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争与守望——韩少功新世纪乡村叙事研究

作者试图用“常与变”的眼光来看待新世纪乡村，他没有严厉地指斥现代性为乡村带来的破坏，亦没有流露出对传统乡村过度地赞美之情。他在作品中所传递给人们的思想文化，无论是现代的还是传统的，只要适宜乡村发展的思想文化就得到他的提倡。他的返乡实践让他游走于城乡之间，为其乡村叙事增添与众不同的情感、内容，因此，其新世纪乡村叙事作品较长期生活于城市的作家而言，多了些对农民的理解和赞美，较长期生活于乡村的作家而言，多了些对现代性的辩证认识。

第一章 抗争：现代性视阈下的乡村景观

第一节 作为知识分子的抗争
萨义德为知识分子所下定义为：“他或她全身心投注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做法。”③在当代作家中，韩少功勇于承担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文风始终具有强烈的批判色彩。曾与张承志、史铁生组成“精神圣战”三剑客之一的韩少功，从个人思想到创作从不随波逐流。正是这种独立人格，使其作品曾多次被置于时代的先锋位置。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作者的个性。早在魏晋时期，曹丕就提出了著名的“文气论”，即“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能力强而至。”④反之亦然，文学创作与作家的个性似乎有着紧密的关联。韩少功的创作个性和他对文化的思考，都为其作品带来丰富的哲学意蕴。
一、抗争精神的内涵
关于现代性的思考，几乎贯穿整个现当代文学史。现代性问题是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思考的重要问题。由于历史发展的机缘巧合，在中国现代性问题上，对于 20 世纪 70 年代步入文坛的韩少功来说，往往更具卓识。正如有论者提出，“对现代化问题的思考不是韩少功创作思想的全部内容，但可以肯定地说，它是韩少功创作思想的核心内容。”①在我看来，韩少功对于现代性之于乡村影响的特殊观照也是一种机遇。他曾在《文学与时代》一文中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指出“作家的成长受到时代的制约”和“作家的影响受到时代的制约”。②韩少功于青年时期进入乡村，早期知青经历让他有机会深入了解到中国农民的落后与愚昧，淳朴与善良。面对乡村世界，身为知识分子的他，产生一种为乡村现代化寻求出路的紧迫感。多年的创作生涯中，韩少功之于乡村无论是回望式地抒情，还是辩证性地批判，始终没有脱离对乡村现代性问题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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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乡村人物新、旧思想意识冲突
随着时代的发展，乡村意识形态的新旧冲突，也是新世纪乡村发展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乡村体制建设，还关系到整个乡村的发展面貌。从韩少功的新世纪乡村叙事中明显可以看出，村民在现代政治法律、科学知识的影响下，日常生活中所做的改变。然而长时间的血缘伦理观念和知识文化水平妨碍村民对于现代性所带来新质元素的接收。他们对于“新质”只是被迫服从，而强大的旧有观念仍然支配着村民的行为。韩少功敏锐地发现了村民在新、旧意识形态下的矛盾与不知如何自处，这一点主要通过村民对政治和科技的态度得以展示。
一、被曲解的“乡村政治”
现代性进入中国，逐渐瓦解了城乡二元对立的格局。处在转型中的乡村，农民视野变得开阔，外来事物刺激着他们的欲望，其自主意识也由此得到提升，这为乡村干部的管理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在这一点上，新世纪乡村政治主要表现为农民接受现代性思想后，对村干部的工作和乡村制度所产生的误解和尴尬。正如吴高泉曾在论文中指出“在现代中国社会，‘农民’一词有愚昧、落后、狭隘、浅薄、自私等一系列与现代性标准背离的文化批判色彩，关于农民的这些观念并非古已有之，它的产生和被强化是现代性观念的结果……”①被强化的现代性加剧了农民缺点的暴露。新世纪的村民对乡村的管理制度和相关法律存在诸多曲解和不适，经常为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顾及法律和制度规约。这种无所顾忌的态度使得部分乡村制度和法律在普及与推行上收效甚微。此外，韩少功笔下村民对权力的追求也很矛盾。他们一方面惧怕权力，另一方面又深知权力能够为自己带来精神和地位上的满足，而竭尽全力地追求。
我国法律制度虽还处于建设之中，但已渐渐普及到了乡村。随着新世纪政府和媒体的大力宣传，村民已拥有较为基本的法律意识，但村民在法律的履行过程中掺杂较多人情因素。韩少功在小说《生离死别》中，讲述了村民因重视情感而忽视法律的故事。小说不仅刻画新世纪乡村留守老夫妇的生活窘境，而且把生命将要走到尽头的老夫妇之间生死约定（丈夫将妻子杀死后，然后再去找人将自己杀死），上升到对乡村人情与法理之间的巨大冲突层面加以描写。小说中的老人并非不知道杀人犯法的道理，可是在他内心深处，夫妻间的情感约定早已超越了法律。直到被判刑的一刻，老人仍没有意识到与妻子之间约定的违法之处。跟法律相比，在乡村，长期以来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情感始终占据上风。不只是村民，就连村干部在管理乡村日常事务时，也会存有人情上的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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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守望精神家园

