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笔者认为女性作家应如何平衡自身与时代的关系，如何处理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以何种方式将创作与时代进行有机联系，既能坚守女性身份和作家身份，又能够与时代保持一定距离，对时代发展的各种现象和问题加以理性地审视，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第一章战时流亡与萧红小说主体精神生成
第一节国家民族意识的强化
“作家的经验、需要、情绪、认识、文化结构，不完全是由他个人所决定的，从一种更高的层次来看，它们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是从属于整个社会、种族的文化系统的。”[1]就萧红文学创作的历程而言，萧红在小说创作层面所呈现的国家民族意识的强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有着极为紧密的关联，是对于抗战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自觉反映。
国家民族意识生成于近代中国社会兴起的国家民族观念，同时也基于对西方列强的种种入侵行径所采取的反抗与斗争，国家民族意识对中国现代社会的思想潮流和文艺理念的演变趋向起着至关重要的导引作用，如果说五四时期的国家民族意识的主要文学体现是在改造国民精神这一层面，那么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抗日战争爆发的紧迫现实局势则使得国家民族意识与中国现代文学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使得东北地区陷落在日寇的铁蹄之下，作为在抗战爆发之后登上文坛的东北作家，萧红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就东北为背景展开书写，在强烈的地域意识之中呈现出一定的国家民族意识，折射出大时代下的悲痛与愤慨。在东北生活期间，萧红先后完成或发表具有强烈时代色彩的短篇小说《看风筝》《腿上的绷带》《两个青蛙》《离去》《麦场》《菜圃》（即《生死场》前两章）等，但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其早年在东北时期完成的小说是受限于自身经验的，即，萧红只能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相关见闻来进行文学书写，加之这一时期的萧红身处哈尔滨左翼文化圈中，与萧军成为“牵牛坊”的一员，因此，萧红完成于创作初期的小说还受到左翼文艺理念的影响。从中可见，虽然萧红早年基于自身经验和左翼话语推动下的东北书写中彰显出对国家和民族现实处境的观照，但在这种观照中，萧红创作的主体精神并不明显。在东北生活期间，萧红与萧军二人自费出版的作品集《跋涉》可以看作是其早期创作的一个小的巅峰。作品集一经发表便受到当时文坛的广泛关注，但与此同时，二萧及作品集《跋涉》也随即受到日本反动当局的注意，作品集被查封，二萧也深陷被捕的恐惧中，受动荡的时局所迫，二萧于1934年6月12日离开哈尔滨，次日抵达大连，6月15日转赴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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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苦难意识的放大
苦难可具体阐释为生存本质中的一种存在样态，往往呈现出生命历程中的哀伤与苦痛，在萧红短暂的人生中，半生都经历着战争带来的伤痛，也由此承受着来自世间的多重苦难，其中战时的流亡之苦对萧红的冲击最为强烈。因此，萧红自登上文坛以来，就将深重的苦难意识注入到小说创作之中，而在萧红笔下，对战争背景下的苦难进行书写不在于揭示苦难本身，也不在于对战时文学语境的迎合，而是一种观照生命和感受生命的方式，萧红通过对战时社会下苦难的书写来展现底层普通群众的生命在极致状态下的种种挣扎和变迁，其苦难意识随着战争局势的不断变动而逐渐呈现出新的内涵和意蕴。
“每个人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随着他介入社会的机会和几率的相应增长，以及充当的社会角色的不断丰富，——一句话，随着他见的‘世面’越来越广泛，各种各样的体验也不期而至。”[1]回望萧红的早年生活，可以看出，萧红自幼年起，便饱经苦难折磨，父亲的冷漠和母亲的过早离世，使得萧红感受缺少亲情的痛苦，慈祥和蔼的老祖父所给予的爱与温暖是萧红回望童年时唯一的光亮，长大后，萧红想要继续求学的念头与家庭希望她尽快完婚的想法产生强烈的冲突，萧红以两度逃婚来对抗父亲的权威，但都以走投无路陷入困境，先后在阿城福昌屯和东兴顺旅店承受被禁足的痛苦，在第二次囚禁中，萧红还要独自面对旅馆老板要将其卖到妓院抵债的威胁，无奈之下，萧红给《国际协报》写信求救，得遇萧军，两人迅速相爱并同居。同年8月，萧红在洪灾中逃脱危机，月底，萧红腹痛剧烈并早产，迫于二人极度贫困的生存现状，萧红将孩子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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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战争体验与萧红小说叙事
