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狂人”的建构与消解
一 回忆的真实与虚构：狂人的自我建构
虽然“我们常常争论小说中的‘狂人’是不是一个疯子的问题”④，但并不影响我们把狂人理解成一个反封建战士，一个具有启蒙精神的时代先锋。谁也不会想到，傅斯年在《一段疯话》中对“狂人”的赞词，后来竟然变成了学界阐释《狂人日记》的金科玉律，尽管傅斯年的话并非源自于对《狂人日记》的研究，但后来学界对狂人的建构却由此拉开了帷幕。
狂人作为一个清醒者，在此后的论说中反复出现，杨邨人①就持这以观点，周楞伽②则以感同身受的过来人身份现身说法，在表明自己不是发疯的“狂人”的同时，侧面证明了狂人作为清醒的社会批判者的角色。这些言说其实也算延续了傅斯年的观点。
在《中国鲁迅学通史》一书中，张梦阳提到，对狂人的形象问题概括起来一共有三种说法：狂人说、战士说、寄寓说。狂人说和战士说在诸多研究者的论文中并非是泾渭分明的，在论述狂人是战士的时候，也认可他患有癫狂症，尚且不做深入地剖析，试想战士和狂人同属于人之一体，岂不是很矛盾！
1961 年张恩和对许钦文在《<呐喊>分析》③中将狂人看做反封建斗士的观点作了否定，从鲁迅写作《狂人日记》时的创作过程、社会情况等角度，探讨鲁迅是如何将自己的思想寄寓到狂人的日记中，得出了“狂人并不是什么清醒的反封建斗士，也不是什么发了狂的时代先觉，他完全是一个普通人”④的结论。
在狂人、战士、普通人之间，学界似乎并没有达成一致。卜林扉一面认为狂人确实发了狂，一面又认可他是反封建战士，可谓面面俱到地讨论了狂人的形象⑤。事实上，一直到 1980 年代初，狂人的形象仍是学界议论的焦点，并且难下定论，这种局面其实与学界对五四时代的精神理解，以及知识分子的启蒙认知与研究者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正如姜树所追问的：“如果把狂人视为真狂的话，那么，五四时期的时代精神怎样体现？作者的写作目的又是怎样理解？狂人这一独特的形象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和价值？”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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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看与被看的压迫：狂人身份的隐遁
《狂人日记》中并没有提到狂人究竟是如何发狂，但社会普遍认可狂人发狂是因为受到社会迫害，“鲁迅的狂人也是三十多岁时看透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黑暗面，他被社会迫害而致疯，但那种对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极端反感的意识，即使在发狂之后也深烙在病态心理的言行之中，并不时喷发出来。”①日记只记载狂人发狂后的精神状态，内容的真实准确性均有待商榷，更何况想从日记中推测他受到怎样的迫害。如果因为与生活中旧思想背道而驰，受到礼教维护者的歧视和迫害，按照狂人是一个清醒的反封建战士的说法，有变革、破除旧礼教的愿望，那么值得怀疑的是，他的意志力为何如此薄弱？他的任务本该是传递新思想，破除旧道德，结果却是自己疯掉了，病愈后走上候补之路，这不是赤裸裸的讽刺吗？愈是论证他的战士形象，越是加深对他的讽刺。所以必须清楚一点，当我们把狂人建构成一个战士或者启蒙思想家的时候，必须要意识到，他的言行都是发生在病理性发狂这个前提下。夸耀狂人是个大智若愚的战士，具有革命启蒙意义，无异于是在给一个正常人灌输一个笑料。谈到这里，有人肯定会辩护说，这不正好表明了封建势力极其顽固，逼疯残害青年吗？如果狂人真的有坚定而且明确的反封建思想，试图逃脱家庭制度礼教之害，何至于被赵家的狗盯了两眼、上街听到妇女训斥孩子后就觉得自己要被吃掉，一个真正的勇士，更应该直面淋漓的鲜血，无惧任何惨淡的人生。革命尚未成功，自己疯掉了，为狂人贴上勇士标签的行为都只会显示出时人的精神错乱。
再来看看《狂人日记》的开篇，狂人时刻被暴露在看与被看的模式之下，被赵家的狗看了两眼后，他很释然地觉得自己怕得有理，为自己找到可以“正大光明”怕的依据。但纵观狂人记录的日记，他并没有因“怕得有理”而减轻病症，反倒是越来越严重。试想，如果一个心智正常的人被无端围观，很难不怀疑自己是个异类吧，更何况本来就患有被迫害妄想症的狂人，在被看的情况下精神更难以稳定，于是自然而然形成了狂人越表现奇怪越被围观，越被围观越觉得周围人之可怕的看客怪圈，这何尝不是对狂人的一种隐形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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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倔强的启蒙言说
