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平县金融精准扶贫问题研究

本文是一篇金融硕士论文，本文在全国开展精准扶贫、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背景下，从金融的角度分析扶贫问题。通过理论分析、问卷调查和访谈等方式，在深入分析金融扶贫理论的同时，结合东平县金融精准扶贫的现状、主要问题展开分析，对东平县金融精准扶贫工作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本研究得到的结论如下：（1）东平县作为山东省 20 个重点贫困县之一，脱贫攻坚任务重、难度大，但是近年来，东平县通过强化制度保障，多角度引领金融扶贫工作；开展实地调研，提高金融扶贫精准度；丰富金融扶贫模式，多渠道扩大扶贫贷款规模；深入推进普惠金融，全面提高脱贫攻坚质量等措施，取得了良好效果。（2）东平县的金融精准扶贫工作在取得成绩的同时，还存在很多问题，本文通过调查问卷与访谈的方法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了解和剖析，主要集中三个方面：一是贫困人口角度分析，由于贫困人口自身条件和素质限制，脱贫的内生动力较弱，主要包括贫困人口文化程度低，思想观念落后；收入水平低，缺乏稳定还款来源；金融意识缺乏，资金需求量小；信用意识淡薄，逾期概率大；缺乏有效抵押担保。二是金融机构角度分析，主要包括金融扶贫产品缺乏精准性；申请扶贫贷款流程较为繁琐；金融扶贫政策落实受客观因素制约；金融机构间缺乏有效的分工合作。三是金融生态环境及基础设施角度分析，主要包括缺乏完备有效的农村信用保障体系；金融扶贫配套措施滞后；扶贫主体间尚未形成金融扶贫合力；缺乏及时、有效的数据共享平台。

1引言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贫困问题是困扰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长期重大问题，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对如何解决贫困问题进行了长期探索。但受历史、政治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许多地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脱贫形势仍然严峻。中国由于人口基数大，贫困人口较多，脱贫任务较为繁重。自建国以来，全国人民在党和政府的带领下开展了持续的脱贫斗争，累计实现了超7 亿贫困人口的脱贫，我国贫困发生率由 1981 年末的 88.3%下降至 2018 年末的 1.7%①，累计下降了 86.6  个百分点，成为全球首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的国家，为人类减贫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随着我国不断探索扶贫开发新模式，金融扶贫逐渐得到重视，特别是我国开发式扶贫战略实行后，金融扶贫的作用日益凸显。金融扶贫在我国实施已有 40 多年的历史，伴随着我国扶贫开发历史进程，经历了从单一信贷支持到综合金融服务的演变过程，大体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5 年），国家通过改革农村生产体制推动贫困农民脱贫致富，农村扶贫开发所需资金主要源于中央专项财政扶贫资金，金融机构只是代理发放扶贫资金，尚未发挥实质性作用；第二阶段（1986—1993 年），国家设立扶贫专门机构、专项资金和专项政策，进行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开发式扶贫，此阶段开始采用政府主导、金融机构协助的运行方式，但金融机构只是被动执行国家的扶贫政策，功能十分单一和辅助化；第三阶段（1994—2000 年），国家在实行财政补贴基础上，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进入“八七”扶贫攻坚阶段，此阶段扶贫贷款政策开始放开，我国开始初步探索金融扶贫方式；第四阶段（2001-2010 年），国家提高扶贫目标的瞄准性，由县级转向村级，逐步实现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融合发展，金融扶贫作用不断强化，初具规模；第五阶段（2010 年至今），扶贫工作逐步进入到户、到人的精准扶贫阶段，国家积极引导金融、互联网等行业向扶贫领域延伸，构建形成多元化的“复合型扶贫模式”，金融扶贫力度不断加大，农村金融服务大幅改善，取得了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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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主要针对金融的减贫效用、措施及常用的小额扶贫信贷手段开展研究。
（1）在金融的减贫效用方面，多位学者研究表明金融的发展对减少贫困具有正向作用。Burgess 和 Pande（2005）通过对印度农村地区银行数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数量每上升 1%，贫困率相应降低 0.34%  。Sylviane 和 Kangni（2011）通过研究 1966 年至 2000 年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发现，金融除通过带动经济增长起到减贫作用以外，还可以通过给贫困人口带来交易、储蓄的机会使其从中获得好处。Takeshi 和 Shiigeyuki(2012）通过分析印度 28 个地区的面板数据发现，随着金融的深化，贫困程度显著减少。Ben Naceur 等(2016)对全世界 143 个国家 1961 年至 2011 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金融深化对于经济增长和缓解收入不公具有正向作用。Mekonnen（2016）指出金融发展可以通过以下两方面缓解贫困：提高贫困人口合理的资金配置效率和提升其获得资金的能力。
