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虚无”：历史的湍流与命运的漩涡
第一节 历史断裂与个人命运
出生于 80 年代的班宇从小便在这个被称作“工人村”的环境中长大，少年时期的班宇曾目睹和耳闻了大量工人下岗之后的遭遇，甚至出身于工人家庭的他本身即亲历过父母先后下岗的困境。尽管时隔多年，那个承载了无数回忆的工人村早在整体改造后变得焕然一新，班宇本人也早已搬离了那个辉煌和与没落交织的地方，但当他开始写作的时候，工人村生活的个人经验依然很自然地成为了他写作的根基，过往的真实记忆也随着创作时艺术化的构想被一同熔铸进了小说之中。
班宇曾在一次访谈中回忆起年少时家中的窘境：“2000 年的春节家族聚会，我突然发现只有 14 岁的我和父亲两个人，在为‘四化’作贡献，其他人都是领着退休金、低保金、失业金。这个对我的心灵冲击很大，家族十几口人，只有我父亲一个人能赚工资。那时内心有一点忧虑，升学压力是一方面，还有补习费、择校费等，虽然家里极力营造一种平和的氛围，但我仍能感受到一种不可控，如巨大的阴影笼罩在头上，久久挥之不去，只能去自寻出口。”[1]在亲眼目睹了父辈的辉煌的往日与没落的现状之后，下岗潮那段沉重的历史在以班宇为代表的一代人的记忆中形成了挥之不去的阴霾。就像另一位同样出身于铁西区的青年作家郑执在一次演讲中所说的那样，在此种境况之下，“大家都是一半在白雪一半在泥土里，可能哪步踩空就半截身子下陷，有的运气不好的可能就这辈子很难再爬起来。”班宇曾坦言，他的写作带有“还贷”的意味，沉重的历史已然在他脑海中形成了不小的负担。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中曾提到，我们对历史的看法与赎救这一观念牢不可破地联系在一起，“过去随身带着一份时间的清单，它通过这份时间的清单而被托付给赎救”[2]。就此看来，班宇的写作又何尝不是带有救赎意味的写作——通过书写的方式，不仅完成了对“被侮辱与损害的人”的祭奠与正名，同时也是对自身记忆深处苦难阴霾的纾解与宣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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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由“生活”走向“生存”
在一个社会飞速发展、价值观剧烈变动的时代，一切坚固的东西似乎随时准备烟消云散，而班宇笔下的人物无疑也在面对这样的时刻：九十年代生活在工人村的人们所面对的是陈旧体制的分化、重组、瓦解，传统价值观也随着这一进程而不断遭到颠覆，旧有的道德标准无力抚慰人心，新的事物似乎每天都在产生却无法填补生命中的空白，随时有人凭票上车又随时有人因列车转弯的巨大离心力从车窗甩出，在喧嚣而又忙碌的日子里，充满意义的生活退化为无意义的生存。类似的时刻曾以不同的面目在历史中不断地轮回上演，每当这种时刻降临人间，就会有一批人因此陷入到巨大的虚无感的包裹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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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由“生活”走向“生存”
在一个社会飞速发展、价值观剧烈变动的时代，一切坚固的东西似乎随时准备烟消云散，而班宇笔下的人物无疑也在面对这样的时刻：九十年代生活在工人村的人们所面对的是陈旧体制的分化、重组、瓦解，传统价值观也随着这一进程而不断遭到颠覆，旧有的道德标准无力抚慰人心，新的事物似乎每天都在产生却无法填补生命中的空白，随时有人凭票上车又随时有人因列车转弯的巨大离心力从车窗甩出，在喧嚣而又忙碌的日子里，充满意义的生活退化为无意义的生存。类似的时刻曾以不同的面目在历史中不断地轮回上演，每当这种时刻降临人间，就会有一批人因此陷入到巨大的虚无感的包裹之中。
美国学者凯伦·L·卡尔在《虚无主义的平庸化》一书中按照侧重点的不同，将虚无主义区分了五大类：认识论虚无主义（epistemological nihilism）、真理论虚无主义（alethiologieal nihilism）、形而上学本体论虚无主义（ metaphysical or ontological nihilism）、伦理或道德虚无主义（ethical or moral nihilism）以及存在主义或价值论虚无主义（existential or axiological nihilism）[1]。这几种虚无主义在班宇的小说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但是在他的小说中，体现的最为明显的便是存在主义虚无主义——存在主义虚无主义“是对虚无和无意义的感受，它追随的口号是‘生活没有意义’。”