一 启蒙言说与时代性
何为启蒙？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谈到：“启蒙就是人从他咎由自取的受监护状态走出。”①也就是说启蒙是在他人的引导下走出蒙昧的一种状态，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的确感受到了蒙昧的压迫，也觉察到启蒙的重要性，深知若要肃清思想余毒，必须先从民众的内心深处动摇那面牢固的传统思想大旗，才能拖拽整个民族步入思想现代化的轨道。当他们不止一次地目睹和经历政治革命后，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力认识便又更为深刻，想要谋求改变的决心也更坚定。
但当面对社会变革时，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也存在焦虑和惶恐，“最明显的，只要我们考察一下杰出文人的生活和工作，就不难发现在民族主义和文化批判之间存在的矛盾。”②到底是通过反帝以救国，还是通过反封建启迪蒙昧？那些受过近代教育的知识分子们，想在此二难之间做抉择尤为艰难。和亿万同胞一样，他们希望中国独立富强，但又不同于纯粹的爱国革命家，不会为中国的旧传统歌功颂德，相反，他们一再提醒人们警惕传统的重负，号召人们脱离对官僚体制的认可和顺从。
然而这一切并非能简单推进，仅凭知识分子薄弱的力量，想要撼动根深蒂固的大树实在太难。鲁迅也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灰，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到以为对得起他们么？”①对这种在于将来的希望，鲁迅也是怕的。禁锢许久的思想，突然要被打破并掺入新的元素，这不是一件易事，更何况要去判定它未来的走向。
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思想解放有着急切的心理，迫切地想从奴役中得到解放，并为改造自身的奴性作斗争，这种奴性源于下对上的无条件服从，所以中国在二十世纪兴起的启蒙运动，意味着“背叛”，反抗者试图砸碎几千年来的封建纲常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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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启蒙定性的反思
在启蒙框架下，狂人成了揭露吃人丑态的先驱。“狂人被认为是‘真的人’，不仅是因为他看清楚了人生真相的理性深度，而且对这人生真相的认知还来自于他从童年一直到成人的生命感性体验。童年经验的再一次被勾起，使得狂人对‘礼教吃人’的认知建立在理性与感性相融合的状态，这就是现代的、活在当下的‘真的人’。”②徐仲佳、张静跳过了讨论他是否真的是发狂的狂人，是否是战士，而定性为“第三种”人——真的人。
日记中，狂人质问大哥时，说道：“大哥，大约当初野蛮的人，都吃过一点人。后来因为心思不同，有的人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变了人，变了真的人。”③从狂人的表述中，真的人是与当初野蛮人相对而生的一个概念，最大的变化是一心向好，不吃人。包括鲁迅也多次谈到要做“真的人”。但对于日记中的狂人——一个患有被迫害妄想症的病人，贯之以“真的人”的身份，岂不直接认可他是觉醒的战士吗？很显然，这种论述又回到原始状态。丸尾常喜则把“真的人”与自身的羞耻对应起来④，而言下之意也无非是恢复“羞耻”之后变成一个启蒙者。对启蒙思想的执著，使得诸多论者虽然明显意识到“《狂人日记》的视点来自觉醒者但同时也是处在精神异常状态的狂人”⑤，但仍然不顾觉醒者与精神异常状态之间的裂缝，人为去缝补一件漏洞百出的袈裟。
此外，徐仲佳、张静还讨论了鲁迅如何对待孩子的问题，认为鲁迅对孩子寄予了无限同情与希望，以此来回应文末“救救孩子”的呼喊，省略号的背后是鲁迅先生对韧性战斗的希望，即便所有的孩子都吃过人，启蒙的工作也必须要进行，救孩子是启蒙工作的重要一环。这样的结论回答了两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救救孩子”是救孩子于吃人者之口还是救救孩子不去吃人。但值得怀疑的是，如前所述，礼教的教化早已深入人心，荼毒了一代又一代的孩子，那么狂人又是怎样幸免于难进而揭穿封建制度吃人谎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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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从社会启蒙到家族反抗...............................34
