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1978 年小说中地主形象的演变

笔者认为当文学与政治相伴而行，文学中的政治意识形态无法避免之时，文学如何恰当的表现一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如何有效合理地发挥文学社会功能性就成了我们必须关注的问题。过于严苛的政策要求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文学自身独特的发展，文学如若简单地沦为政治的工具和手段，或只是一昧享受文字的狂欢，都将必然走向深渊的边缘。理想的文学应该体现一种现实关怀，彰显出对社会、对人民和对民族的责任。理想的政治也应该蕴含着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和创造性变革社会的努力，并且它的最终指向是人的全面解放。

第一章 变动时代中的文学景观（1942——1952）

第一节 应势而生的群像书写
1942 春，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国民党封锁着延安。而在延安的共产党内部，则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整风运动。这场以肃清王明教条主义思想影响为目标的整风运动，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意义。而属于延安整风运动一部分的文艺整风运动，对于延安文人和知识分子来说，则是一场严峻的精神与灵魂的革命。1942 年 5 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毛泽东在座谈会上发表了相关的讲话，后被整理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的文艺论断，不仅是对延安文艺创作的理论建议，更代表着党对于中国革命现状，对于政权建设的内在规范化要求。因此，《讲话》成为了延安文艺界新的，明确的，不容置疑的文艺方针。此外，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①更加确定了解放区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性质，也为文艺服务于政治奠定了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础。
《讲话》围绕着“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话题，提出了诸如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文艺为什么人、普及与提高、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等一系列的文艺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熟悉工农兵，转变立足点。要求作家接受工农兵再教育，转变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立场。作家作为文艺工作的主体与文艺的接受对象工农兵的位置被转换。经过文艺整风之后，受过精神洗礼的作家们，纷纷将视角转移到广大的工农兵生活，转变个体言说的方式，进入到《讲话》制定的文艺创作的规范轨道之中，创作出了一批与工农生活密切相关的作品。
.......................

第二节 随势而变的形象刻画
地主作为中国传统封建阶层，在农村的阶层力量中占有很重的分量，是中国传统农村中不可忽视的存在。作为封建社会中处于剥削地位的主要阶层，地主拥有了农村大量的土地，在中国农村未进行土地改革之前，“就一般情况来说，占乡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占有约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然而“而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雇农、贫农、中农及其他人民，却总共只有约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终年劳动，不得温饱”。①虽然当时的调查数据可能不尽准确，但也确实反映出了中国广大农村巨大的贫富差距，与绝大部分农民贫苦的生活状态。在如此条件之下，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新政权的建设，满足广大农民渴望得到土地的愿望，需要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重新分配土地，“消灭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②。作为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土地制度的直接得利者，地主必然也成为了革命斗争的对象。加之，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地主与官僚、绅士本三位一系，都是封建社会的历史产物。地主是“是官僚绅士具体的经济利益表现而已，尽管名称不同，但实际上却是一个”。③地主一般与官绅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家产丰厚，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农村事务中往往占据着绝对优势。地主为着自己的经济利益，巩固自己在农村的地位，常常会倚仗权势做出一些令村民所憎恶的事情，如侵占土地，仗势欺人，强买强卖等，导致一些地主在村中的名声不好，不得民心。因此，在 1942—1952年间农村实际状况与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之下，地主自然成为了小说中刻画的反面人物形象的典型代表。
1942 年至 1945 年 8 月，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之下，根据地人民一方面热情地投入保卫家国的战争之中，抵御来自帝国主义的侵略；另一方面也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为自己的切身利益与政治权利，与封建势力做斗争。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为“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阶层，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①，调动社会各阶层抗日的积极性，发展和巩固民主革命形势的需要，取得农村地主在财力与物力方面的支持，在此特殊情况之下，地主也成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需要争取的对象。对于决定了农村主要矛盾的地主与农民两大阶层根本利益的土地问题，根据地政府没有做一刀切的处理，在根据地农村将“地主不分田”为标志的土地革命时期的土地政策，调整为“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为标志的抗日时期土地政策，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并且，中共中央于 1942 年 1 月 28 日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明确了减租减息的基本原则，强调了根据地在减租减息的基础之上，佃户必须交租交息，来保障地主和富农的权益，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内局势发生变化，国内战争开始。在此情况下，为了恢复发展根据地的生产建设，为军队提供物资保障，1945 年 11 月 7 日毛泽东在《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中提出：“目前，我党的方针，仍然是减租减息而不是没收土地”，“我党当前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站在自卫立场上，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保卫解放区，争取和平局面的出现。为达此目的，使解放区农民普遍取得减租利益，使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取得酌量增加工资和改善待遇的利益，同时又使地主还能生活”。在复杂的社会情况之下，直到 1946 年《五四指示》 颁布之前，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也一直延续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
..........................

