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葛亮文学文本中的城市想象

笔者认为无论认同与否，现代性变革都仍在进行并且向全球蔓延，在当下的中国，现代性变革还未完成，后现代文化就接踵而来，退守中的国粹的东西也重新抬头，它们和现代人文精神的植入之间的悖论直接影响到价值观念的问题。正如吉登斯所言，我们已然处于“现代性的后果”①之中，面对现代化过程中新生的异质文化，我们不能一味地否定，也无须一味地怀旧，作家更需要有直面现实的勇气，去看到城市生活失望与希望并存，风险与机遇同在的多面性。葛亮的城市想象呈现了在当下重塑传统文化的可能及其所面临的问题，有助于我们反观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景观趋同、人性异化等问题，对我们反思现代性也有一定的意义。

第一章 葛亮的城市经验与城市想象

第一节 南京：双面的文化古都
南京是葛亮的故乡，从 1978 年至 2000 年，葛亮在这座城市生活了 20 余年。故乡作为每个生命的起点，是人与世界建立联系的最初空间，人们在成长过程中都以其作为坐标原点。王德威认定故乡对作家有重要意义，他说：“‘故乡’不仅只是地理上的位置，它更代表了作家所向往的生活意义源头，以及作品叙事力量的启动媒介”①。南京之于葛亮也是如此，他在接受访谈时将南京称为“家城”，并认为文学是他“作为一个南京人回馈家乡的一种方式”②。南京以其丰厚的文化氛围滋润着他的气质品性与文化趣味，他则通过文学表达自己对这座城市的感受与认同。
人建造了城市，城市也塑造了人。南京是一座有相当的审美异质性的城市，它的精神特质在潜移默化中对生活于其中的作家产生了影响，使作家及其创作都沾染上南京的气息。曾客居南京的魏微说她喜欢南京是因为“这个城市，没有太多的欲望，——我是这么以为的，人相对来说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③。叶兆言对南京的印象也与之相似，他说：“南京的作家最得天独厚的地方，是比别处的作家相对少受一些干扰。竞争不激烈的城市，压力也相对小一点，南京好就好在不是太现代化，又不是太落后”④。从中可以看出一座城市的文化氛围和精神气质对作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葛亮也不例外，他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对南京的情感极为深厚，他曾引用《儒林外史》中的一句话来形容南京：“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这“六朝烟水气”指的就是南京作为六朝古都的阔达、风雅的气质。除却南京的“六朝烟水气”之外，葛亮对南京人的气性还有如此表述：“南京人对于时局的态度，多半是顺势而为。大势所趋或是大势已去，并非他们考虑的范畴。因为没什么心眼儿和计算，与世少争，所以又渐渐有了冲淡平和的作风”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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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香港：神秘的现代都市
2000 年，葛亮离开了他生活了 20 余年的故乡赴香港求学。随着生存场域的转移，文化环境也发生了改变，在这一变迁中身份认同的焦虑和文化认同的危机不可避免。2010 年他发表的散文《拾岁纪》记录了他在香港十年间的生活，清晰地揭示了这一文化碰撞的过程。香港给他的印象与南京很不相同：“和南京的阔大街道相比，这条街的逼狭让人有些许的不适。”，“这些年在香港，看了太多逼仄而狭长的天空。”，“街边琳琅满目的小铺，都是因地制宜，见缝插针。”，“香港是一个岛，这岛上还有喧嚣与速度”①。就空间上的观感而言，香港之于南京就显得过分狭小拥挤，在城市的气质上，香港的喧嚣浮躁与南京的平和安稳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不过正是这一差异促发了葛亮书写南京与香港的强烈愿望，他曾说：“香港是我写作的起点。在这点上我非常感恩，如果没有香港这样的生活环境对我的促动，特别是与‘家城’南京之间那种气质的不同，我大概不会开始我的写作”②。在一座城市生活久了，因为习惯其间的事物，容易忽视它异于其他城市的特性，而移居至香港的经历恰好给予了葛亮一个躬身反照的机会来看自己的家乡，同时也在不断加深着对所在城市的了解。
尽管新的城市环境与城市氛围对葛亮形成了冲击，让他感到生活环境的差异，但在葛亮的文学香港中却没有表现出文化碰撞时所产生的认同危机。这是因为香港本就是一个文化包容力很强的城市，香港的回归又使得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稀薄，所以葛亮作为“九七”之后的南来作家并没有感到太多身份认同的焦虑，他不把自己当作香港的过客，而是亲切地将香港称作“我城”③，这样一种较为轻松的姿态增加了他融入香港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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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葛亮城市书写的审美风格

