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论文通过“晋军崛起”作家群在三晋文化传统召唤下生成的地方经验为整个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研究范例。
第一章“晋军崛起”与三晋地域文化
第一节“晋军崛起”与表里山河
山西的地理环境固有“表里山河”之称，《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云：“子犯曰：‘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使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杜预注：“晋国外河而内山。”说明山西在古代因有山河天堑作为屏障而成为军事要地。
山西以“表里山河”为特征的地理环境特征，深刻影响了“晋军崛起”的价值观念、生活经验、作家气质等文化心理结构，从而影响了作品题材，这正是文学地域性的具体表现。以文化地理学的方法切入，可以发现地域差异塑造了山西文学的独特风格，正所谓“盖山川水土不同，斯性情才情各异，故发为声诗，亦互有别……亦自然环境使然也”1。本节通过阐释山地、黄土地、黄河等“晋军崛起”作品中的典型文化意象，表现“晋军崛起”立足本土的地域空间结构，重绘中国当代文学空间地图的尝试。山西作家对自然风物的描摹不是单纯地书写客观样态，也不是对山川面貌做风景化的抽象与形塑，而是在自然风景的铺陈中融入生命的激情与活力，同时表现乡土情结、都市困惑、人性发展等空间隐喻意义。
第一，从地理环境看，三晋地区山地面积广阔，古人称之为“表里山河，屏蔽中央”。三晋文化区周边有吕梁山、太行山等高山，也有晋陕大峡谷，内部有多个盆地，部分地区还有大漠、黄河，人民的生产生活多集中在高山河谷地区。活动不便、封闭性强等特征也使得山西的地方性自然风光在保持了自身的稳定性。平原稀少而偏远，山地是“晋军崛起”小说中最常塑造的景观，在山地种植农产品发展出了具有特色的梯田形态。在成一的小说中，村落在山脉的环抱中，平川上散布着农田村庄，远处的山脉苍翠，“能望见整齐了的一层一层的水平田”1。焦祖尧的小说也描绘了挂在半坡上的梯田和“四周的沟沟壑壑”2，侧面表现出在山西从事生产生活的艰难环境。
文学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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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晋军崛起”与三晋民俗文化
“晋军崛起”的小说客观呈现并创造性重塑了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民间信仰等地方性知识，其主要来源是历史悠久的三晋民俗文化。进入新时期，“晋军崛起”运用全新的审美原则自觉反思、重新梳理民俗文化资源，实现了创作新突破，让承载了三晋地区厚重文明之风的小说作品展现出民俗学的深刻价值。对于保留在全球化时代中逐渐消逝的民风民俗，保护中国民间浓郁的文化形态，为中华民族保留文化记忆与文化根脉有重要意义。
第一，以乡土社会为基质的衣、食、住、行方式，是历史文化与人民生活习俗的土壤中孕育出的独特的文化现象。进入新时期，作家们重新发掘了知青时期的自然环境灾害、劳改生活等一些过去刻意规避，未被充分表述的话题。“晋军崛起”的饥饿书写就是其中之一。时常食不果腹的村民“肚子越饿，越梦想到吃八八六六（八凉八热或六凉六热）。”燕麦面或者玉米面稀粥是普通百姓平常的食物，遇到饥荒的年代，农民们大量囤积野生苦菜，作为粮食储备腌渍在瓮里能储存一年。黄土高原地区气候高寒，不利于蔬菜作物生长，只有面食是主要食物的情况下，人们最大限度地发挥了食用面食的智慧，花样翻新地增加饮食乐趣。人们吃燕麦面做的“鱼鱼”（面条），佐以“斋斋苗”（野生的韭菜）或黄米油炸糕。“鱼鱼”是一种制作工艺，是莜面搓成的一寸长短两头尖，形似小鱼儿的面食1，还有“山膚菇山药蛋菠面鱼鱼”2等。大家艰难地分食有限的食用油，一人一年半斤油，一家四口“只能分到二斤油。二斤油全家要吃一年。”3村民苦中作乐，发明了共同分享食物的方式“打平花”，“打平花”指的是每家每户集中屯粮再一起分享的饮食方式，纵然集合了多家的物料，食物仍是匮乏的：“家里常有的只有莜面（燕麦面粉）、山药蛋或玉米。”4贫困家庭的救济粮是“一碟家腌老萝卜头，一盘蒜拌苣苣菜，搅着些短截截红薯面粉条，大钵碗里堆着五七个黄面窝窝头。”5在此基础上，杂拌一些粗粮就成为了可供全家饱腹的餐食。水资源短缺的难题也是农村地区面临的严峻挑战，作者对水的描写不仅将“水”作为一种自然生态意象描写，更将“水”作为探寻整个农村社会问题的纽带，吃水问题是有些农村愁苦难解的问题，天冷上冻后，“一截水管被冻就得一处一处找，找到了拿火烤”6，不仅天冷时吃水难，农业生产用水也得不到保障，人们极度渴望降雨降水，没有降水后的大旱直接导致“地里的小麦全瘪着粒，高粱玉米蔫卷枯黄。一过夏天，靠天吃饭的人都仰起脖子看天”7，将人民群众对水的渴望与生命渺小无力的喟叹抒发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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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晋军崛起”与三晋历史文化
