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本论文以“王蒙现象”为研究对象，聚焦九十年代王蒙参与和围绕王蒙展开的文化讨论，梳理九十年代多种文化命题的讨论状况，发掘更多文学史细节。以王蒙为个案深入分析“王蒙现象”中王蒙及相关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同时考察“王蒙现象”作为文学史存在的意义，阐释其对九十年代文学史书写的价值以及当代文化价值。
第一章 “王蒙现象”中的关键论争
第一节 “躲避崇高”之争
八十年代末，王朔以顺应通俗浪潮的创作风格广受欢迎，《顽主》《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等小说相继被改编成电影，1988年成为热热闹闹的“王朔年”。进入九十年代，王朔的热度有增无减，他以调侃的方式向严肃文学发起挑战，形成了一种“离经叛道”似的文化态度，因此受到一些知识分子的批判，成为九十年代文化讨论的热点人物。1993年1月王蒙发表的《躲避崇高》肯定了王朔存在的合理性，基于历史的个人经验以“躲避崇高”的文化姿态为王朔辩护，肯定了王朔作品的时代价值。随后“人文精神论争”开始，王晓明等人的《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把王朔当作商品化大潮下“媚俗”的标志来重点批判，借此表达对转型时期中国文化发展的看法。王蒙作为王朔的支持者站到了人文精神论者的对立面，双方就“崇高”话题展开讨论，有关“躲避崇高”的讨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热度。
一、 文学存在之争：“痞子文学”是否合理
九十年代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王朔作品的热度有增无减，八十年代末的“王朔热”再一次迎来了高潮。受到商品化浪潮影响，消费者的精神需要对文艺作品创作与发行的影响扩大，为迎合社会心理多层次需求的通俗化作品大量出现。但九十年代尚处于社会秩序的摸索阶段，经济利益驱使下的社会风气容易把人们性格中自私自利、不择手段的一面暴露出来，这样的社会氛围常会让人产生失落感。王朔的作品把百姓的庸常生活拉进了读者的视野，展现普通市民的嬉笑怒骂、生活百态，对社会上一些落后价值观念和不合理现象进行讽刺，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大众想发牢骚的心理，使读者得到一种宣泄的快感。在通俗文化的风行下，王朔拥有了充分的发展空间，他本人及作品受到大众的追捧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其存在的合理性。事实上，“王朔热”现象早就受到了文艺界的关注，而王蒙的《躲避崇高》则成为引发对王朔小说“崇高”问题论争的导火索，论争的首要问题就是：是否承认“痞子文学”的存在？“痞子文学”的存在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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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王蒙与“二张”的观点对
“人文精神论争”的话题随着讨论的深化逐渐发散，知识分子各抒己见，将更多的观点和思考带入这场论争中。论争开始时就已多次提到“理想主义”，它作为“虚无主义”的反义词被提出并成为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以王晓明为代表的人文精神论者对九十年代社会现实语境感到不满，渴望人文精神的回归与重建。他们对虚无主义加以批判，把“人文精神”作为理想主义的载体。随着论争的深入，张承志与张炜激烈的态度受到了关注，他们追求一种道德的乌托邦想象，扛起了“道德理想主义”的旗帜。“二张”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到论战当中，但他们言辞激烈，观点完全与王朔及支持他的王蒙相悖。虽然王蒙与二人并没有直接的对话，但讨论界时常将二者并置而谈，以此批评王蒙某些观点的偏颇。双方无形中的对阵使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更加深入，可以看作九十年代“王蒙现象”中的重要景观。
一、 道德理想主义：“二张”的价值取向
面对九十年代消费主义冲击下的文化现实，张承志和张炜感到不满与失望，对于痞子文学、文人“下海”、道德沦丧等现象大加斥责，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情绪。他们十分关注商品经济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反思商品思想对文化环境的负面影响。张炜指出了把文化制品纳入商品竞争的危害，批判的锋芒直指日渐兴盛的消费文化，“商品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建立在一种对应和制约的基础上。现在没有这种对应和制约的，特别是没有思想的、精神的制约，在舆论方面也贯彻和鼓励一种商品思想，结果只能是恶化文化环境”①。张承志慷慨激昂地表达了对文学商业化的不适，更在《无援的思想》中大声呼吁“抗战文学”，宣扬“清洁的精神”，认为现在需要指出危机的自尊、高贵的文学出现。而王朔以亵渎神圣为特征的痞子文学正是他们所不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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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王蒙现象”中王蒙的多重姿态
