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前后茅盾小说中的小镇叙事研究

本文认为茅盾所有的更多的是大国大家之情怀，而非作为故乡之子对家园的眷恋与流连。我们很难在其作品中看见缱绻的情谊或者温情的叙述，更多的是冷静的观照与审慎的思索。鲁迅较之茅盾，在这点上似乎更显人情味，从《社戏》到《故乡》，再到鲁迅的诸多散文，比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长与<山海经>》，童年给作家留下了很多美好的记忆，于是这些带有温情的回忆成为鲁迅笔下小镇故事中为数不多的亮色。

第一章 开放的小镇：风景中的“常”与“变”

第一节 城乡间的中转站：小镇风景的多样性
在读完茅盾的小镇叙事小说和三十年代前后涉及到小镇的散文以后，我不由自主地又读了沈从文的《湘西》，由此更明显地感受到茅盾对故乡所饱含的复杂心绪与非寻常视角。如果说对于小镇，这个仍然带有传统乡土中国某些特性的地方，人们有着近似于乡村的认知，那么安宁、纯真、善良就是对其偏向于自然的生活方式的概括。说起都市，伴随着的或许是一些负面的联想：喧闹、算计、野心、冷漠等等。茅盾对小镇的认识却并不这么简单，不同于沈从文对湘西细腻的描绘和时时油然而生的眷恋故土之情，茅盾的态度更为理性和客观，小镇不论是自然风景抑或人文景观在作家看来都有着纷繁复杂的内在机制，异质文化始终在小镇空间中相互撞击，让过往的一切似可追寻，却又遍寻不得。若要更进一步理解茅盾小镇叙事中的不同的组成部分，小镇风景是绕不开的主题之一，而“变化”是其小镇风景的核心特质，且先来看其笔下小镇的自然风景。
茅盾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生活在桐乡乌镇，青年时期外出求学，之后在上海闯荡定居，但每年都会回乡，所以他笔下的小镇多为江南小镇，这就是以乌镇作为基本原型的。茅盾晚年于回忆录中曾回忆故乡乌镇的盛景，言语之间，尽显自豪之意。一九三二年，茅盾陪母亲回乡，后写下《故乡杂记》三篇，文中再提乌镇的繁荣与优渥不输于一个中等规模的县城，可终究昨日之日不可追，这曾经昌盛繁华的老镇，在三十年代也难逃农村经济破产的阴影，因此旧日风景风物看起来似无大变，小镇的内核和精气神确是衰落颓败了。也由此可见，茅盾内心对故乡始终抱有一颗拳拳之心，并对故乡现状存有遗憾痛心之意。然而茅盾并非一位止步于追溯过往，将充沛的感情仅寄情于故乡山水的作家，理性是他的性格底色，故乡的生活和未来的出路才是其关注的重点，这就使得茅盾对乡景的感受有别于沈从文、鲁迅，“金黄的圆月”、“海边的沙地”、“碧绿的西瓜”1如此乡野之趣怕是鲁迅悲愤沉重的灵魂之下为数不多的慰藉，对鲁迅而言，不论是瓜田还是百草园，都是他追溯往日时唇边的一丝笑意，是茫茫然之境中难得的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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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难以破除的过去：固守的乡土风俗传统
韩养民在其专著《中国风俗文化导论》中对风俗作了如下定义：
“风俗，是长期相沿积久成俗的社会风尚，是人类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形式，是一定时代、一定社会群体的心理表现”。
班固在《汉书》中对“风俗”做出了解释，认为由于自然环境的不同所形成的习惯谓之“风”，而由于教化而产生的风尚谓之“俗”。随着对“风俗”理解的深入，会发现“俗”之形成并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被动式接受，更是风习相因的结果。
风俗是人类最早产生的文化，费孝通在《乡土中国》谈及乡村的礼治秩序，曾言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主张“无治而治”，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恰恰正是传统。1文字下乡在费孝通看来阻力重重，根本原因是在像小镇或者乡村这样的环境中，熟人连接起万事，传统社区是熟人社会，并不需要文字，直接会意就可以让对方理解。语言会在表情达意的过程中产生距离和隔膜，而直接会意却少有这样的麻烦事，正如恩格斯曾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经过历史淘洗的习俗早就把一切调整好了。所以在乡土社会，只需要凭借老一辈人的经验，大部分问题都能被解决，一代代人在土地上生存，积攒的一系列生活经验，足以让后代过完安稳的一生，这也正是风俗习惯能在乡土中国绵延不绝的原因。遗存文化带来的稳定性自然有其积极的好处，它确乎能为后人提供先天的经验，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但不可避免地是，这样的遗存文化之中也有很多糟粕之处，例如它很难积极应对时代的递嬗，以及这样的遗存文化本身也就是封建文化的产物，带有落后闭塞的特征。也因此，三十年代西方文明入侵时，传统被怀疑后，人们不免陷入精神危机，造成了混乱无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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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流动中的“动”与“思”：茅盾笔下的小镇人物群像