（2）在金融的减贫措施方面，Stiglitz（2000）认为由于金融市场存在信息不足等问题，农村金融市场发展不成熟，需要重视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Esho（2004）认为政府在金融扶贫工作中的作用无可替代，财政对金融机构的补贴能有效激发其扶贫的积极性。Shimeles  和Zerfu（2006）建议金融机构应放宽对贫困群体的信用限制，使其有更多的机会享受更加丰富的金融产品与服务，通过提高他们的期望收入降低其贫困程度。AK  Bhandari  和Ashok  Kundu（2014）站在贫困农户的视角指出，农村金融机构需要在可靠、公正和便于监督的外部环境下发挥金融支配作用，同时需要对农村金融机构进行改革，创新服务、提高效率。
（3）在小额扶贫信贷的作用方面，Shahidur  Khandker（2005）对孟加拉小额扶贫的信贷研究表明，小额扶贫信贷不但对缓解贫困群体尤其是女性群体的减贫效果显著，也有助于缓解村一级整体的贫困状况。Banerjee（2013）等从小额信贷的角度肯定了农村金融发展对家庭福利和家庭收入的促进作用。小额金融扶贫模式旳成功，虽然里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去解决，但无数成功的案例足以说明了其对于贫困农户脱贫的巨大贡献。E.K.Agbaeze  和 L.O.Onwuka（2014）认为，尼日利亚中央银行提出的旨在解决农村贫困区域的中小微企业问题的小额信贷银行计划，对于农村贫困问题的根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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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念界定及相关理论

2.1 概念界定
2.1.1 贫困与扶贫
不同的历史、经济发展阶段及不同的地域环境对贫困的定义不尽相同。对于贫困的最初定义偏向于物质与收入方面，即指一个人缺乏通常的或低于普通水平的货币财富或者物质财富的状态。随着社会的发展，对贫困的定义开始加入贫困群体行为和能力等社会指标。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观点认为贫困是指部分人群缺乏在社会中立足的最基本的选择和机会，包括健康、自由、社会地位、尊严等；世界银行在《2000-2001 年度报告》中指出，贫困不仅意味着低收入、低消费，还包括人面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包括缺少教育机会、健康状况差、缺少发言权等；我国国家统计局认为“贫困一般是指物质生活困难，即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达不到社会可接受的最低标准。他们缺乏某些必要的生活资料和服务，生活处于困难境地”；国内一部分学者认为，贫困不仅包括生活物资和服务的缺乏，还包括获得这些的能力及精神文化等社会层面的被排斥。由于我国目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对于贫困主要还是从物质层面进行衡量，本文也是主要以此为角度展开分析。扶贫是指由政府和社会积极探讨贫困产生的原因，探索消除贫困的途径，从而帮助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改变穷困面貌的一种社会工作。
2.1.2 金融扶贫
金融扶贫指的是金融机构作为主要的扶贫主体，在政府相关扶贫政策指引下，向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投放金融产品，提供信贷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充分发挥其资金优势和金融杠杆作用，促进农村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和贫困群体脱贫致富的扶贫模式，是一种生产式、造血式扶贫。主要特点包括：一是金融系统的主体性。金融扶贫主要依靠金融机构所创造出来的资金支持平台实现，包括各类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村镇银行及其他类型的小额贷款公司、合作互助社、保险公司等。由于目前金融扶贫仍以银行类金融机构为主，故本文以银行机构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二是市场性。金融扶贫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只是政策的制定者和引导者，金融机构拥有充分的话语权和决定权，比如利率、信贷条件、信贷流程的制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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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相关理论
2.2.1 金融排斥理论
金融排斥理论最早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提出，是指社会中的某些群体(如贫困人口群体)没有能力进入金融体系，无法以恰当的形式获得必要的金融服务，更多的被排斥在金融服务体系之外。金融排斥现象广泛存在于各种地区和行业，尤其是在相对比较偏远落后的贫困地区尤为明显。由于金融机构具有趋利性，倾向于寻找高利润、低风险的优质地区和客户群体，所以导致一方面，金融机构出于成本考虑主动关闭了边远地区的分支机构，贫困地区的金融机构缺乏，另一方面，贫困人口由于受到经济水平差、收入低、环境条件差等多种因素限制，往往被列为风险较高、利润较低的对象，也容易被自动排除，在金融领域如贷款等方面容易受到排斥。正因为金融排斥现象的存在，导致像东平县这样的贫困县很难得到平等的金融支持，破解金融排斥，是推进精准扶贫、发展普惠金融、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一环。
