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本文采取“历史还原法”，将梁启超放置在一战前后的世界局势与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考察，窥探其政治选择和文化选择背后的动因，从而了解他如何转向文化教育事业，即如何从一名政治家到一名大学教师。
第一章“欧游”的动因：政治实践的失败
第一节政治理想：建设“世界的国家”
梁启超在1902年所作的《三十自述》中使用恢宏的视野回顾自己的出生：“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实太平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潘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①夏晓虹指出，梁启超将自己的出生地、时间与历史上的大事件联系在一起，既有炫耀之心，又有一种自觉处于历史风云交际之处，这种阐述方法显示了梁启超富有重大历史使命的庄严意识。②金雅就指出，梁启超自觉地将自己的出生放在历史的背景当中，不仅体现其政治理想抱负，还形象地表征了个人与历史、个体与时代的关系正是梁启超等一众知识分子所关注的焦点，还揭示了这一历史年代的不平凡特质，预示着梁启超从“乡人”到“国人”到“世界人”转变的轨迹。③的确，生于近代中国的梁启超不仅对时代的焦点极为关注，还积极揽下时代赋予的责任。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就面临着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国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陈旭麓指出，百年中国受到的巨大压力，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列强在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落后的民族，西方列强在侵略与扩张的过程中，其实也在逼迫中国改变近几千年来的传统封建制度，即中国只有实现自身的近代化，才足以抵抗已经近代化了的侵略者。①“西学东渐”也伴随着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而呈现在国人的面前，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通过汲取西方现代知识而开始主动寻求改革，以此阻挡列强的侵略。梁启超曾经指出国人向西方学习的三个阶段：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宣告了向西方学习器物并不足以抵挡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梁启超作为时代的弄潮儿，自觉跟随其师康有为的步伐，主张进行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最终以戊戌六君子在菜市口被杀害结束，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则流亡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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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建设“世界的国家”的途径：政党政治
1912年二三月间，国内掀起了组织政党的潮流，一时间二三十个政团风起云涌，其中与梁启超关系最为密切的则为共和建设讨论会。共和建设讨论会成立于1912年1月，主要发起人有汤化龙、孙洪伊、黄可权、张嘉森等人。该会大多数人与梁启超有旧，也有将梁启超当作党魁的意思，因而与梁启超常有书信往来。梁启超曾于2月13日致信袁世凯，说：“窃以为我公今后能始终其功名与否，则亦视乎财政之设施与政党之运画何如耳。”③关于财政问题，梁启超认为需要举借外债以解决国计民生问题。在1910年撰写的《外债平议》一文中，梁启超曾对外债进行过深入探讨。在梁启超看来，当时西方列强虎视眈眈，清政府腐败无能，贸然举借外债不仅无法改变现状，还会加深中国的危机，因而万万不可举借外债。出于对时势的考虑，梁启超认为中国需要具备一定的政治条件，即理想的政府制度，才可以举借外债。他说：“质而言之，则国会与责任内阁，为借外债万不可缺之条件而已。”④由此可知，在梁启超的叙述框架里，政治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意味着政府需要对经济进行干预。这不仅显示了他受到中国古代经济发展思想的影响，还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他受到了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影响。
当时因清政府问题，梁启超并不赞成举借外债，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梁启超苦口婆心劝说袁世凯制定一个系统的关于财政的新计划。由前文可知，在梁启超的叙述逻辑里，国会与责任内阁的发展关乎财政发展问题，因而他十分重视政党内阁的发展。梁启超在给袁世凯的信中，分析了国内现存的三类政界人士，并建议袁世凯要健全大党，要利用有用之人，“然欲植固党基，则必以热诚之士为中坚”①。在《中国立国大方针》一文中，梁启超更是清楚表明政党内阁的重要性。在该文中，梁启超表明中国最大的目的是建设成为“世界的国家”。为达成这一最大目的，“而保育政策，则期成世界的国家之一手段也。强有力之政府，则实行保育政策之一手段也；政党内阁，则求得强有力之一手段也”。②按照梁启超的这一内在思路，政党内阁是实现“世界的国家”最基本的手段，因而梁启超十分重视政党内阁的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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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欧游”中的新思考和救国之道的重新发掘
