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苦难境遇中的生命见证
第一节 历史劫难的审视
陈晓明先生曾说过:“苦难确实是客观化历史最坚定的事实基础,也是主体感受最强烈的情感记忆。苦难是历史叙事的本质,而历史叙事则是苦难存在的形式。对苦难的叙事构成了现代性叙事的最基本形式之一”43。的确,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些有关重大历史的文学叙事,通常都是以苦难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既道出了历史与苦难之间的内在关系,也表明了文学中的历史叙事对于苦难的自觉关注。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很多颇具经典意味的小说中,有关历史的苦难性叙事,大多是由男性人物作为主角而建构起来的,像《子夜》、《家》、“三红一创”、《李自成》、《白鹿原》等等,皆是如此。可以说,在很多重大的、正面性的历史叙事中,女性很少成为主角,似乎女性在面对宏大的历史苦难时,总是处在边缘的位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可以逃离历史的各种劫难,可以就此摆脱历史苦难。人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任何一个卑微的个体生命,都会以自身的方式承载着历史的不幸,这是个人与历史的关系所决定的。当各种战争、历史运动、自然灾害等历史劫难不断袭来时,男人们可能会在热血中走向死亡,而女人们所面对的,则是无穷无尽的活下去的艰辛。她们同样以自身的存在方式,见证历史的不幸,只不过她们没有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上引吭高歌罢了。在这种女性群体中,寡妇作为一个独特的存在,也同样会以自身独有的方式,见证并承载着历史的劫难。事实上,在很多作品中,我们都会看到,寡妇同其他女性形象一样,一直默默寄居在各类文本之中,注视着历史的风云变幻,诉说着社会鼎革给女性带来的伤痛。她们仿佛一张张膏药,昭示着历史背后的伤疤。当寡妇以审视者、见证者、亲历者的身份叙述历史时,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铸就了她们的生命忍耐史、人生成长史和命运反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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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现实困厄的承受
除了承受历史的劫难之外,很多作家都注意到寡妇在面对现实困厄时表现出的凄惨和孤立无援。新世纪以来,作家们将目光投向时代历史的同时,也没有忘记面对当下的现实,书写寡妇的对现实苦难的承受,不断发掘苦难背后隐藏的问题,从而引起社会对寡妇群体生存状态的普遍关注。
有学者认为:“寡妇所要面对的问题绝非局限于配偶的死亡和离去,她们还需要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包括经济和社会关系问题”45。一方面,她们是物质贫困的承受者。由于丈夫的阖然辞世,寡妇一夜之间成为了整个家庭的顶梁柱,为了糊口,她们中的大多数都身兼数职,夜以继日地拼命干活,却依旧无法体面地生活。另一方面,寡妇是权力社会的零余者。在她们努力融入社会的过程中,“寡妇”身份为她们设置的阻碍,使她们饱受排挤和压制。而寡妇的性别境遇和伦理身份,又再次加剧了她们的贫困程度,给她们带来巨大的压力与痛苦。
第三章 人性深处的救赎与抚慰................................... 41陈晓明先生曾说过:“苦难确实是客观化历史最坚定的事实基础,也是主体感受最强烈的情感记忆。苦难是历史叙事的本质,而历史叙事则是苦难存在的形式。对苦难的叙事构成了现代性叙事的最基本形式之一”43。的确,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些有关重大历史的文学叙事,通常都是以苦难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既道出了历史与苦难之间的内在关系,也表明了文学中的历史叙事对于苦难的自觉关注。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很多颇具经典意味的小说中,有关历史的苦难性叙事,大多是由男性人物作为主角而建构起来的,像《子夜》、《家》、“三红一创”、《李自成》、《白鹿原》等等,皆是如此。可以说,在很多重大的、正面性的历史叙事中,女性很少成为主角,似乎女性在面对宏大的历史苦难时,总是处在边缘的位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可以逃离历史的各种劫难,可以就此摆脱历史苦难。人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任何一个卑微的个体生命,都会以自身的方式承载着历史的不幸,这是个人与历史的关系所决定的。当各种战争、历史运动、自然灾害等历史劫难不断袭来时,男人们可能会在热血中走向死亡,而女人们所面对的,则是无穷无尽的活下去的艰辛。她们同样以自身的存在方式,见证历史的不幸,只不过她们没有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上引吭高歌罢了。在这种女性群体中,寡妇作为一个独特的存在,也同样会以自身独有的方式,见证并承载着历史的劫难。事实上,在很多作品中,我们都会看到,寡妇同其他女性形象一样,一直默默寄居在各类文本之中,注视着历史的风云变幻,诉说着社会鼎革给女性带来的伤痛。她们仿佛一张张膏药,昭示着历史背后的伤疤。当寡妇以审视者、见证者、亲历者的身份叙述历史时,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铸就了她们的生命忍耐史、人生成长史和命运反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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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现实困厄的承受
