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新潮科幻小说的诗学考论

笔者认为科幻小说明明是最为“求真”的文类，但它的形式却又是极其“虚构”的。如果将科幻小说视为一种语言的游戏，则周作人追问的答案也将变得明了：人们追求“真实”与小说建立“虚构”的过程，都在语言文字中完成，因此这两者并不矛盾。甚至，正是在科幻小说的写作过程中，“真实”得到了更好的展现。

第一章 历史与未来：彼此覆盖的异次元

第一节 “历史的重，幻想的轻”：幽暗晦明的历史传统
当我们将科幻文学置于当代文学的场域之时，迎面撞上的却是当代科幻文学尴尬无措的学术处境以及芜杂无序的研究状况。中国的科幻文学伴随着百年现代文学史的发轫而发生。作为“一支寂寞的伏兵”，科幻文学在百年历史中跋涉迁徙，却始终只有一份模糊的定义，一类边缘的地位。在今天，当我们讨论科幻文学时，首先需要为其寻找合适的文学定义，确定合理的文学史位置。然而这时我们才会发现，长久以来，关于科幻文学的内涵与外延，枝枝蔓蔓，细节丛生。而这种对于科幻文学的疏忽，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
细数来，中国的科幻文学始终背负着“历史”的重壳。刘慈欣曾在一篇名为《超越自恋——科幻给文学的机会》（2009 年）的文章中对科幻文学长期沉埋“历史”浮尘之下的原因做了分析。他写道：
文学正在走向更深的自恋，宏大叙事正在消失，越来越内向，越来越宅，人与大自然的关系自然淡出视线，甚至连对人与人的关系也渐渐不耐烦，只剩下自个儿与自个儿的关系，只剩下个体的喃喃自语。同时，抛弃了时代和人民的文学却抱怨自己被前者抛弃。……只是想，在内向的、宅的文学存在的同时，能不能并存一个外向的、反映人和大自然关系的文学？能不能用文学去接触一些比人性更宏大的东西？……科幻背后没有主流文学那庞大的学院派评论体系，我们只能依赖读者的评价，更糟的，依赖市场和销量的评价，于是，科幻文学闪光的内核不可避免地隐没于商业化后面。
在这篇略显激进的文章中，刘慈欣大致提出如下几个观点：首先，科幻文学虽然处于主流文学的边缘位置，但凭借某种“闪光的内核”依然形成了一种相对主流的逆袭之势。其次，造成科幻文学窘迫之境的原因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分析。其一是来自文学场域外部的商业/资本/市场的运作力量，其二是来自文学场域内部的主流文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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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想象未来的焦虑”：全球化的时代氛围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不断融入到世界话语场域，被动或积极地进入到全球化的时代氛围之中。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社会本身发生了巨大变化：消费主义兴起，精英文化消解，后现代情绪蔓延。而伴随这一系列社会文化转型所诞生的，是对于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愈发不确定的焦虑心态。这种心态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显得更为普遍与焦灼。也是在此时机，科幻小说重回大众文化视野，成为应对时代之症的重要药方。
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在新世纪初推出的《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一书中就探讨了这一世纪之交的普遍情绪。他将科幻小说视为人类缓释“想象未来的焦虑”的手段之一。科幻小说往往有着一种后设视角，可以通过想象与书写未来的方式，中和人类现阶段的焦虑情绪。正是在此种文学与时代的重要节点，中国当代科幻小说开始酝酿一种新的写作转向，一系列新潮科幻小说相继诞生。它们在文学与时代的双向选择中，成为应对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状况的重要法器。
有意思的是，在这一类新潮科幻小说中，与“未来”相关的书写又往往与“历史”、“现实”交织，呈现出此一时期独特的科幻时空观。在诞生于新世纪初的小说《2066 年之西行漫记》（又名《火星照耀美国》）中，韩松凭借对未来史的想象，重新改写了世界历史。站在新世纪的起点幻想世界的新图景，这本身就极具隐喻意味。而在韩松所建构的想象文本中，中国成为了世界强国，美国则面临着帝国的终结。这一或然性的历史想象，区别于飞氘的诉求，已将“历史”的触须伸向了“未来”时空。更具隐喻意味的是，韩松的小说几乎“预言”了后来美国世贸双塔的恐怖事件。此种现实与虚构的倒错，文本与现实的互阐，表明“未来”并非一个遥远的时空，某种程度上，它已经包孕在过去的“历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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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经验与想象：“现代”与“现代的超克”

