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冯牧与“伤痕文学”
第一节 “政治文化”与伤痕话语建构
“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班主任》发出之后便引起学界的关注，这与他所反映的主题不无关系，文中揭示了“四人帮”的迫害，正是反映出当时文人学者们的心声。十年“文革”，文人们的身体和心理都受到了极大的创伤，所以“伤痕文学”一经出现，就获得了许多文人的支持。另一方面，邓小平在 1977 年复出后，主张严抓科学、教育方面的工作，文学界也正需要一个突破口以改变文学界萧条的现状，《班主任》便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发表出来，适应了当时的政治需求，文学界也在多方力量的缠绕交织中开始重新发展。
一
《文艺报》自创刊时就和政治场密不可分，在文艺界可以说是党的“传声机”，茅盾、丁玲、冯雪峰、张光年等在二、三十年代就取得一定文学成就的资深学者曾担任其主编。《文艺报》的运作和工作也时常会受到党中央的重要指示，基于此，《文艺报》在文艺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并被看作为文艺界的“指南针”。然而，即便是这种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期刊，在充满毁灭性的“文革”期间，《文艺报》以及和它有联系的文学家、编辑都不免遭受严重的迫害，其中便有时任副主编的冯牧。
冯牧出生于学术氛围浓厚的书香世家，父亲冯承钧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突破了在书斋里研究中国的“旧纸堆”，融会了中学和西学，对中西方的融会贯通也许对冯牧之后的思想和视野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也因为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形成并一直保持着读书人、文人那种清纯自守、单纯、正直的品格，给人一种书生气的感觉。涂光群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借助别人的顺口溜评价冯牧是：“冯牧书生”①，自此，冯牧这样一个“书生”的名号便被传播开来。全国解放以后，冯牧在文艺界一直担任着重要职务，如昆明军区文化部长、《新观察》杂志主编、《文艺报》副主编，“文革”后更是身居要职，在文艺界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但是受自身性格和他书生气质的影响，他一直想要远离官场甚至是文学场中的尔虞我诈，只想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无愧于一个文人的职责。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中，不乏像冯牧这样既在官场身居要职，又是文人的领导，比如欧阳修、苏轼。现当代文学界中也有学者、书生型的“官”，比如在文学界卓有建树的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并且也曾在文艺界担任职务的邵荃麟，但不幸在“文革”中受迫害逝世，然后就是同在“文革”中备受迫害的冯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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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历史记忆的错位
由于特殊的时代环境，“伤痕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历经坎坷，之后更是争论不断。进入新世纪，在新的话语环境中，在人们的思想观念大大改变之后，又会对“伤痕文学”做出怎样的评价？2005 年，在“伤痕文学”兴起将近 30 年之际，由程光炜主持，在《文艺研究》第一期，组织了一场重新评定“伤痕文学”的研讨。在此次讨论中，王一川的《“伤痕文学”的三种体验类型》①将“伤痕文学”分为“惊羡型”文本、“感愤型”文本和“回瞥型”文本三类进行分析研究，李阳的《重返“新时期文学”的意义》②从断裂论、话语与权力和文学制度三个方面对“新时期文学”进行新的认识和理解，探究是否可以重返“新时期文学”。同年，程光炜在《当代作家评论》发表评论文章《经典的颠覆与再建-——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史之二》③，将“伤痕”提到显要位置，认为它是文学重获话语权和文学合法化的重要途径。第二年，即 2006 年，由程光炜和李扬主持，在《当代作家评论》第 2 期，开展了《重返八十年代》栏目，程光炜同样在其中发表了评论文章《文学“成规”的建立——对<班主任>和<晚霞消失的时候>的“再评论”》④，在新的历史场景中对“伤痕文学”的两部代表作品进行了新的解读。在重评中，人们从观念和艺术的角度对“伤痕”作品进行显性和隐性的反思。不同于八十年代的时代背景，在新世纪的时代语境中，从文本出发，透析文本，在历史轨道中，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剖析“伤痕文学”的作用机制，以更好地掌握一定时期的社会发展形势。那么重回八十年代历史现场，学界乃至政界对于“伤痕文学”又是怎样的评价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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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冯牧与“改革文学”
