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本文试图以刊物《中国》为主要研究对象，把文学研究的视野从纯粹的文本研究拓展至文学传播与当代文学史的关系研究，关注文本生成的潜隐结构，通过对《中国》创刊历程、编辑思想、刊发的文学文本与时论文本，以及重视的文学思潮为多重参照，考查文学生产内部的权力构成。
第一章《中国》刊物的基本面貌
第一节“老作家”现实焦虑的移置与自洽——《中国》的创办
1980年代初期，全国经济朝着“改革开放”的方向前进，经济领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社会语境也更为开化，文学与政治的蜜月期逐渐结束。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文学内部的发展规律与艺术特征，确立了新时期党对文艺工作指导的具体任务，重申了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有效性，文学氛围得以逐步开化。1950—1970年代“一体化”文学格局在这一时期开始解体，五四时期多元共生的文学格局成了1980年代文学界知识、想象的重要来源，与文学格局逐步松绑相伴而生的是期刊生态的繁荣。文学思潮多元化格局的奠定离不开期刊媒介的加持与引领。1985年是文学期刊发展的鼎盛时期，文学期刊爆发式的增长，促进了1980年代中期多元文学思潮并存局面的形成。如1980年代的《收获》杂志掀起了先锋小说的潮流；同时期复刊的《人民文学》成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及改革文学思潮的阵地；1978年创刊的《新文学史料》着重刊发现代成名作家的回忆录，为“重写文学史”做了扎实的史料准备；《上海文学》着重刊发文学评论，对1980年代形成的文学思潮及时地做出标注与解答，推动文学思潮之间相互争鸣这一局面的形成。《中国》在这一开化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以边缘探索的姿态出现在大众面前。
《中国》创刊之初的编辑多为中国现代成名作家，这一批作家不愿将文学活动局限于狭小的领域，虽处于人生暮年，仍有较强的文学创造力，有丰富的文学编辑经验，他们意欲寻找表现自己文学创作的平台，欲在文学刊物上大有作为。同时，在1985年文化热背景下，这批老作家看到了青年作家“洋化”式创作给中国文学带来的明显的断裂和缝隙，他们希望以《中国》为平台，进一步弥合新老作家之间的代沟，加强与青年作家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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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以“编辑观”引领“创作观”——《中国》的编辑思想
《中国》刊物的异彩纷呈离不开编辑的努力，编辑是作家作品的第一位读者与批评者，是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中介，是判断作家与作品在群众中会起到何种影响，又会传递何种价值观的一批人。《中国》1985年的编辑团队可以分为“固守”传统派和“锐意”求新派，前者包括魏巍、刘绍棠、舒群、雷加；后者显而易见包括丁玲、牛汉、冯夏熊等。1984年8月21日《中国文学》第一次会议上，丁玲和陈明提出了编委会名单，艾青、孙犁、骆宾基纷纷回信婉拒编委一职，经调整和协商为保持刊物稳健持重并以“老作家”编委与创作为特色的面貌，最后敲定主编为丁玲、舒群，副主编为魏巍、雷加、牛汉、刘绍棠六人，编委成员则由陕西的杜鹏程、贾平凹；山西的西戎、广东的秦牧等十五人组成。
作为主编，丁玲有着丰富的办刊经验。她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创编刊物，先后创办同人刊物《人间》《红黑》，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解放日报》文艺副刊，20世纪50年代主编机关刊物《文艺报》《人民文学》，20世纪80年代主编中国作协刊物《中国》。“启蒙”和“革命”是贯穿丁玲编辑生涯的两个重要主题。
第一，丁玲不仅是一位文学家，更是一位编辑家。丁玲从1930年代编辑《北斗》时便开始注重挖掘和培育文学新人。晚年丁玲编辑《中国》，始终秉持这一编辑思想，组稿时，她不满足于仅从作协收稿，直接深入校园，挖掘校园中有潜力的文学新人与学术新人。这一做法为1980年代的文学创作领域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丁玲在1986年创刊号“编者的话”中说道：“《中国》愿意尽自己的力量，对那些无论在多么艰苦环境里都怀着对崇高的艺术理想不懈追求，并始终严肃对待社会和人生，心怀热忱的作家就行扶植。”①《中国》致力于发掘文坛新秀。同时，丁玲作为文学编辑，有着锐利的文学眼光，也有编辑家应有的胆识和勇气。《中国》刊物上出现了在1980年代颇有争议的白桦、张辛欣、遇罗锦等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得以刊发皆受益于丁玲宽怀的编辑方针。大抵是因为丁玲早年被雨淋过，她懂得为同样处境的遭受困难的作家撑起一把伞。白桦的电影作品《苦恋》在“清污”运动中遭到批评。尽管如此，丁玲在《中国》筹备阶段，依旧向白桦约稿。当《中国》收到白桦的作品《秋天回旋曲》时，第一时间征询了丁玲的意见，丁玲说：“只有他写的不是苦恋，还是可以发的嘛。”白桦的《秋天的回旋曲》得以在1985年第2期的《中国》上顺利发表。他得知录稿消息后，第一时间跑到丁玲的住所，满怀感激地说：“我还是你在多福巷（丁玲1950年代的住所）时看到的白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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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固守与求新——《中国》的小说
