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汪曾祺小说中的自然意象
第一节 意象的阐释
在文学发展过程中，意象一词“萌芽于先秦，成词于汉代，六朝用于文学，唐宋沿用，到明清而大行”[1]。也即是说，在“意象”成为独立的文学术语之前，“意”和“象”分别经历了各自的发展衍变，最终融于一体成为中国美学体系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以“意象”为中心形成了丰富的理论体系。其中，先秦哲学较早涉及到关于“意”或“象”的表述，《周易·系辞上》中的“言不尽意”以及“立象尽意”说，则表达了“象”是“意”的载体，即主要通过表象来表达思想，尽管所涉及的主要是抽象的观念以及哲学层面的意义，但却将“意”与“象”间接地加以统一。“意象”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则出现于汉代王充的《论衡·乱龙篇》，“夫画布为熊糜之象，名布为侯，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这里的“意象”指箭靶上的动物图案，却在仪式表象之下蕴含了对等级制度的隐喻，具有了超越客观表象的意义。“意象”作为美学概念进入文学理论的范畴则源自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篇，“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这里的“意象”为意中之象，即作家在构思过程中根据意念中的形象来创作，突出了“意象”在行文中的重要性。唐宋时期，有关意象的理论被不断发展阐释，并与书论、画论等其他艺术理论互相融合中，有关意境的理论在此时也被提出。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提出“意象欲出，造化以奇”，则表明了意象不同于客观存在的物象，而是能够产生审美的艺术效果。明清时期为意象理论的成熟期，其中，王夫之对诗歌意象以及诗的意境的特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情景说”“现量说”，其所建立的诗歌审美意象的美学体系被认为是意象理论乃至古典美学理论的一座高峰。
在文学发展过程中，意象一词“萌芽于先秦，成词于汉代，六朝用于文学，唐宋沿用，到明清而大行”[1]。也即是说，在“意象”成为独立的文学术语之前，“意”和“象”分别经历了各自的发展衍变，最终融于一体成为中国美学体系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以“意象”为中心形成了丰富的理论体系。其中，先秦哲学较早涉及到关于“意”或“象”的表述，《周易·系辞上》中的“言不尽意”以及“立象尽意”说，则表达了“象”是“意”的载体，即主要通过表象来表达思想，尽管所涉及的主要是抽象的观念以及哲学层面的意义，但却将“意”与“象”间接地加以统一。“意象”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则出现于汉代王充的《论衡·乱龙篇》，“夫画布为熊糜之象，名布为侯，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这里的“意象”指箭靶上的动物图案，却在仪式表象之下蕴含了对等级制度的隐喻，具有了超越客观表象的意义。“意象”作为美学概念进入文学理论的范畴则源自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篇，“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这里的“意象”为意中之象，即作家在构思过程中根据意念中的形象来创作，突出了“意象”在行文中的重要性。唐宋时期，有关意象的理论被不断发展阐释，并与书论、画论等其他艺术理论互相融合中，有关意境的理论在此时也被提出。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提出“意象欲出，造化以奇”，则表明了意象不同于客观存在的物象，而是能够产生审美的艺术效果。明清时期为意象理论的成熟期，其中，王夫之对诗歌意象以及诗的意境的特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情景说”“现量说”，其所建立的诗歌审美意象的美学体系被认为是意象理论乃至古典美学理论的一座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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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自然意象：从古典到现代
中国文学历来就有书写自然的倾向，这与对自然的欣赏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因如此，与自然相关的物象便顺其自然地被纳入书写范围。随着审美艺术体裁、写作技巧、文学语言等方面的不断成熟发展，自然物象逐渐被创作者赋予某种情感，具有了超越本身更深层的意义，从而演变成自然意象。杨义认为意象这一美学概念的成熟与深化是在中国古典诗歌领域中进行的。其中，被广泛吟咏的自然意象则更是与中国古典诗歌有着极其深远的联系。