除了承受历史的劫难之外,很多作家都注意到寡妇在面对现实困厄时表现出的凄惨和孤立无援。新世纪以来,作家们将目光投向时代历史的同时,也没有忘记面对当下的现实,书写寡妇的对现实苦难的承受,不断发掘苦难背后隐藏的问题,从而引起社会对寡妇群体生存状态的普遍关注。
有学者认为:“寡妇所要面对的问题绝非局限于配偶的死亡和离去,她们还需要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包括经济和社会关系问题”45。一方面,她们是物质贫困的承受者。由于丈夫的阖然辞世,寡妇一夜之间成为了整个家庭的顶梁柱,为了糊口,她们中的大多数都身兼数职,夜以继日地拼命干活,却依旧无法体面地生活。另一方面,寡妇是权力社会的零余者。在她们努力融入社会的过程中,“寡妇”身份为她们设置的阻碍,使她们饱受排挤和压制。而寡妇的性别境遇和伦理身份,又再次加剧了她们的贫困程度,给她们带来巨大的压力与痛苦。
经济危机显然是寡妇需要面对的第一重现实困境。时至今日,男性依旧是大多数家庭的“顶梁柱”。在城市,男性的工资普遍高于同龄女性;在农村,男性更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失去丈夫等同于失去大部分家庭收入,为了维持生计寡妇们需要付出比常人多十倍的努力。迟子建的《他们的指甲》中,如雪为了生计,天未亮她便要起床和面、烧柴,赶早到集市上卖馒头。就连她家的狗大白,都活得比其他狗更加卖力。小说中写道:“这小城像它这般大的狗,除了看家,别的活儿一样不做”46,而大白却每天都需要拉着一箱比身子还重的馒头,来回走在集市上。与白雪相比,《万箭穿心》(方方)中的李宝莉、《向北方》(张翎)中的中越母亲和《金山》(张翎)中的麦氏显得更加艰辛。她们不仅要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还需要代替丈夫,挑起整个家庭的重担。为了每个月多拿几百块现钱,李宝莉在汉正街挑扁担,咬着牙干一般男人都干不了的重体力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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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主体意识的苏醒与抗争
第一节 生命伦理的吁求
所谓生命伦理,主要是指人类为尊重生命所建立起来的一系列价值准则,其基本内涵就是生命的平等性,即人类除了敬畏自身的生命之外,还要对其他生命存有敬畏之心。对人类本身而言,生命伦理包含了维护人格尊严,反对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身份歧视等各类不公平现象,保证每一个生命都能获得自由平等的发展权利。寡妇在生命伦理上的觉醒,不仅意味着她们对自我平等的生存权利的捍卫,还体现为她们对生命自由的吁求,以及对生命价值的自觉追问等。这种觉醒,从小说人物形象来看,主要是基于她们在自我生命遭受各种歧视后的自觉反抗。
第二章 主体意识的苏醒与抗争
第一节 生命伦理的吁求
所谓生命伦理,主要是指人类为尊重生命所建立起来的一系列价值准则,其基本内涵就是生命的平等性,即人类除了敬畏自身的生命之外,还要对其他生命存有敬畏之心。对人类本身而言,生命伦理包含了维护人格尊严,反对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身份歧视等各类不公平现象,保证每一个生命都能获得自由平等的发展权利。寡妇在生命伦理上的觉醒,不仅意味着她们对自我平等的生存权利的捍卫,还体现为她们对生命自由的吁求,以及对生命价值的自觉追问等。这种觉醒,从小说人物形象来看,主要是基于她们在自我生命遭受各种歧视后的自觉反抗。
在生命伦理的觉醒上,新世纪很多小说中的寡妇,都表现出对自我生存权利的自觉维护。其中最为典型的,应该是笛安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令秧》。小说中的主人公令秧,在嫁入唐家不到一年后便成了寡妇。为此,数十载没出过烈妇的唐氏家族,遂想尽一切办法诱逼令秧殉夫,最后均以失败告终。凭借顽强的生存意志,令秧最终在门婆子和谢舜辉的帮助下活了下来。在随后漫长的寡居生活中,令秧游走在一个个男人之间,对家族所赋予她的烈妇角色,不断进行顽强的解构,处处闪现着强烈的生命意识与自我意识。这种对女性生命的自我维护与尊重,体现了她内心深处的生命情怀,也折射了其主体意识的苏醒。令秧的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作家对烈女传的又一次改写,三十二岁的令秧在得到贞节牌坊的那一刹那自尽了,不是为了亡夫,也不是为了家族的荣耀,而是担心朝廷发现自己并非烈妇而降罪于身边的人。从选择“生”到选择“死”,令秧挣脱了虚伪的道德枷锁,以一种积极向上、自强不息的态度迎接人生中的每一个挑战。她的每一个决定都出于内心的意愿,并努力实现自我对生命的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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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家庭伦理的放逐
