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绪论
1.1 问题的提出及选题的意义
1.1.1 问题的提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构想,得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其他域外国家的积极响应。“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整合东南亚、东北亚经济后一起向西通向欧洲,与欧洲形成亚欧大陆经济整合。“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从海上联通欧亚非三个大陆并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形成一个海上、陆地的闭环。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能够使中国突破外汇储备对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依赖,开展多元的资源配置渠道;并将相关国家和地区连成一体,有利于树立新型国际经济理念,促进新型国际经济社会规则形成。截至 2018 年底,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达 7.4 万亿元人民币,进出口额增长 11.3%,与包括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北美洲和南美洲在内的 131 个国家1和 30 个国际组织共签署 187 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以人民币为主要流通结算货币的贸易圈是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的重要平台。近几年,中国逐步放宽人民币管制限度加强汇率灵活性和自由度。尤其在 2015 年“8·11”汇率改革之后,中国人民银行推出了全新的“收盘价+货币篮子”的中间价报价机制。在经过短暂的剧烈 波动后,人民币汇率指数停止下跌而进入区间波动。人民币 2016 年 10 月加入 SDR(特别提款权)一篮子货币标志着人民币在国际舞台上升到新高度,也标志人民币成为全球范围内代表货币之一,世界货币体系正在悄然地发生着改变。新汇率制度、新货币体系的开端,都是为提升人民币在国际上影响力而进行的变革。若不对新形势新机遇下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范围内货币锚效应做出计量和理论方面的明确分析,或不对当前与历史不同条件下人民币在“一带一路”主要经济体的影响力做出确切解释和比较,最终会导致未来对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前景和货币锚效应预测产生偏差,并暴露诸多问题。除了对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和人民币锚效应测度的比较分析外,清楚地对人民币能够成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锚货币的内部条件进行分析,抓住影响人民币发挥货币稳定性的主要因素,能够为人民币成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锚货币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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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相关文献综述
1.2.1 关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范围内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与发展为推进货币一体化进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供现实经济基础。韩佳丽(2018)指出“一带一路”战略对人民币国际化有强劲推动作用;杨茗(2017)认为“一带一路”扩大人民币使用范围使人民币成为基础设施融资关键货币。马菲雨(2019)、魏朋恩等(2019)表示人民币国际化与“一带一路”建设是相互促进、正向反馈相辅相成的关系过程,人民币国际化为“一带一路”助力,“一带一路”给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广阔市场。
关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研究,国内各学者看法不一。罗伯特·特里芬(1959)提出人民币国际化理论基础即货币自由兑换的三项标准:多边性、稳定性和自由性。张艳(2019)认为货币职能演进、时间阶段推进、流通范围扩展三维动态统一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实质。通过目前学者研究发现,人民币虽已经开始成为贸易和金融交易载体但人民币国家化进程缓慢发展有限(高海红、余永定,2010);在“一带一路”区域对于人民币使用是分区块、分国别层次的,东南亚国家与我国经贸往来频繁使用人民币结算优势较大频率较高,中亚、南亚和中东欧等地与我国贸易频率普遍较低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次数较少(何平、王淳,2019);通过建立检验人民币在“一带一路”主要沿线国家货币汇率动态联动性发现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内认可度不高(蔡彤娟,2018);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受到制约与人民币在国际投资领域影响力不足等因素有关(Gagnon,2014);运用货币国际化总量指标对人民币国际化程度进行测算得出人民币在全球市场上使用频率仍较低所占份额较少但整体呈逐渐上升趋势(彭红枫、谭小玉,2017)。
对于人民币后期发展,较多学者普遍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漫长渐进发展过程(高海红、余永定,2010;周小川,2018)。未来人民币要实现国际化首先需要有一个相对自由的利率形成机制(高海红、余永定,2010);经济贸易规模化、经济及货币汇率制度独立性及资本市场较高流动性是成为国际货币应具备的条件(Bergsten,1997);经济规模和货币价值也是影响货币国际化关键因素(Chinn&Frankel,2005; Kamps,2006;)未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坚持七项原则(管涛等,2017);人民币国际化当务之急是推进跨境交易人民币化(孙杰,2014)。对于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彭红枫、谭小玉(2017)提出,保持经济和贸易总量稳定增长、加快经济转变发展方式、加强金融市场建设、完善人民币国际化基础设施建设、拓宽人民币跨境投资融资渠道等是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机制;吴舒钰、李稻葵(2018)认为扩大优质人民币资金池、提高资本市场广度和深度、形成成熟的危机应对机制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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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人民币成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锚”货币的可行性分析