第一节 文学想象：两种话语的交锋
“改革文学”的产生，是为了适应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衔接的历史背景，它的叙述目的是在文学创作中预视当时中央提倡却还未在现实实践得出来的经济政策，是对过去的反思，同时也是对未来的畅想。“硬汉”是“改革文学”中塑造的主要人物形象，并通过这一系列人物形象以达到其叙事目的。蒋子龙复出创作的《乔厂长上任记》往往被看作为“改革文学”的第一部作品。小说在发表之初，就获得了很大的反响，并在之后获得当时短篇小说的最高奖项，即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为当时在工业战线的工人们提供了极大的信心，期盼“乔厂长”的出现，“乔厂长”也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如此受欢迎的景象并不意味着以《乔厂长上任记》为代表的“改革文学”的路途是一帆风顺的。此时的文艺界可以说正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各种矛盾纠结在一起，一方面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陆续被提出，学界出现一股喜人的新风气，但另一方面，积攒已久的历史问题并没有完全被解决。1979 年 7 月《乔厂长上任记》在刚出世不久便遭到了严重的批判，由此引起广泛的讨论。这并非仅仅是一场纯然的文学事件，而是源于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对历史和现实、政治和社会的诸多关系的不同理解。并且，在这场论争中，不单单是关于文学理念不同而进行的探讨，还有掺杂着因为过往悲惨历史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和人事纠纷，使得这场论证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
一、刘刚：“小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
发表于 1979 年 7 月号的《人民文学》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讲述的是 “老干部”乔光朴在经历“文革”复出后，担任某重型机电厂厂长并在机电厂中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故事。乔光朴是前留苏电机专家，六十年代因为“文化大革命”被迫离开自己热爱的事业。到七十年代末，他再次出山，此时已经 56 岁的他，主动放弃机电局电器公司经历的优越职位，去已经两年零六个月没有完成生产任务的、面临着严峻考验的电机厂担任厂长，因为他身上依然奔腾着的企业家的热血，让他无法忍受一个大型工厂的落寞，他要竭尽自己的全力，依靠自己的毕生所学力挽狂澜，将祖国的机电工业振兴起来。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说动自己以前的搭档石敢来做工厂的党委书记，还在上任之初将自己与电机厂专家童贞的感情问题之间的私人问题解决清楚，之后一同进入工厂联手工作，调查研究工厂生产落后的原由。期间他任人唯贤、量才录用，更是不计前嫌地对“文革”时造反派头头郗望北委以重任。在他的带领下，电机厂逐步好转，出现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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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特殊的时代环境，“伤痕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历经坎坷，之后更是争论不断。进入新世纪，在新的话语环境中，在人们的思想观念大大改变之后，又会对“伤痕文学”做出怎样的评价？2005 年，在“伤痕文学”兴起将近 30 年之际，由程光炜主持，在《文艺研究》第一期，组织了一场重新评定“伤痕文学”的研讨。在此次讨论中，王一川的《“伤痕文学”的三种体验类型》①将“伤痕文学”分为“惊羡型”文本、“感愤型”文本和“回瞥型”文本三类进行分析研究，李阳的《重返“新时期文学”的意义》②从断裂论、话语与权力和文学制度三个方面对“新时期文学”进行新的认识和理解，探究是否可以重返“新时期文学”。同年，程光炜在《当代作家评论》发表评论文章《经典的颠覆与再建-——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史之二》③，将“伤痕”提到显要位置，认为它是文学重获话语权和文学合法化的重要途径。第二年，即 2006 年，由程光炜和李扬主持，在《当代作家评论》第 2 期，开展了《重返八十年代》栏目，程光炜同样在其中发表了评论文章《文学“成规”的建立——对<班主任>和<晚霞消失的时候>的“再评论”》④，在新的历史场景中对“伤痕文学”的两部代表作品进行了新的解读。在重评中，人们从观念和艺术的角度对“伤痕”作品进行显性和隐性的反思。不同于八十年代的时代背景，在新世纪的时代语境中，从文本出发，透析文本，在历史轨道中，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剖析“伤痕文学”的作用机制，以更好地掌握一定时期的社会发展形势。那么重回八十年代历史现场，学界乃至政界对于“伤痕文学”又是怎样的评价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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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冯牧与“改革文学”