2.2.2 贫困恶性循环理论  
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由经济学家纳克斯于 1953 年提出，他认为一个国家、地区乃至个人的贫困问题都存在一定的恶性循环现象，通过对供给和需求两方面进行分析，指出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低，导致收入的大部分都用来日常生活的消费，很少有“闲钱”用来储蓄和生产投资，导致资本的形成率低，影响贫困地区和人口的发展，进而又导致收入水平的进一步下降；同时由于收入水平低，抑制了贫困人口的购买力，贫困地区容易出现供给过剩的现象，束缚了企业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又进一步导致其收入水平下降。供给与需求两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导致贫困地区陷入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中，成为贫困地区和人口长期贫困的根源。贫困恶性循环使贫困地区经济发展陷入扭曲状态，要改变贫穷的局面，就得对症下药，加大资金投入，促进经济发展，进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刺激投资，打破恶性循环。该理论为东平县合理利用金融资源，向贫困地区注入足够资金，促进其经济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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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明确不同金融机构扶贫业务范围
金融扶贫主要满足贫困户基本生活及生产经营活动、扶贫经营主体带动的产业发展及贫困地区基础设施三个层面的资金需求，在三方面资金需求的引导下，首先，金融机构要平衡好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既要考虑企业盈利，也要履行社会责任，要从资源配置、内部授权、绩效考核等方面对贫困地区予以倾斜；其次，要明确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等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各自优势范围，科学整合金融扶贫资源，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各司其职，提高金融扶贫效率和凝聚力，形成金融扶贫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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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及研究展望

6.1 结论
本文在全国开展精准扶贫、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背景下，从金融的角度分析扶贫问题。通过理论分析、问卷调查和访谈等方式，在深入分析金融扶贫理论的同时，结合东平县金融精准扶贫的现状、主要问题展开分析，对东平县金融精准扶贫工作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本研究得到的结论如下：
（1）东平县作为山东省 20 个重点贫困县之一，脱贫攻坚任务重、难度大，但是近年来，东平县通过强化制度保障，多角度引领金融扶贫工作；开展实地调研，提高金融扶贫精准度；丰富金融扶贫模式，多渠道扩大扶贫贷款规模；深入推进普惠金融，全面提高脱贫攻坚质量等措施，取得了良好效果。
（2）东平县的金融精准扶贫工作在取得成绩的同时，还存在很多问题，本文通过调查问卷与访谈的方法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了解和剖析，主要集中三个方面：一是贫困人口角度分析，由于贫困人口自身条件和素质限制，脱贫的内生动力较弱，主要包括贫困人口文化程度低，思想观念落后；收入水平低，缺乏稳定还款来源；金融意识缺乏，资金需求量小；信用意识淡薄，逾期概率大；缺乏有效抵押担保。二是金融机构角度分析，主要包括金融扶贫产品缺乏精准性；申请扶贫贷款流程较为繁琐；金融扶贫政策落实受客观因素制约；金融机构间缺乏有效的分工合作。三是金融生态环境及基础设施角度分析，主要包括缺乏完备有效的农村信用保障体系；金融扶贫配套措施滞后；扶贫主体间尚未形成金融扶贫合力；缺乏及时、有效的数据共享平台。
（3）结合所总结的东平县金融精准扶贫存在的问题，提出四项完善建议：一是明确各金融扶贫主体职能，构建有序的金融扶贫体系，包括合理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职能；明确不同金融机构业务范围；调动多方机构力量，拓宽金融扶贫资源的来源。二是提升金融机构扶贫能力，实现精准有效扶贫，包括建立扶贫融资需求精准对接机制；力促金融精准扶贫和产业扶贫有机结合；构建需求导向型金融扶贫产品体系；合理简化金融扶贫信贷手续；持续发挥普惠金融的扶贫作用。三是改善农村金融生态，优化金融扶贫环境，包括积极构建和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健全金融扶贫风险共担、补偿和转移机制；优化金融扶贫统计及信息共享机制；建立科学有效的金融扶贫考核评估及激励机制。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