第一节 地域文化和传说
作家的创作离不开他的生活环境，而地域文化是生活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地域会呈现不同的宗教信仰、饮食习惯等地方文化特色。在现当代文学史上 ，不同作家笔下的地域风貌显而易见。如萧红笔下的东北；贾平凹笔下的西北；李佩甫所描写的豫中平原；阿来所描绘的藏区世界，这些作家对地域文化的特殊观照，可较好地展现地域性的民俗特色，这无疑增加了作品的审美性。他们的创作也丝毫不回避民间的藏污纳垢性，这种文学的记录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对民间历史的记录。这些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去发现更多民间生存智慧。
韩少功的作品也具有这样的地域特色，如果用一种地域文化将其作品归类的话，他的作品中所呈现的文化无疑是湖南及周边地区特有的楚文化。韩少功各个时期作品都在尽可能满足人们对巫楚文化的想象，前期作品从《爸爸爸》中虚构的“鸡头寨”到《马桥词典》中虚构的“马桥镇”，后期作品从《暗示》中提及的“太平墟”到《山南水北》中的“汨罗八景村”，这些作品无不再现地域文化的魅力。他还在叙述中致力于对当地民间传说的挖掘，这些民间传说使得韩少功乡村叙事内容富有历史感，更为作品增加厚重的文化底蕴。韩少功的新世纪作品内容自然也无法脱离地域文化，这一时期他将巫性思维和民间传说融于叙事之中，为其读者带来不一样的阅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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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人与自然相处方式的探寻
动物和植物是有生命的，与我们共同生活在地球上，联系紧密。万物有灵信仰作为巫性文化的重要部分，使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活在巫楚大地上的人们始终坚信万物有灵论。沈从文曾在《边城》中，描写从小生长在湘西的翠翠时，写到她爱护身边的一草一木，翠翠纯真开朗的形象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并自然地用“小鹿”的形象与善良单纯的翠翠作比，这种信手捏来的比喻为巫楚世界营造了人与动、植物相互尊重，融洽相处的和谐气氛。在韩少功的新世纪作品里，动、植物同样也是一种神性的存在，它们长期以来受到当地人的尊重与爱护。
进入新世纪，人的一切活动受到现代性思想的影响，现代化进程加剧了人们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由此，人们对现代化为环境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进行反思，产生了生态保护这一颇具现代性的观念。而“万物有灵论有比较明确的特殊观念，认为各种事物都有灵魂，把自然界人造物等人格化，这是一种符合原始观念的信仰……万物有灵的核心是一切事物皆有灵魂。”①苇岸曾在自己的散文中说道：“任何东西都是有生命的，一切在于如何唤起他们的灵性。”这句话被学者汪树东用来评论现代生态学，“生态学试图在新的高度上复活原始的泛灵论自然观，承认自然界的灵性。”②在韩少功的作品里，我们很容易看到作者将身边的动、植物均视为有个性、有感情的事物。这种人与动、植物的和谐关系，与当今社会所弘扬的生态意识具有异曲同工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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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独特的叙事策略.........................................31
第一节 隐匿的“他者”.................................31
一、返乡践行者........................32
二、淡化的“启蒙者”...................34