第一节 文学想象：两种话语的交锋
“改革文学”的产生，是为了适应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衔接的历史背景，它的叙述目的是在文学创作中预视当时中央提倡却还未在现实实践得出来的经济政策，是对过去的反思，同时也是对未来的畅想。“硬汉”是“改革文学”中塑造的主要人物形象，并通过这一系列人物形象以达到其叙事目的。蒋子龙复出创作的《乔厂长上任记》往往被看作为“改革文学”的第一部作品。小说在发表之初，就获得了很大的反响，并在之后获得当时短篇小说的最高奖项，即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为当时在工业战线的工人们提供了极大的信心，期盼“乔厂长”的出现，“乔厂长”也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如此受欢迎的景象并不意味着以《乔厂长上任记》为代表的“改革文学”的路途是一帆风顺的。此时的文艺界可以说正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各种矛盾纠结在一起，一方面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陆续被提出，学界出现一股喜人的新风气，但另一方面，积攒已久的历史问题并没有完全被解决。1979 年 7 月《乔厂长上任记》在刚出世不久便遭到了严重的批判，由此引起广泛的讨论。这并非仅仅是一场纯然的文学事件，而是源于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对历史和现实、政治和社会的诸多关系的不同理解。并且，在这场论争中，不单单是关于文学理念不同而进行的探讨，还有掺杂着因为过往悲惨历史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和人事纠纷，使得这场论证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
一、刘刚：“小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
发表于 1979 年 7 月号的《人民文学》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讲述的是 “老干部”乔光朴在经历“文革”复出后，担任某重型机电厂厂长并在机电厂中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故事。乔光朴是前留苏电机专家，六十年代因为“文化大革命”被迫离开自己热爱的事业。到七十年代末，他再次出山，此时已经 56 岁的他，主动放弃机电局电器公司经历的优越职位，去已经两年零六个月没有完成生产任务的、面临着严峻考验的电机厂担任厂长，因为他身上依然奔腾着的企业家的热血，让他无法忍受一个大型工厂的落寞，他要竭尽自己的全力，依靠自己的毕生所学力挽狂澜，将祖国的机电工业振兴起来。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说动自己以前的搭档石敢来做工厂的党委书记，还在上任之初将自己与电机厂专家童贞的感情问题之间的私人问题解决清楚，之后一同进入工厂联手工作，调查研究工厂生产落后的原由。期间他任人唯贤、量才录用，更是不计前嫌地对“文革”时造反派头头郗望北委以重任。在他的带领下，电机厂逐步好转，出现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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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现实焦虑与历史颠倒
1979 年，对“伤痕文学”的论争进入白热化阶段，一些文学工作者对于“伤痕文学”的驳斥和否定越来越激烈。在这样情况不明了的情形中，很多期刊开始对“伤痕文学”作品持观望的态度，并且开始犹豫要不要继续发表“伤痕文学”的作品。在上文论述中提到，《四川文学》和《山东文学》此时已经做出停止刊发 “伤痕文学”作品的表决。虽然“伤痕文学”在控诉“四人帮”的罪恶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比如《班主任》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喊，质疑和否定教育制度，《伤痕》揭露出造成母女悲剧的真实原因、《神圣的使命》将“文革”期间革命干部的种种遭遇展现出来等都对新时期的各种社会问题有所涉及。不过，“伤痕文学”积极地反映政治问题也正是文艺界所需要的，陈思和对“伤痕文学”有过这样的评价：“以‘伤痕文学’为开端的‘文革’后文学，在初始时期从时间上特别巧妙地与政治上改革派对‘凡是派’的斗争形成呼应。”。①但如果这些作品只是重视作品内的揭发和批评效果，总是讨好地表达出对时代主题的寻求而忽视提升文学作品艺术品质，过度看重故事情节的奇特，而对典型形象的塑造置之不理，就会出现文学创作中的通病，即：主题大于艺术。这便是很多“伤痕文学”少有高艺术质量的文学作品而受后人指责的重要原因。
