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一、 研究背景
在经济社会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中，很多经济学的经典理论是关于是围绕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展开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曾特别强调了市场作用的巨大性，而将政府作用至于相对次要的位置。现代新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代表人物冯·哈耶克（F.A.Hayek）等人更是将该类观点进一步深化，他们认为个人的自由是构成社会存在的基础，与个人具有密切联系的市场首先应该是充分自由的，政府应该将其力量和规模最大程度的缩小，并将其对市场的影响限制在最低范围内。持相反观点的是以凯恩斯为代表的一众经济学家不浅余力地强调的是政府作用的决定性，他们的理论直截了当地否定了政府是市场秩序“守夜人”这一根深蒂固的说法，他们认为政府应该充分履行其社会秩序及经济生活积极干预者这一重要职责。制度学派与选择学派在前两类理论上提出政府相机适度干预市场理论，其观点主张政府干预活动的交易费用不得超过市场活动的交易费用，一旦超过就会对经济运行造成低效率甚至是宏观经济失衡。由此得出结论，政府不能对经济运行进行过多的干预，政府干预市场的规模和力度取决于一个客观标准1。
由此可见，长久以来国家与政府关系始终处于一种你进我退的“博弈状态”。那么政府和市场有没有可能结束这种博弈状态，形成一种一致性的融合，能够互为前提、互相促进、共同进步和发展。
伦敦金城的自治模式，其政府构成植根于商业行业协会等业界自律组织，政府中的决策机构及执行机构均代表行业利益，并没有任何的党派和政治色彩。商业利益的最大化是整个伦敦金融城及其的共同目标。这种制度世界范围内的制度发展史上，都是一个政府与市场关系高度融合一致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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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相关理论
(一) 国外学者的研究
国外学者关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主要包含两类观点：
第一，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自由放任理论为基础，经由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哈耶克(F.A.Hayek)等人加以发展1。再由产权学派的代表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Coase)、加之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尼尔·华莱士(Neal allace)、罗伯特·卢卡斯(R.E.Lucas)加以发展并最终形成的自由主义理论。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政府应尽量减少其对与市场经济活动干预。
第二，是在凯恩斯(Keynes)的政府全面干预主义的基础上发展开来，以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等人代表的政府必要市场干预的干预主义理论2。对政府或市场力量的选择的不同成为西方市场经济发展中贯穿始终的逻辑主线。之后科斯(Ronald Coase)的制度学派和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 的新制度学派以及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公共选择理论3的相互交织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最终形成了西方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的代表性观点4。
(二) 国内学者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
国内学者在西方经典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得出的观点主要可以总结为四类:
首先，是政府与市场互动关系和模式的视角。认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存在四种情况，分别为：“相互补充、相互替代、同时失灵及相互间排斥”。而针对政府与市场互动关系的模式，同样也有四种：即“强市场——弱政府”、“强市场——强政府”、“弱市场——强政府”及“弱政府——弱市场”模式。刘祖云5(2006)、朱应皋、吴美华的6(2007)。
刘威、陈刚7(2008)先后在其文章中表达了此类观点。
第二，经济学视角。从经济发展以及演变规律中对政府与市场的合理互动边界进行总结。杜人淮8（2006）；郑传璋、赵荣9（2011）等均代表此类观点。
第三，不同发展阶段视角。根据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不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会相应地产生一系列变化。张广宏10(2005)，毕普云、姜维 (2011)，成婧 (2010)，李建新11(2019)等文章中都表达了此类观点。
图 1.1 本文逻辑框架图
第二章 金融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理论分析
第一节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典理论及发展背景
一、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典理论
(一) 市场自由主义理论
“自由主义理论”其具体包含了古典自由主义同新古典自由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理论。著名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曾在其代表性著作《国富论》（1776）中，着重笔墨地强调了市场作用的巨大性，政府作用被其认为并非主要的。现代新古典自由主义代表者冯·哈耶克（F.A.Hayek）等人在亚当·斯密理论上进行了延展，提出的观点倾向于个人的自由是社会存在的重要性基础，与此同时与个人具有密切相联的市场，同样也是需要足够的自由空间，政府则需要最大程度的缩小减弱，并且不对市场自由的发挥进行干预。新自由主义论的核心倡导者佛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学者良好继承了自由主义思想的关键性核心，再次强调市场机制自动调节经济强大作用，认为市场机制可以帮助自由经济实现均衡发展。自由主义理论中关于政府及市场关系的相关发展脉络从过去到现在主要集中的体现于“新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理论当中。西方对针对与“新自由主义”中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体现于几个方面：一方面是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政策。简单角度来讲主要就是自由、私有、市场化、及政府的缩减开支、放松管制与减税。后期学者对新自由主义要点进行了进一步有效的深化和细致工作:市场统治、削减各类公共开支、政府放松其管制、并实行私有化、以“个人责任”代替“公共物品”。更有该学派学者认为市场机制主宰人类的命运，国有商业等部门必须被缩小和私有化。3
(二) 政府积极干预理