第一节从纪实到追忆：萧红创作题材的演变
作为“出走的娜拉”，萧红与家庭决裂后一度流落底层，加之左翼文化的影响，萧红初登文坛时的小说创作源自个人战争体验下对时代和社会的纪实，随着战争对萧红生命威胁的不断加深，以及萧红在流亡中对战时世相的体察，萧红逐渐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因此，在全面抗战之后，萧红转而面向人本身进行创作，侧重于揭示战争对底层群体造成的身心创伤，在战火纷飞的大环境下，萧红没有迎合主流的文艺理念，而是将国家民族的出路指向国民精神的重建，由此，在创作后期，萧红通过书写系列追忆童年题材的小说来表达对时代与自我的反思。
一、个体经验下的社会写实
萧红早年在逃离家庭之后，一度过着“只有饥寒，没有青春”[1]的生活。在散文《初冬》里，萧红记录了弟弟冬日里劝说她回家的话语，“那么你就这个样子吗？你瘦了！你快要生病了！你的衣服也太薄啊”[2]，流浪街头的萧红后来又陷落于东兴顺旅馆，处境极度凄然，与萧军相爱后，忍饥挨饿依旧是二人生活的常态，萧红的散文集《商市街》里，生存的艰难充斥在字里行间，“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1]“‘借钱’，‘借钱’，朗华每日出去‘借钱’，他借回来的钱总是很少，三角，五角，借到一元都是很稀有的事。”[2]从中可见，“在一切需要之中，生理需要是最优先的。这意味着，在某种极端的情况下，即一个人生活必须的一切都没有的情况下，很可能主要的动机就是生理的需要”[3]，对离家后贫苦生活的真切体验，加之此前被囚禁在阿城时对地主家庭内部的审视，以及童年时期对穷人生活处境的悲悯，这些方面构成了萧红小说创作初期书写社会面貌的内在因素，就外部环境来说，萧红在学生时代深受进步思想的感召，后来受哈尔滨的左翼文化圈“牵牛坊”的影响，这都是萧红早年创作呈现出强烈的时代色彩的成因。萧红这一时期的小说题材可分为两类，一类旨在揭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种种苦难，或者是阶级矛盾所引发的悲惨命运，或者是底层穷人的生存苦难，另一类则书写革命事业的崇高和革命者的光辉形象。萧红走向文坛后发表的第一部小说《王阿嫂的死》就以敏锐的观察眼光直指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哈尔滨时期的小说《夜风》也同样将笔触对准地主阶级，不但对农民的悲剧命运加以着墨，结尾部分所写的农民集体的反抗，无疑是这部小说的一抹亮色。在《哑老人》一文中，作者着力揭露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压迫，孙女小岚遭工厂主毒打致死，没有生活来源的哑老人因此无人照料死于火灾的情节则深刻控诉了资产阶级的严重剥削而导致的底层家庭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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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从男权视野到社会视野：萧红女性叙事的深化
在战争年代背井离乡、几经辗转的生命历程中，萧红体味着女性在战争期间的性别困境，即在身体层面所遭遇的痛苦经验和内心深处焦虑无助的情绪记忆，“焦虑或者是惧怕的对象往往是一个创伤因素的表现”[1]，这些创伤性的体验虽一度给予萧红沉重的打击，但她始终未曾屈服于性别身份在战争环境下的重重束缚，面对女性悲凉的人生际遇，萧红选择将自身亲历的苦难转化为对战时社会广大女性群体命运的深刻体察与极度悲悯，以写实的笔触不断揭示出女性在抗战期间近乎被遮蔽的人生难题，探寻女性群体解放的出路，面向女性的精神维度加以开拓。
一、受制于男权视野的身体困境“
儿童期创伤来源可能是突如其来的一次性重大打击，也可能是一系列的打击所导致的精神后果，这些事件的发生打破了儿童的安全感、满足感和自我价值感。”[2]萧红早年生活中爱与安全感的缺失成为笼罩萧红生命的浓重阴影，成年后的萧红离开家庭，但当时的东北已深陷日寇的侵略，动荡的战时社会无法为“出走的娜拉”们提供生存的环境，为了摆脱生存的焦虑，萧红在无奈之下依附未婚夫汪恩甲，但汪恩甲的了无音信再次将萧红推向生存的绝境，怀有身孕的萧红切身体会着分娩带给女性的苦痛，在战争期间与萧军多年的婚姻关系中，萧军的种种暴力也带给萧红极大的身心创伤。萧红将充满创伤的体验与记忆融入到创作之中，在抗日战争的大时代背景之下，对农村女性的多重人生苦难加以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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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战争作为远景:萧红小说的文本特征 ............................. 32