受当时社会主流话语的影响，《文艺报》对“伤痕文学”大力支持的同时也承担了巨大压力，甚至“某些文学界的同志，更甚是一些领导人员，认为过多的‘伤痕文学’并不是好事，是在败坏社会主义，甚至把当时文学界出现的文艺自由化的现象，看作是《文艺报》的倡导和宽容的结果。”②因为在当时人们对《文艺报》的看法是：“《文艺报》的种种工作都是和文艺界形势息息相关，无论正确还是错误、左还是右、好还是坏，代表的不仅仅是《文艺报》自身。”③不仅文艺界这么看，就连《文艺报》内的编组人员也有这种感觉。所以《文艺报》虽然为构建新时期文学公正平等、包容兼蓄、自由开放的批评空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也相应地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主编冯牧更是感到无比焦躁，因为在当时甚至有人指责冯牧是否认“六条标准”。所以对于冯牧来说，一方面需要支持“伤痕文学”，另一方面也是无比期待新的题材的文学作品和新的文学潮流，因为此时的“伤痕文学”已然开始走向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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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对“伤痕文学”的论争进入白热化阶段，一些文学工作者对于“伤痕文学”的驳斥和否定越来越激烈。在这样情况不明了的情形中，很多期刊开始对“伤痕文学”作品持观望的态度，并且开始犹豫要不要继续发表“伤痕文学”的作品。在上文论述中提到，《四川文学》和《山东文学》此时已经做出停止刊发 “伤痕文学”作品的表决。虽然“伤痕文学”在控诉“四人帮”的罪恶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比如《班主任》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喊，质疑和否定教育制度，《伤痕》揭露出造成母女悲剧的真实原因、《神圣的使命》将“文革”期间革命干部的种种遭遇展现出来等都对新时期的各种社会问题有所涉及。不过，“伤痕文学”积极地反映政治问题也正是文艺界所需要的，陈思和对“伤痕文学”有过这样的评价：“以‘伤痕文学’为开端的‘文革’后文学，在初始时期从时间上特别巧妙地与政治上改革派对‘凡是派’的斗争形成呼应。”。①但如果这些作品只是重视作品内的揭发和批评效果，总是讨好地表达出对时代主题的寻求而忽视提升文学作品艺术品质，过度看重故事情节的奇特，而对典型形象的塑造置之不理，就会出现文学创作中的通病，即：主题大于艺术。这便是很多“伤痕文学”少有高艺术质量的文学作品而受后人指责的重要原因。
受当时社会主流话语的影响，《文艺报》对“伤痕文学”大力支持的同时也承担了巨大压力，甚至“某些文学界的同志，更甚是一些领导人员，认为过多的‘伤痕文学’并不是好事，是在败坏社会主义，甚至把当时文学界出现的文艺自由化的现象，看作是《文艺报》的倡导和宽容的结果。”②因为在当时人们对《文艺报》的看法是：“《文艺报》的种种工作都是和文艺界形势息息相关，无论正确还是错误、左还是右、好还是坏，代表的不仅仅是《文艺报》自身。”③不仅文艺界这么看，就连《文艺报》内的编组人员也有这种感觉。所以《文艺报》虽然为构建新时期文学公正平等、包容兼蓄、自由开放的批评空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也相应地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主编冯牧更是感到无比焦躁，因为在当时甚至有人指责冯牧是否认“六条标准”。所以对于冯牧来说，一方面需要支持“伤痕文学”，另一方面也是无比期待新的题材的文学作品和新的文学潮流，因为此时的“伤痕文学”已然开始走向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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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多重空间的论争 …………………… 44
一、冯牧在漩涡中心的转变 ………………… 45
二、特殊环境中的上海声音 ………………… 52
第四章 重回历史的想象：介入与建构 …………………… 62
第一节 多重身份的转换 …………………………… 62
第二节 重建历史总体性的期待 ……………… 67
第四章 重回历史的想象：介入与建构
第一节 多重身份的转换
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一书中指出：“多数艺术家以自己创作的作品来质疑人们在社会中取得权力地位的方法。艺术史充斥着对身份体系的不屑和反感。”②面对八十年代文学场的权力斗争，冯牧也不可避免地参与到论争当中。在各种论争的背后，实际上是冯牧在文坛秩序重组过程中产生的个人的身份焦虑。在“拨乱反正”之后，人们以往遵循的文学规则和方法被推翻，但又没有及时建立一个新的规则，文学该往何处发展、又该怎么发展，成为当时包括冯牧在内的众多学者担忧的问题。在这样的转型时期，不同身份的人都想获得更多的话语权，
因此文学论争很大程度上就是论争双方个人身份焦虑的折射。
“文革”结束后，冯牧重归文艺界，除了担任《文艺报》的主编外，还担任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兼书记处常务书记，是文学战线的一位“前线”指挥员，也是新时期文学最早的拓荒者、倡导者和组织者之一。除了在文艺界担任领导职务外，冯牧还是一位文学批评家，在新时期文学思潮中始终能保持一个文艺理论家在理论上的坚定性。新时期文学初期，冯牧虽然身兼数职，担负重任，但是始终没有丢下文学评论这一工作。经常在处理完公务之后，阅读新来的杂志和新著，而且经常是通宵达旦。每天到《文艺报》编辑部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编辑部的同事推荐他在前天夜里读到的好小说，即使是满脸倦容，也能在谈论小说的时候神采飞扬，“我们编辑部，有些作品评论的选题就是来自他的这种不拘形式的谈话”。①冯牧总是以极大的热情和超常的精力评论、培养、扶持青年作家，刘锡城对其的评价：“在我的文学生涯中，还不知道有哪一位作家评论家在扶持青年作家上花费如此多的精力和付出如此炽热的热情。”