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成长:花季少年的纯真与经历
第一节 少年理想破灭的伤痛成长
徐则臣在成长主题小说的叙事书写上,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大量真诚善良、勇敢无畏、艰辛成长的少年儿童形象。孩子们的单纯质朴表达了他们内心世界真实的渴望与火热的梦想。他们在追梦的路上无所畏惧,勇敢地奔向自己的理想,尽管破灭了,留下了伤痛,然而少年主人公得以成长。
徐则臣在成长主题小说的叙事书写上,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大量真诚善良、勇敢无畏、艰辛成长的少年儿童形象。孩子们的单纯质朴表达了他们内心世界真实的渴望与火热的梦想。他们在追梦的路上无所畏惧,勇敢地奔向自己的理想,尽管破灭了,留下了伤痛,然而少年主人公得以成长。
《伞兵和卖油郎》中的范小兵是一个充满激情、狂热追求梦想的少年。小兵的父亲老范是一名光荣的伤残退伍军人,他在打仗期间伤了男性隐晦的地方,退伍后以卖酱油为生。生活过的还算富足,但小兵的妈妈却三番五次地跟别人跑了,这让老范觉得作为男性的尊严受到侮辱。于是,老范将自己遭受的这一切不堪都归咎于当兵,坚决反对小兵想要成为伞兵的愿望:“当兵,当兵,当什么兵!好好看书。上不好学就回来卖酱油!”[8]但小兵并不了解父亲的遭遇,他不顾父亲的阻拦,毅然决然地想要成为一名伞兵,并为此尝试过多次危险的实验。一次又一次跳伞的失败,不仅让小兵遍体鳞伤,还导致他的玩伴刘田田双腿残疾。即便父亲的横加阻拦和无数次失败也没有击垮小兵成为伞兵的梦想。在最后一次跳伞中,小兵庄重地穿上父亲旧时的军装,俨然自己已经是一名真正的“伞兵”了,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并且摔断了左腿。残疾击碎了小兵的伞兵梦,他只好选择“放弃”,但这个念头并没有被他遗忘。多年之后,当“我”回到故乡,已经成为瘸腿酱油郎的小兵虽然走路时忽高忽低,但上身却像军人一样挺得笔直,并且他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大兵”。年幼的大兵“不仅腰杆直,两只手也甩得有力,每一步都把脚尖踢起来”[9],好似军人参加阅兵。可见小兵希望大兵子承父志,完成他曾经的梦想。儿童面对理想总是充满狂热的激情,使他热血沸腾,甚至终身难忘。即使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有时可能是出于冲动,但在追梦的道路上,任何事情都不应该、也不能把他阻挡。
无独有偶。在《奔马》中,黄豆芽也是一个勇敢追梦的少年。但是,他的梦和小兵比起来,不失孩童的天真情趣。黄豆芽十分羡慕红旗和栋梁可以骑着枣红马跃上公路驰骋,只见他们骑着马与汽车互相较量,有时马跑得甚至比四个轮子还快。“我”因为常去他家的瓜田附近放牛和黄豆芽相识,他向“我”表达了骑马的愿望。在得知“我”曾经骑过马后,连忙打听骑马的感受。虽然“我”也骑过马,却没有在马背上飞起来的经历,只是骑在马上慢悠悠的走。尽管如此,“我”依然活灵活现地给黄豆芽讲述我想象出来的马背上飞奔的感觉:“你不知道骑在马上有多开心,威风得像大元帅。马跑得那个快呀,风经过脸上和耳边就像一只只手。真的,人就像飞起来一样。”[10]这鲜活的感受更加刺激了黄豆芽的愿望,
他希望“我”能帮他向红旗他们借马骑一次。红旗和栋梁开出了条件——让他俩在黄豆芽家的西瓜地里饱餐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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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窥探成人世界的被动成长
每个个体都曾经是一个孩童,而最终长成大人。儿童开始窥探成人世界的林林总总、纷繁复杂,是他们迈向成人世界的初始,也是成长的启程。在观望的过程中,孩子们会无意间窥探到大人的秘密,包括大人们不愿提及的或是刻意忽略的东西。于是,他们不再囿于嬉戏打闹,由无意撞见而刻意留心,开启对成人世界的认知以及对人生和人性的思考。正如有学者所指出:“他们迷茫地站在通向成人世界的路上,不知该往何处去;他们被暴露于种种现实困境中,并被迫逐步适应世界。”[14]这种被迫性,带有无意识、不情愿的成分,同样使少年主人公获得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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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窥探成人世界的被动成长
每个个体都曾经是一个孩童,而最终长成大人。儿童开始窥探成人世界的林林总总、纷繁复杂,是他们迈向成人世界的初始,也是成长的启程。在观望的过程中,孩子们会无意间窥探到大人的秘密,包括大人们不愿提及的或是刻意忽略的东西。于是,他们不再囿于嬉戏打闹,由无意撞见而刻意留心,开启对成人世界的认知以及对人生和人性的思考。正如有学者所指出:“他们迷茫地站在通向成人世界的路上,不知该往何处去;他们被暴露于种种现实困境中,并被迫逐步适应世界。”[14]这种被迫性,带有无意识、不情愿的成分,同样使少年主人公获得成长。