在班宇笔下人物所处的时代，“熟悉的世界”在极短的时间内变得面目全非，而被时代所抛弃的人们将要面对的，首先便是旧体制瓦解所带来的物质层面的压力。“失业”，或说“下岗”给个体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当一个人丧失了所有的经济来源，生存的压力便会迫使他放弃掉对于自我价值实现的期望，维系个体生命的延续便成为了至高无上的首要选择。而在这一过程中，一切超越生存本能的追求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磨殆尽。原本充满了情感、尊严、梦想与自我实现等特质的生活不断萎缩，一种单纯为了生命延续而丧失了意义的生存状态开始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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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保卫生活”：坚守与抗争
第二章 “保卫生活”：坚守与抗争
第一节 从本能挣扎到自觉抗争
生存危机带给人的打击与其说是一种迅猛的破坏，不如说更像一场缓慢的蚕食。命运的转折总是在平常生活轨道的不经意处突然降临，在既有的生存方式被摧毁之后，苦难并没有随着个体生命力的削弱而终结，与之相反的是，这种由历史断裂所招致的生存困境在个体生命那里不断地延宕。作为“例外状态”出现的历史转折点在延续的个体生命那里获得了一种“日常性”。每一个在历史断裂之处幸存下来的个体所面对的，是苦难的日常化状态，生存困境在瞬间的爆发过后不断地拖长自己的余音，将所有人拉入一种无法摆脱的漩涡之中。用黄平的话来说，“班宇的小说是一种废墟式的小说，不是面向历史，而是面向历史的‘残余’。废墟的世界里充斥着残垣断柱，或许可以在脑海中复原出那完整的建筑。但那不是完整的建筑了，完整的已经逝去；那也不是孤零零的残垣断柱了，那逝去的依然存在。由此，一个似乎可以得到历史阐释的世界，在小说的运动中凝滞了。”[1]这种面向历史“残余”的写作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构成了班宇小说独特美感的基础。
生存危机带给人的打击与其说是一种迅猛的破坏，不如说更像一场缓慢的蚕食。命运的转折总是在平常生活轨道的不经意处突然降临，在既有的生存方式被摧毁之后，苦难并没有随着个体生命力的削弱而终结，与之相反的是，这种由历史断裂所招致的生存困境在个体生命那里不断地延宕。作为“例外状态”出现的历史转折点在延续的个体生命那里获得了一种“日常性”。每一个在历史断裂之处幸存下来的个体所面对的，是苦难的日常化状态，生存困境在瞬间的爆发过后不断地拖长自己的余音，将所有人拉入一种无法摆脱的漩涡之中。用黄平的话来说，“班宇的小说是一种废墟式的小说，不是面向历史，而是面向历史的‘残余’。废墟的世界里充斥着残垣断柱，或许可以在脑海中复原出那完整的建筑。但那不是完整的建筑了，完整的已经逝去；那也不是孤零零的残垣断柱了，那逝去的依然存在。由此，一个似乎可以得到历史阐释的世界，在小说的运动中凝滞了。”[1]这种面向历史“残余”的写作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构成了班宇小说独特美感的基础。
从“遭遇战”到“持久战”的转变为处在困境中的人物带来了巨大的考验。生存的困境在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不断摧残着人性本来应有的自由发展，个体的生命冲动也在苦难的延宕种不断地遭到压抑和削弱。弗洛伊德曾在《自我与本我》中将人的本能区分为两类，一类为死亡本能，死的本能所代表的，是一种毁坏的冲动与侵犯性的力量，“它的任务是把有机的生命带回到无生命的状态”[1]，而根据死的本能向内和向外施加压力的指向不同，人或是会以一种“受虐”的姿态限制自身、惩罚自身，乃至走向自我毁灭，或是会以仇恨的姿态损坏与侵略他人；另一类是爱欲或性本能，“它不仅包括不受禁律制约的性本能和受目的制约的或由此派生的具有升华性质的本能冲动，而且包括自我保存本能”[2]，这种生的本能以“力比多”为根本驱动力，向人施加着以延长生命为原则的压力。就此而言，对于一个处在“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境地中的人，生存本能与死亡本能双重压力的交织就构成了个体在生存困境中挣扎的潜在基础。如果再结合马斯洛的“基本需求理论”来看，当人再面对生存的困境时首先要保证的是维系生存的基本需求，而在人的基本需求中，“生理需要（它们被安排在更低的一个层次）强于安全需要，安全需要强于友爱的需要，友爱的需要又强于尊重的需要，而后者又强于个人特质的需要——我们称之为自我实现的需要。”[3]在此种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按照两种本能的冲动和五种需求的划分来辨认出班宇小说中人物在面对生存困境时的挣扎与抗争的过程和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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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毁灭的宿命与普通人的悲剧美学
