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老舍作品波译承载着沉重的文化信息传递任务。一方面，译者注重译本的忠实性，翻译过程中多采用异化的方法，兼用少量的归化法，忽视了译本的可读性。另一方面，由于语言功能的不对等和译者的双向文化能力限制，译著中出现了大量的语言文化的流失和变形现象，影响了目标语读者接受。
第一章 老舍作品在波兰的翻译
一、 中国文化的引介阶段：《赵子曰》与《骆驼祥子》
20 世纪 40 年代中，二战结束，波兰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饱受战争之苦的波兰人民内心支持帮助他们赢得解放的苏联红军，但思想上尚未做好接受社会主义制度的准备。1946 到 1949 年是波兰恢复战争造成的破坏而制定的“三年计划”时期，波兰国内文学环境错综复杂，新文学的确立是学界首要关注的议题。文学方面的“三年改造”包括在《熔炉》杂志上长达四年的关于文学创作中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以及“知识分子清算文学”的兴起。虽然这一时期波兰学界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但避免把文学作为政治传声筒的观点得到学界一致认同，去政治化、反对形式主义等创作原则在作家、批评家中拥有广泛基础，“反映民族、社会生活的最本质特征的文学”①受到欢迎。
（一）《赵子曰》：开端意义与文化信息传递
百废待兴之时，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了解十分有限的波兰学界，在世界“老舍热”的激发下，对经历过相同民族命运的中国的文学充满好奇。这时，《赵子曰》这部反映变革时期普通青年人状态的“去政治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被呈现到了波兰读者眼前，成为波兰读者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的第一扇窗口。
波兰第一位主动译介老舍作品的是汉学家夏伯龙(Witold Jabłoński,1901-1957)。1948 年，他翻译的《赵子曰》在书籍与知识出版社（Książki i Wiedza）出版，成为第一部波译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文学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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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意识形态疏离阶段：《离婚》与《大悲寺外》
20 世纪 50 年代末，中苏关系逆转，中波关系随之冷却，国家层面的文化交往几乎全面中断。然而，波兰学界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活动并未因为官方交往的中断而停滞。相较两国外交“蜜月期”，波兰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数量整体上略有减少，老舍的作品却迎来译介高潮。其原因有二。
一方面，第二次世界“老舍热”的推动下，老舍作品的审美性和艺术价值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探讨。“老舍学”第二次热潮发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到 60 年代末。50 年代，新中国政权逐渐巩固，与许多国家的邦交关系日渐正常化。1966 年 8 月 24 日，老舍自沉于太平湖，次年 3 月，世界上第一篇公开悼念老舍的文章——《蟋蟀葫芦》在日本面世，其自杀的消息开始在世界范围内不胫而走。日本、苏联等国涌现出一批追忆老舍本人的文章，掀起了第二次域外“老舍热”。波兰等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受苏联的影响，开始将译介的目光投向老舍。
另一方面，1954 年，波兰文坛兴起“解冻文学”热潮，1956 年“波兹南事件”爆发。政治的动乱局面为波兰文学的百花齐放提供了可能性，各类文学流派竞相出现。文学的审美价值突破政治约束，开始对译介活动产生影响，但瞬息万变的政治局面仍然让谨慎的译者小心翼翼。因此，远离政治，契合波兰语境的作品还是译者的首选。老舍作品既远离政治，又极具文学价值，因而得到译者的青睐。1964 到 1965 年，波兰出版了两部老舍创作成熟时期的小说集，包括《离婚》（Rozwód）、《大悲寺外》（W Cieniu Świątyni Wielkiego Miłosierdzia）、《柳家大院》（Nasze Podwórko）、《开市大吉》（Dobry Interes）、《歪毛儿》（Przyjaciel z Dzieciństwa）、《眼镜》（Okulary）、《断魂枪》（Śmiercionośna Włócznia）等 7 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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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老舍作品在波兰的研究
一、 老舍作品在波兰的研究环境与译介者
波兰汉学研究开始于 17 世纪，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波兰现代汉学起步 1919年，布·雷赫特尔在华沙大学建立远东室，但波兰现代汉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 1932 年，以扬·雅沃尔斯基在华沙大学成立东方学院为标志。二战后，东方学院设立汉语教研室，培养了大批汉学人才，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译者和研究者多为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在此成长起来的汉学家。
（一）老舍作品在波兰的研究环境变迁
文学批评和其他一切艺术创作及学术研究一样，很大程度受到接受环境的影响。不同接受环境造就不同的研究成果，不同的历史语境和时代背景决定文学接受的不同命运。中波相似的民族命运、意识形态背景，为两国文学的相互接受创造了良好基础，但两国各个时期具体的历史语境又造成了文学接受环境的不同。
总体上，老舍作品在波兰的接受环境呈现出三个特点：（1）相似的文学传统积淀为波兰读者接受中国现当代文学奠定基础；（2）20 世纪中期，相似的民族命运和意识形态创造了中波两国相似的文学接受环境；（3）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由于西方文学话语介入，波兰国家意识形态转变，老舍作品在波兰的接受环境逆转。
波兰位于欧洲东北部，地理位置特殊，饱受异族侵略和压迫，经历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反侵略、争独立战争。正如鲁迅所言：“满清宰华，汉民受制，中国境遇，颇类波兰，读其诗歌，即易于心心相印”①。中国和波兰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是受侵略国家，经历了相似的民族命运，战后又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积淀了相似的文学传统，读者更容易理解彼此的文学。
外部的政治、外交环境始终作为文学创作和接受大背景，很大程度上牵制着文学的接受，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波兰的接受环境随着两国外交关系、意识形态、历史语境的不同而处于变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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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老舍作品在波兰的研究历史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茶馆》被翻译为波兰语，成为截至今日最后一部波译老舍作品。以此为时间界点，笔者将波兰的老舍研究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加以介绍。当然，这样的划分是基于老舍作品的翻译活动，并不是基于对波兰老舍研究走向。