所谓家庭伦理,通常是指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约束家庭成员行为规范的总和,它能有效维系成员之间的关系,保障家庭生活正常运行,如传统家庭伦理中提倡仁爱礼让、勤俭持家、和睦相处等。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受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影响,女性长期被认为是属于家庭的,她们只能在家庭的小天地中构思自己的人生,可以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却唯独不能成为自己。加上“家族至上”、“家庭本位”等观念诱导,她们为家庭做出的牺牲常被视为是天经地义的。为了成为杰梅茵·格里尔所说的“完整的女人”,在新世纪以来的小说中,众多寡妇常常不惜以牺牲家庭作为代价,对传统生育观念、夫妻纲常、婆媳关系发起挑战,努力走出这座“围城”。
所谓家庭伦理,通常是指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约束家庭成员行为规范的总和,它能有效维系成员之间的关系,保障家庭生活正常运行,如传统家庭伦理中提倡仁爱礼让、勤俭持家、和睦相处等。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受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影响,女性长期被认为是属于家庭的,她们只能在家庭的小天地中构思自己的人生,可以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却唯独不能成为自己。加上“家族至上”、“家庭本位”等观念诱导,她们为家庭做出的牺牲常被视为是天经地义的。为了成为杰梅茵·格里尔所说的“完整的女人”,在新世纪以来的小说中,众多寡妇常常不惜以牺牲家庭作为代价,对传统生育观念、夫妻纲常、婆媳关系发起挑战,努力走出这座“围城”。
生育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关系到人类的未来。自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精英开始不断批判女性作为“生育工具”的旧观念,但也有人强调:“生育孩子的母亲自当承担起养育孩子的义务,并且还应该照顾所有家庭内务,母性和妻性是女人与生俱来的属性”63。不错,母亲是女性与身俱来的、不可推卸的角色,对于那些子嗣尚且年幼的寡妇来说,孩子更是她们唯一的生存动力,把孩子抚养成人,为夫家延续血脉,可以说是家庭伦理赋予她们的神圣使命。如柔石的《二月》中,寡妇在丈夫死后辛苦地拉扯着一儿一女。当儿子不幸夭折时,她便再也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了,撇下女儿同阴间的丈夫、儿子团聚了。“赞美母亲,本是人类一种合理的心理特征,但它也必须有限度。这个限度就是,对母亲的颂歌必须与理解母亲作为一个人的生命逻辑相结合,必须以尊重母亲作为一个人的主体性价值为前提”64,而男权文化常将女性的生命价值仅仅定义为一个母亲,“将女性禁锢在这种生物性经历中,使其丧失了作为人的主体性”65,从而大大削弱了女性生命的丰富性。新世纪以来,作家们通过书写寡妇对生育职能的抗争与逃离,削减了传统文化赋予女性的母职,使女性摆脱畸形母性的羁绊,不再以单一的母亲形象去生存,彰显了她们作为自由个体的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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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幽暗灵魂的彼此救赎 ................................ 41
第二节 日常情感的相互抚慰 .................................... 46
第四章 性别视域下的寡妇形象........................................ 51
第一节 男性作家笔下的寡妇形象 ..................................... 51
第二节 女性作家笔下的寡妇形象 ......................... 57
第四章 性别视域下的寡妇形象
第一节 男性作家笔下的寡妇形象
在新世纪以来的男性作家小说中,涉及寡妇形象或寡妇生活的作品,不仅数量上要远远少于女性作家的作品,而且寡妇也很少成为故事的主要人物。他们笔下的寡妇,多半以家庭和男性生活为中心,在角色关系中处于被动地位,是被观赏者和陪衬者,创作主体普遍忽略了对这一特殊生存群体内心世界的深度探寻,也未能很好地传达她们特有的生命情怀和伦理意义。这导致了男性作家笔下的寡妇形象,常常呈现出模式化、扁平化的特征。
在新世纪以来的男性作家小说中,涉及寡妇形象或寡妇生活的作品,不仅数量上要远远少于女性作家的作品,而且寡妇也很少成为故事的主要人物。他们笔下的寡妇,多半以家庭和男性生活为中心,在角色关系中处于被动地位,是被观赏者和陪衬者,创作主体普遍忽略了对这一特殊生存群体内心世界的深度探寻,也未能很好地传达她们特有的生命情怀和伦理意义。这导致了男性作家笔下的寡妇形象,常常呈现出模式化、扁平化的特征。