第一节 抗战文学话语实践的“独异性” .................................. 32
第二节 抗战文学的“常”与“变” .................................. 35
结语 ...................................... 39
第三章战争作为远景：萧红小说的文本特征
第一节抗战文学话语实践的“独异性”
萧红在抗战期间的文学创作中所展现出的对小说体式“簇新感”的不断追求和对启蒙话语的自觉坚守，彰显出作家本人的创作理性和思想深度，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战文学内涵的丰富和表现形式的拓展提供了独具特色的文学话语实践。
一、跨界言说：小说体式的“簇新感”
萧红战时的创作生涯中，一直因为小说形式对左翼文艺和抗战文艺的写作规范的背离而受到普遍质疑，但其始终以具体的创作实践显示出不拘泥于固有陈规的创新勇气和创作才情，在战争环境下坚持对现代小说体式进行大胆的探索与开拓，从而在战时文坛中彰显出跨界且无可复制的写作风格，为中国现当代小说新的文学风格的形成做出显著贡献。
在萧红走向中国现代文坛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现代小说的创作模式和行文章法已经初具形态，彰显着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写实小说和洋溢着个性化气息的抒情小说各自发展，初步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基本格局。而面对中国当时日益紧张的战争形势和普通百姓在战时社会举步维艰的生存现状，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再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话语，揭示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小说也成为最为盛行的小说类别。现实主义文学倡导小说作品要力图建构出符合当时社会现状的典型环境，并积极塑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种创作规范不仅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小说创作中成为既定的常规，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阶段的十七年文学中也呈现出进一步的延伸，直至新时期文学开启之前。而在萧红初登文坛之时，其在战争背景下现实主义的小说创作中就已经展现出善于渲染气氛与营造环境的优长之处。《王阿嫂的死》对王阿嫂下葬当夜凄凉氛围的渲染，《看风筝》结尾对刘成被捕后天空中飘满风筝场景的描摹，以及《清晨的马路上》对清早街边底层百姓生活环境的营造，都能体现出萧红小说创作初期处于萌芽阶段的抒情趋向。
文学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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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2022年10月初，大型文献话剧《抗战中的文艺》热映，这部话剧对1931年至1945年的抗战文坛加以艺术性地还原，其中就包括1935年发表抗战名篇《生死场》的作家萧红。通过对萧红所有作品进行细读之后，可以看出，萧红一生向往自由与爱，但萧红的人生追寻在血与火的战争时代中注定是无法实现的。
萧红早年曾以出走的方式对抗家庭的压制，以期实现人生的自由，而战争的来临总使萧红被动地流亡。寂寞而少爱的童年和残酷的战争让萧红极度缺乏安全感，不断向外寻求爱和温暖，但萧红的每一段感情生活都是基于生存困境下的被迫选择，萧红在感情中总是反复体验被抛弃的创伤，并且这些创伤的形成多与战争直接相关。战争期间自由和安全感的不可得，促使萧红将文学事业视为生命，坚守独立的作家身份和自由的写作空间，但也由此承受着从主流话语中心退至边缘地带所带来的寂寞。萧红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没有随即改变旧有的创作模式去直接遵照抗战文艺的相应规范，而是理性清醒地对战时社会世相进行审视与反思，从国民性批判这一根本的创作路径出发，思考战火中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萧红在深刻揭露国民性的同时对笔下人物也投以最大限度的体谅，前期居高临下的创作立场也转向作为底层而写作，从而达到了“大的慈悲，大的自由”的创作境界。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