“窥探成人世界的被动成长”主要是通过“故乡花街”叙事空间得以表现,又多是通过“儿童叙事视角”展开叙述的。所谓儿童叙事视角,是指“以儿童作为故事的叙述者,展现儿童眼中所摄取的世界,儿童的心灵所感受到的世界及儿童所理解的世界。”[15]具体来说,作品多是以一个淳朴孩童“木鱼”(亦或“穆鱼”)为叙事主人公,透过木鱼的眼睛,“窥探”成人世界的秘密,鞭笞成人世界的怪异对孩子内心的冲击。小说《午夜之门》选取了对木鱼性格塑造产生重大影响的几个片段来结构全篇,借以展现稚嫩青涩的童心在与成人世界碰撞的瞬间,纯真孩童内在的心理变化。“我在老槐树看到了周围的世界……我看到了很多在地上无法看见的东西。石码头上忙碌的人群。运河里来往的船只。花街上妓女们在晚上悄悄挂到屋檐下的红灯笼。运河对岸奔走的行人和车辆……还有,我看到了叔叔和花椒在屋里干那种事。”[16]不仅这些,“我”还看到白皮与穷书生酸六的苟且之事:“我婶婶白皮起来去锅里盛菜,慢腾腾地经过酸六旁边,大腿擦着了酸六的后背。我看到酸六的右手迅速地摸了一把白皮的屁股,还轻轻地掐了一下”[17]。认识并了解成人世界,是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必经之路。儿童除了生理的成长,更为重要的还是心理成长,即对世界的认知和对人性的思考。
如果说,《午夜之门》让儿童叙事揭露了成人世界的荒谬与荒唐,那么,在《弃婴》中,“我”和小伙伴亲眼目睹了少女如玉抛弃自己的孩子,是如何丧失人性的。弃婴三年后,往事时过境迁,“我”仍然难以忘怀,而如玉就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站在她抛弃孩子的地方和他人打情骂俏,这让我震惊,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当年犹豫不决、最终还是狠心抛弃孩子的母亲,如今变成一个在水田里对“我”嘻嘻哈哈的农家妇人,而“我”却还笼罩在弃婴的阴影之中:“我”“感到脚底下的泥水开始搅动,什么东西在那里拨翻泥水,像一只只手,
孤零零的一只只婴儿的手。那种似有还无的抓挠,如同生死边缘的抽搐,一阵空虚的奇痒像水一样漫上我的身体”[18]。徐则臣借用儿童“我”与成人如玉两种截然相对的态度强烈地批判了成人们对生命的冷漠,对人性的麻木;通过成人世界的认知对儿童价值认知的影响与干预、甚至是摧毁,表现出儿童内心世界的洁净与纯真。作者在构建成人世界的认知时并没有正面描写,而是借助儿童无邪、善良的眼睛来反衬成人世界中的冷漠、虚伪、麻木和残忍,从而形成对虚伪成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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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出走:阶层上升的企盼与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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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出走:阶层上升的企盼与失落
第一节 阶层提升的奋斗型出走
以上世纪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社会的变革、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城镇化建设的推进,为社会流动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可能。应该看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的封闭性,使社会成员的绝大部分停滞于父母的社会地位及其所在的社会阶层,这种固化的状态,加剧了城乡差别的二元对立,也不利于调动一切社会积极因素,促进社会发展进步。改革开放之后,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显著特征。城镇化的推进、城市的扩容及其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加速了社会底层向社会中上层的流动。这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也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