2.1 人民币能够成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货币“锚”的国内条件
人民币是否能够成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锚货币,关键在于中国自身政治基础建设、经济规模建设。自身经济实力发展壮大是进行一切外交活动和贸易往来的基础,其直接影响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与对外贸易程度。且我国在国际舞台上地位与形象也会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是否选择人民币作为锚货币产生巨大影响。通过对以上几点具体探讨,本节将进一步分析人民币能够成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货币“锚”的内部影响因素。
2.1.1 中国政策因素与经济规模分析
自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为发展“一带一路”战略提出许多相关政策。就促进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中国先后提出《关于进一步完善人民币跨境业务政策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的通知》②、《关于扩大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的意见》③等政策,为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行贸易往来,增强战略对接,扩大贸易规模提供政策上的重要保障。以下表 2.1 为 2018 年以来中国出台的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国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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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人民币能够成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锚货币的国际条件
除中国自身因素外,影响人民币成为国际主要货币因素还包括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使用频率及其国家自身国际地位。中国与各国贸易金额、贸易数量、贸易种类,是影响人民币成为世界主要货币的因素。本节将进一步分析影响人民币成为主导货币的其他具体影响因素,包括美国等世界大国经济情况、国际货币体系变革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与中国双边贸易情况分析。
2.2.1 美元、欧元、日元货币“锚”地位下降原因分析
美国做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多数国家在对外贸易中采用盯住美元浮动汇率政策,但最近“去美元化”呼声高涨。2019 年包括中国、俄罗斯、土耳其等在内的多数国家持续增持黄金储备。增持黄金储备是各国为减少对美元资产依赖,进行资产多元化道路的必然选择。美国政府滥用美元在世界范围内主导地位的权利,对持有美元外汇储备的国家进行打击。美联储一次次频繁变更政策去限制委内瑞拉等国跨境贸易结算,让其他国家对使用美元进行贸易结算产生质疑,这是美元出现信用危机的最好证明。美元信誉下降使其在全球范围内主导地位有所削弱。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欧盟经济红利在逐步消退,同时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揭示了欧元机制下的诸多问题。欧元区货币汇率是一样的,但欧元区由多个国家组成,各国家间会存在明显差异,无法保障每一个国家收支平衡,一些国家只能靠借贷维持本国经济,长此以往必定会产生债务危机。英国成功脱欧,使欧洲各个部门和企业债务风险再次提升,也进一步证实欧元区内部各经济体之间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对欧元区经济无异于雪上加霜。欧元区经济一直处于疲软期,短期内无法恢复,难以成为世界范围内锚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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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范围内货币“锚”效应的测度.................... 18
3.1 模型的选取及定义说明..................................18
3.1.1 关于货币“锚”效应程度标准指标的描述............................18
3.1.2 关于货币篮子变量选取的描述............................19
第 4 章 人民币货币“锚”效应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31
4.1 变量的选取及定义说明............................31
4.1.1 被解释变量.................................31
4.1.2 解释变量..............................31
第 5 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48
5.1 结论...............................48
5.1.1 关于“锚”效应测度的结论................................48
5.1.2 关于影响因素的结论.................................49
第 4 章 人民币货币“锚”效应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4.1 变量的选取及定义说明
4.1.1 被解释变量
