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寻根小说寓言化书写的景观
1.1 中西文化杂糅下的民族精神文化寓言
20 世纪 80 年代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全面转折的时代，也是中国全面改革开放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重要时期，中华民族至此迎来了自五四以来的第二次与西方对话交流的机会，同时也面对着极大的挑战。在经历了十多年的破坏与摧毁之后，步入新时期的中国百废待兴，经济的改革开放、政治的拨乱反正同样也要求文学领域重建新的秩序。伤痕、反思到改革文学在对过去历史进行否定性的批判之后，中国文学又面临着“向何处走”的问题。而当西方文化以及现代主义大潮席卷而来之时，这种民族文化焦虑达到了一个巅峰，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何以立足于世界，当代文学如何自立于世界文艺的长廊，是那一代所有知识分子都需要思考的事情。1982 年马尔克斯一举拿下诺奖，让中国作家们看到了第三世界国家文学进入西方主流视野的希望，他们自觉担起了文学复兴的重任，把目光转向本民族的文化资源，“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56寻根文学是作家们在全球化语境中采取的一种文化策略，是在西方文学的“他者”比对下，以民族精神文化为主体进行的文学想象。
1.1.1 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
韩少功作为寻根文学的旗帜人物，其创作的中篇小说《爸爸爸》一经发表便引来各方评论家的关注，基亮、吴慧颖、李庆西、陈思和等评论家相继对小说进行了高度的评价，随着寻根文学的逐渐升温，对这部作品的研究文章也层出不穷。小说主要讲述了鸡头寨部落的存在与消亡，以及寨民们的命运变迁。由于气候变化收成不好导致寨里粮食短缺，人们求神问道后灾厄依旧存在，于是听从巫师的建议决定炸掉鸡头峰，与鸡尾寨生嫌隙而决一死战，死伤惨重，只余一些青壮男女留下来繁衍香火迁入深山，一个寨落也就此消失。《爸爸爸》凭借其象征性的人物描写，诡异神秘的巫楚文化景观，寓言化的叙事手法对民族文化心理进行深度挖掘，揭露了传统文化的保守闭塞对国民性的戕害，表达了作家对民族国家命运前途与中国文化发展出路的批判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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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城市文明冲击下的乡村想象寓言
1.2.1 执着坚守：乡村挽歌与乡土焦虑
80 年代的寻根文学作品中，一直有一种“回归自然”的书写倾向，这里的自然也常常表现为不同地域文化空间的建构，如贾平凹的陕西商州、莫言的山东高密东北乡、李锐的山西吕梁山，而李杭育在他的小说系列中也虚构了一个寻根地理座标——葛川江。葛川江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同时也是一种整体象征。葛川江构成一个隐喻的环境，在作家笔下具有了鲜活的生命，并与人的命运紧密相连，正如王蒙在为李杭育作序时所说，“葛川江的性格培育了她的孩子们——居住在她的江面上与两岸的人们的性格。”74李杭育一直在思考中国乡土文明的命运，并试图通过寻找乡土文明的根脉来把握社会发展的轨迹，他对现代文明也给予了深刻的反思，并把这种反思寄寓在他的乡土寓言小说中。
在葛川江系列寓言化创作中，李杭育寄托了他对乡村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的深入思考。李杭育对乡土乡情是充满着眷恋与不舍的，他的寓言化小说常带有一种挽歌的情调。李杭育精心地描绘了一个淳朴恬淡、单纯美丽的葛川江世界，充满热情地描写江上人家的生存状态、民风习俗、情爱愁苦，并常常带有淡淡的感伤情绪。如《最后一个渔佬儿》中坚持用背时的滚钩钓鱼的最后一个渔佬儿福奎、《沙灶遗风》中唯一的画屋师爹耀鑫、《珊瑚沙的弄潮儿》以死捍卫弄潮传统的老头，甚至也包括《土地与神》中的关木娘，他们身上带有浓厚的“古风遗迹”，是葛川江上古老、陈旧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象征。经济发展带来的现代科学和技术手段，改变了传统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承包鱼塘、造二层洋楼、建青年活动中心等为乡村带来新的冲击，滚钩与画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于是福奎们成为了“最后一个”。他们是背时的象征，也是连接新与旧、现在与过去的链条，处于传统与现代的交接路口，他们的命运遭际也是社会转折时期的乡村缩影，作家对其给予了浓浓的怜惜与叹惋，体现出对古老乡村前途命运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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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寻根小说寓言化的叙事策略