作为亲身目睹了社会结构变迁的 70 后作家,徐则臣用自己独特的视角观察生活,将创作之笔触及到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在社会流动的浪潮中城市的外来人,展现他们的日常生活,即在北京的奋斗、拼搏、困境和迷茫。也许徐则臣本人并没有意识到他的写作是反映“底层”的,或者说徐则臣并没有“主观”地参与这场反映底层的写作潮流,因为在他看来,“底层”只是社会现实,是日常生活的一种表现,他只是很客观、很真实地再现了他们的生活而已。也就是说,徐则臣在对底层人物的生活状态铺排的过程中,试图对异乡人与大城市之间复杂的关系进行审视,以反映生活的本真状态。于是,继他创作的成长主题的系列小说后,随着自己生活的变迁即赴京求学,他的反映“京漂”题材的作品又一发而不可收。
以上世纪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社会的变革、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城镇化建设的推进,为社会流动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可能。应该看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的封闭性,使社会成员的绝大部分停滞于父母的社会地位及其所在的社会阶层,这种固化的状态,加剧了城乡差别的二元对立,也不利于调动一切社会积极因素,促进社会发展进步。改革开放之后,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显著特征。城镇化的推进、城市的扩容及其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加速了社会底层向社会中上层的流动。这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也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
作为亲身目睹了社会结构变迁的 70 后作家,徐则臣用自己独特的视角观察生活,将创作之笔触及到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在社会流动的浪潮中城市的外来人,展现他们的日常生活,即在北京的奋斗、拼搏、困境和迷茫。也许徐则臣本人并没有意识到他的写作是反映“底层”的,或者说徐则臣并没有“主观”地参与这场反映底层的写作潮流,因为在他看来,“底层”只是社会现实,是日常生活的一种表现,他只是很客观、很真实地再现了他们的生活而已。也就是说,徐则臣在对底层人物的生活状态铺排的过程中,试图对异乡人与大城市之间复杂的关系进行审视,以反映生活的本真状态。于是,继他创作的成长主题的系列小说后,随着自己生活的变迁即赴京求学,他的反映“京漂”题材的作品又一发而不可收。
徐则臣创作的“京漂”系列小说的主人公们,怀揣着对外面世界的期待、或是对未来远方的憧憬,离开故乡,来到向往已久的大都市。北京身为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是最具现代性的空间,所以,在时代巨轮的引航下,离开故乡的奋斗青年将北京视为自己人生辉煌的终点站。在这些“京漂”一族中,一部分城市外来打工者曾经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他们也有能力在故乡小镇获得一份很体面且有稳定收入的职业,但他们不甘于小镇安逸的生活,怀着提升自己所在阶层的梦想,在此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北京对异乡人这种难以名状的吸引力,只有当外乡人身处北京后才得以发现,说不清具体的原因,吃上北京的水煮鱼都觉得比其他地方的香。然而,饱含着一腔热血走出家乡,来到北京后才发现,这里并不是让理想开出花朵的地方,而是将异乡的“他者”置于身份迷失和精神焦虑的双重尴尬之中。北京不是圆梦之所,而是梦醒的地方,他们的美好理想之梦醒在了坚硬骨感的现实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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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夫唱妇随的陪同型出走
社会学的社会结构理论告诉我们:婚姻是构成社会阶层间流动的基本途径之一。正如有学者指出:“通过婚姻关系巩固自己在某一阶层中的地位或者进行阶层向上的流动也是长期以来的一种常用方法。”这“一般地表现为男方阶层要高于女方,这既是长期以来两性生理基础及制度变迁所导致的传统观念中,男性的社会地位、家庭地位、人们的期望、经济地位都要高于女性,男强于女成为人们的一种心理定式,也是以男性为主的婚姻娶嫁制度造成的,这就为女性利用婚姻来提高社会阶层提供了可能。”[34]徐则臣在“京漂”系列中还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她们大都放弃了原本小镇安稳的生活,来到大都市。她们没有男性强烈的雄心和抱负,只是为了追随男性,夫唱妇随,怀着与爱人在大城市安居乐业的美好憧憬而成为漂泊一族。尽管时代不同了,但是女性从古至今作为男性的附属品,深陷其中却不自知也不能自拔——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她们牺牲自身的某些东西,或是时间、或是未来前途,去陪伴男性闯世界,在求得婚姻关系、婚恋关系和谐稳定的同时,客观上也相应地提升了社会阶层。当然,这种婚姻关系未必登记领证,大多属于“同居”关系的事实婚姻。也正是基于此,往往事与愿违,为这类“陪同型”出走蒙上了阴影,增加了婚恋的不稳定风险。