我们可以说，班宇是一个带有明确悲剧意识的作家。在他的笔下，尽管人在面对生存危机时总是在竭力地进行挣扎和反抗，但却很难逃脱命运的纠缠。这种人注定在命运的漩涡中挣扎的“宿命感”构成了班宇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面向。而宿命感在班宇作品中的具体表现，笔者认为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类：个体生命体验的诡谲、父与子之间的命运轮回和神谕般的宗教体验。
就个体而言，“宿命”一词便意味着个体对自身生命丧失了主导权，一种面对人生的无力感始终与关于宿命的体验交织在一起。在班宇的小说中，许多人物都处在无法掌握自身命运的境地。他们在面对自身的生存困境时，无论如何挣扎与逃离，却始终无法改变其自身悲剧性的命运。在小说创作的过程中，班宇一直注意运用大量带有隐喻性质的片段来辅助营造命运的不可捉摸与难以抗衡。比如在《梯形夕阳》中，班宇就通过李薇口中注定要席卷一切的“洪水”来完成对主人公乃至其所代表的一整代人的命运隐喻。就隐喻而言，其本身是非理性的，在小说中往往呈现出一种断裂的、碎片化的状态。而隐喻的大量穿插使用，不仅中断了小说的叙事流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打碎了主体对于生命体验的连续性与完整性，从而引发了对于命运的不可捉摸感。而对于时间的处理，也是营造宿命感的重要一环。比如《空中道路》中，在班立新讲述了李承杰的故事之后，班宇又将小说的时间拉回到李承杰儿子出生的时刻，就这样，小说以回忆李承杰的死亡开端，又以新生命的降生结束，在“死——生”的时间点上，完成了对于命运轮回的书写。在班宇的笔下，我们经常能看到他对于时间轮回概念的特殊处理。
我们可以说，班宇是一个带有明确悲剧意识的作家。在他的笔下，尽管人在面对生存危机时总是在竭力地进行挣扎和反抗，但却很难逃脱命运的纠缠。这种人注定在命运的漩涡中挣扎的“宿命感”构成了班宇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面向。而宿命感在班宇作品中的具体表现，笔者认为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类：个体生命体验的诡谲、父与子之间的命运轮回和神谕般的宗教体验。
就个体而言，“宿命”一词便意味着个体对自身生命丧失了主导权，一种面对人生的无力感始终与关于宿命的体验交织在一起。在班宇的小说中，许多人物都处在无法掌握自身命运的境地。他们在面对自身的生存困境时，无论如何挣扎与逃离，却始终无法改变其自身悲剧性的命运。在小说创作的过程中，班宇一直注意运用大量带有隐喻性质的片段来辅助营造命运的不可捉摸与难以抗衡。比如在《梯形夕阳》中，班宇就通过李薇口中注定要席卷一切的“洪水”来完成对主人公乃至其所代表的一整代人的命运隐喻。就隐喻而言，其本身是非理性的，在小说中往往呈现出一种断裂的、碎片化的状态。而隐喻的大量穿插使用，不仅中断了小说的叙事流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打碎了主体对于生命体验的连续性与完整性，从而引发了对于命运的不可捉摸感。而对于时间的处理，也是营造宿命感的重要一环。比如《空中道路》中，在班立新讲述了李承杰的故事之后，班宇又将小说的时间拉回到李承杰儿子出生的时刻，就这样，小说以回忆李承杰的死亡开端，又以新生命的降生结束，在“死——生”的时间点上，完成了对于命运轮回的书写。在班宇的笔下，我们经常能看到他对于时间轮回概念的特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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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逃逸”：跳脱命运的漩涡 .............................. 34
第一节 躲避黑暗的消极逃避 ............................ 34
第二节 追寻光明的诗性逃逸 ........................ 40
第四章 在希望与绝望之间 ....................... 45
第四章 在希望与绝望之间