2.1 神秘氛围的营造
2.1.1 时空背景抽象化
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寓言化叙事为了突出小说的普遍性和哲理性，往往会舍弃对时空背景的具体化表现，以虚化、抽象化的形式使小说摆脱时空的局限而具有永恒的审美价值。
寻根作家对时间的处理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形式。其一，是将时间空置，不涉及具体的时间，如《小鲍庄》、《命若琴弦》、《黄烟》、《爸爸爸》等小说。虽然《黄烟》中没有对时间的详细表述，但告诉我们“他们似乎在这里祈祷了许多年，祖祖辈辈都没有错过这个时辰”99，也就是说时间在这里已经不再是线性的纵向的推进，反而因这种模糊的不确定性而停滞下来，对故事不造成任何的影响，因此也就摆脱了时代的限制，为故事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其二是设置背景时间。比如《棋王》的发生背景是知青上山下乡，《红高粱》的背景是抗日战争，《神鞭》是清末民初的义和团运动，故事的发生背景都选在了中国比较动荡的历史时期，但又不是完全的复述历史。历史时间在这里更多是作为一种要素存在，是人物的生存环境，作家创作的不是一部简单的社会历史记录，而是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品格的画卷。在这里，时间背景并不能完全左右人物的行为，也不能制约他们的思想，这与《创业史》《三里湾》等作品由历史事件决定人物的行为并在五六十年代的合作化大潮中表现两条道路斗争的写法不同，寻根作家更加关注到的是时代背景下的有自主意识的人。无论是避世专心棋艺的王一生，断发转而学枪的傻二，还是自立为王扛起反日大旗的土匪余占鳌，作品侧重描写的不再是宏大的历史进程、枯燥的政治理念，而是瞄准了时代背景下的个体生命和文化民族，突出表现的是历史和社会进程中的民族性格、人性展现和生命欲望主题，超越了对现实生活的直接反映和时间局限，具有永恒和象征的意味。其三，是时间错乱。《红高粱》以人称的变换完成了时间顺序的错乱，“我爷爷”“我奶奶”的叙事方式打乱了线性时间顺序，过去现在和将来在作家的叙述中杂糅到一起，现在的叙事又总是被过去和将来隔断，比如：“父亲就这样奔向了耸立在故乡通红的高粱地里属于他的那块无字的青石墓碑。他的坟头上已经枯草瑟瑟，曾经有一个光屁股的男孩牵着一只雪白的山羊来到这里……”100这里的时间一会是将来，一会是现在，一会又回到过去，全知全能的第一人称“我”就这样摆脱了时间的掌控，随性而自然地拓展了小说的意义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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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象征意象的使用
要使小说能在表层故事下隐藏进第二层真实意图，必须倚重寓言重要的叙事特征即隐曲性，在小说叙事中则具体表现为意象的使用。意象，在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中被广泛使用，主要特征就是“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旨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106。在中国文论家看来，意象就是通过一个物象表达潜在意义的艺术审美形式，是主观意义和客观物象的综合。寓言化小说常常运用隐喻、象征等手法表现主题思想，这种间接的叙事方式，使得寓言化小说呈现出委婉、含蓄的审美特征。本节即以意象和象征手法为论述重点，着重分析寻根小说中的动物意象和水的意象。
2.2.1 动物意象
寻根小说中经常出现各种动物，既有天上的飞禽，如老鹳（《商州再录》）、红嘴鸦（《锄禾》）、凤凰（《爸爸爸》）、石龙（《老井》），又有地上的家畜，有狗（《红高粱》《远村》《爸爸爸》《二龙戏珠》）、羊（《青石涧》）、牛（《看山》《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马（《老马》《黑骏马》），此外还有一些野物，如狼（《老井》《远村》《金洞》《莽岭一条沟》）和狐狸（《老井》《周武寨》）等。这些动物意象中以狗和狼最为典型。
（一）狗
狗是寻根作家笔下出现比较多的一种意象，在莫言、贾平凹、韩少功、李锐等人的作品中比比皆是，它们有时作为人性的映照，有时成为文化的象征，承载着多种象征含义。莫言就是一个十分偏爱写狗的作家，无论是《红高粱》里吃人的疯狗，还是《白狗秋千架》里的温顺老白狗，《生死疲劳》中西门闹的转世杂种狗，狗的意象具有着多重的意义和深刻的内涵，对主题寓意的表现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文学论文参考
第 3 章 寻根小说寓言化叙事的生成和得失..........................47