第一节 “新民”与“新小说”：梁启超的进路与科幻小说的启蒙传统
“经验”与“想象”是内含于科幻诗学内部的一组关系。按照达科·苏恩文的经典科幻诗学的定义，科幻小说是一种“认知性”结合“陌生化”的文类。若加以引申，则某种程度上科幻小说是一种“经验”与“想象”共同作用的产物。基于经验的认知，施以陌生化的想象，形成科幻式的新认知。如果将此种认识用在中国的科幻小说中，则长久以来的中国科幻文学更偏向一种“经验”的写作，其写作对象与写作方式基本都遵循沿袭自晚清文学革新以来的启蒙式的现代经验，而缺少真正逸出此规约、具备“想象”意味的作品。因此，如何超越此种“现代”的困境，成为中国科幻小说最具想象力的考验。
细数来。晚清文学革新之际，梁启超将“科学小说”视为新文明与现代性的前奏。由此也形成了中国科幻小说的“启蒙传统”，而这也几乎是百年历史中唯一的传统。①这一时期的科幻小说的文本，由进化与科学之题生发，往往意在科普启蒙，最终服务于“新民”之目的。以中国最早的科幻小说举例。徐念慈（又名东海觉我）的《新法螺先生谭》（1905 年）以第一视角描述了“余”漫游火星、月球等地的奇遇。在其小说中初涉了部分当时较为新奇的科技概念，如“显微镜”、“氢气”等。其结尾也大多是某种乐观的呼唤与“希望”。此一时期其他的科幻文本基本遵循同一思路，如“月球殖民”（《月球殖民地小说》，1904—1905 年），如“贾宝玉坐潜艇”（《新石头记》，1907 年），等等。这些科学小说执着于在清末现实语境中畅想文明境界，有其“被压抑的现代性”②。其时代局限性同样明显，因为草创未就，其思想内涵与审美情趣皆乏善可陈。此一启蒙传统流到了五四以及之后的民国社会。
此一时期，“为人生”的写实主义文学成为文坛主流，科幻小说因为种种天马行空的幻想或者怪力乱神的描写，被归为“通俗小说”一类，隐没于历史河床。然而这一时期也有部分游离出“通俗”一脉的文本。较为有名的是 1932 年发表于《现代》杂志的老舍的《猫城记》。小说通过主人公在外星文明的奇遇故事，讽刺了当时的国民与社会。此外还有许地山创作于 1941 年的《铁鱼底鳃》。小说借助一则科技救国的悲剧故事，发出对于国家与民族的沉痛究诘。这两个文本之所以浮出历史河床，正在于其虽然出于幻想，却归于民族与国家的大叙事，服膺于革命/历史的主流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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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经以科学，纬以人情”：鲁迅的纠偏与超越
不过，在文学史的缝隙处似乎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鲁迅在其早年的日本求学经历中，曾经翻译过三本“科学小说”，分别是《月界旅行》（1903 年）、《地底旅行》（1903 年）与《造人术》（1905 年）。彼时的鲁迅沿着梁启超的“新小说”思路，将科学小说视为普及科学的工具。其亲自撰写的《月界旅行·辨言》（1903年）是反映其早期思想的重要文本，不过学界对该文本的读解并不丰富。如果将该文本与中国科幻文学的启蒙传统相联系，依然有广阔的阐释空间。
在《月界旅行》及其《辨言》中，鲁迅依照晚清以降关于“天”与“人”的进化论模型，发出了“人治日张，天行自逊”与“冥冥黄族，可以兴矣”的感叹。彼时的鲁迅还没有产生关乎“现代”的反思，也未及树立其“立人”思想。因此，在彼时鲁迅所翻译的小说中，所渗透的“人”之形象，依然可被视为一种适应社会进化之人，大体还是继承了西方式的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逻辑，并未产生根柢上的反抗或驳难。不过，翻译《月界旅行》前后的鲁迅，不可谓不对自己的“人”之思想有所怀疑。最直观的一点，就是他在《月界旅行·辨言》中，对于“科学”与“文学”关系的一点“补救”——在论述完“天”与“人”的关系之后，鲁迅紧跟着说了一句：
经以科学，纬以人情。
此处的“人情”与“科学”之间形成了一种看似对立又相辅相成的关系。此处的“人”，不仅是一种与“天”相对的概念，似乎已经包含了别一种超脱“天”“人”关系的意味。具体来说：一方面，联系鲁迅后来的思想史，在此之后不久鲁迅便产生了对西方之进化论观点的怀疑，并发现了由进化论所引导的现代经验所无法观照之处。其后的《科学史教篇》等文章中，鲁迅便重审了“科学”与“启蒙”的关系，认为欧洲文明“重科学”的倾向易造成“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①的文明偏至。而“科学”所不至之处，恰恰是“人情”所至之处。在译介此类科幻小说前后，鲁迅的思考已经触及了关乎“现代”概念的某种根柢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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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形式与内容：“科”与“文”的变量交互.......................31
第一节 周作人的追问与科幻文学史的面壁..........................31
第二节 “科”“文”之争与“形式”问题的诞生....................31
第三节 新世纪之后的回声：“科幻现实主义”的复归................33
第四章 叙事或抒情：科技与诗艺的共生..............................38
第一节 “时间”的隐喻......................38
第二节 “空间”的想象....................40
第三节 “诗意”与“反诗意”的主题......................42
第五章 情与知：知识或技术的新伦理..................49
第一节 情知相对....................49
第二节 情知相生..........................52