（一）前期波兰老舍研究
前期波兰老舍的研究与其老舍翻译一样，起步早，质量高，研究较深入。夏伯龙在翻译老舍作品前，已经在其波语专著《中国文学三千年》（Antologa Literatury Chińskiej）中对闻名中国的老舍作了与中国国内同样高的评价与定位，并在波译本《赵子曰》序言中强调了老舍小说的地域性特征，和小说人物的身份特征，认为老舍是创作了“十几部讲述故乡生活的小说家……他向我们展示了北京从车夫到知识分子的所有社会阶层”②。此外，早期波兰的老舍研究者还有日比格涅夫·斯乌普斯基、塔杜什·兹比科斯基和特蕾莎·雷霍夫斯卡等。其中塔杜什和特蕾莎兼有老舍作品的译介者和专门研究者双重身份。他们本着对老舍本人及其作品的热爱，为老舍波译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中，笔者将以日比格涅夫·斯乌普斯基的老舍研究作为早期的重要代表予以详细介绍。
早在 50 年代，波兰的老舍研究者已经意识到，虽然学界对老舍戏剧的关注度远高于小说，但其小说创作才促使他成为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重要作家之一，学界却没有对老舍小说的专门研究，世界范围内都没有任何关于老舍小说创作的整体性研究专著，成为当时老舍研究中的一大缺陷。波兰日比格涅夫·斯乌普斯基（1934-2020）1966 年出版的《一位现代中国作家的历程——老舍小说分析，附传记及书目》（The Evolution of a Modern Chinese Writer: An Analysis of Lao She's Fiction with Biographical and Bibliographical Appendices）（后简称《老舍小说分析》）正弥补了这一缺失，使得世界老舍研究迈出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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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老舍作品波译的反思与启示 ............................ 34
一 老舍作品波译策略与读者接受....................................34
（一） 翻译中归化、异化与读者接受.................................39
（二） 翻译中流失、变形与读者接受.....................39
结论 ............................ 48
一 研究发现........................................ 48
二 研究不足及展望.................................. 49
第三章 老舍作品波译反思与启示
一、 老舍作品波译策略与读者接受
世界各地语言的多样性一方面使得世界文化多元丰富，另一方面又在人类之间构筑起一座巴别塔，成为不同语言之间沟通的障碍。文学翻译作为一种有效工具，为读者构建了解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学作品的桥梁。文学翻译，即狭义的翻译是用目地语传递源语所表达的形式及内容。其主要目的是可靠地反映原著的文学价值和艺术魅力。然而，翻译实践一再告诫我们，翻译不可能做到百分百还原原著，形式和内容也往往无法完全兼顾。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取的翻译策略，对于原著信息的传递和译作可读性的取舍成为文学传播能否成功的关键。本节将以波兰最早译介的老舍作品：《赵子曰》和《骆驼祥子》为例，分析老舍波译策略对其读者接受的影响。
（一） 翻译中归化、异化策略与读者接受
1995 年，美籍意大利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其《翻译的隐形：翻译之历史》（The Translation'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提 出 “ 异 化 法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 和 “ 归 化 法 ”(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用以描述翻译行为。劳伦斯实际上是呼应德国解释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1831 年在其论翻译的不同方法讲座（On the Different Ways of Translation）中提到的两种翻译策略：“一种是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①。施莱尔马赫的说法首次突破翻译策略中直译和意译的界限。继而劳伦斯将“读者接近作者”的方法称为“异化法”，“作者去接近读者”的翻译方法称为“归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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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一、 研究发现
老舍作为第一位被波兰主动译介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其波译活动贯穿了整个1940-1990 年代，距今已有 70 多年的历史。老舍作品波译虽然一定程度上受到意识形态和两国外交关系的影响，成就依然非常突出，译本的数量、质量都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波译中名列前茅。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其很多经久不衰的作品，如《赵子曰》《骆驼祥子》《茶馆》《猫城记》《月牙儿》《离婚》《断魂枪》等，都被波兰主动译介，转化为波兰文学自我审视、发展和创造的动力与资源，并带动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其中《赵子曰》更是成为波兰译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开山之作。同时，老舍作品波译过程中涌现出大量杰出中波文学译者和研究者。他们大多为华沙大学和雅盖隆大学汉学专业的师生，如夏伯龙、奥尔吉耶德·伏伊塔谢维奇、博雷斯瓦夫·米加、塔杜什·兹比科夫斯基、特蕾莎·雷霍夫斯卡等，为老舍乃至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波兰的传播作出重大贡献。
波兰拥有比较漫长的老舍研究历史。将其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可见，前期波兰老舍研究数量不多，但研究成果质量高，以日比格涅夫·斯乌普斯基的老舍研究最为突出。后期研究数量有所增加，但整体研究质量有所下滑，研究较零散，未出现研究专著、博士论文等深入的研究成果。波兰后期研究对《猫城记》《茶馆》等老舍作品比较感兴趣，研究兴趣与结论非常值得中国学界关注。
老舍作品波译承载着沉重的文化信息传递任务。一方面，译者注重译本的忠实性，翻译过程中多采用异化的方法，兼用少量的归化法，忽视了译本的可读性。另一方面，由于语言功能的不对等和译者的双向文化能力限制，译著中出现了大量的语言文化的流失和变形现象，影响了目标语读者接受。就此，笔者认为，老舍作品的波译活动对于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