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货币“锚”效应可以通过上章方程估计出的人民币货币“锚”效应时变系数β5t来表示。根据上章方程,我们可以得到人民币对不同区域“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货币的“锚”效应时变系数,该系数越大,说明人民币对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货币产生的“锚”效应越强。由于方程中使用的是月度数据,可以通过月度数据测出每年的人民币货币“锚”效应时变系数,即得到年度的人民币对不同区域“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货币“锚”效应时变系数变量(Y),以此作为被解释变量,来反映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货币“锚”效应。
4.1.1 被解释变量
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货币“锚”效应可以通过上章方程估计出的人民币货币“锚”效应时变系数β5t来表示。根据上章方程,我们可以得到人民币对不同区域“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货币的“锚”效应时变系数,该系数越大,说明人民币对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货币产生的“锚”效应越强。由于方程中使用的是月度数据,可以通过月度数据测出每年的人民币货币“锚”效应时变系数,即得到年度的人民币对不同区域“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货币“锚”效应时变系数变量(Y),以此作为被解释变量,来反映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货币“锚”效应。
4.1.2 解释变量
关于影响货币“锚”效应因素,主要借鉴最优货币区(Optimum Currency Area,OCA)的衡量标准。因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是实现区域货币合作或区域货币一体化的基础条件。而在货币合作或货币一体化的区域中,往往会存在至少一个具有显著“锚”效应的货币。因此,促使货币“锚”效应存在或推动货币“锚”效应提高的因素与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具有一致性。根据最优货币区中经济开放性标准、产品多样化标准、金融一体化标准、要素流动性标准以及通货膨胀率相似性标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范围内的经济周期同步性、贸易开放度、通货膨胀差异性、利率同步性等是影响某货币在区域中“锚”效应的重要因素。之前学者也曾采用这些因素中部分或全部因素来分析货币“锚”效应影响因素问题(Plumper 和 Neumaver,2011;Subramanian 和 Kessler,2012;Quah 和 Crowley,2012)。这里结合数据可得性,也将这些因素作为模型中的主要解释变量。
关于影响货币“锚”效应因素,主要借鉴最优货币区(Optimum Currency Area,OCA)的衡量标准。因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是实现区域货币合作或区域货币一体化的基础条件。而在货币合作或货币一体化的区域中,往往会存在至少一个具有显著“锚”效应的货币。因此,促使货币“锚”效应存在或推动货币“锚”效应提高的因素与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具有一致性。根据最优货币区中经济开放性标准、产品多样化标准、金融一体化标准、要素流动性标准以及通货膨胀率相似性标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范围内的经济周期同步性、贸易开放度、通货膨胀差异性、利率同步性等是影响某货币在区域中“锚”效应的重要因素。之前学者也曾采用这些因素中部分或全部因素来分析货币“锚”效应影响因素问题(Plumper 和 Neumaver,2011;Subramanian 和 Kessler,2012;Quah 和 Crowley,2012)。这里结合数据可得性,也将这些因素作为模型中的主要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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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结论
基于状态空间模型,对 2005 年 8 月至 2019 年 10 月不同阶段下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货币“锚”效应进行测度。利用变截距时点固定效应模型对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内货币“锚”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得到结论如下。
5.1.1 关于“锚”效应测度的结论
第一,美元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货币“锚”效应依然强势,仍难以取代。美元在经历危机后“锚”效应逐步回升到原来水平。美国凭借其在世界的经济实力与霸主地位,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地位一时间难以撼动。
第二,受英国“脱欧”等事件影响,欧元和英镑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内货币“锚”效应下降,且英镑一直处于低位。英国脱欧导致欧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受挫,投资与贸易下降。在脱欧前,英镑受欧元限制在世界范围内流通速度放缓影响力下降。
第三,日元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内货币“锚”效应下降较快。日元在危机阶段是最低的,危机前比较高,危机后情况没有明显好转。日元经济对外收支情况恶化,巨额公众债务持续增加,日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受到动摇。
第四,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内的货币“锚”效应自 2015 年以来显著提升,但很容易受国际经济形势和突发事件的影响。中国近些年依靠自身政治经济实力增强在国际舞台的话语权与主动权,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使用频率明显增加,对世界他国影响显著提升。
第五,至今为止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间货币锚效应是波动发展状态。金融危机时期人民币锚效应大幅度下降,汇率重启后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货币锚效应缓步提升且锚效应增幅最大。但由于美元、欧元等在世界范围内经济的历史影响,人民币仍需在金融、贸易等领域发展壮大,进而成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间的货币锚。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