张定浩曾与黄平就班宇、双雪涛、郑执等新一代东北青年作家的创作展开过一次对谈，在那次对谈中，张定浩对班宇等作家的创作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批评，其中有一点批评，就是针对班宇等人创作中“宣扬失败”的问题。在张定浩看来，在伟大作家那里，比如像普里莫·莱维，“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他从来都不颂扬失败”[1]，“莱维并没有仅仅满足成为一个控诉者或见证者，相反，他还要成为一个创造者。他永远在写灰色地带，拒绝黑白分明或二元对立的简化处理，永远在普通人中努力捕捉人性的卓越。”[2]并且，张定浩还认为，小说不能仅仅满足于戏剧化的高潮，创作者应该清楚“自己笔下的人物在之后要怎么样”[3]。对于张定浩的批评，黄平做出了回答，他认为，班宇等人的作品并没有宣扬失败，他们在创作的过程中选择和失败者站在一起，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正义。从批评的角度来看，张定浩的主张有他的道理。但笔者在这个问题上更加认同黄平的观点，班宇的创作并非要在主观上宣扬失败主义的观点，尽管班宇的创作中带有浓郁的悲剧性色彩，但就其根本而言，他并不是一个对人性纯然绝望的作家，我们可以在班宇的创作中指认出许多闪耀着人性光辉的瞬间。
之前我们在第二章中讨论过班宇笔下属于现代普通人的悲剧美学，但在此我们要加以说明的是，“悲剧性”（tragicality）不等同于“悲观主义”（pessimism）。悲观主义作为一个由来已久的哲学思想，最早在古希腊罗马哲学中便有萌芽，它“泛指对宇宙、社会、人生悲观失望的态度、观点和理论。作为一种伦理观，往往认为恶占优势，善毫无意义，道德价值在于灭绝欲望。”[4]而美学范畴中的悲剧性则与之截然不同，悲剧性所展示的是“顺应历史必然要求、具有肯定素质的社会力量或个人，在具有必然性的矛盾冲突中遭到不应有然而是必然的挫折、失败、毁灭，从而激起人哀怜、奋发的特性。”[1]就悲观主义与悲剧性的区分而言，我们可以大胆的做出结论：班宇的写作是悲剧性的，而非悲观主义的。与双雪涛笔下经常书写小人物身上的浪漫主义不同，班宇在创作中更愿意将人物抛到一个突如其来的生存困境中，让人物以抗争或逃逸的方式在生存困境中挣扎，从而在其中彰显出人性的伟大或懦弱之处。换句话说，双雪涛更像一个善于书写失败者童话的造梦者，而班宇则更借近于一个面对惨淡生活的记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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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班宇是一个有着独特个人风格的作家，在他的身上往往体现出一种很奇特的混杂性：语言上的方言口语与诗性语言并存；风格上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交融；文风上诙谐幽默与忧郁雅致交织。从某种角度上来讲，班宇是一个有着自觉探索意识的作家。读班宇的小说就仿佛在吃一锅“东北乱炖”，许多异质化的要素都能在他的手中得到调和。
在创作题材上，班宇往往以自身经历为养料结合艺术虚构手段，在回望历史的过程中书写普通人在生存困境中的挣扎，展现“失败者们”身上的人性光辉。尽管班宇不希望自己被困在诸如“下岗题材”、“铁西题材”、“东北题材”等框架的束缚之内，但迄今为止，班宇在读者与批评家中获得的美誉还是来自他对这些题材的书写，这似乎也是一个“有野心”的作家所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对于班宇而言，铁西区是他的写作原点，但如他自己所说，“在东北也可以不去书写东北”。
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学术界对于班宇的研究还处在一个刚刚起步的阶段。也许是受制于文本数量的原因，对班宇作品的研究不如他的铁西区老乡双雪涛那么多。但文本数量的限制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该“轻视”班宇。班宇虽然现在还没有开始长篇小说的创作，但他的中短篇小说自有其特有的美感和价值，这些独特的价值有很多尚未能得到评论界的重视。
作为“文坛新秀”的班宇，在走入大众视野的短短几年之内就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尽管在班宇的创作中我们依然能够发现不少的问题，比如班宇有时过于强调故事的戏剧性而导致情节转折生硬，再比如小说结尾的“套路化”问题……但对于一个写作生涯才刚刚起步的青年作家而言，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期待班宇未来的作品。
参考文献（略）
作为“文坛新秀”的班宇，在走入大众视野的短短几年之内就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尽管在班宇的创作中我们依然能够发现不少的问题，比如班宇有时过于强调故事的戏剧性而导致情节转折生硬，再比如小说结尾的“套路化”问题……但对于一个写作生涯才刚刚起步的青年作家而言，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期待班宇未来的作品。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