社会学的社会结构理论告诉我们:婚姻是构成社会阶层间流动的基本途径之一。正如有学者指出:“通过婚姻关系巩固自己在某一阶层中的地位或者进行阶层向上的流动也是长期以来的一种常用方法。”这“一般地表现为男方阶层要高于女方,这既是长期以来两性生理基础及制度变迁所导致的传统观念中,男性的社会地位、家庭地位、人们的期望、经济地位都要高于女性,男强于女成为人们的一种心理定式,也是以男性为主的婚姻娶嫁制度造成的,这就为女性利用婚姻来提高社会阶层提供了可能。”[34]徐则臣在“京漂”系列中还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她们大都放弃了原本小镇安稳的生活,来到大都市。她们没有男性强烈的雄心和抱负,只是为了追随男性,夫唱妇随,怀着与爱人在大城市安居乐业的美好憧憬而成为漂泊一族。尽管时代不同了,但是女性从古至今作为男性的附属品,深陷其中却不自知也不能自拔——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她们牺牲自身的某些东西,或是时间、或是未来前途,去陪伴男性闯世界,在求得婚姻关系、婚恋关系和谐稳定的同时,客观上也相应地提升了社会阶层。当然,这种婚姻关系未必登记领证,大多属于“同居”关系的事实婚姻。也正是基于此,往往事与愿违,为这类“陪同型”出走蒙上了阴影,增加了婚恋的不稳定风险。
《跑步穿过中关村》中的夏小容跟随男友旷山来到北京,梦想着能挣大钱,但来京后二人却一直以卖盗版光碟为生,由于这个营生有被城管抓走的风险而整日提心吊胆。多年蹉跎的京漂生活让夏小容厌倦了每日忙于生计的奔波,她一心只想回到老家结婚生子,过轻松稳定的日子。但旷山却一心想把“事业”做强做大,夏小容在与之多次争吵无果后,无奈只能随波逐流,和旷山在北京开始了无根的漂泊。她之所以最终妥协了,决定继续和旷山在北京艰难挣扎,是因为已经怀有身孕。旷山因出售盗版光碟被拘后,害怕再次被抓而让怀有身孕的夏小容冲锋陷阵,但最终旷山还是“二进宫”了,夏小容也因精神紧张导致流产。这是违法从业经营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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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荒诞:现实生活的讽喻与批判................................... 30
第一节 命运荒诞:理想与现实的抗衡..................................... 30
第二节 人性荒诞:自我与本我的悖论................................ 34
第三节 情节荒诞:悖谬与常理的博弈............................. 37
第三章 荒诞:现实生活的讽喻与批判
第一节 命运荒诞:理想与现实的抗衡
写作是徐则臣构建自己精神世界的一种手段,也是一场“通往乌托邦的旅程”。“乌托邦”(Utopia)本意是指“没有的地方”或“好地方”,后来引申为“空想的国家”、理想的世界。徐则臣笔下的“乌托邦”,虽不是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但它至少具备了其中的两个特质:一是作为意欲实现的想象之物;二是顽固的理想主义色彩”。继“形式上回归古典,意蕴上趋于现代”之后,徐则臣的创作观开始由“古典”美学传统向现代审美世界蜕变,塑造出一个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形象,让他们“沿着自己的理想之路向前冲,冲得义无反顾无所畏惧理所当然。”但是,在追求悲情审美理想的趋势下,又让这一个个理想主义者以失败结束,让他们“找不到路,或是在即将找到时桥坍路断”[46],无法顺利抵达终点。作品通常留下遗憾,在这样的情境下叙述于荒诞主题,书写荒诞。
长篇小说《夜火车》的主人公陈木年就是彰显荒诞主题的典型代表。他在大学校园里一直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学生,但想要出走的欲望却一直被压抑在心底,至毕业前夕终于爆发,多年来压抑的欲望瞬间出闸。为了求得父亲在财力上的支持,一时冲动构想出自己杀人的戏言,顺利得到资助的陈木年高高兴兴地踏上出走的路程。在他出走归来刚刚返回小城时,父母因懦弱胆怯将这件事报警了,他被扣上了犯罪嫌疑人的帽子。他无法证明自己没杀人,而警方也无法断定他真的杀人了,因为在案发现场并没有发现被杀者的尸体。如此,年少轻狂的一个荒诞谎言致使他人生履历上不仅留下了污点,也开始了他命运的荒诞之旅。他无法享受保研资格,也因为无法证实自己的清白,他被扣发了毕业证和学位证,只好留校当一名无足轻重的临时工。