第一节对欧洲“美好”形象的重新认识
1918年11月，德国正式宣布投降的消息传到中国，国内一片欢呼，庆祝协约国战胜。作为当初力主中国参战的一员，梁启超的喜悦之情可想而知。他十分好奇战争结束以后会如何收场，“求一点学问”。从这一点来看，梁启超本人有浓厚的旅行情结，曾多次通过到别国的旅行，求取学问，寻求救国之道。据此，梁启超的欧洲之旅，带有一种文化朝圣的意味，依然把欧洲文化当作学习的对象。
在1918年底，梁启超偕丁文江、蒋方震、张君劢等人前往欧洲。梁启超一干人等因船位问题，采取分道而行的方法：丁文江、徐新六经太平洋和大西洋到欧洲，梁启超、蒋方震、刘子楷、张君劢与杨维新等人经印度洋与地中海到欧洲。在经过哥仑波与坎第时，他对坎第湖畔自然美景作了一番描摹：“我们就在湖畔宿了一宿，那天正是旧历腊月十四，差一两分未圆的月浸在我心上，天上、水底两面镜子对照，越显出中边莹澈。......蒋百里说道：今晚的境界，是永远不能忘记的。我想真是哩！”①可以说这种秀丽的自然美景对他的思想起着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使他化身为一名游客专心观赏美景，似乎暂时忘却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其时张君劢跟一位土人谈革命，梁启超认为张君劢在潇洒出尘的境界当中，脑子仍然装满政治问题，是一个煞风景的人。②梁启超晚上倚阑对月，默诵《楞伽经》，心境澄莹开阔。梁启超还作了一些诗，如《楞伽岛》《夜宿坎第湖》《楞伽岛山行即目》《苏彝士河》等。无论是欣赏美景，还是对张君劢的评价，抑或是念经，又或者是作诗，这一切都暗含着梁启超对自我身份转变的一种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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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反省“现代性”：对“科学万能论”的批判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欧洲资本主义社会朝向现代化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例如英国生产过剩而引发的经济危机，社会公共卫生问题，贫富差距悬殊而导致阶级矛盾冲突频发，等等。这也就是艾恺所说的：现代化思潮产生的同时，反现代化思潮也随之出现。①欧战以后，除了这些问题越发显现之外，人们的生活因物质匮乏而越发困难。理性主义不再万能，目前的困难难以解决，社会出现了“理性危机”，对未来丧失了信心。此时的人们被“世纪末”的情绪笼罩着，一直充斥着世界末日、文明灭绝、上帝死了的悲观论调，正如美国记者赛蒙氏跟梁启超哀叹：“唉！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②德国的斯宾格勒在其著作《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就颇有先见之明地预言欧洲的没落，而法国著名作家韦拉里于1919年初就探讨欧人的彷徨失措实际上是陷入了理性危机。③郑师渠指出，战后欧洲的反省存在两个取向，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从唯物论的角度强调“理性的危机”，实际上是在强调资产阶级“理性王国”的危机，从而提出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除社会危机；一是反省现代性，从唯心史观出发，认为理性主义禁锢人性，主张关注人的内心世界与精神家园，最主要表现为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④战后以柏格森为代表的“生命哲学”在战后的欧洲大行其道。胡秋原就曾经说过，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兴起，实际上代表了对科学主义的一种自嘲或者反省。
梁启超在欧洲一年多，除了目睹欧洲物质的匮乏与社会动荡，肯定也受到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梁启超在给弟弟梁启勋的信中，详细描绘自己在法国时的活动，最主要包括四种：见人；听讲；游览；学习英文。在所见的人当中，“生命哲学”巨子柏格森和大外交家笛尔加莎两人最让梁氏感觉得意，因为这两人是梁氏十年以来一直想见到的人。①这番言辞，表明梁启超早年就接触过柏格森的学说，换言之柏格森很早以前就对梁启超产生过影响。梁启超一干人等在见柏格森的前一晚，梁氏与百里、振飞三人提前一天分别准备谈话资料，对于柏格森的著作，也选择了一些关键点以备请教。振飞具有翻译的天赋，然而“无论何时本皆纵横自在，独于访柏氏之前，战战栗栗，唯恐不胜，及既见为长时间之问难，乃大得柏氏之赞叹，谓吾侪研究彼之哲学极深邃云，可愧也。吾告以吾友张东荪译彼之《创化论》已将成，彼大喜过望，所赠印本，乞告东荪努力成之，毋使我负诺责也。”②由此可见，梁启超等人对柏格森的仰慕到了极点，异常重视与柏格森的会面。从好友张东荪对柏格森的著作《创化论》翻译以及柏格森对梁启超等人的评价来看，梁启超显然是接触过并且很熟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这次会面对梁启超的影响是极大的，否则他不会在信里表示“他日复反法，尚拟请柏格森专为我讲授哲学，不审彼有此时日否耳”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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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治学:“欧游”以后的选择..................................38