第二章 渐趋隐匿的文学独立性（1953——1978）

第一节 末路阶层的挣扎与反抗
随着 1952 年底全国土地改革运动的基本完成，我国农村生活面貌焕然一新，农村阶层的状况也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土改中获得土地，翻身做主的农民成为了农村阶层的主要力量，而地主阶层在一定的政策之下，逐渐走向了末路。在土改完成之后，地主作为封建土地私有制度的既得利益阶层，在现实农村中基本上全被改造成为了自力更生的普通农民。地主也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而被写入了史书之中，在现实生活中不复存在。此前在 1942——1952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土地运动时期，众多与时代政策相呼应的反面地主形象的文学书写也逐渐走向了低潮，但小说塑造的恶霸汉奸地主形象却深深印进了群众脑海之中，成为鲜明的不可磨灭的时代记忆。
1952 年底土地改革完成之后，按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要求，广大农村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文学总是与特定时代政策有所呼应，为了响应党的号召，创作出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学作品，1953 年召开的第二次文代会便直接以《为总路线而奋斗的文艺工作者的任务》为题名，作出了政治报告，呼吁文艺工作者们响应政策的号召，创作出有关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作品。周扬在报告《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中，肯定了几年来“我们文学艺术作品……紧密地服从了当前的政治任务”，认为“文学创作离开了党和国家的政策，就是离开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同时指出，“文学运动只有……在共产党政策指导之下，方能取得它正确的发展。”在如此明确的文学创作宣言下，在《讲话》影响下不断成长起来的，接受了一定政治考验的作家们，便自然而然地将创作目标瞄准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因此一批以表现农村农业合作化运动为主要内容，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情况的作品应势而生。1953——1978 年间地主形象的书写多散见于土地改革运动的余波书写与集中表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小说之中
.......................

第二节 符号化的“阶级敌人”
在 1953——1978 年的小说中，相比于继续以土地改革运动为主要表现内容的小说，在描写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小说中地主形象的刻画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理论上来说，土地改革与农业合作化在基本土地关系上并不相互冲突，但在土地归属形式上却有一定对立。前者是农民得到土地，后者则是农民主动将土地奉献给集体。因此，在表现土地改革运动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小说中，作家们的书写态度基本上是相同，主要是以政治政策为主导方向，表现中国农村的巨大改变。然而，在土改题材中小说中尚有一些深刻的农村社会关系的书写，但农业合作化的书写却没有充分表现出农民土地意识转换过程中的复杂性与艰巨性，许多作品都沦为了对当时政策的简单演绎。
1953 年之后中国农村的状况依旧十分复杂，改革艰巨。“前一个革命阶段的农村阶级斗争，主要是农民同地主阶级的斗争，要解决的农民问题是土地问题；但是在新的革命阶段则主要是农民同富农和其他资本主义因素的斗争，这个斗争的内容，就是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或发展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要解决的问题是新的农民问题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①并且，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阶段，现实农村生活中“已经有不少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用各种伪装混进到合作社中来，甚至窃取了合作社的重要职位，篡夺了领导权，企图使合作社变成他们的工具，或者阴谋搞垮合作社。他们在合作社中破坏党的领导，打击、陷害群众的积极分子和合作社的干部，进行残害牲畜、破坏庄稼、以至于进行放火暗杀等等罪恶勾当。有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还组织了一些假合作社”。②
..........................