②冯牧是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献给了文学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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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后，冯牧重归文艺界，除了担任《文艺报》的主编外，还担任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兼书记处常务书记，是文学战线的一位“前线”指挥员，也是新时期文学最早的拓荒者、倡导者和组织者之一。除了在文艺界担任领导职务外，冯牧还是一位文学批评家，在新时期文学思潮中始终能保持一个文艺理论家在理论上的坚定性。新时期文学初期，冯牧虽然身兼数职，担负重任，但是始终没有丢下文学评论这一工作。经常在处理完公务之后，阅读新来的杂志和新著，而且经常是通宵达旦。每天到《文艺报》编辑部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编辑部的同事推荐他在前天夜里读到的好小说，即使是满脸倦容，也能在谈论小说的时候神采飞扬，“我们编辑部，有些作品评论的选题就是来自他的这种不拘形式的谈话”。①冯牧总是以极大的热情和超常的精力评论、培养、扶持青年作家，刘锡城对其的评价：“在我的文学生涯中，还不知道有哪一位作家评论家在扶持青年作家上花费如此多的精力和付出如此炽热的热情。”②冯牧是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献给了文学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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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1986 年，《新时期中篇小说名作丛书》的出版，为冯牧在新时期文学初期十年画了一个句号。“文革”之后，众多曾经在文坛中有着重要影响和成就的“幸存者”从各地回归，在新时期，他们重新被委以重任，以重新构建被十年动乱破坏的文学秩序。然而重回文坛的他们，思想和观念都发生了不同的改变，导致新时期文学内部并不像最初期望的那样回归平静，而是充满着矛盾的张力。同样，在这一时期，充斥着政治、权力话语的更迭与复苏，也是文艺界曲折发展的时代。本文以冯牧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新世纪初期十年（1976——1986）的几次文学思潮的顺序行文，并以此作为主要讨论对象，梳理冯牧在新时期文学初期十年在文坛中的种种作为，以及其想要构建的文学语境。
在“文革”结束后，冯牧参与文坛的复苏，有着文艺界领导者、评论家、编辑家的多重身份，竭尽所能培养文学新人，对于当时的一些青年作者而言，冯牧是一位真诚的聆听者，更是一位引导者，他往往能够给出诚挚的建议，自己家里甚至都是一处“沙龙”聚集地，更是被刘锡城成为“文学界的领头雁”。为文学艺术开辟道路的过程中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更是在多种话语权力的变更中寻找舆论空间，促进文学发展。
1986 年，《新时期中篇小说名作丛书》的出版，为冯牧在新时期文学初期十年画了一个句号。“文革”之后，众多曾经在文坛中有着重要影响和成就的“幸存者”从各地回归，在新时期，他们重新被委以重任，以重新构建被十年动乱破坏的文学秩序。然而重回文坛的他们，思想和观念都发生了不同的改变，导致新时期文学内部并不像最初期望的那样回归平静，而是充满着矛盾的张力。同样，在这一时期，充斥着政治、权力话语的更迭与复苏，也是文艺界曲折发展的时代。本文以冯牧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新世纪初期十年（1976——1986）的几次文学思潮的顺序行文，并以此作为主要讨论对象，梳理冯牧在新时期文学初期十年在文坛中的种种作为，以及其想要构建的文学语境。
在“文革”结束后，冯牧参与文坛的复苏，有着文艺界领导者、评论家、编辑家的多重身份，竭尽所能培养文学新人，对于当时的一些青年作者而言，冯牧是一位真诚的聆听者，更是一位引导者，他往往能够给出诚挚的建议，自己家里甚至都是一处“沙龙”聚集地，更是被刘锡城成为“文学界的领头雁”。为文学艺术开辟道路的过程中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更是在多种话语权力的变更中寻找舆论空间，促进文学发展。
在风起云涌的年代，在前方一片迷茫的未知的历史时期，冯牧以自身胸怀家国的理想情怀、高雅的文学素养、自身的坎坷经历、丰厚的文化修养等诸多因素被选择在“文革”结束后担起文学复苏的一份责任。作为《文艺报》的主编，为“伤痕文学”、“改革文学”构建一个能够容纳争议讨论的空间，更是开辟专栏使得“群英荟萃”。使得“伤痕文学”、“改革文学”能够在历经坎坷中继续发展，在全国形成影响，借以促进社会生活的发展。以“文学反映现实，促进生活”恰恰是冯牧一直所坚持的。“现代派”论争中，冯牧站在曾经的盟友的对立面，其实也可以看出处于政治漩涡中的冯牧对于自己秉持理念的坚持，即文学反映现实的革命现实主义理念。但是，作为“十七年文学”时期成长起来的冯牧，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面对文学越来越偏重形式、脱离现实、脱离本土文化的现象时，冯牧本能地想要构建历史总体性。冯牧，是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理想精神与追求的缩影，反映出他们想使文坛恢复所作出的努力。
参考文献（略）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