第三章 独特的叙事策略

第一节 隐匿的“他者”
关于乡村的“他者”形象，鲁迅曾在 20 世纪 30 年代，参与《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工作时，为自己负责编选的《小说二集》作“序”时，便有所指涉。“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来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①这一“乡土文学”的说法将作者的所在地限定于北京，作品内容偏于作家作为知识者精神返乡时，对记忆中家乡的人和事物进行描述。叙述人往往以小说中的一个“他者”形象出现。乡村叙事中的“他者”形象在现当代文学中是以知识分子返乡后，对故乡的落后性进行批判的一类形象，这些知识分子接受文明思想后，往往会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入剖析。闫玉曾在论文中便有关于这方面的论述，“首先作家从本土文化领域进入‘他者’的文化领域；其次，作家接受‘他者’的文化熏陶；再次，作家转变文化立场，以‘他者’的文化标准来观照本土文化。”①由于聚焦于文化立场的转换，用“他者”的眼光来看待本土文化，作家往往会因过于理性地审视乡村而忽略个人情感。
由于韩少功的返乡实践，其新世纪乡村叙事为人们创造出一个隐匿的“他者”形象。由于早年的知青生涯，他对“第二故乡”的记忆尤为深刻，在创作时会不自觉地将更多记忆留在“第二故乡”。城市虽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他文化熏陶，但从他早期的《文学的“根”》一文便可以明显感受到他对城市的文化态度并非完全认可，他始终对城市文化持有一种辩证态度。其文化立场的转变因由与以往作家的不同，并非仅因个体的空间位移而发生转变，而是在完成对城市与乡村文化的辩证思考后，再来分析现代性前后的乡村客观变化。在创作时，他试图隐匿自己的“他者”身份，而尽量用一种乡村人的眼光去考量乡村文化，用返乡的践行者和刻意淡化的启蒙者身份去替代“他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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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抗争与守望”无疑是韩少功返乡后对乡村的发展现状所持有的观点，作者持这种观点创作的确为新世纪乡村叙事增添一抹亮色。韩少功思想的多元性，增加了他对乡村现代生活的理性思考。作者试图用“常与变”的眼光来看待新世纪乡村，他没有严厉地指斥现代性为乡村带来的破坏，亦没有流露出对传统乡村过度地赞美之情。他在作品中所传递给人们的思想文化，无论是现代的还是传统的，只要适宜乡村发展的思想文化就得到他的提倡。他的返乡实践让他游走于城乡之间，为其乡村叙事增添与众不同的情感、内容，因此，其新世纪乡村叙事作品较长期生活于城市的作家而言，多了些对农民的理解和赞美，较长期生活于乡村的作家而言，多了些对现代性的辩证认识。久居巫楚大地的他，自然被巫楚文化所熏陶，文化影响着他的创作思想和写作风格。楚地方言和传说为作品带来神秘色彩，人类原始的优秀品质让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熠熠生辉，此外，他的作品在反映乡村现状的同时透露着一丝浪漫想象，这种想象具体表现在他对新世纪乡村现状的抒情性表达和智识性理解上。他的知青经历也是他能够在众多作家中脱颖而出的关键，这段经历让他以一种历史的眼光看待乡村近四十年的发展变化，这种时间的跨越丰富了他对乡村内容的叙写。他在文学上为新世纪的乡村发展开辟出一条可行的道路，开拓人们审美视野的同时，也为新世纪乡村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