第一节革命叙事的变奏
1980年代中期，《中国》不断探寻革命叙事中的“力”。他们将目光聚焦于“革命”本身，在凝固的“革命”与1980年代“现代化”的矛盾中，逐渐打开了新的探索空间，谱成了1930年代以来的革命叙事的变奏曲。这些作品以一种特殊方式，使历史叙述和革命想象相互融合、渗透，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正如我们所知，“老作家”刊物曾经是《中国》期刊的定位，革命话语是这批老作家生命体验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因而，重拾“革命”话语，既是老一代作家的“债务”，也是他们在1980年代创作的契机。在《中国》场域中，他们对于“革命”叙事小说的推崇，不仅体现在自身的创作中，更表现在对于同类题材写作青年作家的支持上。发表于《中国》关于革命叙事的作品，不仅是从1980年代意识形态获取资源的，也是从延安时代的文艺实践中获得资源的。它们回归了五四新文学为代表的启蒙文化传统以及抗战以来的战争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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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反思的深化
《中国》刊物对历史的反思不仅停留于对革命文学的拾忆，它还在改革题材、农村题材、人与自然题材中体现出了对当下社会、政治的反思。换言之，《中国》场域刊登的革命叙事小说着重清理的是不符合新时期文学发展的那一面，改革题材、人与自然题材、农村题材则更多地将目光放置在当下，清理的是1980年代中期在社会、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巨变给人们精神带来的焦虑与断裂。
一、塑造与思考“社会主义新人”——以《中国》改革文学为例。
1980年代的文学潮流，在反复思考了诸种社会问题后，便开始传唤能够促进社会发展的英雄形象的出现。作家们逐渐认识到，要解决社会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发展经济、生产力。因此，对英雄的呼唤这一心理定势在艺术中逐渐显露了出来。与主流思潮不一致的点在于，《中国》改革题材小说塑造了悲壮的英雄式改革人物，这些人物渗透进了社会每一角落的敏感触点中，从生产队改革到国有农场改革，从城市企业改革到科学研究改革，传唤出的是一批洋溢着悲痛的改革气息的“改革题材”的作品。这一类作品有汪曾祺《故乡水》（1985.02）雷加《七个……和一个》（1985.03）刘家祥《破釜沉舟》（1985.02）王金年《党委书记》（1985.01）孟久成《从门到窗是十步》（1985.06）成毓真《梦……》（1986.02）临青的《雪焰》（1985.03）等。如果说《中国》刊登“农村题材”是为了从传统中寻找稳定的文化表述空间，那么《中国》刊登“改革题材”的作品，是为了从现实中传唤出一批能促进改革进程的英雄形象。
譬如，刘家祥（1985年第2期）《破釜沉舟》主要塑造的是国有农场中改革者“李丰”的形象，他对抗的是国有企业中因循守旧的人物群体。如我们所知，1950-1970年代的企业工人逐渐形成了“铁饭碗”思维，一方面他们不愿意以绩效为标准，去获得应有的工资，另一方面，他们在感情上也不愿与惯性撕扯。“老一辈垦荒者头顶蓝天，脚踏荒原，他们把大半辈子都献给了这块土地，在这里建起了一个又一个国营农场，而今天，要把土地、拖拉机一家一家地分开，这对他们来讲，在感情上有些想不通。”①为解决这情况，“英雄”李丰巧妙地在茂林队实行“单车承包、全奖全赔”制度，虽引起了孙培等农民的反抗，掀起一阵阵风波。但家庭农场制度在李丰的经营下取得了成功。茂林队也从原来一年亏损三十万的状态变成了如今的安居乐业、五谷丰登，一个个家庭农场、专业户、承包户出现了，落实了，茂林队的春天也在悄悄来临。小说塑造出了李丰这一大刀阔斧、锐意改革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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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远眺与返照——《中国》的诗歌 ............................ 46
第一节 主旋律的探索——以政治抒情诗为例 .......................... 47
第二节 潮流之内的新诗探索——以“九叶派”“七月派”为例 .......... 50
第三节 潮流之外的边缘求索——《中国》“朦胧诗”的研究 .......... 55
第四节 引领潮流的努力——《中国》“新生代”诗歌的研究 .......... 59
第四章 内转与外突——《中国》的文学批评 ............................. 65
第一节 从传统文论中汲取资源——现实主义批评的深化 ............. 65
第二节 从西方文化中吸取营养——现实主义批评的拓展 ............. 70
结语 ........................................... 76
第四章内转与外突——《中国》的文学批评
第一节从传统文论中汲取资源——现实主义批评的深化
文学论文参考