这种情形,与男性作家普遍偏爱宏大叙事的正面书写有关。尽管男女作家们都非常关注不幸的历史赋予女性的苦难,但男性作家在面对战争、革命、家族、历史运动等一系列宏大题材时,会自觉地将叙事重心放在历史事件上,以男性人物与历史纠葛作为叙事的主线,而将寡妇仅仅作为一种衬托或调剂主要人物生存境遇的附属性人物,由此导致寡妇形象经常不够立体、生动,显得观念化、模式化。如艾伟的长篇《南方》借罗忆苦的亡灵叙述了永城镇三十多年来的社会变迁,故事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饥荒开始,到七十年代“拨乱反正”、招工大潮,再到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最后结束于九十年代城镇化的加速发展。作者通过几个家庭两代人的悲欢离合,对历史、现实、人性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深入思考。但小说中的寡妇杨美丽,只是作者反思人性的一个载体,是引出罗忆苦和罗思甜悲剧命运的一根引线,其形象不浓不淡,且呈现出荡妇式的模式化倾向。艾伟的另一部中篇《家园》以知识分子为主题,小说中的人们用精神想象抗击饥荒带来的肉体绝望,暴露出权利话语在灾难面前的软弱无力,而寡妇存在的意义更多的是她身上散发出的“革命气息”,即欲望化的荡妇形象。雪漠借《白虎关》展现了生活在西部大漠中的农民父老的悲怆,写出了他们生之艰辛、死之无奈的真实生存图景。寡妇莹儿是这群在炼狱中挣扎的不幸者之一,为了能让哥哥娶到媳妇,她牺牲了自己的爱情,婚后不久,丈夫却因没钱治病不治身亡。在哥哥的干涉下,莹儿回到娘家,不仅与儿子盼盼骨肉分离,还被父母逼着改嫁。莹儿作为西部大漠中的一员,其生存困境则成为了一个有力的佐证,丰富了作者对西部苦难的叙述。又如温亚军的《孝子》,讲述了在外人看来体面风光的城里太太庄晓然,背后隐藏的心酸与苦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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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作为一个特殊的女性生存群体,寡妇在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新世纪小说中,大多以忍受者的形象出现在不同的文本之中。她们不仅要忍受社会伦理和家庭观念的歧视,而且要承受灵与肉的内在煎熬。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她们也会通过自身对各种苦难的忍受,或成为吊诡历史的见证者、审视者,或成为各种伦理秩序的抗争者、解构者,或彰显了人性内在的繁复与驳杂,但各种不期而遇的苦难,仍是她们无法摆脱的生存梦魇。这是她们永难逃离的宿命,也是中国底层女性挥之不去的生存困境。作家们正是通过对这个群体的体恤性书写,让我们重新审视了她们的身心中所承载的各种文化重负。
作为一个特殊的女性生存群体,寡妇在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新世纪小说中,大多以忍受者的形象出现在不同的文本之中。她们不仅要忍受社会伦理和家庭观念的歧视,而且要承受灵与肉的内在煎熬。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她们也会通过自身对各种苦难的忍受,或成为吊诡历史的见证者、审视者,或成为各种伦理秩序的抗争者、解构者,或彰显了人性内在的繁复与驳杂,但各种不期而遇的苦难,仍是她们无法摆脱的生存梦魇。这是她们永难逃离的宿命,也是中国底层女性挥之不去的生存困境。作家们正是通过对这个群体的体恤性书写,让我们重新审视了她们的身心中所承载的各种文化重负。
与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寡妇形象相比,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寡妇形象有了不小的进步与发展,这种变化与二十世纪中国社会一次次的历史巨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新思想启蒙了她们,赋予寡妇们抗争的勇气,也推动着妇女解放运动不断前进发展。然而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不是一场纯粹为妇女争取利益的运动,它始终是民族救亡的组成部分,学者孟悦、戴锦华也曾指出:“中国妇女解放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自发的以性别觉醒为前提的运动”108。二十世纪初,为了救亡图存、富国强民,当时的男性精英知识分子意识到了女性群体的重要性,由此拉开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序幕。作为受传统礼教戕害最深的弱势群体,寡妇形象立刻成为了新文学作家关注的对象,他们通过真实再现寡妇非人的处境和悲惨的命运,炮轰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如《贞女》(杨振声)中的张阿娇、《一生》(叶绍钧)中的伊、《玉官》(许地山)中的玉官、《浣衣母》(冯文炳)中的李妈、《明天》(鲁迅)中的单四嫂、《祝福》(鲁迅)中的祥林嫂、《烛焰》(台静农)中的翠姑、《拜堂》(台静农)中的寡嫂和《红灯》(台静农)中的银娘等。通过这一个个寡妇形象,作家们肯定了她们作为“人”的价值,以及追求自由平等的权利。
参考文献(略)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