第一节 小镇商人：往来于城乡的中间者
当现代工业文明从都市肇始并逐渐渗透进周边的小镇，资本主义经济也以不可阻挡的势头冲击着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传统商业模式。此时一批商人登上了古老的小镇舞台，他们由于各种原因在都市、城镇、乡下之间循环流动，串联起原本隔离区域的经济活动。这些商人本身也是现代工业文明产物的一部分，在他们的身上，既有着中国传统商人的影子，也有着深刻的现代文明的烙印。
在中国现代作家小镇叙事书写中，将关注点投射于小镇商人的并不多，茅盾究竟为何会把目光转向这一群体呢？想来原因不外乎有二：一是茅盾出生于江南城镇的商人家庭，他的生长地乌镇向来繁华，街市上店铺林立。茅盾从小耳濡目染，对小镇商人的生存状况和经营手段有着比旁人更多的了解与体悟，故而描写与刻画能达到同时期作家难以企及的深度。茅盾比其他作家更关注小镇商人的生活，所以二三十年代经济危机转嫁到这一群体身上之时，他感到这些人才是最无出路的一群人，也由此感到格外痛心；第二个原因是在茅盾看来，小镇商人的命运结局恰恰能代表二三十年代中国经济社会的状况。既然一开始的小镇叙事创作就是一种自觉的文学意识，那么作家在塑造小镇人物群像过程中就必然有“典型化”的书写，而这一群体正是茅盾“典型化”创作的重点所在。
在笔者看来，茅盾笔下的小镇商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林老板为代表的传统市镇商人，他们的店铺往往就在繁华的街市上；一类是以唐子嘉、吴荪甫为代表的机器厂主，这一群体从严格意义上说已经脱离了小镇商人的身份，准确地说他们是从小镇走出去的商人。这两类人群不断往来于都市、小镇、乡村之间，通过人员、物品和货币的流动钩织出复杂而精细的系统，使得三者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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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走进都市与被迫返乡：小镇知识分子的“出走”与“回归”
索罗金认为在开放的社会中，垂直流动就会变的比较频繁，而封闭的社会，阶层跨越极其难实现，所以垂直流动十分困难。1传统中国社会居于最高层的是士大夫与乡绅，最底层的是商人。到了近代时期，商人能够通过金钱获得更高的地位，比如茅盾笔下的王伯申，这类绅商通过流动加入了地方精英阶层。还有一类人也是通过流动走上地方权力舞台的，即接受了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这些人的内部还分成两类，一类是继承精英，出身家境较好，他们通过新式教育完成了水平流动；另一类来源于较低的社会阶层背景，近代教育的发展让这些青年有机会接受教育，也促使他们产生了流动的愿望。
社会流动的发生源自于工业社会的发展，现代浪潮伴随着商品要素和价值观念通过一条条河流和铁路输入中国内地的小镇，让小镇的面貌逐渐发生深刻的转变。这种转变的背后随之带来的是两种结果，一种情况是工业文明和政权混乱与现代大潮相伴相生，乡间的暴乱裹挟着一部分青年被迫进入都市，他们被动的观察都市，被动的尝试融入都市，而其结果不免都是失败，小镇如同幽魂时常出现在都市的对立面浮现在他们的脑海中；另一种情况是当小镇里的居民开始发现故土的闭塞时，或者发现社会流动带来的经济财富、思想财富和政治财富之后，就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上升的欲望。他们希望实现跨越阶层的流动，这是一种主动的选择。由此，城镇青年进入大都市的欲望会不断攀升，乡村青年进入城镇，乃至想要进入上海这样的现代大都市的欲望就会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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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茅盾小镇叙事中的革命书写 .................... 92
第一节 挣扎与无序：“革命”发生的历史背景.............................92
第二节 暴力中的城乡流动：小镇权力的更迭............................97
第三节 动摇中的革命小镇：群氓之乱与知识分子....................110