第一节 文学创作中的“衡”与“变”
王蒙从小受文学熏陶，自成名作《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后开始受到广泛关注。此后的几十年间，虽然经历动荡流离，王蒙依旧笔耕不辍，创作激情不减。他能够敏锐地感受到时代浪潮下文化环境的变化，从社会性、政治性、历史性等多重角度审视当前文学的生存环境。可以说，王蒙的文学创作不仅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更掺杂了他对社会、政治、文化等问题的思考；不仅是他在文艺创作上不断探索的证明，也是他文化心态的集中体现。
一、 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平衡
王蒙出生于中国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最激烈的时期，他的成长环境渗透着共产主义的传播，从小感受到社会的不公和黑暗使他不自觉向共产党靠近。1948年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少年布尔什维克”，在此后承担了一些团内的工作。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王蒙是政治敏感度较高的作家。共产主义革命理想信念在王蒙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王蒙文化心态影响深远。他自觉发扬五四文学的革命性，作品中时常流露出对政治的强烈关注和对社会的深入思考，甚至会掺杂政治话语的运用。其成名作《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借刘世吾的形象揭露了某些官员身上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带有明显的政治批判意识。他归来后的作品《布礼》结合自身经历，通过钟亦成被打成右派到平反的经历和内心活动，反思极端政治对知识分子的戕害。小说中运用了许多反右斗争时期的政治话语，真实反映当时的政治运动状况。除了小说创作之外，王蒙时常发表散文、杂文等参与文艺界的话题讨论，针对当下的社会文化氛围发表见解，这使得他始终在文化讨论中备受争议。在王蒙的人生经历中，革命性与政治性对他的文化方向和人生态度产生了持续的影响，造就了王蒙文学创作的独特风格。但王蒙政治意识的流露使他时常陷入“左”和“右”两种势力的夹击之中，他的作品有时会受到误读甚至过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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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复杂身份背后的心态表征
时代赋予了王蒙作家、学者、政治家等多重身份，我们难以从一个角度简单地分析他的文化心态。王蒙在九十年代社会转型时期的诸多散文、杂文、文学评论等文字，使他在九十年代再次隆重登场，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和文化界讨论的中心。从小受到的文化熏陶和曲折动荡的人生经历促使王蒙形成了多元的文化观和辩证的历史观，其文化态度在九十年代文化语境下具有典型意义。王蒙文化态度的复杂性包含一系列对立：文化领袖的严肃庄重与个体作家的肆意洒脱；明哲保身的价值选择与鞭辟入里的文化讽喻，这使得他自身带来的文化价值大于他文学的审美价值。他一直在努力成为官方与大众之间的桥梁，连接时代情绪与个人情感，积极努力地成为理性和谐的文化因子。
一、 挥之不去的政治情节
王蒙曾在怀念周扬时提到：“没有哪个艺术家认为他也是艺术家，而真正的政治家们，又说不定觉得他的晚年太宽容，太婆婆妈妈了。提倡宽容的人往往自己得不到宽容，这是一个无情的然而是严正的经验”①，这句话似乎也在适合用来讨论他自己。王蒙的文学之路与政治密不可分，少年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他客观审视建国初期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正反面，创作具有现实意义和针对性的作品。在新疆生活的后期，王蒙曾任新疆文联编辑和文化局创作研究室干部等职务。“右派”身份得以平反后不久，王蒙回到北京，成为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后担任过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常务副主席等职务。1986年，王蒙被任命为文化部部长，成为官方的文化领袖。总的来说，王蒙经历政治沉浮，早年身处动荡岁月历经坎坷，回归之后仕途顺畅。存在决定意识，挥之不去的政治情节始终影响着他的文化心理、文化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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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王蒙现象”中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 .......................... 25