第二节 自然意象：从古典到现代
中国文学历来就有书写自然的倾向，这与对自然的欣赏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因如此，与自然相关的物象便顺其自然地被纳入书写范围。随着审美艺术体裁、写作技巧、文学语言等方面的不断成熟发展，自然物象逐渐被创作者赋予某种情感，具有了超越本身更深层的意义，从而演变成自然意象。杨义认为意象这一美学概念的成熟与深化是在中国古典诗歌领域中进行的。其中，被广泛吟咏的自然意象则更是与中国古典诗歌有着极其深远的联系。
《诗经》时代，人们对自然意象的书写，表现在以赋比兴等艺术手法将其运用到诗歌创作中，通过借以相关的自然意象来寄托情感，如以植物类意象来寄托爱情，象征婚嫁。《周南·桃夭》中“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以桃花来比喻新娘，以桃树的丰硕果实来暗示对新娘绵延子嗣的期许和祝愿。《郑风·有女同车》中的“有女同车，颜如舜华”“有女同行，颜如舜英”，则将年轻貌美的女子比作美丽的木槿花。《诗经》时代的诗人，开始将美人与“花”的意象融合在一起，通过以花喻美人，将对美人的倾慕与对花的喜爱完美地契合在一起。这一以花喻女性的艺术手法在之后的文学创作中被屡见不鲜地加以运用。在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等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写作传统的延续，作者始终以各种“花”的意象来美化其笔下的女性形象。
自然意象被广泛应用于古诗词中，不仅衍生出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同时成为积淀着民族传统文化的审美因子存在于人们的艺术联想中，在历代诗人的反复吟咏中，这些自然意象逐渐被经典化，比如屈原之于“香草”，陶渊明之于“菊”，经由这些意象则会普遍性地引发文学接受者对高洁、淡泊情怀的联想。再如古人多用“月”来抒怀，“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以明月来表达思乡怀人之情。在寥寥数字的诗词之中，自然意象营造出了言说不尽的意境之美，表现出更为深层的美学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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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自然意象的叙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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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自然意象的叙事功能
第一节 自然意象与人物
“叙事作品中的人物是事件、情节发生的动因”，[2]在许多小说作品中人物被视为艺术表现的中心，创作者不惜以大量笔墨对人物进行工笔式的正面摹写，通过曲折的故事情节表现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以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在汪曾祺的小说中，读者很难发现上述塑造人物的创作方法。他认为“气氛即人物”，往往并不正面描写人物，而是以写意式的手法勾勒人物的神韵，通过精心营造的特定氛围来表现人物。他也很少采用全知视角对作品中的人物进行主观评论，或者揭示其心理活动，而是在客观的叙述中通过意象来加以暗示。这种塑造人物的手法也在潜移默化中调动了读者的审美想象，无论是人物还是小说因此具有了含蓄蕴藉之美。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存在着大量的人物形象，大致可分为天真活泼的民间少女、知识分子、民间手工艺人等，一般来说，他只是客观的对其笔下的人物进行勾勒，通过意象的点染来塑造人物形象、象征人物命运、暗示人物心理变化等。
一、自然意象的暗示与象征
“叙事作品中的人物是事件、情节发生的动因”，[2]在许多小说作品中人物被视为艺术表现的中心，创作者不惜以大量笔墨对人物进行工笔式的正面摹写，通过曲折的故事情节表现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以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在汪曾祺的小说中，读者很难发现上述塑造人物的创作方法。他认为“气氛即人物”，往往并不正面描写人物，而是以写意式的手法勾勒人物的神韵，通过精心营造的特定氛围来表现人物。他也很少采用全知视角对作品中的人物进行主观评论，或者揭示其心理活动，而是在客观的叙述中通过意象来加以暗示。这种塑造人物的手法也在潜移默化中调动了读者的审美想象，无论是人物还是小说因此具有了含蓄蕴藉之美。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存在着大量的人物形象，大致可分为天真活泼的民间少女、知识分子、民间手工艺人等，一般来说，他只是客观的对其笔下的人物进行勾勒，通过意象的点染来塑造人物形象、象征人物命运、暗示人物心理变化等。