第一节三晋乡村书写的突围与深化
新时期以来，我国现代化进程加快，促使数十年间的乡村经济和文化发展发生了巨大改变，山西乡村史的题中之义是表现山西乡村由繁荣到衰败的历史进程与现代化经验。不同于十七年文学中作家以政治启蒙为目的开展乡土书写，他们借助现代的纯粹理性精神检视乡土人情，“晋军崛起”宏观建构着乡村发展面貌，打破了一味表现破败面貌的乡村描写痼疾，弥合了乡村实际与文学想象之间的裂缝。发现乡村发展数十年间面对的转型困境，主要是对现代化道路的“渴望”与对乡土精神的怀恋。在现代化改造的初期，山西的乡村社会结构开始变得松散，仅凭农耕生产、完全依赖土地的落后方式已经难以维持传统乡村的社会结构，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已经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方式。“晋军崛起”以文学创作及时反映了这一历史趋势，不断寻找变化中的农村样态。王东满小说《点燃朝霞的人》中的主人公栾金彪高中毕业后回村郁郁不得志，打架斗殴锒铛入狱，劳改期间学会了烧砖技术，提前释放回村后赶上村里改革，他承包了村里的砖窑，凭借过人胆识，从曾经的“混世魔王”变成致富能手，说明时代发展为个体创造的机遇和挑战。李骏虎的《前面就是麦季》与《母系氏家》等小说表现了农村循序渐进改革的情况，农民开始通过多样化的工作方法实现人生价值，如动手组合家具、承包开采煤窑、参与政府征地项目、进城打工卖菜等。小说《洼地》中的主人公马占奎是时代的先行者，他最先发现本村的优质土壤，第一时间与朋友合伙开砖瓦窑；发现奶牛值钱后开始饲养奶牛；知道树木珍贵就在河滩上植树造林；看到村边的臭水洼就想到将此地改造成蔬菜工厂。作家以点盖面地说明在乡村社会中，具有敏锐现代意识的农民已经突破了原先束手束脚的小农思想，转变为有致富头脑的现代农民。成一80年代的农村题材小说与上一个十年的作品相比，在思想意识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作品中70年代的农民仅仅追求温饱，80年代后的农民逐渐渴望用民主、科学和现代化的思想改变头脑。《陈家轶事》讲述了农村生活变好后，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随之提高：“爹”有了呢子褂，“儿”穿上了新皮鞋，“媳”给女儿做了“风骚裤”，“女”戴上了梅花表，每个人都自觉追求着新鲜事物，社会求新求变的社会风尚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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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三晋城市空间的文化记忆与生存体验
山西现代城市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复杂发展过程，不同城市的历史发展进程培养出个性鲜明的外在形式，与内涵独特的精神品格。“晋军崛起”的小说创作以山西城市的文化记忆为叙事根基，将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经验与个体记忆结合起来，通过城市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与城市人的当下体验，反观底层民众的权力想象，为当代城市互观提供了生动的文学样本。山西作家的城镇书写，用“文学中的城市”替换了“城市中的文学”的研究思路，活跃了中国当代城市文学的学术思维，历史地阐释当代中国城镇文学的结构。
从历史上看，作为山西省省会的太原市在明清时期已经确立了区域政治中心的地位，进入新时期后，虽然受到所处地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但是山西省内多个城市都展现出了自身发展的实力。1“晋军崛起”在城市书写中取得的突出成绩，打破了人们对山西作家只能写好“土气”的农村题材小说的刻板印象。正如蒋韵所说：“城市题材在山西的文学创作中似乎是非主流。但是生活在太原这样一个都市文化氛围中的作家群体不应忽视都市题材的创作。”山西作家的城市书写反映了农民由乡入城的自觉选择，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乃至世界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景观，作家用全新的城乡互观视角，探究“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先锋与守成”等命题的关系，具有全新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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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晋军崛起”与三晋审美文化 ............................... 48