3.1 寻根小说寓言化叙事的生成.............................47
3.2 寻根小说寓言化叙事的意义...................................51
3.3 寻根小说寓言化叙事的缺失...............................53
结语................................... 55
第 3 章 寻根小说寓言化叙事的生成和得失
3.1 寻根小说寓言化叙事的生成
3.1.1 西方现代派手法和拉美文学的影响
新时期文学终于脱离了文革的封闭和桎梏后，进入到全面开放、探索现代化的思想大解放的时期，开始大量引入西方现代艺术思潮，对外国文学理论和文本的译介层出不穷，作家们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现代艺术方法，无论是象征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意象派、表现主义、意识流手法，还是乔伊斯、伍尔夫、卡夫卡、福克纳、海明威、马尔克斯寓言式的作品，都成为作家们爱不释手的文化养料。象征、荒诞、魔幻、隐喻等手法争先恐后进入到作家的创作视野，王蒙、茹志鹃、高行健、李陀等人更是率先开始了对“现代派”的模仿创作，引发了一股“现代派”的论争热潮。尽管他们的创作并不成功，还带有浓厚的模仿痕迹，但这场论争无疑为当时的文坛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带来了艺术观念的更新，利于解放思想，拓宽视野，为寻根文学的寓言化提供了写作方法上的指导。而由于作家们创作追求的超前性和中国的文学语境存在差距，于是影响难以持续陷入低谷，作家们随即改变了方向，把目光转向了本土文化，在挖掘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与西方现代手法相结合，催生出寻根文学及其寓言化叙事。寻根文学寓言化恰恰就是中西文化碰撞出的火花，是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实现民族文学现代化的策略。
作家们目光发生转向的另一个契机就是拉美文学的爆炸和魔幻现实主义创作的影响，大大促进了对民族自身的发现。正如凌宇所说：“与其说上述作品只是表现为对魔幻现实主义表现技巧的模仿和借鉴，毋宁说魔幻现实主义促进了作家对自己民族文化——文学传统潜在优势的发现与自觉，并滋生出对民族文化背景和东方哲学意识的渴望，力图在此基础上，以平等的地位与世界文学对话。”115拉美文学的爆炸激发了中国作家对西方现代化渴望又抵触的矛盾心理，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新审视自身，表现出一种民族主义情绪，而马尔克斯《百年孤独》获得诺奖更是让中国作家们看到了第三世界国家民族崛起的希望，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从魔幻现实主义的成功中获得启示，着力挖掘中国本土文化的传奇、神秘和神鬼传说，寻找本民族立身之“根”，形成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优势，唯有如此才能使民族文化“枝繁叶茂”。寓言化叙事便是这样顺应时代需求而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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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寻根作家们是怀着对民族文学的期盼和对文化之根的深思来进行创作的，他们的目光始终聚焦着我们的民族性格、传统文化、城乡文明，始终关注着时代转折时期人的思想意识和存在观念。作家进行寓言化的文学创新，是因为他们期待能够通过发掘本土文化资源，找到中国文化的发展之路，并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事实上，他们也的确为当代文学的发展奏响了崭新的乐章。
寓言化小说通过对传统现实主义的突破和一系列象征意象，带来陌生化的审美效果，在真假难辨的神秘氛围中启发人们对现实进行深入思考。在寻根作家的寓言化小说中，既有瑰丽传奇的神话，有错位颠倒的时空，也有诡异神秘的梦境。作家们更是通过塑造诸多浪漫夸张的寓言形象，并借助圆形、循环、双线等多样化的叙事模式，讲述了一个个异彩纷呈的中国故事，增强了读者的新奇感，并使其享受到阅读的快乐。而在看似荒诞的寓言背后，寄寓着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深沉内敛的理性之核，蕴含了他们对时代社会的批判和民族之根的呼唤，在文学的时空中留下了代代回响。
寻根小说的寓言化叙事打开了当代小说寓言化创作的局面，与稍晚一些出现的先锋小说一同掀起了九十年代新历史小说乃至新世纪小说寓言化的创作热潮，开拓了文学的表现空间。自九十年代以来，我们看到了诸如阿来的《尘埃落定》、格非的《人面桃花》、李佩甫的《羊的门》、阎连科《日光流年》、李洱《花腔》、东西《后悔录》等等非常优秀的寓言化小说，这些作品的出现为当代文坛带来了鲜活的生机，构成了一幅幅寓意丰富的文学画卷。
参考文献（略）