一、自然意象的暗示与象征
徐岱认为“一切比喻在本质上都是意象之间的一种交易，而意象也是各种隐喻的基础”，[3]意为象之核，意象往往需要借助独特的表象以蕴含某种特别的深意，成为叙事过程中意义的聚光点，而读者则需通过解读小说中各种充满暗示或象征的意象，从不同程度上逼近作者所要传达的涵义。
在汪曾祺的小说中，自然意象对人物的影响，首先体现在他以自然意象或相关文学典故来对其笔下的人物进行命名，这显然是作者的有意为之。在一定程度上，名字也自然成为人物性格的相关暗示。《天鹅之死》中作者将在文革中遭遇不幸的芭蕾舞舞蹈演员命名为“白蕤”，根据《说文解字》，“蕤，草木华垂貌”，“白蕤”则寓意了她的纯洁、美好。《徙》中“鹏”的意象则出自《庄子·逍遥游》中“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寓意着主人公远大的理想抱负。《钓鱼的医生》中“王淡人”则出自“人淡如菊”，暗示了他淡泊名利的情怀。另外，诸如“谈甓渔”“杨渔隐”“宣瘦梅”等名字，由名及人，其名士风度跃然纸上。作者将自然意象融入人物命名之中，不仅增强了人物的文化内涵，同时流露出作者自身的古典意趣。也因如此，在汪曾祺的短篇小说中，名字也自然成为读者感知、了解人物的第一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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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自然意象与情节
情节是按照因果逻辑与时间发展序列所组织起来的一系列事件，同时“在事件的发展中表现人物行为的矛盾冲突，由此揭示人物命运的变化过程。”[1]因此，在现实主义作品中，情节往往是作为“故事结构中的主干，人物、环境的支撑点”[2]而存在，阅读此类作品，读者可以发现存在于叙事中的跌宕曲折的故事情节，以及经由典型环境所塑造的典型性格。然而，不同于现实主义小说以情节为中心的叙事模式，汪曾祺的小说表现出了淡化故事情节的显著特征，摆脱了带有强烈使命感的创作目的，没有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甚至情节不一定完整，所描写的往往是一段往事，一缕情思，几幅画面，结构散漫呈现出鲜明的散文化特征。在小说《打鱼的》中，作者描写了一对打鱼的夫妻，开篇却洋洋洒洒地讲述了各种打鱼的方式、打鱼的画面甚至介绍各种鱼的种类，在营造了浓郁的氛围之后才提及这对中年夫妇，小说主题倒像是被穿插在风俗画面之中而退居次位。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的一些小说不大像小说，或者根本就不是小说，有些只是人物素描。我不善于讲故事。我也不喜欢太像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故事性太强了，我觉得就不大真实。我的初期的小说，只是相当客观地记录对一些人的印象，对我所未见到的，不了解的，不去以意为之作过多的补充。后来稍稍展开一些，有较多的虚构，也有一点点情节。”[1]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汪曾祺所精心创造的不是情节而是情境，他的小说甚至表现出一种情调模式，即“小说家讲述一些事件、介绍几位人物的目的，在于营造一种意境，渲染一种气氛，最终捕捉住一种特殊的情调感”，[2]在这种情节简化的小说叙述中，凝聚了作者审美价值的自然意象被有意穿插在叙事过程中，参与到小说情节的构建，在推动故事情节、疏通故事脉络、升华故事主题等方面表现出了独特的作用。
情节是按照因果逻辑与时间发展序列所组织起来的一系列事件，同时“在事件的发展中表现人物行为的矛盾冲突，由此揭示人物命运的变化过程。”[1]因此，在现实主义作品中，情节往往是作为“故事结构中的主干，人物、环境的支撑点”[2]而存在，阅读此类作品，读者可以发现存在于叙事中的跌宕曲折的故事情节，以及经由典型环境所塑造的典型性格。然而，不同于现实主义小说以情节为中心的叙事模式，汪曾祺的小说表现出了淡化故事情节的显著特征，摆脱了带有强烈使命感的创作目的，没有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甚至情节不一定完整，所描写的往往是一段往事，一缕情思，几幅画面，结构散漫呈现出鲜明的散文化特征。在小说《打鱼的》中，作者描写了一对打鱼的夫妻，开篇却洋洋洒洒地讲述了各种打鱼的方式、打鱼的画面甚至介绍各种鱼的种类，在营造了浓郁的氛围之后才提及这对中年夫妇，小说主题倒像是被穿插在风俗画面之中而退居次位。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的一些小说不大像小说，或者根本就不是小说，有些只是人物素描。我不善于讲故事。