第一节 对“山药蛋派”的继承与超越 ......................... 48
第二节 “晋军崛起”的现代主义追求 .................................. 52
第三节 立足“文化寻根”的史诗品格 .............................. 57
余论 “晋军崛起”的文化语境与未来展望 ......................... 64
第三章“晋军崛起”与三晋审美文化
第一节对“山药蛋派”的继承与超越
“山药蛋派”与“晋军崛起”都达到了现当代文学史上山西小说创作的巅峰，它们从各自时代的审美意识中产生，无论在历史意义还是现实意义方面，二者是一脉相承而又各自不同的。“晋军崛起”的创作相较于现代文学传统意义的乡土小说，不再单一地揭示某种社会现象或政治问题，而是整体观照人类的生活情况，抵达人类复杂的精神思想，呼唤社会变革后更深层次的文化变革。
第一，“晋军崛起”坚持了“山药蛋派”乡土文学的现实主义品格。正如段崇轩所说：“山西是一个有着深厚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并以乡村题材小说为强项的文学大省。”2由于地域文化传统、审美情趣等方面的原因，现实主义在山西当代文学中仍然是一条强劲的主脉，以“山药蛋派”创始作家为起点，这条主脉对后世山西作家群始终有深远的影响。
第二，在现代文学的作品中，社会底层个体的生存状况一直被置于“宏大叙事”中而丧失了“本体性”位置。他们或受到阶级压迫的折磨，或成为需要政治解放的对象。新时期来临后，人们的主观愿望和客观存在时常是相互对立的，个人再次被资本物欲放逐，成为城乡二元对立的组成部分。“晋军崛起”的创作始终关注社会现实的价值需求，不断深入思索历史与现实的意义，最终进入人的存在层面，以人为价值本位进行关怀，或以对社会的批判反思为价值本位。对个人价值的思索是新时期“晋军崛起”的全新学术关注点。焦祖尧的小说《跋涉者》对“煤矿工究竟为何物”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的论述，思考他们到底是出煤的工具，还是人，抑或是矿山的主人，发出了要重视爱护“人”的呼声，鼓励矿工支配自己的命运，真正当家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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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晋军崛起”的文化语境与未来展望
山西素有文学大省之称，由于小说创作的成功，“晋军崛起”在新时期文坛上成为了坚实的创作主力。这一区域性作家群汇集了本土作家张石山、韩石山、周宗奇、王东满、燕治国、张平等人，也有通过插队或分配到山西的外来作家成一、郑义、李锐、柯云路等，他们用新的思想和文化视野观照社会现实，促使“晋军崛起”跳出地域，为当代文坛的作家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创作经验。
本文从区域文化与作家群体的生成角度进行研究，并不是要为山西再一次书写文学史，而是以具有明显区域文化特征的作家、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区域文化是怎样渗透进入作家创作，为这种创作打上独特的印记，包含着地域作家自觉建构区域文学的努力。对当代以来边缘地区文化传统的重视是基于对学术历史的自我反省后的开拓之举，具有深化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
以地域为分类标准讨论中国众多作家的创作实践，不仅有重现弘扬地域文化的重要作用，而且可以揭示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为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创作经验。新时期以来，无论晋军、陕军、苏军、鲁军，不同的“地方”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存在形态，具有不断发展与演化的可能性。从古至今，山西作家一直重视书写地域文化，将留存下来的文化记忆作为创作的内在逻辑，同时通过历史文献、民间文学等文化素材组建了与历史对话的丰富素材。正如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的“集体记忆”概念，每一个集体会有自己的忘记，同时也会有自己的群体记忆1。这种群体记忆凝结了群体中个体的共同经历，最终凝结成集体留存。“晋军崛起”意识到地域文化记忆是发扬当代文化传统重要资源，他们的本土文化书写不仅表现出作家自觉创作的使命感，而且彰显了自身的崇高感。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