陈木年所编撰的虚假杀人事件虽然让他获得了父母财力上的支持,也确实完成了多年的心中所愿——能够坐上一趟火车,漫无目的地通往一个没有目标的终点。但他也因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不仅失去了原本平坦顺畅的求学就业之路,作为学校里一名任人调遣的临时工,被人们戴上了“疯子”的标签,还要时不时地接受校领导的盘问。即便如此,陈木年还是忍让着听从父母和沈镜白教授的建议,等待有一天自己能够沉冤昭雪,让生活重新回到虚拟杀人事件之前,他可以继续跟着沈教授走学术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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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徐则臣的小说创作始终处于变化并日趋成熟之中,始终遵循着自己内心的写作伦理,在“通向乌托邦”的道路上,一路求索,并不断提升自己小说的艺术品质。无论是早期的“花街系列”,还是日趋成熟的“京漂系列”、“谜团系列”,以及新近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北上》,我们都能看到徐则臣小说创作由经验写作向“社会探索”写作的变化,并且日趋成熟、成绩斐然。
作家的个人生活经验对作家的创作风格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经验会渗透到血液中,产生重要的冲击作用,加深对原来的信仰的质疑;而经验、感性留下的痕迹,常常很难擦抹”。[62]统览徐则臣的小说,作品中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都与他个人的生活经验休戚相关。早期的小说创作就属于少年经验的书写与再现,也就是作家在世纪之交前后,以故乡“花街”为叙事空间创作的作品。这些小说主要描写少年主人公们的理想破灭后的伤痛成长,透过他们“纯真无邪”的目光,窥探成人世界的“秘密”,从而完成自己的逆向成长。同时作品通过对乡土村镇的描写,传达出对故乡略带有感伤的乡愁思绪。诚如徐则臣自己所言:“我喜欢花街这个名字、这个地方,把故事放到这里讲就特别有感觉,所以我不停地把故乡里熟知的素材和故事,以及根植于故乡的想象与虚构搬到花街上来”。
徐则臣的小说创作始终处于变化并日趋成熟之中,始终遵循着自己内心的写作伦理,在“通向乌托邦”的道路上,一路求索,并不断提升自己小说的艺术品质。无论是早期的“花街系列”,还是日趋成熟的“京漂系列”、“谜团系列”,以及新近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北上》,我们都能看到徐则臣小说创作由经验写作向“社会探索”写作的变化,并且日趋成熟、成绩斐然。
作家的个人生活经验对作家的创作风格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经验会渗透到血液中,产生重要的冲击作用,加深对原来的信仰的质疑;而经验、感性留下的痕迹,常常很难擦抹”。[62]统览徐则臣的小说,作品中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都与他个人的生活经验休戚相关。早期的小说创作就属于少年经验的书写与再现,也就是作家在世纪之交前后,以故乡“花街”为叙事空间创作的作品。这些小说主要描写少年主人公们的理想破灭后的伤痛成长,透过他们“纯真无邪”的目光,窥探成人世界的“秘密”,从而完成自己的逆向成长。同时作品通过对乡土村镇的描写,传达出对故乡略带有感伤的乡愁思绪。诚如徐则臣自己所言:“我喜欢花街这个名字、这个地方,把故事放到这里讲就特别有感觉,所以我不停地把故乡里熟知的素材和故事,以及根植于故乡的想象与虚构搬到花街上来”。
而他的“京漂系列”和“谜团系列”则鲜明地体现出对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思考,小说普遍带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徐则臣说过:“写每一个小说都是要解决我的一个问题”。这些小说将目光投诸于现实社会生活之中,在社会阶层流动的广阔时代背景下,在“离乡投城”和“弃城返乡”的“出走”叙事语境下,作家塑造了一系列怀着美好憧憬赴京打拼,且居无定所、身份认同存在悬疑的“边缘人”形象。这些形象的塑造真实地反映出现实生活的某些“真相”,尤其是对企盼通过自己的奋斗改变命运的一大批年轻的奋斗者的塑造,传达出作家对当下生活的思考和对“同龄人”的关怀。徐则臣曾坦言:“北大和北京教给我博大、高深和宽阔,同时也就教会了我如何认识微小、浅薄和狭隘,同时也就教会了我如何去辨析相互间的关系。我在运用在学校里学到和悟到的东西去探究一个人与北京的关系、一个人与世界的关系。”[64]当然,徐则臣小说不单单是“同情”式的理解关怀,还有对人的生存真相的揭示和对人性丑恶的批判。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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