第三章 茅盾小镇叙事中的革命书写

第一节 挣扎与无序：“革命”发生的历史背景
在谈及革命问题之时，我们首先要简单的厘清“革命”的概念，越重要的词汇越容易被滥用，我们不妨看看学者是如何定义“革命”的。《企鹅政治学辞典》的作者大卫·罗伯特森为“革命”定义了一个非常狭义的概念，他认为革命往往是暴力的，并带有明确的目的性。1在卡尔佛特看来，中国革命能够很好地与概念相符，他在《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中总结了各类革命模型之后认为革命有一些共同特征：首先，革命是突发地。其次，革命是暴力性质的。第三是政治演替。其中有一种革命亚类型，即统治者通过运用其运用武力的能力，去除加诸其身的宪法或制度的限制而取得对权力的无约束的运用。2这种亚类型正符合当时中国的革命现状，不管是保卫团还是保甲制度，国民政府加强对基层社区控制的同时也是对权力无约束的滥用，这些吃官粮的人并没有对地方做出很大的贡献，反而是造成基层社会混乱的根源之一。
“革命”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术语，它包含着“一个过程，一个事件，一个计划。”3在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时常被滥用。在一个“革命正义”的时代，投机者会打着“革命”的幌子招摇撞骗，有时也会引发真正的骚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中国社会结构的动荡可以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来看，我们可以先从政治——这一最为重要和庞大的社会背景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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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小镇因为其独特性在五四运动之后得到了作家们的关注，它介于都市与乡村之间的空间位置让小镇承载了更多现代中国的历史错综感，而在文学意义上的“小镇”，不仅是指作家生于斯、长于斯的实质地理区域，也是指一种精神文化现象。
小镇是记录喧嚣的二十世纪中国面貌的载体，也是抒发作家个人情感和人生观的特殊空间。在过去，学者们大多将作家们的小镇书写与乡土文学混为一谈，而忽视了这一空间自有其特殊性。我在此无意于完整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所有的小镇书写，仅以几位重要代表为例，谈谈他们的小镇书写与茅盾笔下的小镇叙事的异同之处，或能观览二十世纪中国小镇文学之一角，更显茅盾小镇叙事的个人特色。
虽然小镇文学研究成果并不算多，但有一问题已经成为研究者们的共识，即鲁迅是中国现代小镇文学的先锋，小镇书写以鲁迅为肇始。熊家良在论著提出过一点有别于他人的看法，在他看来，小镇文学的滥觞开始的时间应是发表于一九一三年鲁迅在绍兴所写的《怀旧》，这篇小说的活动背景已是小乡镇1。有关开山之作似有异议，但学人们公认的是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中国小镇文学的真正发端，标志着小镇文学正式登上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
在《呐喊》与《彷徨》中，鲁迅围绕着小城镇展开的故事有《孔乙己》、《风波》、《阿 Q 正传》、《药》、《在酒楼上》等等。正如李欧梵所言，我们在鲁迅的带领下进入了一个由“鲁镇”、和 S 城构筑起的城镇世界。《狂人日记》作为小镇叙事正式进入现代文坛视野的标志，鲁迅并没有把重心落于城镇本身，甚至作为背景的小镇在故事里都只是留下了很淡的痕迹。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狂人的呓语，而狂人之狂因其处于封闭的熟人社会被广为传播，小镇为舆论的广泛传播提供了绝佳的环境。《狂人日记》诞生之目的鲁迅曾自白曰“意在暴露封建家族和礼教的弊害”，故而我们可以说以小镇为背景大约是来自于鲁迅的生活经验，并非有意书写小镇之风貌或变迁。鲁迅在构造笔下的城镇世界时，有意在不同的作品之间牵起线索之绳。不同的文章共同归属于同一空间里来，从时间上可以梳理起一条或隐或现的脉络，如《狂人日记》中曾提及“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1这对应的恰恰是《药》的内容，华老栓拿着沾着革命青年夏瑜的血的馒头拿去给儿子治病，国民之愚昧已似无药可救。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