我也不喜欢太像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故事性太强了，我觉得就不大真实。我的初期的小说，只是相当客观地记录对一些人的印象，对我所未见到的，不了解的，不去以意为之作过多的补充。后来稍稍展开一些，有较多的虚构，也有一点点情节。”[1]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汪曾祺所精心创造的不是情节而是情境，他的小说甚至表现出一种情调模式，即“小说家讲述一些事件、介绍几位人物的目的，在于营造一种意境，渲染一种气氛，最终捕捉住一种特殊的情调感”，[2]在这种情节简化的小说叙述中，凝聚了作者审美价值的自然意象被有意穿插在叙事过程中，参与到小说情节的构建，在推动故事情节、疏通故事脉络、升华故事主题等方面表现出了独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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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诗情：叙事中的诗意...................................26
第二节 画意：文画相通的意境...............................26
结语.......................... 31
第三章 自然意象的诗化功能
第一节 诗情：叙事中的诗意
汪曾祺将众多的自然意象运用于小说创作中，其中包括“月”“雨”“柳”“云”“水”等传统的自然意象，这些意象不仅本身就具有自然美感，更是古典诗词所反复吟咏的对象因而积淀着浓厚的抒情意味，读者一旦接触到此类意象，便会产生超越时空的审美联想。与此同时，汪曾祺赋予自然意象以新的意义，使之成为凝聚着其独特个体生命经验、主观感受的载体，自然意象也因此成为作家审美理想、个人意趣的微观体现。这些贯穿在小说中的自然意象不仅营造了浓郁的气氛，同时在叙述中增添了诗意，在人物塑造、情节发展等方面大致可表现为情感的诗性、平淡的诗意人生、苦难中的温情等，营造了和谐温馨的人之境界。
如前文所述，汪曾祺笔下的自然意象为青年男女的爱情注入了情感的诗性，《大淖记事》中巧云和小锡匠于月夜在远离人群的沙洲上幽会，《受戒》中夜晚明海和小英子并肩坐在石磙子上，“听青蛙打鼓，听寒蛇唱歌……看萤火虫飞来飞去，看天上的流星” ，[2]甚至于在表现底层人物不幸的《露水》中，作者依然赋予这段带有悲剧意味的爱情以美好，“他们经常在河堤上坐着，看看星，看看水，看看夜渔的船上的灯，听听下雨一样的虫声”，[3]“水”“月”“夜”“流星”等自然意象与人物纯净灵动的情感彼此交融，自然意象不仅为人物提供了浪漫的环境氛围，同时也成为其美好情感的外在化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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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袁行霈认为中国诗歌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自然景物不断意象化的过程，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我们得以发现自然意象这种古典诗歌因子的闪动，这一古典美学因子进入到现代叙事文学领域，在传承与转化中不仅拓宽了小说的审美空间，其超越本身的象征性、多义性也为小说建构了一个更为深层、含蓄的艺术境界。
本文立足于相关叙事学及美学理论，通过结合汪曾祺小说中的具体文本对其笔下自然意象的叙事功能与诗化功能进行了探讨。从叙事学理论的三要素——人物、情节、环境出发，可以发现汪曾祺不仅延续了以花喻人的写作传统，以自然意象来暗示象征人物命运，同时践行着“气氛即人物”的艺术观，通过营造浓厚的气氛来塑造人物；自然意象同样参与到小说情节之中，其反复出现形成了叙事脉络的层次感与节奏感，成为小说中的点睛之笔升华了故事的主题意蕴，甚至构成了汪曾祺小说中独特的“水与舟”的爱情模式；由自然意象所营造的环境则渲染了不同的氛围，其反复出现在行文中淡化了故事情节形成了小说散文化的艺术效果。自然意象也是汪曾祺诗性思维的反映，其诗化功能体现在为小说带来了叙述中的诗意，表现了人物情感的诗性、平淡诗意的人生、苦难中的温情，呈现了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和谐；其更为深层的美学意蕴则表现在将诗的境界融化在小说的风景描写之中，营造了文画相通的意境，而富有美感且具有历史继承性的自然意象及其组合、典雅简洁的语言、留白的艺术观以及视觉性的色彩则成为含蓄淡远的意境的构成因素。
小说中的自然意象也是汪曾祺本人思想意趣、审美理想的载体。而他对自然意象书写的背后，一方面是作家士大夫情趣的流露，是传统文人浓厚自然情怀、闲适情趣的传承，另一方面则体现了作者崇尚自然的审美理想，为其自然生命观的体现，也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表达。
参考文献（略）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