1980年代文学批评更加多元化，一是它开始从社会学范畴、心理学领域出找寻资源，比如从西方传入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存在主义等获取资源，充实自我。二是以各式批评方式进入中国文学批评领域为语境，文学批评的概念得到了拓展与创新。从1980年代初期的“美学热”到1985年先锋批评的出现；由1980年代前期的“文化热”转向1985年的纯文学趋势，无不证明着上述论点。这说明，1980年代文学批评与总的面貌是“向外看”的，不管是在资源的选取上，或是在新术语的运用上，都是极具创新性的。令人遗憾的是，1980年代文学批评所依据的创新资源，大多是西方的理论资源。与此相反，《中国》评论专栏的文学批评与文学评论是“向回看”的，笔者发现，它始终弥合着1980年代文学批评中“断裂”所造成的鸿沟。
其一，《中国》文学批评对传统文论中的批评资源进行借用，力图加深读者对1980年代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理解，比如陈早春的《雪峰现实主义理论初探》（1985.02）和唐弢《雪峰—鲁迅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阐述者和发展者》(86.04)，都是以冯雪峰文论为资源，来清理现实主义的负荷。发表在《中国》的《雪峰现实主义初探》一文，系丁玲本人所取的稿件，丁玲得知稿件出版之路非常曲折后，请亲夫陈明当面讨稿。当时，丁玲从《中国》抽了两篇已排好的稿件，而把此文置于《中国》1985年第二期第一篇中。这篇文论虽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但它却成了一篇重要的评论文本。唐弢《雪峰—鲁迅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阐述者和发展者》(86.04)与该文类似，也是谈及冯雪峰文艺观念的。两篇论文具有扎实的文学理论气息，是对冯雪峰现实主义的再阐发。冯雪峰开创了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在“左翼”文学运动中起着组织和领导的作用。他献身于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建设与创作实践，“左联后期”他批判“左”的路线的干扰下“新写实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左”的路线割裂了文学历史的传统，割裂了五四“现实主义传统”，在一定程度上覆盖掉了作家的主观作用。冯雪峰对两种创作方法的批判是为了复归主观主义的运用，进而强调“感性活动”的实践，强调主客观的辩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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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中国》文学场场域内出现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各种潮流并存的现象，刊物思潮虽然多元化，但也不是漫无重心。现实主义潮流包括《中国》刊登的反思小说、改革小说，浪漫主义思潮则通过庞天舒军旅题材的作品呈现了出来。现代主义思潮囊括了《中国》刊登的朦胧诗，先锋小说或新潮小说。而后现代主义思潮由《中国》刊发的新生代诗歌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此外，《中国》刊发的现实主义作品呈现出更为开放的姿态，容纳现代主义表现技巧。现代派作品也逐渐回归故事形态，或导向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潮，或导向上古时期极具象征意义的传统“意象”，言之有物又具有厚度。《中国》编辑将1980年代各类文学创作潮流混合交叉，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现实主义与现代派创作手法之间融合的一种实验性的探索，推动了文学创作的发展与创新。
《中国》为缝合新时期的历史缝隙做出了贡献。刊物中刊发的大量的富有历史纵深感的作品，如舒群《黄河女》（1985.05）田东照《河那边的红枣排》（1985.03）《黄河在这儿转了一个弯》（1985.02）等作品呈现出了十七年文学的基本特点。《黄河女》一文用浪漫主义手法歌颂领袖、赞美社会主义和人民。田东照笔下描写象征着民族血缘与地缘归属的传统意象，回忆着苦难的过去，回忆着过去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十七年”文学中对红色中国、乡土中国的描写的主题。1985年的《中国》意图将1950—1970年代革命范式中包含的救亡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面貌呈现出来。同时也将五四以来革命范式中既有的知识分子所包含的能量呈现出来，弥补前者的缺陷，为1980年代革命范式作品探索提供新的创新路径。1985年的《中国》没有运用西方式现代化创作的路径，而是持着温和，类似于向“回”看的文学手段。这种手段往往被学界指责为“左”，或者称之为抱守残缺。1986年刊物换之以革新、新锐的姿态。它尝试着语言的变革、尝试用各式夸张、变形的现代派手法去描绘人心灵深处的真实的情感，不断地挑战读者的阅读感受。这个时候《中国》又被从右面攻击，它突破了原来既定的政治方向，甚至出现了挑战政治禁忌或者溢出体制边界的倾向。可是从当下的场域倒回去看，无论是1985年的温和稳重还是1986年的新锐、先锋，《中国》“不合潮流”的做法无疑是有着革新的姿态的，是循着缝合文学缝隙的路子走的。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