弋舟文学小说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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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38255 论文编号:sb2020101612215333436 日期:2020-11-09 来源:硕博论文网
网络媒体等资源,但是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弋舟“努力令自己保持对于现实的警觉”,而这份警觉不仅能够帮助作者拓宽了写作的范畴,还让他的小说呈现出“矜重而诚恳”的美学诉求。①这一点首先体现于作家对于人物的塑造和题材的选择之上:结合弋舟的生平,我们也可以发现弋舟笔下的芸芸众生都与作者自身有着密切关联,从这些人物身上,尤其是异乡人和知识分子,我们都能明显感受到作者自己的身影在文本之中的隐现;其次,在题材的选择方面,城市日常生活中的疾病、婚恋、成长等小说题材,同样与弋舟乃至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最后,对于空巢老人问题(《平行》《出警》等)、人工智能(《势不可挡》)和抑郁症(“刘晓东”系列)等社会热点的关注和迅速把握,完全体现了弋舟作为一名作家、知识分子对于“现实的警觉”。

第一章 日常生活中捕捉意味

(一)城市日常书写
自提笔之初,弋舟便清晰地认识到,面对当时文坛庞然的现实主义诉求和乡土叙事原则,自己“乡土经验”的匮乏已然成为了自己踏入文坛“最大的短板”。但是弋舟非常清楚,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人口不断增多,城市范围急剧扩大,在这以往从未发生过的根本性巨变之中,既往所有的庞然大物,终将变为历史和过去而烟消云散。毕竟“无论是好是歹,城市终究是我们的未来”②,并成为无数写作者所关注的对象,而城市书写必然不断崛起,因为“我这一代的写作者”以及“更加年轻的一代,则毫无疑问并无可选择地已经站立在城市的地平线上”③。于是,书写城市也就成为弋舟一直以来所坚持的题材,充分挖掘并利用既有的丰富“城市经验”,发挥这一与生俱来的写作优势与潜能去思考、去书写,从而让“新世纪以来专注于城市书写的先锋小说家”①成为了文学界对于弋舟的普遍提法和准确认知。同时,弋舟看到了日常生活对于小说的重要性,因而书写日常生活的题材成为在其小说创作之中不可忽视的部分。正如弋舟自己所言:“窃以为,小说这门艺术从精神原则上,是应当排斥过分离奇的。它应当捕捉日常之中那些浮光掠影的存在,于庸常之中,提炼出微妙的意味”②。因此弋舟的小说之中,并没有太多令人惊心动魄、曲折离奇的情节和故事,更多的是作家以自己敏锐的嗅觉和判断,在重复而乏味的城市日常生活之中,为读者打捞掩埋于鸡零狗碎之下那充满意味的闪光点。
1.日常生活诗学重构
日常生活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是我们人类生存的基本依托,它和政治、经济等社会活动,以及科学、艺术等人类知识、精神生产的非日常生活,一同构成了我们人类生活的整体。而日常生活诗学重构,是一种基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理念之上的创作实践。“立足于普通个体的生存经验和存在境遇,注重物质性、身体性和体验性的审美表达,突出那些看似琐碎、惯常的世俗生活对于个体生存的重要意义,揭示日常经验内部所蕴藏的各种微妙繁富的生命镜像。”③对于重大的社会或历史生活并非一味地持有否定或回避的态度,而是在尊重宏大话语的同时,强调文学对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关注,从中发掘并展示其所包含的生命质感和人生意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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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呈现时代病症
法国现代社会思想家让·波德里亚,结合马克思所提出的历史变化三阶段理论——前商品化阶段、商品阶段和商品化阶段,进一步提出第四阶段,即消费社会阶段。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的努力奋斗,迈入消费社会阶段已成为不可辩驳的事实。在当下的消费时代,人们的消费行为不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已经转化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行为,悄无声息的渗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边。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消费时代的到来一方面预示着我们生产力的增强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但是却也导致了众多问题的出现。弋舟作为消费社会中的一员,更是一名作家,旗帜鲜明的反对“那种对于时代的枉顾和以小说的名义对时代非艺术的呐喊”,宣誓要“以小说艺术的准则为根本,艺术地对时代发声”①。而作家对于时代病症的呈现主要从两个维度进行展开,分别是畸形的两性关系和难言的隐性疾病。
1.畸形的两性关系
在消费时代之中,已然陷入了商品包围之中的人们,逐渐为其所同化,正如波德里亚敏锐发现到的,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之中,身体是“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了更沉重的内涵”①。换言之,在消费时代中,我们的身体不再是宗教意义上的“肉体”,也不再是工业逻辑之中的劳动力,而是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而在如此盛行的风气之下,爱情和婚姻不再纯粹,而是畸变为男女双方身体与物质交换、利益博弈的竞技场,两性关系发生扭曲而畸形。
以短篇小说《碎瓷》(又名为《被赞美》)为例。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汤瑾,同时斡旋于三个男人之间:第一个男人是她的上司——市文化局局长周瑶石,和汤瑾长期保持非正常男女关系,并亲手提拔其坐上文化局办公室主任之位;第二个男人是海归律师康至,前妻在他出国留学期间背叛婚姻,回国后经由周瑶石的介绍而与汤瑾成为了名义上的情侣;第三个男人是电车司机仝小乙,汤瑾年幼之时的玩伴,二人的一次醉酒乱性,让汤瑾陷入仝小乙的纠缠,而不得不向周瑶石和康至求助。在世俗的世界中,汤瑾面对权力这一巨大的诱惑,牺牲自己的身体以换取利益,甘愿化身为一颗棋子,任由周瑶石的肆意摆布。为了保住现有的地位,而疲惫不堪地游走于三个男人之间,维持着三段畸形的两性关系,最终不仅迷失自我,还彻底地丧失了爱与被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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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众生世相的描绘