第一节 语言风格的发展
语言是文学作品的要素，对塑造文学风格有重要作用，文学作品的风格首先就是由语言呈现出来的。从以南京为题材的《七声》《戏年》《朱雀》到以香港为题材的《浣熊》等小说、再到以襄城为背景的《北鸢》，文章的遣词造句、结构布局越加精致，语言的古典感也愈加浓郁。
《七声》是葛亮以自己的成长经历为参照的南京题材小说集，语言质朴平实。比如《洪才》中的这段语料：
“过了一个星期，成洪才到我们家来，说：阿婆死了。
我呆掉了。愣一愣神，放下饭碗就跑出去。
我看见阿婆，哇地一声哭了。阿婆一动不动，身上盖着床单，身体缩成一个小孩子那么大。阿婆的一只眼睛睁着，嘴唇翻着，比活着的时候更丑了。”②
这一段描写阿婆的死亡，一个本该令人悲惨难过的场景却被轻描淡写了过去。洪才告知“我”阿婆去世的噩耗仅仅说了“阿婆死了”四个字，“我”得知消息后也只是“呆掉了”、“愣一愣神”，死去的阿婆“一只眼睛睁着”“嘴唇翻着”，“我”见到阿婆的尸体后“哇地一声哭了”。在这里，作者没有用任何描绘性的修辞，句子之间也没有成套的关联词，完全依靠白描，不加一点雕琢。这是葛亮最早发表的小说之一，此时的语言处理方式没有什么艺术上的讲究，多数是即时的动作反应和精简的人物对话，仅有的零星描写也比较散乱，这段对阿婆尸体的描述从整体的阿婆身体突然切换到局部的眼睛、嘴唇，描写至此又戛然而止，不免显得有些粗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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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精致典雅的意象呈现
葛亮重视对意象的营构，他笔下的城市在多重意象中形成了一个个丰富的象征世界，每一座城市都有其相对应的意象符号，诸多常见的意象也都有创造性的表达。他多用中国古典文化的意象来塑造人物性格、营造情境氛围，进一步凸显了小说精致典雅的风格。
象征是具象的，但其归属却是抽象的，所以象征包含“形”和“义”两个要素，也即黑格尔所指的“意义的表现”和“意义”①。从意象到意义，象征获得了形而上的维度，所以它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方式，还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哲学理念，直接参与人的认知过程。象征是葛亮城市书写的重要表现手段，文中这些具体的意象往往具有更深层的文化意义与哲理指向，表现出作者对城市的认知与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思考。
《朱雀》将 70 多年的时间聚集在同一个空间——南京，是以打破线性时间为叙事基础的。小说有两条时间线，一条从 90 年代初延伸至世纪末，一个外来者许廷迈来到南京邂逅程囡，从她的手中得到了一枚名为“朱雀”的工艺品，此后他的生活便与程囡、雅可产生交集，雅可吸毒致死，程囡却因雅可怀孕，本已离开的许廷迈闻讯带着朱雀又回到了南京。另一条是穿插在第一条时间线内的三代女性的传奇经历，1937 年叶毓芝在南京大屠杀将朱雀留给了尚在襁褓中的程忆楚。时间跳跃至 1997 年，雅可、许廷迈、程囡一起游历南京，当朱雀突然闪耀光芒时，时间回到了 50 年代。程忆楚把朱雀交给“右派”陆一纬，多年后她与被平反的陆一纬重逢，生下孩子程囡，朱雀几经辗转到了程囡手中。叙事时间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穿插藏闪，布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时间网，朱雀不断出现在意义重要的地方，成为故事的“贯穿道具”①，使交错的时空结构在偏离之时回到正轨。这枚朱雀见证着她们的命运，她们的命运又建构起南京的历史，在这样的关联下，朱雀便成为了南京这座城市的象征。在东晋时期，秦淮河上建有二十四航，朱雀桥是其中规模最大的，它正对六朝时期的建康城正南门朱雀门，向东是秦淮南岸的乌衣巷。刘禹锡曾以“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凭吊东晋时朱雀桥和乌衣巷的繁华和如今的荒凉残落。葛亮以“朱雀”为名，自然也有感慨历史沧桑之意，所以《朱雀》中叶家三代女性的结局都不免黯淡。但是除此之外，朱雀还有另一层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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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葛亮城市想象的意义与局限..............................31
第一节 城市书写的独特性.........................31
第二节 城市反思和理想城市的建构............................34
第三节 葛亮城市想象的局限.................................37