一 对家庭伦理观的反抗...........................................34
二“反封建”言说及其局限性............................................38
余论 被建构的文学经典..........................................48
第三章 从社会启蒙到家族反抗
一 对家庭伦理观的反抗
在《孤独者》中有一段这样描写魏连殳的话：常说家庭应该破坏，一领薪水却立即寄给他的祖母，一日也不拖延。鲁迅笔下描写了很多口头上大肆宣扬某种理论，实际行动却和自己理论相悖的人。打破家庭等级秩序、反抗家庭似乎是新潮知识分子倡导的，但与现实状况确有脱节之处。正如在《端午节》中，方玄绰在北京首善学校的讲堂上讲道：
“现在社会上时髦的都通行骂官僚，而学生骂得尤为利害。然而官僚并不是天生的特别种族，就是平民变就的。现在学生出身的官僚就不少，和老官僚有什么两样呢？‘易地则皆然’，思想言论举动丰彩都没有什么区别”②
毕竟他自己也兼做官僚，这样讲似乎在为自己辩解，骂的厉害，却又心甘情愿地成为其中一员，言行始终难统一。回到鲁迅自身，家庭是否真的存在“弊害”，家庭伦理观是否需要反抗，其实从鲁迅在现实中的做法便可观测一二。
母亲和朱安，两个应该归为“传统”领域的女人。鲁迅对母亲是孝顺的，母亲对他的影响自然很大，他曾多次说过，母亲是自己的启蒙老师。他和朱安之间并没有夫妻之实，却又听从母亲的话，一直没有取消这门婚约，鲁迅不承认朱安是自己的妻子，但认可她是母亲的媳妇，并从物资上赡养她。当鲁迅在对友人说这些话时，“鲁迅也是半个阿 Q，是自欺欺人的半个……”③出于孝顺，他克己复礼守着朱安，甘愿被旧文化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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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
被建构的文学经典当我们今天大张旗鼓突出《狂人日记》如何伟大的时候，事实上忽略了这是一部被建构起来的“经典”，要知道，《狂人日记》发表后到 1949 年这几十年里，这部小说几乎很少被人谈起，反倒是《阿 Q 正传》这样的小说被经常评论。这里面，究竟是被当时的知识界忽视，还是因为这篇小说确实不值得像百年后的今天这样去发掘它的微言大义？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深思的。
李长之在《鲁迅批判》中写道：“失败的作品不一定是最坏的作品。正相反，它有些坏处，却又有些好处。艺术得要求完整，这类作品却是必不能完整的，所以称之为失败之作。”①当然，李长之是肯定《狂人日记》的，认为内容写得极好，但在技巧上缺少结构。对鲁迅来说，《狂人日记》并不是他的一篇好小说，这一点，鲁迅自己也说：“我惭愧我的少年之作……这真好像是‘乳犊不怕虎’，乱攻一通，虽然无谋，但自有天真存在。”
早于李长之表达观点的成仿吾在《<呐喊>评论》中写道：“……我们最要注意环境与国民性，我们的作者可惜没有注意到这些地方，颠倒尽把他的典型写成abnormal 的 morbid 的人物去了。这许是他所学过的医学害了他的地方，是自然主义害了他的地方，也是我所最为作者遗恨的。”③成仿吾认为《狂人日记》是一篇平凡的作品，并且对于“呐喊”来说太重于描写，没有将表现的手段发挥出来。
竹内好在《鲁迅》提到：“鲁迅不是所谓的思想家，把鲁迅的思想作为客体抽取出来是很难的。”④竹内好不赞成中国文学研究从作品中抽取提炼思想的做法。李长之否认将鲁迅简单视作思想家：“鲁迅在思想上，不够一个思想家，他在思想上，只是一个战士，对旧制度旧文明施以猛烈抨击的战士。”⑤在李长之看来，鲁迅的思想没有清晰的系统，鲁迅也不具备思想家理论建设的能力。这样的评论一出，自然会遭到很多反对的声音，包括李长之本人也因《鲁迅批判》一书而遭罪，但这本受到过鲁迅亲自批阅的评论专著，却是鲁迅研究领域引文率很高的专著之一，在今天的鲁迅研究界人们逐渐认清和肯定了它的价值。对于李长之的批评观点，温儒敏曾解释过：“李长之的特色不在说明价值与意义，而在突出作家的人格和风格，在于引导对某种生命状态的体验。”⑥或许，学界应该恪守一个准则：“中国文学只有不把鲁迅偶像化，而是破除对鲁迅的偶像化、自己否定鲁迅的象征，那么就必然能从鲁迅自身中产生出无限的、崭新的自我。”①当然，鲁迅精神和鲁迅思想是必须得到肯定的，但就《狂人日记》而言，它的经典性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