抚他的小福子，他再一次燃起生活的希望，“她是个最美的女子，美在骨头里……她美，她年轻，她要强，她勤俭。假若祥子想再娶，她是个理想的人。”[3]虽然小福子出身低贱，也并不是一清二白的姑娘，还满身疮痍，但他自知自己穷迫又有过婚姻，“那么，他与她正好是一对儿，谁也不高，谁也不低，像一对都有破纹，而都能盛水的罐子，正好摆在一起。”[4]但现实又一次打击了祥子，小福子的离开进一步摧毁了他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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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血缘关系的解构化
家是中国文化中人们赖以生存的团体形式，政权交替、国家兴亡，但家庭的血脉精神一直延续下去，成为家国一体的重要基础。正因为家的重要性，五四时期批判传统的大背景之下，家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主要被谴责的对象。巴金的《家》就是这时期的代表，高家看似谦和好礼，世代书香，但在家这层围墙之后，却是显示出了腐朽压迫，相互争斗的真相。巴金以控诉之声：呼喊出对封建礼制，家庭伦理的抵制。在这样一种思想潮流下，老舍以三种方式集中展示了传统伦理崩塌之下的父子矛盾。
第一种方式是树立家长形象的绝对权威。比如《新时代的旧悲剧》中陈廉伯低着头、声音微颤的叫着老爷子，在他心中父亲威严的地位等同于一位神仙，“与他有直接关系的一位神仙；在他拜孔圣人、关夫子，和其他神明的时节，他感到一种严肃与敬畏，或是一种敷衍了事的情态。唯有给父亲磕头的时节他才觉得敬畏与热情联合到一处，绝对不能敷衍了事。”[1]将陈老先生庄严、高傲的形象一语道出。再如《老张的哲学》中李静的自幼就没了母亲，父亲又常年卧床不起，没有了家庭的束缚之后李静和李德暗生情愫。但事与愿违，她的姑母便承担起“父亲”这一角色，强行要求李静嫁给他人，高高在上、不容反驳的态度让人望而生畏。
第二种方式是父亲责任的缺失或是过度。《阳光》中父母对“我”这个女儿格外可贵。“我永远是对的。我要在平地上跌倒，他们便争着去责打那快递；我要是说苹果要了我的唇，他们便齐声的骂苹果。”[2]父母一味的溺爱，并没有换来女儿的感激，反而葬送了她的一生。在《离婚》中，老张的心病就是儿子张天真，他为了儿子“托过多少次人情，请过多少回客，已经无法计算。张大哥爱儿子的志诚与礼貌的周到，使托人情和请客变成一种艺术。”[3]儿子学习上不见起色事小，被捉去之后，本是一切有计划的老张慌乱了手脚，倾其所有只为保儿子平安无事。过度溺爱的另一个极端就是父爱的缺失，《毛毛虫》中的父亲有一儿一女两个十分乖巧的孩子，但他从未起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任由两个孩子在街上晃荡，过着吃上顿没下顿的落魄生活。父爱的两个极端都是父亲角色不称职的重要体现，也是父子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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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四世同堂》的同辈伦理
一、 兄弟姐妹关系的对比性
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同为“分形连气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后裾，食则同案，衣则传服，学则连业，游则共方，虽有悖乱之人，不能不相爱也。”[2]本应是充满了温暖与关怀，但在《四世同堂》之中，作者以高超的艺术手法为读者展示了在相同的成长环境下不同的手足命运。
“三兄弟”的人物框架在中国现代文学上屡见不鲜，从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到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兄弟之间的伦理关系被不断阐释。《四世同堂》中祁家三兄弟不仅身处复杂的家庭关系之中，还置于国难当头之际，家国交织的结点，更加丰富了老舍的言说语境。
祁家三兄弟关系的呈现，是人物性格之间的相互补充。老三在小说中的笔墨并不多，集中出现在开头和结尾两处，他“出走——归家”的这一人物模式是对老大形象的一种补充与丰富，象征着脱离了家庭伦理层面的大哥。战争一触即发，老三在家里无法安生，誓死“出走”，为国效力。老大得知老三的心愿，全力支持弟弟，妥善安排弟弟出城，一人扛起了大家庭的重担，让弟弟无后顾之忧。弟弟瑞全在走后也并不放心大哥，“瑞宣大哥是那么有思想有本事”，[3]希望钱先生能时常安慰大哥。老三瑞全在“归家”之后，也并未因瑞宣没有投身战争而轻视他，反而在精神上给予了大哥“救赎感”，两兄弟一内一外，并肩作战，为家与国而奋斗。
此时的老舍可以说正如《四世同堂》中瑞宣所经历的家国矛盾相呼应。瑞宣担负着沉重的四世同堂的负担，他不敢像弟弟那样只身南下，怀着一腔热血前往一线。他 “与占领北平人较量一番的，是沉重的家庭义务，是中国式的家庭结构、伦理关系。”[1]可以说，整部小说都贯穿着家国伦理的矛盾交织。在小说中，瑞宣徘徊于尽忠还是尽孝之间，苦苦挣扎，不断忏悔。然而，现实中的老舍给出了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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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性婚恋关系的传统性
在老舍眼中 “理想的婚恋模式带有传统性，他认为理想的婚恋模式中应有一位贤淑宽容的女性。”[2]他通过剖析这几段婚姻，表明了夫妻关系不论是传统结合还是自由恋爱，一旦违背了伦理道德的约束，都终会走向家庭破裂的结局。