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干预主义理论的典型代表人物为凯恩斯（J·M·Keynes），后续持有共同观点的有保罗·萨缪尔森（PaulASamuelson）、克鲁格曼（PaulKrugman）、青木昌彦等人。他们观点共同体之处为：认为政府对市场进行的干预是对市场机制缺陷进行有效弥补的必要其重要的条件之一，政府不应仅仅被定位于市场秩序的“守夜人”，而更应被定位于社会秩序以及经济生活的“积极干预者”4。此外，市场失灵，信息非对称、不完全竞争、外在性连同市场交易费用等等一系列关键性因素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深层根源性因素。众所周知，市场力量作为“看不见的手”从来不是完美无缺的，经常性地会发生失灵从而将经济引入歧途。所以为了纠正和弥补市场在运行中产生的各种类型的不可避免的缺陷，政府必须要发挥其干预经济的功能及作用，所以说市场和政府的作用是缺一不可的5。当前的“新凯恩斯主义”的特征具体表现为不完全竞争，存在缺陷的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质及劳动的异质性。多数的新凯恩斯主义理论者观点认为，由于市场的失灵，特别是就极度严重的经济衰退的状况来说，确实需要政府发挥的调解作用，并且这种作用至关重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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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金融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一、 金融危机带来的警示
金融与实体经济的依附关系体现于其的产生和发展的始终，金融的作用在市场资源配置、宏观经济调控、资金流通中贯穿始终。近期几年中，伴随着随世界金融市场一体化的进程的向前大力推进，金融作为经济体系的重要中枢无可置疑。金融作为一个兼具了开放性及复杂性的系统，同时其也是一个不停变化的动态系统。具体至经济运行过程中，大量的不确定因素会导致隐藏的脆弱性逐渐被凸显为宏观性的系统性风险，并伴随着随时引爆金融危机的巨大风险14。与此同时，伴随着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和加强，国际化资本高度且快速的进行流动，金融投机行为的风险快速积聚，继而为导致了更大规模和范围的金融系统震荡和经济波动埋下了危机。
中国 1978 年开始实施改革开放至今，持续性的深化发展和扩大开放促使我国经济融入世界范围的经济体系的程度加深，特别是金融领域的开放举措对于我国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发展具有深刻意义。在“转轨经济”、“创新经济”和“开放经济”三层制度背景下的中国金融系统具备着其独特的运行机制和系统构成15。所以在这样的当下，去探讨具有针对性的金融业制度安排和治理机制改革，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深化改革均具有实践和理论层面的重要意义。
图 3.1 2009-2019 年 7 月英国外汇储备情况走势
第三章 伦敦金融城的行业自治：国际经验......................... 43
第一节 伦敦金融城的优势分析——市场视角与政府视角......................... 43
一、 伦敦金融城市场视角的竞争优势................................ 44
二、 政府视角的治理优势.......................................... 47
第四章 陆家嘴金融城的业界共治：案例分析....................... 64
第一节 业界共治理论提出的背景及目标................................ 64
一、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目标........................ 64
二、 实现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目标的路径.............................. 65
第五章 结论及建议................................ 93
第一节 结论............................. 93
一、 业界共治体现了金融制度的发展与变迁.......................... 93
二、 业界共治模式是长久实现“强政府——强市场”模式的有效路径.... 94
第四章 陆家嘴金融城的业界共治：案例分析
第一节 业界共治理论提出的背景及目标
一、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目标
上海市政府在 2018 年 1 月 22 日发布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行动计划（2018-2020 年）》中，要求到 2020 年上海市基本建设完成具较强金融资源配置能力及辐射能力的、以人民币产品为主导的国际化金融中心，基本能够形成法制公平、高效创新的、透明开放的金融服务体系，基本上建设完成与我国经济实力相适应的人民币具有重要国际化地位的国际金融中心，在世界范围内金融中心序列继续推进。这一计划的发布表明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任务已经进入核心的冲刺阶段。
围绕完成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这一目标，《计划》从几个方面进一步详细说明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核心任务以及措施。
表：4.1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行动计划的主要任务及措施
第五章 结论及建议
第一节 结论
一、 业界共治体现了金融制度的发展与变迁
中国经济社会在过去的 70 年中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已从积贫积弱状态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金融大国。当前取得的经济成就离不开改革开放前30 年的积累，但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主要在改革开放后的 40 年，制度变迁带来的金融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我国，由于政府始终处在治理结构的顶端，显然其力量是更强势和更具有决定性。政府可以决定让市场发挥至哪种程度，政府可以将其在经济领域的作用将至最弱，让自由主义的思潮贯彻整个市场；政府也可以将其在经济领域的左右发挥至最强，将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牢牢控制于计划之下。政府也可审时度势，灵活处理与市场的环境，根据这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和阶段性目标灵活调整其敢于市场的力度，以及允许市场发挥的自由度。
我国建国至今四十年来，经济开始于集中度极高极强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个过程中，政府转变观念，带领我国逐渐进入到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始终根据国情和国民需求检视自身治理的方法和力度，以期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动力以及吸引力的经济体。
就金融领域而言，2019 年初，习总书记再次强调，政府及市场二者均要较深对国内外金融形势的认知，更加准确的把握金融本质。习主席还强调，国家经济的核心竞争力、现代经济的血液，均是我国的金融业。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
要尊重金融的特殊属性及发展规律，大力对金融行业的系统性风险进行防范和控制。以此为背景，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于 2019 年 7 月 20日正式推出 11 条金融业对外开放措施，确立了现阶段加大我国金融领域扩大开放的政策。这表明政府在金融领域引导市场力量的发挥的重要举措，放松了多年来一直是政府强规制的领域，引入引导金融市场主体多元化的竞争趋势。金融作为我国经济的，国家始终深刻认识到金融风险性及金融产品的特殊性基础上，强调金融风险的防范以及政府监管的加强。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