第三章 葛亮城市想象的意义与局限

第一节 城市书写的独特性
每一座城市都有独属于这座城市的个性，对于城市个性的发掘与表现是城市文学作家题中应有之义。新时期以来，中国城市文学的书写中心逐渐从上海、北京发散到深圳、广州、南京、武汉、天津各地，标志着基于地域文化的中国城市文学的生成，出现了诸如王安忆的上海、叶兆言的南京、方方的武汉、贾平凹的西安等等各具特色的城市形象。但是也正是在作家们对城市地域性的凸显中，一座城市的面貌往往就被固定了下来，比如提到上海，一个摩登潮流的都会便闪过脑海，说到南京，一座沧桑雍容的古都便浮现眼前，文学对城市的描述很容易框定人们对城市的理解与认知，根据这样的认知表达出的，往往已经不再是作家个体的城市经验，而是基于普遍化知识的想象。
葛亮的城市书写在中国城市文学中的独特性，首先就表现在他对城市形象的个性化塑造上，他常常打破人们对某座城市的固有印象表现出一些出人意料的理解，不论是南京、香港还是他虚构的北方小城都有一些创造性的表达。南京在文学中从来就不乏书写。早在西晋时期便有左思的《三都赋》，南北朝时期有庾信的《哀江南赋》，明清以来孔尚任的《桃花扇》、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曹雪芹的《红楼梦》对南京的追怀至今仍盛传不衰。此后，朱自清、俞平伯的两篇同名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开启了现代文学中南京的想象；叶兆言、白先勇、毕飞宇、韩东、朱文等人则共同建构起当代文学中的南京形象。在从古至今的南京书写中，南京基本上以三种面目出现在文学中：一是失却繁华的古都；二是鲜血染红的伤城；三是世俗的平民之城。可以看出，南京过往的传奇随着时代的烟尘在逐渐消散，它的历史赋予了这座城市一种悲剧性的底蕴，也给南京书写蒙上了一层黯淡的色调，而葛亮却致力于表达沉淀着千百年记忆的南京特有的传奇性，他说南京是“被一种虚浮的平和包裹着”①，所以用身覆红炎的神鸟“朱雀”来比喻南京，展现这座城市热烈又具冒险气质的另一面。《朱雀》里的女子看似柔弱隐忍，但是却异常坚强执着，她们身处历史的洪流中被一股股身不由己的力量所裹挟，却始终东冲西撞试图去打破悲剧的壁障。不仅人物如此，场景也有表与里两种样态。小说中一个关键的空间联结点是程囡在夫子庙里开的古玩店，表面上它是一个门前冷落的小店铺，其深处又衍生出了地下赌场、非法剧场、贩毒酒吧等等线索，看似安稳的生活却是静水流深。“朱雀”在不同人物和空间中的流转揭开了南京隐藏在没落与颓废表象下的“峥嵘与凶猛”②，附会了作家对南京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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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葛亮自 21 世纪初登上文坛以来，创作已有十余年，他对城市的关注一直贯穿始终，并且仍在不断开拓城市书写的领域。置身香港的这二十年间，他既追忆着“家城”南京日常与传奇，也注视着“我城”香港的边缘与危机，在此两城书写的基础上，他虚构了一个处于中国北方的小城。《北鸢》的语言更为精致典雅、抒情写意的特质也更加明显，高度体现出葛亮的审美追求，同时，他又基于家族历史在襄城中寻觅传统精神的流脉，展现了他对理想城市的精神追求。
通过多个城市形象的想象，葛亮展示了不同的城市风貌，并且他常常打破人们对某座城市的固有印象，表现出一些出人意料的理解，比如南京在平和日常下的血性传奇，香港在喧嚣与速度之外的幽暗、陈旧。同时他也将自己对城市发展状况、城市人的生活与精神状态的省思反馈在文字里，为城市里的人性衰变寻找了一条救赎之道，借以呼唤美好人性的回归和民族传统的复现。然而他在面对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时毫无保留的表达了自己对传统文化的赞赏之情，强调传统道德对人性的规约作用，以保守主义的姿态解构了 20 世纪“现代性”的启蒙文化的价值观念。葛亮复兴传统文化、弘扬人文精神的意图过于明显，又不能从自己的个人情感中跳脱出来，对传统文化中落后和束缚的一面缺乏必要的和冷静的审视，限制了他的文本在形式美之外的深度。
相对而言，葛亮的香港想象没有明显的文化意图。或许是因为香港与南京在城市气韵上太过不同，其浓郁的现代都市氛围使得人的异化状态更为突出，这一体验造成了葛亮书写香港时更为关注都市人性的幽微曲折，特别是人性中非理性的部分，既批判了城市以物质为核心形成的文化氛围对人性的篡改，也肯定了城市为人的发展提供的新机遇，呈现了一个以神秘为底色的现代都市样态。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