老舍并不同于五四时期的作家一味去推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他更注重婚姻的稳定性。古语云：“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周易·序卦》）《四世同堂》中李四爷夫妇、祁天佑夫妇、钱吟默夫妇等均是传统婚姻的代表，恪守了传统婚姻的伦理道德。李四爷与祁老人同辈，他们老两口是小羊圈胡同中最为年长的夫妇。李四爷热心助人，李四妈乐善好施，夫妇俩携手一生，和睦融洽。钱吟默夫妇是传统婚姻中夫唱妇随的典型代表。小说开端，钱先生过着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隐居”生活，钱太太谨守丈夫的生活习惯，除了生活所需，偶尔“在门口买点针线或青菜什么的。”[3]很少与小羊圈胡同中的人打交道。另外，钱太太十分崇拜丈夫，钱先生“是个连一个苍蝇也不肯得罪的人，他一定没有强迫过姐姐服从他。可是他一句话，一点小小的癖好，都被姐姐看成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不能更改的事。她宁可挨一天的饿，也不肯缺了他的酒；他要买书，她马上会摘下头上的银钗。”[1]古语云：“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仪礼·丧服》）钱太太恪守婚姻伦理的传统道德规范，在钱老先生被捉入狱，生死未卜，儿子病死之时，钱太太料理好丧事，以死相随的决心更是让人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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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四世同堂》的祖辈伦理................................30
一、子子辈辈的榜样传承..............................30
二、非血缘关系的理想色彩.............................32
第四章 《四世同堂》的社会群体伦理.................................36
一、邻里相处的双面原则..................................36
二、超脱民族的人性光辉................................40
结语..................................45
第四章 《四世同堂》的社会群体伦理
一、邻里相处的双面原则
《四世同堂》是老舍再次回归北平之作，“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酸梅汤、杏儿茶的吃喝声，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是完整的，像一张色彩鲜明的图両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的描画它。它是条清溪，我每一伸手，就能摸上条活拨的鱼儿来。”[4]作者笔下的邻里已然是一个社会国家的缩影，在相处之间体现出人性、道德的差异。
不同于前期小说中的邻里矛盾，《四世同堂》中展示了更为全面的邻里相处，传达出老舍关于邻里伦理的深刻思考。儒家十分讲究邻里之间的和睦，“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1]就强调了邻里之间友爱的仁风。俗语云：“远亲不如近邻”。邻里们朝夕相处、和睦友善，是小说《四世同堂》邻里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李四爷与李四大妈就是最为典型的代表。
李四爷一家对邻居十分尽心，“在他的职业上，他永远极尽心，而且要钱特别克己；有时候他给穷邻居搬家，便只要个饭钱，而不提工资。在职业以外，特别是在有了灾难的时节，他永远自动的给大家服务。”[2]李四爷在担任胡同里长之时，也是尽心为胡同的每户人家维护权益，即使受了邻里的怨气，他也默默忍耐。李四奶奶更是将胡同里的每个孩子都看作“宝贝儿”，物资紧缺的年代里，李四奶奶省吃俭用，也要给胡同里的“宝贝儿”们送一些救急的食物。孟石、钱太太、车夫小崔一一惨死后，胡同邻里同甘共苦，一起面对，将胡同之中的人情冷暖推向了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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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纵观老舍前期的作品创作，对伦理叙事的重塑涉及多个层面：悲情结局的爱人情侣、相爱相杀的兄弟手足、矛盾重重的父子关系、世俗功利的邻里朋友、差异纷争的家国伦理等等，前期的书写积累与特殊的时代背景为老舍审视传统伦理提供了全新的思路。老舍走出象牙塔，走出亭子间，辗转多地，经历了战争的体验之后，拓宽了自己的创作视野，心灵也受到了巨大的震撼，《四世同堂》应运而生。
重读《四世同堂》，我们总能感到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这便是围绕家庭而延伸出的伦理意识。小说《四世同堂》的家国伦理可以说是老舍曾经体验过，或者说是正在体验的。进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战事吃紧。老舍不得不抛下妻子孩子，背井离乡，从山东出发前往内陆北碚，投身到抗日救国的主流之中，不得不与家人分割多年。正在这时，老舍的母亲在北平去世，老舍未能赶回北平，只能拜托妻子胡絜青由山东回北平料理后事。此时的老舍正如《四世同堂》中瑞宣所经历的家国矛盾相呼应。瑞宣担负着沉重的四世同堂的负担，他不敢像弟弟那样只身南下，怀着一腔热血前往一线。他“与占领北平人较量一番的，是沉重的家庭义务，是中国式的家庭结构、伦理关系。”[1]整部小说都贯穿着家国伦理的矛盾交织。在小说中，瑞宣徘徊于尽忠与尽孝之间，苦苦挣扎，不断忏悔。然而，现实中的老舍给出了自己的选择。老舍的“家”文化绝非一味推翻家庭，也绝非一味歌颂传统，他看到了家族伦理的双面性。在祁家看不到以往现代小说中恶化的祖孙关系、父子关系、婆媳关系，有的是大家长的慈善祥和，家庭成员之间相互理解帮助，韵梅与婆母之间共同为四世同堂默默付出。同样高风亮节的钱家、友爱和善的李家、厮守情深的文家也同样都是家庭伦理的积极表率。其次，老舍通过冠家的种种行为老舍真实的再现了在国难当头，部分国民为追求物质利益，抛弃了应有的伦理束缚。家族文化的优与劣、有与无对个人的影响并不绝对，孝悌满堂的祁家也会有瑞丰一类的民族败类，在利益充斥的冠家也会走出深明大义的高第，没有传统家庭熏染之下的蓝东阳和尤桐芳也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