(一)异乡人
新时期以来的当代中国,都市的发展像磁铁一样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彻底瓦解了聚血缘而居的传统的宗法社会,人口流动加速,但同时也产生了大量异乡人的身份认同危机问题。为了避免造成歧义和误解,笔者有必要在具体论述前对“异乡人”做一个概念上的界定。在学术界,“异乡人(Stranger)”本是一个外来词汇,又经常被翻译为“陌生人”和“外来人”,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在其著作《异乡人》中提出的。文中我们可以找到在异乡人身上所具备的几个特征:异乡人是一群“脱离了任何既定的地域空间”的“潜在的流浪人,他虽然没有继续游移,但是没有完全克服来和去的脱离”,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属于这个群体”  ②。再结合中国汉语中对“异乡人”意的理解,“异”为不同的意思,而“乡”既可以指个人的出生成长之地,同时也可以指代我们心灵上的归属之所,结合起来也就是指身处故乡之外地方的人。因而我们可以发现不论中外,对于“异乡人”的认识在此处达到了不谋而合:“异乡人”在空间位置上脱离了曾经生活成长的故乡,身处故乡以外地域,缺乏归属感,精神上孤独寂寞,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面对一群陌生的群体。他们始终无法顺利融入此地,时刻处于身份认同危机之中。
正如前文序言中业已提及的,弋舟的父母都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因为工作原因而不得不远离故土,寄居于陕西西安,而弋舟也因此在出生前便离开了他的祖籍地江苏,在西安长大成人。正常来说,西安对于弋舟便应该是“生于斯而长于斯”的故乡之所,但是弋舟本人却在多个场合经常说到自己是个“没有故乡的人”。其实这也并不难理解,因为远距离的迁移、定居,顺利的完全融入一个新环境中并非易事,中国之所以能在历史的长河中保持长久的稳定局面,是因为中国在骨子里是一个血缘宗法社会,它“用生物上的新陈代谢作用,生育,去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①。而在这样一种陌生的环境之中,周边没有了之前所熟识的亲朋好友,所有的关系网络必须重新建立和经营,一切都得从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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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一词作为欧洲传来的“舶来品”,是 19 世纪末法国“德雷福斯案件”的产物。当著名作家左拉得知,法国军方对一个清白无辜的法国上尉——德雷福斯因“叛国罪”而处以“终身监禁”的判决后,奋笔疾书在《震旦报》上发表文章《我控诉》,想要为素昧平生的陌生人讨回公道,很快引起了包括契诃夫、法郎士、普鲁斯特等三千余人的响应。这一事件成为知识分子群体诞生的标志性事件,表现了知识分子对于真理的追求,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和对公共事务的关注。所以,以齐格蒙·鲍曼为代表的西方学界认知中,如果一个脑力劳动者仅仅专注于其本专业范围内,“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是远远无法配得上“知识分子”这一称号的。因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在掌握本专业的知识技能外,必须“参与到对真理(true)、判断(judgement)和时代之趣味(taste)等这样一些全球性问题的探讨中来”①,他们对于公共事务的关怀超越了个人及所属团体的私利。
但是弋舟笔下的“知识分子”更为贴近这一词的宽泛概念,也就是《辞海》对其的解释是——“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等”②。他们原本也是对于这个世界充满了热情,但是因为时代、社会等现实条件的约束,遭到了噤声,变得委屈而又软弱,只能妥协而又沉默。弋舟作为一名作家,更是一名具有人文关怀的知识分子,通过小说的创作,借助自己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为我们展现了知识分子群体在当前社会中的现实存在和精神苦痛,以传达其对于当今时代的思考及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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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沉重而轻盈的舞蹈 ....................... 43
(一)先锋叙事的赓续 .......................... 43
1.时空交错的意识流变 .................... 44
2.琐屑破碎的询唤结构 ..................... 46
(二)叙事视角的灵活运用 ....................... 48
1.固定式内视角 ............................ 49
2.多重式内视角 ....................... 53
3.全知式零视角 ..................... 55