第一节 “欧游”归来:学者身份的建构.................................38
第二节 治学理想:追求学问的“独立价值”.........................42
结语....................................47
第三章治学：“欧游”以后的选择
第一节“欧游”归来：学者身份的建构
文学论文参考
1920年12月，张东荪和舒新城等人在信中向梁启超报告中国公学风潮的解决情形时，建议梁启超通过到各校讲演和当高校老师的方式以招揽人才，理由是“以城所知，欲举大事，只有师生与朋友可靠”④。张东荪与舒新城等人所说的“大事”，实际上是梁启超在同年5月所说的“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⑤。梁启超确实退出了上层的政治活动，但是他致力于全民教育事业，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的目的仍然是为了“开拓新政治”。换言之，此时梁启超尚未忘却国家的发展，“经世致用”的内在思路一直延续至今。对于梁启超来说，既然要为进步党招揽人才，扩张党势，学校的选择可谓十分重要。梁启超在1920年“欧游”归国以后就在清华学校、南开讲课，十分注意人才的培养。他曾放言：“要之清华、南开两处必须收作吾辈之关中河内。”⑥当时的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对梁启超的声望十分看重，因此他也十分支持梁启超关于扩展南开文科的计划。双向合作的意愿一致达成，梁启超就在该校开展中国文化史的讲解。梁启超因其博学，后又因其名望过大，张伯苓曾一度想把南开的文科交给梁启超管理。梁启超对此感到十分欣喜，并且在给张东荪等人的信中表示：“若将文科全部交我，......对于此事当经一次吾党会议积极进行。”①由此可见，研究系同仁的意见对于梁启超来说还是十分重要的。他还设想了一系列的计划，希望跟研究系的同仁一起致力于南开的文科发展，并认为会将这科发扬光大，“此将来关中河内也”②。由此可见，梁启超可谓是野心勃勃，极其重视在南开大学开展文化教育事业。只可惜当时张东荪和蒋百里等人因有中国公学的公务在身，难以抽身往南开大学就职，这也就使得梁启超为南开大学所制定的一系列计划难以实现。梁启超所渴望筹划的“东方文化研究院”因经费有限，难以筹建，他自身的讲学方向在此时也发生了转变,因此他将目光转向当时的清华学校。当时的清华学校使梁启超突破了替研究系延揽人才的局限性，关心学生，致力于学术研究，使其学者的身份得以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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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梁启超曾说：“今夫所谓爱国之士，苟其事有利于国者，则虽败己之身，裂己之名，犹当为之。”①他对爱国之士所作的定义，实际上也在说明自己“善变”的原因。和许多传统知识分子一样，梁启超的成长经历与近代中国的转型过程紧密相连。随着洋枪炮火一同进来的，还有“西学东渐”。正是在这个充满屈辱的过程中，梁启超等一众知识分子怀着矛盾的心情寻求救国之道。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在日本人的帮助下流亡至日本。当他刚到达日本之时，正是浮田和民的“新国家主义”大昌之时。在“新国家主义”的影响下，梁启超提倡中国应当建立民族主义国家。后来接触了伯伦知理关于国家主义的学说，他转而认同伯伦知理提倡的“国家有机体说”，这为他后来提倡中国建设“世界的国家”埋下了伏笔。随着南北议和的达成以及清帝退位，梁启超深知君主立宪制难以实现，从而转为拥护共和，主张建立“世界的国家”。为实现这一目标，他主张中国实行政党政治，后因自身以及环境的原因，陷入了政党政治的内在困境，对政治心生失望与厌倦，从而退出政坛。
一战结束之后，世界出现了两个取向：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强调“理性危机”的出现，主张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以消除理性危机；一是反省现代性，对理性主义进行批判，关注人的自由意志与精神世界，最主要表现为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②梁启超怀着“求一点学问”与向世人申诉中国冤屈的心情，毅然踏上了“欧游”之旅。梁启超到达欧洲以后，目睹欧洲物质的穷困与频发的社会革命，颠覆了头脑中关于欧洲美好的形象。他接触了以柏格森为代表的“生命哲学”，开始批判“科学万能论”，将非理性主义思潮引进中国国内。梁启超对国际主持公道的言论充满信心，然而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列强为了自己的利益，弃中国利益不顾，将山东权益转交给日本，使他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本质认识加深，不再寄希望于资本主义国家。梁启超发现欧洲物质文化的不足，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救济西方的物质文化，主张进行调和，化合中西方文化。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