第一节 知识分子的内部认同与分裂 ............................. 25
一、 精神突围:文化焦虑下的身份重塑 ........................ 25
二、 自我革新:精英立场的多向分化 .............................. 27
第四章 “王蒙现象”作为文学史存在的意义 ............................ 32
第一节 历史镜像: 九十年代文学史建构之反思 ...................... 32
一、 “王蒙现象”对文学史的补充与反证 ............................. 32
二、 “王蒙现象”繁杂论争的偏颇与缺失 .......................... 33
结语................38
第四章 “王蒙现象”作为文学史存在的意义
第一节 历史镜像： 九十年代文学史建构之反思
五四到新时期近百年的文学历程，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链条。近几年，九十年代文学越来越受到关注，九十年代文学成为文学研究新的增长点。由于九十年代距今较近，甚至某些现象依然延续，加之九十年代文化环境的商品化倾向，对一些作品和现象的评价难以定论。因此，在建构九十年代文学史的过程中，不能忽略作家现象而空洞地谈论文学史，也不能脱离历史语境盲目地阐释文化现象。以作家现象的角度入手诠释九十年代文学史的发展脉络，虽然不免会有局限性，但以作家为中心的文化展开式研究能够不断充实尚未自足的九十年代文学史，促使文学史建构不断完善，而“王蒙现象”就具有这样的意义。
一、 “王蒙现象”对文学史的补充与反证
文学史的建构可以看作是对已发生和存在的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学作品等的梳理与阐释，隐含着文学史编写者的思想倾向和文化精神。对于当代文学历史而言，“十七年”和文革时期与八十年代距离我们较远，社会体制、文化环境的变化使我们能更加客观地定义和阐释那时的文化现象。而九十年代是一个文化崭新时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起点。我们今天仍处在九十年代的历史延长线上，随着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带来的文化交流之势依然强劲，文化的生产、传播、消费各个环节的商品化特征明显。因此，九十文学史的研究还处于相对活跃和开放状态。据统计，“2001—2010年，先后出版的当代文学史著述达68种，此后当代文学史的编写与出版开始缓慢。据粗略统计，从2011—2019年，公开出版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不超过30种。”① 当代文学史编写的放缓说明当下文学史书写转型、创新的迫切，需要重视对文学资料的挖掘整理和研究视角的转换。现有的九十年代文学史研究几乎集中于叙述九十年代纷繁复杂的文化环境，注意到了文学发展的主动或被动转向，将“人文精神论争”作为九十年代影响重大的文化事件加以叙述，王朔引发的轰动效应也越来越受到重视，逐渐在九十年代文学的叙述中拥有一席之地。“人文精神论争”已经成为九十年代文学的标志性事件，然后一味的只记录论争表象，以论争内容印证文化发展状况难以触及文学现象的本质。且都以后来研究者的身份叙述这段历史，容易形成固化视角，难以出现九十年代文学书写的突破。
文学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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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近几年，有关九十年代文学的讨论逐渐增多。长久以来对八十年代文学的重视掩盖了九十年代文学的意义，对九十年代文化思潮、文学现象的多角度研究成为当代文学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作为八十年代文化的承接和新世纪文化的源头，九十年代的文化环境处于一种尚未完全定型的中间状态，受市场经济和商品规则的影响，过去的社会价值结构发生变化，许多新出现的文化现象亟需讨论与阐释。文化界围绕人文精神落寞和建设问题、知识分子文化选择问题、文学作品通俗化等问题展开广泛讨论，形成九十年代多元共生的文化大环境。九十年代文学依托文化环境而发展，纷繁芜杂的文化现象指引着社会文化与当代文学走向，成为九十年代文学史上一道重要的风景线。
王蒙作为当代文坛引领时代的作家之一，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几度变迁和中国文学发展的艰辛历程。他丰富的生活经历、革命经验、创作成果的积累使他在九十年代提出了许多具有开拓性、建设性的文化观点，成为受人瞩目的讨论中心。基于王蒙在九十年代文化讨论中的重要影响力，“王蒙现象”是九十年代文化背景下的典型现象，蕴含了多重文化命题的讨论，背后隐藏着时代语境下知识分子的文化态度。通过梳理和分析“王蒙现象”中主要讨论的各种文化命题，可以发现轰轰烈烈的文化论争是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不同文化选择的体现，其共同指向的是知识分子对自我文化身份的寻思和对文化治群之策的探索，是应对世纪末文化考验的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