第三章 沉重而轻盈的舞蹈

(一)先锋叙事的赓续
成长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弋舟,经由从小的耳濡目染,早已让先锋文学渗入了骨髓,所以当他大学毕业正式走上文学之路时,立志在小说创作之中“赓续先锋小说的传统”②。尤其是在其小说的结构上,自觉的运用八十年代先锋小说常用技巧,为其小说赋予异质而独特的气息。
正如弋舟自己所说:“我基本上愿意自己是个‘先锋’,七十年代的这批作家,谁会真正抵触‘先锋’呢?”③出生于 1972 年的弋舟,亲眼见证了八十年代先锋文学的兴盛。当已厌倦从小在母亲“蘸水网兜”逼迫下学习古典文学的弋舟,第一次在图书馆翻开《收获》和《花城》时,便被其中与古典文学截然不同气质的先锋小说所深深地吸引住,在弋舟眼中那是一股“少年气质”,对于正处于叛逆期的他有着天然的吸引力,“阅读这些作品,我隐约会觉得,我们的文学距离世界的文学并不遥远,她是可以亲近的,甚至,可以让少不更事的我滋生出也去一试身手的冲动”①。所以说,是先锋文学,第一次让弋舟感受到了文学所散发出来的巨大魅力,也是促使弋舟走上了文学道路的第一源动力。
1.时空交错的意识流变
“意识流”原本是一个心理学领域的专业术语,早在 19 世纪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就首次提出,认为意识“是在流动着的。‘河’或‘流’乃是最足以逼真地描述它的比喻。此后我们在谈到它的时候,就把它称之为思想流、意识流,或主观生活流”②。这一概念的提出得到了英国作家弗吉利亚·伍尔芙、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等各国众多作家的响应,在作品中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以意识流作为小说的写作技巧引入文学领域,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便是意识流写作的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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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1.弋舟小说的意义
弋舟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在全国难以计量的小说之中脱颖而出,在于其处理芜杂而繁琐的现实题材之时,不仅能够做到生动而深刻,还可以化沉重为轻盈,以独特的笔法和技巧提炼出的诗意,为我们献上一场场感官的盛宴。
现实题材是一直以来弋舟所坚守的阵地。虽然谦称自己的小说灵感往往来源于“二手生活”,即书籍、报刊、网络媒体等资源,但是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弋舟“努力令自己保持对于现实的警觉”,而这份警觉不仅能够帮助作者拓宽了写作的范畴,还让他的小说呈现出“矜重而诚恳”的美学诉求。①这一点首先体现于作家对于人物的塑造和题材的选择之上:结合弋舟的生平,我们也可以发现弋舟笔下的芸芸众生都与作者自身有着密切关联,从这些人物身上,尤其是异乡人和知识分子,我们都能明显感受到作者自己的身影在文本之中的隐现;其次,在题材的选择方面,城市日常生活中的疾病、婚恋、成长等小说题材,同样与弋舟乃至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最后,对于空巢老人问题(《平行》《出警》等)、人工智能(《势不可挡》)和抑郁症(“刘晓东”系列)等社会热点的关注和迅速把握,完全体现了弋舟作为一名作家、知识分子对于“现实的警觉”。
与此同时,弋舟对于当下信息化时代中小说创作者们的处境有着清晰地认识。网络信息的洪流让作家在享受信息共享便利的同时,也让众人得以足不出户便可了解世界上每个角落所发生的新鲜离奇之事,而让作家难以垄断某个新奇的故事。众人经验的扁平化趋势,致使小说创作者们已然失去了传统小说家对于讲故事的优势,而对于弋舟来说,作为一名小说家的出路便在于“走向自己的心灵,以此,去发现‘生命深刻的困惑’”。②为此,作者深潜至人物的内心,生动地展现其精神世界的苦与痛,透过人物的精神世界,为我们呈现人物身上以及故事背后为时间和现实的尘埃所掩盖着的历史和时代要素。有意将人物的现实处境与其所经历的时代和历史相勾连,在揭示时代、历史真相的同时,引发读者对于自我的反省、对于现实的质询、对于生存的拷问,以及对于历史和时代的深刻反思。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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