第七章 词与物：破碎之词与能指重组

第一节 “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
如同鲁迅在《月界旅行·辨言》中所说的，科幻小说的写作应该坚持“经以科学，纬以人情”的原则。如果细加品读这句话，则其关注面向不惟“科学”与“人情”的关系，更在于“经”“纬”二字。它预示着科幻小说应该更近于一种文本的编织。无疑，科幻小说是一种特殊的文类，也是一种特殊的文本。在这类文本中，包含了一种关于词与物的紧张状态。
《三体》三部曲体现了一种“词语”破碎与再生的历程。小说中的词语破碎体验，首先在于打破语言原有的联结方式，造成一种词语破碎的现场，使词与物处于不对称的状态，由此将原先稳固的意义系统悬置于不确定性的状态，使得一切朝向一种可能性的意义开放。而这一词语破碎的体验，最为深刻地体现在三部曲中的“科学”书写之中。作为“科幻小说”，《三体》三部曲却包含一条“反科学”的叙述线索，展现了一种宇宙意义上的科学神话的崩塌。一般来说，这种语言的绝境体验绝少出现于传统的主流文学之中。这一普遍发生于《三体》三部曲中的写法，将“人”置于一个绝对的无垠的宇宙之中，词与物的关系变得模糊，于是固有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而词与物的对称关系的打破，则为新词、新物或新的联结提供了可能性。这一可能性的存在带来了更为丰富充盈的写作空间。
某种程度上，《三体》三部曲可被视为科幻小说的“元小说”。它其实在叙事中包含了一种来自文类本身的言说焦虑。即通过词与物的编织，形成面向未来的新的诗学经验。科幻小说这一文类往往表现出一种言说的焦虑，表现出对于现代的强烈的不安与急切的表达欲。于是，在科幻小说中总是出现层出不穷的新“物”，而与此对应的就是层出不穷的词与物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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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超越幻象
首先，是西方科幻文学所提供的影响的焦虑。当我们在中国现代文学谱系中审视科幻文学时，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文类。首先，科幻文学是现代性降临之后所诞生的一种文类；其次，对于中国的文学语境来说，科幻文学是经由西方舶来的现代文类，几乎伴随中国现代文学的发轫而发生，并完整地纳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因此，当我们讨论科幻小说这一文类之时，首先必须追溯这一文类本身的现代属性与西方源头，并从中探寻某些根柢的因素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语境中，所发生的流变或可能存在的新质。
这也就自然而然地生成了一种古怪的比较视阈，似乎西方科幻文学所制定的就是黄金准则，而中国的科幻小说往往因为更像“西方科幻小说”，而更像“科幻小说”。也是由此，晚清以来的科学小说长期被压抑在历史的浮尘之下；而在《三体》之后，会出现那句“单枪匹马把中国科幻文学提升到了世界级的水平”①的评价。这多少反映了中国科幻长期在西方科幻影响下的一种焦虑心态。
不过，从刺激科幻文学发生的“现代性”起源而言，中国科幻小说与西方科幻小说从未站在齐平的高度。如果说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是出于对工业文明的情感控诉的话，那么如凡尔纳一类的科幻创作便应和了资本主义式的狂飙突进。而中国最初的科幻小说呢？是因及孕育于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被动的现代性”，是承担科普宣传、启蒙教化的应时文章。两种不同的发源开端，诞生了不同的演进过程，也预示着不同的未来发展。因此，除开作品本身的文学性，将西方科幻文学的标尺安置于中国科幻文学的标准之上，是仍待讨论的。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