第三章 类型化书写的僵局............................29
第一节 同构化的叙事模式...........................................29
第二节 同质化的人物形象塑造手法........................32
第四章 异样的视阀——另类的人物书写与人性探索.........................37
第一节 另类的地主形象书写............................37
第二节 复杂人性的初步探索..................................42
第五章 文学与政策的颉颃......................................47
第一节 政治规训之下的文学书写...........................48
第二节 作为艺术的文学.................................53

第五章 文学与政治的颉颃

第一节 政治规训之下的文学书写
在 1942——1978 年的小说中，地主形象的书写在一定程度上与一定时期内党的农村土地政策紧密相关。在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时期，仅就 1946 年《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与 1947 年《中国土地法大纲》两份相关的土地改革文件共 34条条令中，涉及地主问题的条令中便有 9 条之多，并且对地主采取了打击消灭的坚决态度。如《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第一条“在广大群众要求下，我党应坚决拥护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第五条“对于中小地主的生活应给以相当照顾，对待中小地主的态度应与对待大地主、豪绅、恶霸的态度有所区别，应多采取调解仲裁方式解决他们与农民的纠纷。”相对于《五四指示》中具有过渡性的特征的条令，1947 年《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关于地主问题的条令态度更加明确坚决。如第二条“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第六条“除本法第九条乙项所规定者外，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
在这样坚决消灭地主的政策法令的导向之下，同时期文学创作相应地也体现出了一定的创作取向。在以“斗地主”，“分田地”为主要内容的，反映解放区土地改革过程的小说中，作家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对地主采取了负面性的描写，甚至刻意丑化地主形象，描写其罪恶丑陋的行为事件。随着党的农村土地政策对地主采取的渐趋严厉的标准，文学作品中地主形象刻画也逐趋程式化，恶霸反动地主成为地主形象的集中代名词。这些反面地主形象的刻画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当时的土改运动起到了现实中的宣传鼓动作用。不仅是政治上的法令政策会对一时期的文学创作起到一定的导向作用，相应时期内的文艺政策也对文学创作提出了一定规范性的创作要求。
......................

结语
纵观 1942——1978 年小说中地主形象的书写，我们可以看到地主的形象由较为温和的无赖地主到逐渐强调地主身上的罪恶性，以至出现恶霸汉奸地主，残酷压迫剥削贫农，奸猾奸诈，心狠手辣，罪恶深重成为地主形象的固定化书写，呈现出了一定的变化规律。且相关小说的叙事结构以及地主形象的刻画也逐渐走向了类型化和公式化。而这样的变化过程背后则是相应时期内，党在农村土地政策的改变以及一定时期内文学书写环境的转变。由此可见，1942——1978 年间文学的发展受到了一定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文学创作遵守了一定时期内党的相关政策，带有明显的政治性倾向。然而，此段时期内出现的一些独特地主形象的书写，如赵树理《地板》中的开明地主王老三、秦兆阳的小说《改造》中的地主后代王有德以及梁斌长篇小说《翻身记事》中真正的开明地主王友三，包括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前半部分对地主钱文贵和李子俊的人物形象较为生动的刻画，孙犁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具有人情人性的地主田大瞎子等。这些具有独立思考的文学作品，不仅写出了地主身上复杂的人性，为地主形象演变的研究提供了特殊的样本，也在最大程度上表达出了文学所特有的精神与情感，反映了文学自身独立性的艰难跋涉。
在新政权的建设中，地主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权阶层，必然是要被打击消灭的对象。在共产党农村改革中，伴随着地主阶层的逐渐没落，农村新型阶层结构逐渐形成，因此地主阶层的生存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共产党农村改革的进展情况。当农村地主阶层真正消失之时，便是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农村改革的阶段性成功之时。因此，将 1942——1978 年小说中地主形象的演变过程置于特定社会历史时期之中，可以发现地主形象的演变是相应社会意识形态转变的表现，承载着新政权建设的方向性召唤与对未来社会的想象。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